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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30年代前期世界经济大危机对中国农村经济造成了何种影响，农产品价格下跌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农村经济和农家生活，取决于农产品价格下跌幅度、农业商品化程度和农民卷入市场程度。近代以来，随着中国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商品经济日益发达，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同时因地租货币化、农家经济贫困化和苛捐杂税增加等原因，农民与市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农户同市场的联系，体现在生产资料与日用品的购买率和农产品的出售率两个方面。据卜凯1921至1925年对全国7省17处2866家农户调查统计，以总平均计，农产品自用部分占47.7%，出售部分占52.3%，农家生活资料中自给部分和购买部分各占65.9%和34.1%。（注：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28、303页。）20年代末和30年代前期农民对市场的依赖程度又有所加深，据马札亚尔研究，中国“农民经济的商品性任何地方都不低于百分之四十，并且在市场的帮助下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也不低于百分之四十”（注：马札亚尔：《中国经济大纲》，新生命书局1933年版，第33页。）。从20年代末和30年代前期调查看，马札亚尔这个结论大体上是正确的。据1934年对浙江兰溪县调查，各类村户平均每一家庭生活日用品自给和购买的百分比分别为45.07%和54.93%，其中饮食的自给率和购买率分别占65.74%和34.26%。（注：冯紫岗编：《兰溪农村调查》，浙江大学农学院1935年版，第136页。）据卜凯1929～1933年对全国19省148县151个地区调查，农户于收获后立即出售农产品者，小麦地带占50%，水稻地带占58%，平均占55%，即使是粮食，全国平均购买率也高达35%。（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9～310、308、615、412、413、413、416、416、415、416～417、256～262、256～268、257、259、907、480～484、728～730页。）由上述一系列调查，我们发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民已经深深地卷入了市场，农民对市场依赖程度比费维恺教授估计的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农户出售粮食作物的价值占收获物价值的百分比，比以重量计算的百分比高，因为农户往往将价值较高的粮食售出，购进价值低廉的粮食自己食用，据卜凯对中国农家经济的研究，发现农户售出的粮食作物价值占收获物总价值的54%（注：实业部银价物价讨论会编：《中国银价物价问题》，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5页。）。
　　费维恺教授认为1914～1918年中国经济作物产值占农业总产值14%，1931～1937年占农业总产值17%（注：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82、75页。），吴承明先生认为1920年经济作物产值已占农作物总产值的17%，1936年达到23%（注：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27、234、6、126、67、29、126页。）。的确，无论是费维恺的估计，还是吴承明的估计都表明，30年代前期经济作物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都并不太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经济作物与市场的关系却比粮食作物与市场的关系更为密切，因为经济作物基本上要投入市场。据卜凯1929～1933年调查，棉花、鸦片、油菜籽、烟草出卖率分别占总产量37%、74%、61%和76%（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9～310、308、615、412、413、413、416、416、415、416～417、256～262、256～268、257、259、907、480～484、728～730页。）。同时，还应值得注意的是，因为经济作物价值较高，所以其价格变化远比粮食价格变化对农户收入影响大。
　　既然农民与市场的关系已经十分密切，市场价格自然对农村经济和农家生活极端重要。固然，30年代前期农产品价格下跌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毫无疑问，世界经济大危机是中国农产品价格下跌最主要的原因，并且因为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首先，由于国际市场萎缩和通货紧缩的影响，30年代前期中国农产品价格总体下跌。如果以1926年为基期年，则1931～1936年上海农产品趸售物价指数分别平均下降19%。以1930年为基期年，则1931～1934年上海五谷类趸售物价指数分别平均下降34.03%；纺织原料类同期指数分别平均下降18.7%，豆及籽仁类同期指数分别平均下降16.2%，茶叶类同期指数分别平均下降4.75%（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9～310、308、615、412、413、413、416、416、415、416～417、256～262、256～268、257、259、907、480～484、728～730页。），虽然豆及籽仁类、茶叶类1930～1934年指数平均下降幅度不大，但1931～1934年下降幅度却非常剧烈（该时期世界经济大危机才波及到中国），分别下降30.03%和44.89%。上述农产品下降幅度是按上海市场趸售物价指数计算的，而内地农产品价格下降幅度远比上海市场大，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该时期农产品价格下降幅度比费维恺教授低估的25%高。据刘佛丁教授估计，1931～1936年中国农业总产值分别为244、192、154、131、147和156亿元，稻麦等28种作物净产值分别为121、119、99.5、89.5、102和131.5亿元（注：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27、234、6、126、67、29、126页。），中国农业总产值和稻麦等28种作物净产值30年代前期下降最大幅度分别达113和31.5亿元，由此可见30年代前期中国农业总产值幅度下降之大。虽然导致农业总产值下降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却是农产品价格下跌，因为同时期中国粮食和经济作物产量没有非常剧烈的下降。
　　其次，30年代前期，由于洋米、洋麦、洋面、棉花等农产品大量进口，导致同类国产农产品价格下跌。据统计，1930年进口大米1900余万担，1931～1935年分别进口1074、2138、2005、1072和1106万余担，同时期小麦进口数字分别为2273、1508、1771、769和861万余担。（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9～310、308、615、412、413、413、416、416、415、416～417、256～262、256～268、257、259、907、480～484、728～730页。）大量进口的低价洋粮压低了国产粮价，例如上海市场上国米虽然多于洋米，但由于洋米价格低于国米，因而国米价格决定于洋米价格，而洋米价格又决定于西贡、仰光等地市场的米价。不仅如此，上海米价又影响江西、湖南、安徽米价，其中，因为安徽离上海较近，所以洋米价格对安徽米价影响尤大。1927～1934年上海国米价格与洋米价格相关系数分别为0.92、0.81、0.93、0.96、0.72、0.92、0.95，1931、1933两年相关系数较低，实因这两年上海进口洋米较少之故（注：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27、234、6、126、67、29、126页。）。这就充分表明：不仅国外米价直接影响上海米价，而且上海米价又直接影响国内其他地区（当然包括产米地区）米价，上海米价变动主要不是受国内产量变动影响，而是受洋米价格影响。事实上，洋米进口最多的几年，也正是农村“谷贱伤农”最烈的时候。洋麦价格虽然高于国麦，但由于美国小麦过剩，对中国实行借款倾销，所以洋麦在上海市场不仅具有垄断性，而且还在相当程度上压低了国麦价格，抢占了国麦市场。
　　现在我们看同时代人的亲身感受，或许这比枯燥的数字更能说明问题。关于国内米价，有人说：“以今日情势而论，国内米价之涨落，决不以国米产量之多寡为断，概国外产米区域之是否丰收，影响甚大。如民国十九年时，国内米价飞涨至二十元之谱，但不久因洋米倾销，国内新米登场，米价即见狂跌。”（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9～310、308、615、412、413、413、416、416、415、416～417、256～262、256～268、257、259、907、480～484、728～730页。）有人说：“我国米谷价值之所以如此惨跌不已，皆由于无市场为之销售。外国市场固无我国米谷销行之余地，乃本国市场亦被外米所侵夺，实太可惜。”（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9～310、308、615、412、413、413、416、416、415、416～417、256～262、256～268、257、259、907、480～484、728～730页。）1932年广东“晚造新稻，自登场以后，因洋米竞销之故，市价陆续跌落，每担米所售之价，较之往年跌落一元至二元不等，约跌百分之十五以至二十五左右。不但跌价已也，因销场受洋米攘夺，亦日见滞蹙”（注：马乘风：《最近中国农村经济诸实相之暴露》，《中国经济》第一卷第一期，1933年4月。）。1932年以前各地商会尚未把米价下跌完全归咎于洋米倾销，但到1933年各地商会差不多把米价下跌完全归咎于洋米倾销。（注：《商会联合会电呈府院请重征洋米入口税》，《申报》1933年9月1日，第19版。）1933年8月25日湘、鄂、皖、豫、赣五省省政府主席联名电告中央，请求加征洋米进口税。接着安徽米商通电响应，谓农村经济凋敝，“揆厥原因，实由洋米倾销，谷价日贱所致”。同年上海杂粮业同业公会呈市政府文谓，1932年国内农产丰收，但因世界产量过剩，“米，麦、面粉，运入我国，争先恐后，跌价倾销，靡所底止，致粮价暴落，农商交困”（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9～310、308、615、412、413、413、416、416、415、416～417、256～262、256～268、257、259、907、480～484、728～730页。）。中国银行报告书说，1934年农产歉收，大米本应大幅涨价，但因“仰光米价所涨无几，西贡米反见跌价，因之源源进口。湘米受其影响，故涨价较微”（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9～310、308、615、412、413、413、416、416、415、416～417、256～262、256～268、257、259、907、480～484、728～730页。）。陈雅赓说湖南湘潭“往年仓库栉比，米袋塞途，近因洋米进口，倾销至武汉及长沙，国米销地，不但已为喧宾所夺，且以丰灾，价格日落”（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9～310、308、615、412、413、413、416、416、415、416～417、256～262、256～268、257、259、907、480～484、728～730页。）。江苏徐州一带小麦向来销售与上海、无锡、天津、济南厂家，但30年代前期，因上述厂家购用洋麦，致使徐州一带小麦不仅跌价，而且滞销。徐州农村小麦跌价并丧失市场在全国并非特殊情形，苏北、山东、河北、陕西莫不如此。（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9～310、308、615、412、413、413、416、416、415、416～417、256～262、256～268、257、259、907、480～484、728～730页。）此外，因为列强尤其是日本在中国倾销茶叶、棉货，不仅同样导致同类国产品跌价，而且引起国产茶叶和棉货滞销。
　　最后，世界经济大危机对中国农产物价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农产品跌价上，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工农业产品不等幅跌价方面，即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过程中，农户遭受到更大的经济损失。据计算，1930～1936年中国进出口物价指数差分别为4.4、19.2、28、35.5、27.8、18.1和10（注：[美]德·希·珀金斯著、宋海文等译：《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97～498、234～240、233～240页。），由此可见，30年代前期，尤其是1932、1933、1934年中国农村经济因价格剪刀差影响，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在物价波动过程中，原材料价格变动不及制造品来得快，所以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中，农产品处于不利地位。关于这一点，物物交换率更能说明问题。据统计，1927～1935年中外工农业产品物物交换率分别为99、102、98、85、72、64、62、54、60，从这个资料看，1927～1929年中外工农业产品物物交换率大致平衡，1928年甚至于中国有利，但自1930年起逐年递减，1934年最低，是年输入物价指数较1929年增加23%，输出物价指数较1929年减少32%，物物交换率减少44%，即1934年以同一数量农产品交换而得的输入品，比1929年减少44%，也就是说中国必须出口更多的农产品才能换回所需要的工业品。（注：《上海物价年刊》（1934年），第10页；《上海物价年刊》（1935年），第11页。）
　　据张培刚研究，如以1931年为基期，则1932、1933、1934年全国农产品购买力指数分别为96.31、88.72和83.61。（注：张培刚：《民国二十三年的中国农业经济》，《东方杂志》第三十二卷第十三号，1935年7月1日。）以1932年为基期，1933至1936年上海农产品购买力指数分别为86、80、84、82（注：张培刚：《民国二十四年的中国农业经济》，《实业部月刊》第二卷第四期，民国二十六年四月。），由此可见，30年代前期农产品购买力是逐渐下降的，农户必须出售更多的农产才能换回自己所需的生产资料和日用品。
　　总之，由于中国农户已经相当程度地卷入市场，农产品价格变化对农户造成了极大的影响，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期间，中国农民不仅要遭受农产品跌价的损失，而且还要蒙受因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带来的损失。所以费维恺教授认为全国农产品“平均价格下降25%，而实际收入减少要小得多，可能仅为5%”的结论，应该颠倒过来，即农户所受价格损失如果是25%的话，农民实际收入减少程度，不是比这个数字小得多，而是恰恰相反，比这个数字大得多，更何况30年代前期中国农产品价格下降幅度还要高于25%？总之，30年代前期中国农产品价格固然受国内气候变化和政治形势影响，但更主要的还是受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影响，并因这种影响农户遭受了覆顶之灾。
　　　　　　二
　　对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经济危机和农村破产原因的不同回答，直接影响到对诸如农村金融枯竭、农家负债和高利贷猖獗等问题的解释。有人认为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农业经济危机深层的原因是近代农业生产力的下降，而战乱、天灾和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影响等仅仅是直接诱因。（注：向玉成：《三十年代农业大危机原因探析——兼论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的下降》，《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本文不同意这种观点。
　　严格地说，中国近代农村经济无所谓危机与繁荣，它实际上一直处于慢性危机之中，只不过在没有遭受特别沉重的外来打击时，尚能维持运转而已。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经济危机，在本质上是经济性质而非金融性质的危机（注：关于30年代前期中国经济危机的原因，当时就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是白银外流和银价上涨，所以称之为“白银危机”；有人认为由于进口多而出口少，导致贸易逆差扩大，30年代前期中国贸易平衡出现问题，所以是“贸易危机”。），它是中国内部半封建因素和半殖民地经济结构长期积累的矛盾，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引发下的总爆发。吴承明先生认为30年代前期中国国内购买力的绝对减退，特别是农村购买力的减退甚至消失，才是中国这场经济危机包括农村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而农村购买力的减退和消失，又与中国半封建和半自然经济形态有密切关系。（注：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27、234、6、126、67、29、126页。）本文赞同这种观点。
　　具体说来，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经济危机发展逻辑是：首先，从工农业产品交换看，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低附加值的农产品与高附加值的工业品相交换，农村经常处于不利地位，以致大约从19世纪后半期起，有些省份的进出口贸易已经入超，其后日趋严重。其次，从半封建因素对农业经营的限制看，中国农业经济基本上是小农经营，加上地租、高利贷、赋税和商业资本的多重剥削，在工农业产品交换有利于农产品时，小农不能扩大经营规模，大量增加农产品贸易，从而不可能积累较多的资金以应付不测；而在工农业产品交换农产品处于不利地位时，无论是个体小农还是整个农村的应对举措，都只能是出售更多的农产品和缩减工业品购买量以及运出白银作抵补。最后，从30年代前期中国特定的经济环境看，虽然我们认为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在中国半封建和半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半殖民地性质的贸易和金融结构所造成的购买力的减退和消失。但是，根本原因不等于主要原因、特定原因，本文认为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经济破产的直接原因和主要原因是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影响：即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白银外流、出口市场萎缩等等，而不应仅仅把世界经济大危机看成一个诱发因素。此外，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不断的战乱、日益加重的苛捐杂税、连年干旱和洪水等天灾人祸，加剧了农村经济危机的程度。
　　农村金融枯竭是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经济危机的重要表征之一，也是农村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30年代前期农家普遍负债，农户不但深受高利贷的残酷剥削，而且告贷无门，金融枯竭成为当时农村中最为显著的经济现象，于是有的学者推而广之，把本是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经济特定的经济现象——农村金融枯竭——当作整个近代都存在的现象。如有人在论述近代中国乡村危机时说：“近代中国货币沿着由乡村到都市、由通商大埠到金融机构的路线流通，农村的有限资金通过商业、赋税、地租、高利贷、储蓄等途径向通商都市汇聚，以至可供乡村流通之货币日渐枯竭”，并把农村金融枯竭视为中国近代乡村危机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注：张福记、陆远权：《近代中国乡村危机简论》，《史学月刊》1999年第1期。）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拿20世纪30年代前期史料去说明整个近代中国历史，有违历史事实。
　　由于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地租赋税、地主城居、商业资本扩张和银行机构广泛设立等原因，农村现金的确是在不停地流向城市，所以，从逻辑上说，农村现金也总有流干的一天，从而出现金融枯竭。但是，这种假设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城市和农村之间现金是不断流通和循环的，即流入到城市的资金又不断地通过钱庄、商行乃至银行，以贷款或实物的方式再次流回农村，虽然在这次循环中，农村和农民再次受到剥削，但却基本上满足了农村对资金的需求。
　　中国城市和乡村金融流转，有一定的规律：四、五、六三个月，茶叶、桑蚕和小麦上市；八、九、十三个月秋收，米、棉上市。在这六个月内，现金由城市流入内地，农户因出售农产而获得现金，农村金融赖以流动。在其余的六个月中，因为农户购买工业日用品和生产资料、交租纳息等，现金又流回城市。尽管这一流转过程中，有外国剥削中国，城市剥削农村，工业剥削农业的不等价交换，但从较长的时段看，如果这个流转过程能大体顺利进行，农村金融则大体可以圆润。事实上，尽管近代中国农村总体上对城市入超，但除20世纪30年代前期外，并未形成农村金融枯竭。例如，据王方中先生研究，“北洋军阀时期，甚至直到20年代末，内地金融状况是比较好的”（注：王方中：《本世纪30年代初期地方进出口贸易严重入超的情况、原因和后果》。），高利贷还不是十分猖獗，小农借贷也较为方便。以上海为例，1922～1931年由内地输入上海的现银分别为75159、76317、84677、94448、77684、85249、108069、114748、79413、96892干元，由上海输入内地现银分别为117216、170587、96256、145123、125352、170644、214242、159304、126150、149852千元，1922～1931年上海对内地分别入超38057、94270、11579、50675、47668、85395、106173、44556、46737、52960干元。（注：《12年来上海现银出入趋势》，《银行周报》第18卷第41期，1934年10月。）可见30年代以前，内地与上海资金流通中，内地处于有利地位，当然，这是与该时期内地农村经济形势较好有关的。
　　但是30年代前期情况就不同了，“全国金融市场犹之循环系失去了输血，一方面回血管的作用亢进，一方面输血管的作用停止，血液自然就要淤积在心脏里，结果是脑充血。”（注：章乃器：《银行业之惩前毖后》，《银行周报》第十六卷第十九号，1932年5月24日。）由于都市和农村之间，金融失其常态，现金大量流入上海：1932年内地输入上海现金达174720000元，由上海输入内地者30821000元，内地对上海入超143899000元。1933年内地输入上海113146000元，上海输入内地者10264000元，内地对上海入超102882000元。（注：《12年来上海现银出入趋势》，《银行周报》第18卷第41期，1934年10月。）上海存银1927年底为1.42亿元，1931年底达2.66亿元。（注：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27、234、6、126、67、29、126页。）1932年达4.38亿元，1933年底为5.47亿元，1934年5月止已达5.94亿元（注：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27、234、6、126、67、29、126页。），此后上海存银开始减少，但“中外银行库存的减少是由于白银外流，而且外流的速度比集中的还快”（注：中国经济情报社编：《中国经济年报（1934年）》，生活书店1935年版，第164页。）。银行家张公权估计全国二分之一的现金集中于上海，此外，还有大量现金集中于武汉、天津、广州等大城市。
　　之所以造成30年代前期内地现金集中上海，最主要的原因是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和美国“白银政策”的影响。先看前者。农产品跌价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的直接后果是农村对城市入超，据30年代著名学者张心一估计，由于农村日用品价格和粮食价格变动，价格剪刀差扩大，农民购买力降低，仅1932和1933年两年，共从农村流出了5.5亿元的现金。（注：张心一：《1934年中国农业经济概况》，《中行月刊》第八卷第一、二期合刊，1935年1月2日。）王方中先生的研究称，“据计算，仅从1930年至1936年进出口物价间的巨大剪刀差使我国在进出口总值中所受损失将近50亿元。”（注：王方中：《本世纪30年代初期地方进出口贸易严重入超的情况、原因和后果》。）从1867至1947年中国近代入超总值约为71亿海关两，1海关两等于1.558元，以此计算，则1930～1936年共入超32亿海关两，占近代入超总值45%，数额之巨大，由此可见一斑。
　　再看美国白银政策的影响。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实行银本位的国家之一，而中国又非产银国，所需白银多赖国外进口，所以银价完全听命于国外。1928～1931年世界银价走低，对中国出口有利；但是从1932年开始，银价开始转涨。为摆脱经济危机，从1934年开始，美国实行《白银法案》，以高价向国外收购白银，1932～1935年世界银价上涨129.1%，中国白银外流数量高达4.25亿两。（注：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27、234、6、126、67、29、126页。）1934年6月各银行库存现银约5.8亿元，但年终只剩下3.3亿元。由于“白银政策”的影响，农村现银以更快的速度向城市集中。仅1934年一年“因美国收买白银，银价抬高的影响，由农村流到上海的现银约七千万之巨”（注：王承志：《银行资本在农村中的活动》，《经济评论》第2卷第5号，1935年5月。）。当代学者估计1931～1934年，上海存银中，至少有3.33亿元，系由内地农村集中而来。（注：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27、234、6、126、67、29、126页。）同时，由于白银存在差价，私运白银出口有利可图，日本浪人和团体大量武装走私白银，据估计其数量在1亿两以上。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不断扩大和白银外流所造成的银根奇紧的“双斧伐树”压力之下，城市工商业机构纷纷破产，仅上海一地就有数百家华资工厂、商行和金融机构被迫倒闭；（注：郑有揆著、程鳞荪译：《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105页。）在农村，不仅借贷利息高昂，而且金融枯竭，农户告贷无门，中国银本位制终至于崩溃，直到1935年中国实行币值改革，废除银本位制；才开始扭转白银外流的局面，全国经济形势也开始好转，农村金融重新活动，并渐趋圆润。
　　30年代前期农户普遍负债，高利贷猖獗是该时期农村一个非常显著的现象，但论者在探讨这种现象的成因时，却没有把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影响摆在它应有的位置，如有人认为赋税增加、人地比例失调、地权分配不均、灾荒频仍等是二三十年代农家普遍负债的原因，对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影响根本没有提及（注：傅建诚：《二三十年代农家负债问题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还有人认为上述因素以及农村金融枯竭（但对该问题缺乏分析）是该时期农村高利贷盛行的原因（注：高石钢：《二十世纪20～30年代中国民间高利贷盛行原因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2期。）。从现有史料看，近代中国农民负债的比例一直就很高，高利贷也一直就很猖獗（注：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0～96、563～576页；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33～338、537～556页；王天奖：《近代河南农村高利贷》，《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但是却并未造成农村破产（注：总体上看，20世纪20年代以前中国农村经济并没有发生严重经济危机的征兆，甚至20年代中期农村经济形势仍然是较好的，参阅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83～284页。）。毫无疑问，赋税和地租增加等上述因素是农产普遍负债和高利贷猖獗的原因，但问题是这些因素并不是30年代特有的现象，可谓由来已久，何以它们在30年代前期对中国农村才造成致命的打击？农户普遍负债和高利贷猖獗何以形成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如果仅仅强调这些因素在30年代特别严重，才有以致之，也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本文虽然认为30年代前期农户普遍负债和高利贷猖獗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但同时认为世界经济大危机对中国农村经济造成的致命打击是农户普遍负债和高利贷猖獗的最主要原因。
　　近代以来地租的确有上涨的趋势，据1796～1820年68件租佃实例，租额不满0.5石者16件，占23.53%；0.5～1石者37件，占54.41%；1石以上者15件，占22.06％。同时期34件租佃实例，租率不满50%者32.35%，50%者55.88%，50%以上者11.76（注：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73、75～78页。），可见租额一般在产量的50%以下。长野朗1924年对中国各地调查发现，大部分地区地租仍在50%以下，但主六佃四及其以上者有所增加（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97～98、102、103、103～110页。）。据国民党对江苏28县调查，租额也比清朝初期有所增加，但不是十分明显。又据对江西68县调查，租额在产量50%及其以下的县份占55.7%，其余各县租额在55%～75%之间（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97～98、102、103、103～110页。），当然这种调查未免过于粗糙。据对湖南4县调查，租额平均为47%（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97～98、102、103、103～110页。）。30年代前期地租额有所增加，但同样并不是十分剧烈。（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9～310、308、615、412、413、413、416、416、415、416～417、256～262、256～268、257、259、907、480～484、728～730页。）押租、预租和附加租清代以来就十分流行（注：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73、75～78页。），辛亥革命后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更加普遍（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103～114页；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第256～268页。）。据南京国民政府1932年调查，849个县中押租在220个县（26%）广泛采用，此外还有60个县也有押租（注：全国土地委员会编印：《全国土地调查报告》，1937年，第46页。）。关于地租、押租、预租和附加租增加，我们应当注意的是，首先，增加幅度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快和那么高，由于各种调查都是零散和局部的，而且地区差异很大，如果我们拿这些事例去涵盖全国的情况，有时难免以偏概全。学者们一般认为，总体上看，抗战以前地租率没有非常显著的变化（注：[美]德·希·珀金斯著、宋海文等译：《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97～498、234～240、233～240页。），根据陈正谟研究，在佃农自备种子、农具和耕畜的情况下，固定和分成实物地租平均为农作物产值43.39%和44.57%。（注：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28、303页。）第二，从较长的时段看，地租、押租、预租和附加租增加，除了表示地主对农民剥削加重外，还由于经济作物广泛种植，物价上涨，农业收益提高所致（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97～98、102、103、103～110页。），这种情况二三十年代更加普遍（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9～310、308、615、412、413、413、416、416、415、416～417、256～262、256～268、257、259、907、480～484、728～730页。），如上海黄渡附近蔬菜、花卉、果木发展较快，以至地租增加（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9～310、308、615、412、413、413、416、416、415、416～417、256～262、256～268、257、259、907、480～484、728～730页。），地租上涨与收益相对增加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烟草区域（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9～310、308、615、412、413、413、416、416、415、416～417、256～262、256～268、257、259、907、480～484、728～730页。）。
　　20年代以来农村战乱不断，一直处于极度动荡之中，田赋、摊派等苛捐杂税增加幅度的确较快，农户负担加重，但应当注意的是，第一，清朝田赋税率较低，19世纪中期以来虽然田赋增加，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等原因，所以虽然田赋幅度增加较大，但实际负担没有论者想象的那样沉重。据有的学者计算，1912～1931年农产品价格上升118%，农民支付价格上涨108%，土地税上涨67%。（注：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第78、77页。）从二三十年代调查资料看，农户借贷用于缴纳赋税者所占比例很小。（注：参见《土地委员会关于农家经济贫困状况与土地金融情况的调查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经）（七）》，第37页；中央政治学校与平湖县政府编印：《平湖之土地经济》，民国二十六年，第188～189页；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黎明书局民国二十二年版，第306、602页；赵宗煦：《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7辑）》，（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7年版，第45970页。）第二，战乱主要发生在1930年以前，此后大部分地区较为平静。同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实行了废苛减赋运动，虽然效果不是非常明显，但多少也遏止了增加的势头。
　　近代以来人地比例一直就处于失调状态，论者经常引用的材料是从1873年到1933年人口增加31%，而耕地仅增加1%。（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9～310、308、615、412、413、413、416、416、415、416～417、256～262、256～268、257、259、907、480～484、728～730页。）该材料是根据1622份人口资料，1532份耕地资料推算出来的，其可靠性学者们是有怀疑的，如珀金斯认为1918年耕地面积为13.56亿亩，1933年为14.71亿亩（注：[美]德·希·珀金斯著、宋海文等译：《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97～498、234～240、233～240页。），一般认为近代中国人口总量增长年率在1%以下，又由于东北和西南的开发，人地关系可能没有如此紧张。再者，学者们虽然认为近代中国农业发展缓慢，但粮食总产量还是有所增加的，所以“从统计上看，足以养活增长速度年均不到1%的中国人口”（注：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第78、77页。）。同时，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二三十年代人地关系比从前发生实质性变化，突然发展到不足以养活中国人的地步。值得注意的倒是由于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影响和东北沦陷，进城务工农民、失业华侨大批返乡，加重了对土地的需求（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9～310、308、615、412、413、413、416、416、415、416～417、256～262、256～268、257、259、907、480～484、728～730页。）。近代中国地权虽然变动不居，有的地方、有的时候集中，有的地方、有的时候分散，但学者们一般认为其总体上是趋于分散的。辛亥革命前后地权趋于集中，但其后一直到20年代中后期是趋于分散的，30年代前期地权再次趋于集中，民元到抗战前夕，农村地权变化并不十分剧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地权变化主要发生在世界经济大危机波及到中国以后的30年代前期（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9～310、308、615、412、413、413、416、416、415、416～417、256～262、256～268、257、259、907、480～484、728～730页。），这更能说明问题。
　　灾荒更不是二三十年代的特有现象，当然，1927～1928年华北发生大旱、1931年长江发生特大洪灾、1934年长江流域旱涝并发都对农村经济造成了巨大影响。中国是一个灾荒频发的国家，如1918年华北6省大旱，317个县几乎颗粒无收，50万人丧生。但是应该说20年代中期以前，灾荒对农村的打击比20年代末和30年代前期小得多。
　　总之，赋税增加、人地比例失调、地权分配不均、灾荒频仍对30年代前期农家普遍负债和高利贷猖獗是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也有历史继承性，并且如果要分层次的话，灾荒对农村经济打击最大，田赋和摊派等苛捐杂税其次，其他更次之。所以，我们认为经济大危机造成中国出口市场萎缩、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和白银外流造成通货紧缩引起农产品价格跌价与购买力下降，农户收入减少，而支出却不但不能减少甚至还要增加，才是30年代前期农家普遍负债和高利贷猖獗的最主要原因。
　　近代以来，中国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农民卷入市场，农产品商品化低层次扩展，加上地租和赋税等方面的剥削和自然灾害的打击，农户就好像汪洋大海中的一叶小舟，稍有风浪，就有可能遭受覆顶之灾，世界经济大危机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影响就是典型的例证。并且，如何面对国际市场不仅是一个历史研究课题，同时更是一个日益严峻的现实问题，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仍然艰巨而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