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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日报社原社长黎元江(人大博士生)在监狱完成博士论文答辩

发布时间: 来源:人大经济论坛
消息来源:http://news.ycwb.com/2012-12/15/content_4165325.htm
黎元江:铁窗下的博士答辩[url=][/url][url=][/url][url=][/url][url=][/url][url=][/url]
来源:羊城晚报  发表时间:2012-12-15 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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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元江近70万字的博士论文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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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元江近70万字的博士论文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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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四会监狱内举行的博士结业证书颁发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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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结业证书颁发大会上,黎元江与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李景治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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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25日,黎元江伉俪向中山图书馆赠送博士论文手稿,并接受收藏证书,左一为中山图书馆馆长李昭淳,左三为副馆长倪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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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江向中山图书馆赠送四会监狱报《晨光》2009年合订本,左为中山图书馆馆长李昭淳
□黎元江
1
四会监狱内诞生一博士
2007年8月2日,粤西山区一所普通的监狱里,一个简朴却不失庄重的仪式正在举行。这个仪式虽然简朴,却会记入史册,因为它要给广东第一个在监狱中完成博士课程的博士研究生颁发结业证书。这在中国人权史、教育史和监狱史上都是罕见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仪式上,主席台上除了监狱方面和中国人民大学方面的代表外,还有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一位代表(广东图书馆学会秘书长陈卫东)。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位客人呢?原来,除了前面说到的那些代表,除了笔者是当事人,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也是这个有意义的事件中的另一个主角。众所周知,攻读博士学位是要写博士论文的,撰写博士论文需要大量参考书籍。在正常情况下,这不是大问题。可在服刑环境中,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毕竟,再好的监狱图书馆也不会是为攻读博士学位配备的。难题最后能够解决,其实是离不开中山图书馆这个主角的。
2
突然被“双规”,恳请在狱中完成博士论文获人民大学批准
我是“文革”后通过全国统考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的第一批学生,本科和研究生攻读的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1998年,同样经过统考,考取了攻读同一专业博士学位的资格。一年后以不错的成绩完成了基础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进入论文写作阶段。因为工作忙,自己对论文写作的要求又高,因而写作的时间比正常的要长。不料,到2002年,我突然被“双规”,“双规”的时间很长,总共431天。接踵而来的司法诉讼,时间也不短,前前后后延续了1年半。按照国务院学位管理规定,攻读博士学位一般不超过6年。2004年夏天,眼看6年时间就要过去了,漫长的诉讼过程似乎还了了无期,抱着一线希望,我给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写了一封信,恳求延长论文答辩时间。当时,我并没有抱太大希望。没有想到,学校很快就批准了我的请求。这不仅使原来以为不可能的事情变为了可能,更重要的是,它在我人生困难的时刻,给我带来了希望和关怀。
3
高墙内写博士论文,时间紧迫,参考书缺乏
但真要在特殊环境中继续完成博士课程,困难远超想象。博士学历是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普通教育的最高学历,一个人从进小学到取得博士学位,至少需要22年,很多时候可能更长。其间要先获得学士学位、硕士学位或同等学历后才有资格继续攻读。即使在正常情况下,完成这个过程的难度都很大,在大墙里面进行,难度就更大了。别的不说,大墙之内每个服刑人员每天体力劳动、接受教育以及休息的时间都有统一规定,个人能够支配的时间非常有限,而我的任务却是要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写出几十万字的博士论文。时间紧迫、环境特殊、压力巨大,都是不言而喻的困难。不过,最大的困难还是缺乏参考资料。数十万字的论文,光靠大脑记忆肯定是拼凑不出来的。就算有超强的记忆力,就算有天赋异禀,就算可以凭空构思出一篇完整的论文,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直接引文作为论据,论文也不可能通过。总之,一定数量的典籍图书是完成论文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
然而,监狱毕竟不是大学,虽然也有图书馆,也有一定数量的藏书,但因这些藏书主要是供文化不高的阅读对象使用的,可作博士论文写作参考的几乎没有。加上我的论文题目是《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报业跨国化》,专业性比较强,狱内图书馆更加缺乏可供参考的书籍。因此,能否找到足够数量的参考书籍,就成为了我能否如期完成博士论文的关键。有人会说,书不够,可以叫人送点进去。实际上却很难做到。狱中服刑人员的个人空间不可能太大,放不下太多书,因而对送书的数量有一定限制,平常看看还将就,写论文就远远不够了。
4
考取各种文凭的行为都获得支持,每年有几百人在这所监狱中完成学业
那么,可不可以专门就撰写博士论文特别申请从外面送一批书进来呢?这话得两头说。首先,从法律上、从管理规定上说,不是没有可能。因为中国法律对服刑人员学习文化是鼓励的,出发点是希望更多服刑人员通过学习走向新生。这样的例子很多。
我所在的监狱有一栋教学大楼,楼高5层,数千平方米,内有标准教室20多个,还有400人大教室、图书馆、文艺排练室、音像录制室、小报编辑室等专用房间。在广东,几乎每所监狱都有这样的教学楼,主要供服刑人员学习文化之用。每到星期六、日,一批批学员就在监狱人民警察的带领下来到这里,按照各自班别通过电视屏幕听取各种课程,有时也有从狱外请来的老师面对面上课。每年都有几百人在这里完成从小学到大专不同层次课程的学习,然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
有一次,一批攻读成人大专课程的服刑人员按照教育部门的要求,必须到几十公里以外的统一考场参加电脑考试。为保障法律赋予服刑人员的学习权利,又要防止发生安全事故,对社会造成危害,监狱方面花了很大力气去安排这次赴考。据参加考试的人回来讲,他们赶考的场面是名副其实的大场面。车队浩浩荡荡,前有警车开路,后有警车压阵,负责警戒的警察全副武装,一旦有事,不用说,那就是一场真枪实弹的激战。当然,事情最后还是以平安无事、顺利完成告终,近百公里的来回路程安全无恙。考生们圆了考试梦,警官们也松了一口气。
笔者曾经接触过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人,他在狱内通过多年学习,出狱前夕获得了中山大学颁发的成人大专毕业文凭,高高兴兴走出高墙,重返社会。至于获得中学、小学毕业文凭和各种职业教育证书的,就难以一一细说了。讲这些,无非是想说明,无论外界怎样猜想中国监狱的内幕,有一点却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服刑人员在狱中要求考取各种教育文凭的行为通常都能得到支持。
5
图书馆监狱送书,农科书籍最热门
既是如此,笔者要求送书的想法是不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呢?这又不然。由于国内鲜有服刑人员在狱中攻读博士学位的先例,有关方面不能不慎重对待,轻易不会拍板,避免承担意外责任。当初,笔者申请在狱内修读博士课程,撰写博士论文,是经过层层上报,最终才获得批准的。如今又想大批送书,不仅办理过程旷日持久,就算获得批准,自己也缺少空间放置。到头来,送来的书也未必用得上。
正当我为合法合规取得参考书籍大伤脑筋的时候,一个偶然的信息打开了我的心窍。原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每年都会给省内的监狱赠送一些图书,让囚子们通过读书,获取知识,陶冶情操,感受社会温暖。之前,我也确实借阅过中山图书馆赠送的书籍,其他囚子通过相同的渠道也往往能够得到自己需要的图书。他们喜欢的书籍范围很广,从武侠小说、畅销小说到报刊杂志,从人生修养到实用技能,无所不读。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介绍农业技术实用知识的书,总是十分抢手,这是城市图书馆里不易见到的。
6
有“中图”大力支持,我顺利完成博士论文
自从听说中山图书馆有可能送书到自己所在的监狱后,我就产生了一个念头:希望该馆送书的种类能够扩展一下,覆盖到我需要的范围。我知道自己的想法可能会让人为难,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斟酌再三,最终还是通过家人向中山图书馆反映了这个要求。十分幸运,中山图书馆的李昭淳馆长得知这个请求后一口答应。他只提出了一个意见,希望明确用书的范围。我喜出望外之余,反复考虑了送书的种类。我觉得这些书最好能够既对自己写作论文有用,也适合更多囚子阅读。因为我知道监狱里也有一些文化程度较高、原先在各行各业工作的人,他们的阅读层次也是颇高的。如果能同时满足他们的需求,那就两全其美了。这些想法转达给李馆长后,李馆长表示非常理解。到中山图书馆送书时,监狱收到的赠书里果然包括了一些我需要的参考图籍,而且种类、数量都相当充分。可见图书馆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确实不低。这些书籍保管在监狱和监区的图书馆室里,通过正常程序我可以借得到,由此解决了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有了参考书籍虽然并不代表一切都顺利了,论文写作中还是遇到了其他许多困难,但有这个开端,事情还是有了好的基础。到第二年相同季节,中山图书馆又按惯例送来一批新书,我的参考书籍来源就更充实了。到第三年,我的论文不但按时按质完成,而且被论文评审组的教授、专家们通过,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个仪式。
7
让人读书的地方,必定更文明、讲理、守法
这件事经狱内狱外媒体报道后,被很多人所知晓,尤其是同一监狱的其他囚子的家人所了解,他们的反应特别强烈。因为他们从中看到了自己在押亲人的希望。他们觉得,能够让人读书学习、攻读博士学位的地方,当然会比不让人读书学习的地方更加文明,更加讲理,更加守法。笔者不止一次听到周围的人们议论,说家里人看到这条新闻后对他们说,你们那里连博士都让读,还是挺有人情味的,我们放心多了。其实,不仅外面的人有感触,里面的人也同样有感触,他们看到每天跟自己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生活的人可以读博士,自己也似乎有了面子。所以,在为颁证仪式做准备时,很多人都热心地帮忙,七手八脚尽量将会场摆设得更为像样些。别看他们多数文化不高,也不善讲大道理,但祈求得到尊重和希望享受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的心情还是很强烈的。相反地,他们的这种心情局外人常常难以充分体会。而在这个故事中,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给予他们真实而又直接的鼓舞,使他们对人性和法律得到更为正面的认识,从长远来说,甚至可能影响他们的一生。这恐怕是人们未必想得到的。
(作者为前广州日报社社长,现任广东侨鑫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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