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惑”人生——中国经济思想史专家叶坦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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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大经济论坛
“不惑”人生——中国经济思想史专家叶坦自述
文章作者：叶坦（出处：廖世伦主编：《从这里走向辉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部分优秀毕业生事迹汇编》，社科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仅作个别文字修改。）
作者小传
叶坦女
1956年10月生于北京。1982年获河北大学历史学学士、1985年获武汉大学文学硕士、1988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5年北师大任教，1988年至今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先后出任日本学术振兴会研究员、国际交流基金
研究员、早稻田大学外国人研究员等，曾获日本学术振兴会“海外特别研究员”（Postdoctor博士后）学术资格等。学术兼职先后有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
理事、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分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学术委员、《经济文化丛书》副主编、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学术职称评委等，1993年起获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主要从事经济文化史学研究，重点探索以宋代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经济观念的发展，及其对东亚现代化的影响；首倡中日以及东亚经济思想史研究，以期丰富和发展传
统汉学及中国经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自80年代末起主持国家和社科院重点课题《传统经济观念与现代化》、《中日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宋辽金元文化志》、
《“儒教文化圈”现代化发展的社会文化史考察》、《传统经济文化与现代管理》等；参加《文明形态与东亚发展》、《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等课题研究。多次应邀在海内外大学讲学、参加国际会议和共同研究。主要著作（含合作）有：[ Great Historians from
Antiquity to
1800]（美·1989）、《民族与文化》（1989）、《传统经济观大论争》（1990）、《富国富民论》（1991）、《文明的运势》
（1992）、《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1994）、《大变法》（ 1996 ）、 [ Economic
DevelopmentinTwentieth Century East
Asia]（英·1996）、《宋辽金元文化志》（199８）等。译著（含合作）有：《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91
）、《日中两国近代化中经济论之比较》（1994）等十余部。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国外社会科学》、《经济研究》、
《历史研究》、《社会学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研究》（日本）、《中国：社会与文化》（日本）等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百余篇。
科研成果中有的获过国家和中国社科院多种奖，有些著作或论点有海内外专家的评介和引用。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候选人”和中国社科院“跨世纪人才工
程”。学术简介见《中国博士录》、《中国当代经济科学学者辞典》、《中国当代历史学学者辞典》、[Who’s Who in Social
Sciences inPeople"sRepublic of China]（《中国社会科学家大辞典》）等。
书斋生涯的选择
古人云“四十不惑”，今年是我的“不惑”之年了。这样的事实无论是残酷还是欣然，我都找不到似乎应有的“不惑”之感，我相信许多年前曾对一个朋友说过的
话：“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依然会是大惑不解的。”有“惑”要解，大概就是人生追寻的一种价值，“解惑”就是人生。或许正是如此，我选择了从学之路。
这条路很艰辛，而且在现时的商品经济大潮下，既没有腰缠万贯的“款儿”的潇洒气派，也没有政客权贵的威风实惠，但我并不后悔。我觉得自己不一定没有“下
海”的能力或从政的勇气，也谈不上清高儒雅，不过是人生的一种选择罢了。
书斋生涯是孤独的（不是寂寞），而我从事的专业更是需要“坐冷板凳”。我并非能够完全脱俗，也上过电视、登过报纸。但我自从决心走这条路，就在不断地“修
炼”自己，正如1991年2月13
日英文版《中国日报》登的一篇对我的专访文章最后一段所记述的，我的陋室中挂着一幅字──“明智”，典出《老子》“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人应当自知与知
人，自知可以为人，知人方可立世，这都是不易的。
人生道路的选择就是“为人”和“立世”的集中体现。一般要考虑内外两个因素，内因就是人自身，包括性格、能力、爱好等等的自我认知；外因则要看社会情形、
发展前景、可能性等等。选择的困难首先是自知，否则西方神庙的刻石上也不必留下古典哲人们那警世的名言──“知道你自己！”选择之误还在于人之有“欲”而
不能“量力”，愿望与实际的差距就是人生的痛苦之源。人们往往抱怨没有选择的权利与自由，其实，若是自己选错了，那才最可悲呢。我总记着弗洛姆说的“逃避
自由”，能逃避选择也许是幸事。然而，不可能，“选择”则可能要伴随人的终生。
我选择了书斋生涯，又决定从事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但并不敢说自己的选择一定正确。比如，我一直感到自己搞文学可能更好，更能发挥对人生的理解与感悟，
更能倾注对生命与自然的热忱与关切；又比如，每当我走在大学校园的小径上，心中总是不平静，自认喜欢校园喜欢学生，应当去当老师。尽管我也做些研究生的培
养工作，也评阅博士论文或讲些什么，但社科院没有校园文化的氛围，总像是缺点什么。即便如此，我却还是这样走着，自己可能是受到“敬业精神”的感召，知道
搞什么实际都差不太多，都有得失利弊，因此最好“干一行爱一行”；而且我记得吉米·卡特曾向他的国民转述他在军官学校因成绩不错而自得时，其老师给他的一
句话──“为什么不是最好的？”也就是说，不仅要爱所做的而且应当尽力做好，达到“自己的最好”。再就是，我意识到有热情、性格外向的人，从事的专业最好
沉静些，可以养性，否则生命与职业共汇燃烧，有可能早成灰烬；还有就是我喜欢读书，书能使我在人类文明的大海中遨游，而不必受身边一切的局限。
其实，我的选择直接动因一是由于“懒”，若在喧嚣的城市里每天挤车、坐班，天天与同仁论李长张短，我不喜欢；于是我在当了七年地地道道的产业工人之后（我
上学早又跳级，出众毕业就进了工厂），遇上恢复高考的机会，就下决心走一条“不坐班”的路了。二是我感觉只有做学者最能保持人性本来，最少扭曲。只要没有
太多的欲望，大抵可以保持自我本色，尽可能少些卑躬屈节装腔做假。三则是当学者比较有意思，我发现钱也好、权也罢，对我的吸引力都不足以达到以之寄托终生
的程度；而知识于我，却在眼前展现出一片广袤无垠的绿原，让人永远走不到头。
从历史到中文再到经济
我走上学术研究之路，是遇到了一位又一位好老师的指引，当然也有个人的努力。1978年我考上大学，是因为历史分数比较高。对只上过初中的我来说，主要是
家里有吴晗主编的一套历史小常识丛书，被我偷偷拿来一本本地看，记得高考答卷时脑袋里全是那里面的记忆，竟然得了90多分，于是我被河北大学历史系录取。
大学四年我是十分刻苦的，不仅保持着各门功课的高分，而且自修了文学、哲学、日语等课程。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我是带工资上大学的，一定要更加努力才对
得起那37·5元钱（工人二级）。恢复高考后能够上大学，开始了我的人生转折，河大老师教给我的基础知识，是我以后搞学术研究的始步，我深深感激他们。现
在回想起来，读社会科学的学生本科念历史比较好，可以培养人的严谨、开阔与明智。
1982年考研究生时，由于我的古汉语的成绩不错，而为武汉大学中文系录取，读古典文献学专业。三年的武大生活，是奠定我从事学术事业的关键时期。那里的
校园很美，东湖之滨、珞珈山下，琉璃飞檐、小径紫藤，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那里的学风自由淳正，学生有择课的余地，先生也比较民主。我的导师周大璞、阙
勋吾教授要求都很严格，例如古文字学课金甲文字要求一个个描写，儒家诸经要求熟读，像《孟子》就要我们全部背诵，直到今天，我都深受严格训练之益。我的博
士论文中一些有价值的论点，如“称提之术”的阐释就有训诂学的运用；1994年我应邀在东京大学讲演时，就从金文的考释始，对中日两国经济思想史上重要的
“本末论”进行新解，得到日本专家的重视。我的硕士导师又都支持我在学好专业的基础上，选学其他科目。武大的中文、历史、经济、法学、哲学、图书馆学等方
面的书籍或讲座我都有涉猎，如哲学系肖jie夫教授的中国哲学、法律系杨鸿年教授的制度史、历史系吴于廑、唐长孺、李涵教授的世界史和中国史学等都使我受
益匪浅。特别是经济系尹进、李守庸教授的经济史学，直接加强了对我学位论文的指导。我的硕士论文《司马光经济思想研究》前人未作过，写了十余万字，还得到
北京的名家付筑夫、王曾瑜等教授的指教，后来以《传统经济观大论争──司马光与王安石之比较》为名由北大出版社出版，得到一些好评并荣获中国社科院青年优
秀成果奖。其实，这与专业基本功是分不开的。例如，我在读本科的时候，就手抄了司马光文集中约20万字的材料，后来国家大型古籍整理项目《全宋文·司马光
文》约60多万字就是邀我承担的，主要工作是硕士生时期完成的。另外，我感触最深的，是理论素养与治学方法的训练与钻研。从学者尤其是女生，勤奋自不待
言，但理论水准必下大气力，否则不过拾漏补遗。我的理论注重是从本科开始的，研究生阶段下了不少功夫，既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也重视汉学、西学学术方法与
理论，如王国维、梁启超、内藤湖南、宫崎市定、马克斯·韦伯、克罗齐、汤因比、凯因斯、罗尔、萨特等等，还留意系统论、信息论之类，虽然并不一定真懂，却
也比较在意。
1985年我硕士毕业的同时考取了中国社科院巫宝三先生的博士生，开始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习和研究。我与巫先生素昧平生，硕士论文起了重要作用。那是
85年的夏天，巫先生当时80岁了，根本看不出来，他身着淡兰色T恤衫，声如洪钟，和蔼亲切。他说一直没有招博士生，我是第一个，我的论文他和朱家桢先生
都看了，欢迎我报考。他说的朱先生当时是经济思想史研究室主任，也是我们专业德高望重的学者，后来对我的指导和帮助很大，有学生说：“朱老师像爸爸。”这
话足以道出他在学生中的形象。与巫先生的谈话使我很激动，似乎展现了一片新天地，记得最深的是，我说到先生三类、学生三类：好的先生引航导向、宏微相济；
其次平平，但不干涉学生发展；最次的是自己不行还自以为是，限制学生。至于学生，最好的学生勤奋敏捷有创造，但往往有其他毛病可能被误解；二类学生循规蹈
距唯先生之命是从，大抵可以拾漏补遗；三类学生自视过高不把先生放在眼里，标新立异。我话音未落，只听到巫先生说：“标新立异有什么不好？只要有证据就可
以。今后你完全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也可以写文章和我讨论商榷。”他的话，大大地震撼了我，学者受“学阀”之苦还少吗？直到今天，我不仅记得他的话，而且
一直以此为据，畅所欲言。十年前，为我博士论文中的一个问题，我对他说：“我要说服您！”他说：“你说服不了我！”最近他以91岁高龄，还发表了有关唐代
手工业的一段重要史料的辩证文章，我又在里面“挑毛病”，他挺高兴。记得在国外的一次聚会上，别人知道我是巫先生的学生时，那种理所当然的表情，大概是说
哈佛博士培养的博士理当如此吧。我深感选择好导师至关重要，能拜一流学者为师实为大幸。我现在招研究生就提倡“双向选择”。
“因材施教”是孔老夫子的主张，也是我所受教育的体会。搞我们这一行文史哲知识和经济理论都很重要，因此也是从业难点所在。巫先生认为补文史比补经济需要
更多的时间，我的情况则需重点补经济理论。按照他的意见，我入学前就开始上一些课，我上过田光教授的《资本论》、吴承明教授的《计量经济学》等，深感社科
院的先生一是思路广、二是理论深、三是外文好，与一般大学不同；尤其是先生们大多学术民主，知识较新，多有留学或出国的经历，与国际接轨比较近；再就是培
养出的学生科研能力明显强，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生的学术成果和水平是有目共睹的。因为我们的先生不仅是教授，更是专业研究员，具有与大学不同的特点。再
有，这里的学风也正，比如招生基本上真能做到“公平竞争，择优录取”，学者多有维护学术淳正和学者尊严的人格精神。我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了紧张的三年，
也是我人生历程中陶冶“道德文章”的重要阶段。
1988年我的博士论文《宋代经济思想研究》20余万字完成（1991年北京出版社以《富国富民论──立足于宋代的考察》为名出版），是巫先生指导下我博
士生阶段学习的总汇。此书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第一部断代专著，专家集议为“开拓性填补空白之作”，在史料运用、理论架构、学术观点、阐释方法诸方面均有较大
创新。海内外有十余篇论文评介、引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教授、日本东洋文库柳田节子教授、东京大学岸本美绪教授、大东文化大学沟口雄三教授、法国法
兰西院士P.E.Will教授以及国内一些相关学者，都曾予以好评或引述，我还专就此论文的研究方法和撰写心得应邀发表过论文并在国外大学讲演。出书后已
获得三项学术一等奖、两项图书奖。
跨世纪学术发展的“长项”
我入社科院至今已十年多了，甜酸苦辣咸五味杂陈。近年有段顺口溜，说是“远看像要饭的，近看像拾破烂的，一问是社科院的。”虽属调侃却也从某种侧面反映出
社科院人的清贫。就我自己而言，本院“房子”、
“位子”（职称）、“票子”三大困难，无一不长期苦苦折腾着我，甚至几度动过调动念头。然而，终能“坚守阵地”的主要缘由，还是我热爱自己的专业不忍看其
衰败，这种爱是感情的更是理性的。
中国经济思想史在中国属于理论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又具有跨学科的综合性质，涉及经济、哲学、历史、文化、社会等学科领域，研究自古及今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
历史及其规律。从本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系统性研究就开始了。然而，迄今世界经济学说史却基本没有中国乃至东亚的位置，这实在是与中国博大
精深的文化传承以及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迅猛发展的现实不相称的。有论点提出21世纪是亚太的时代，而以汉文化为共同历史积淀的东亚地区，其经济
发展的“中核”──经济思想的研究却尚在始步，这无疑是遗憾的。
这样的缺憾不仅是研究内容的也是学科领域的。经济研究如果不重视经济活动的主体和归着点──人，不重视制约人们经济活动的思想、意识、观念的研究，一定会
面临跨世纪学术发展的严酷挑战。迄今为止，经济学家们若干个世纪以来也注意到“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重要影响，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斯·韦伯，但无论从系统
性、理论性、专业性各方面，都不足以满足时代发展的要求。跨世纪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以西方近代社会为基础产生的传统性科学体系面临重大的世纪性挑
战。随着21世纪的临近，东亚地区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越发重要，也越来越成为世界政治经济角逐的重心和学术文化研究的热点。跨世纪学术深进是两个方向并行
发展的：在微观性的局部、类别研究向着综合性系统研究发展的同时，宏观性的整体、思辨研究向着具体性实证考察深化。换言之，既要求以联系的、多角度的广域
视野弥补孤立、片面的静态研究之不足，又要求以坚实而充分的实证论断来改变一些宏观研究停留于浅层表面分析之缺憾。要迎接跨世纪的学术挑战，就要对以往的
学术研究史进行总结研究，需要对旧有研究的“原命题”重新质疑，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而不应驻足于在旧题目上提出新观点，尽管这十分重要，却只能积淀研究成
果“量”的推移，而不能完成学术发展“质”的飞跃。就我国现有学科而言，无论教育方式、知识结构还是专业体系，都需随时代发展进行不断的更新调整，必须经
过几代人的努力，才有可能完成“质”的学术飞跃。
自80年代末起，我开始重视结合经济与文化的研究，在许多著述中都提出应当弥补以经济论经济，就文化谈文化的研究方法之不足，学术界有些反响。经过数年的
学术磨砺，我深感经济与文化不仅仅是“结合”起来研究的问题，而是应当从更深的理论层次上，探讨传统学科划分在新的时代发展中的局限，从而探索新的综合
性、交叉性、边沿性的研究领域与方法。例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物质财富，而人类的财富大体可分为物质与精神两类，精神财富或产品的研究，越来越成为
学术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密不可分，经济与文化有其内在的必然联系。精神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会被提上研究议
程。也许正是由于精神产品不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因而创造这类产品的人文社会科学，无形中被视为不创造财富的行业而不受重视。从经济学的发展趋势来看，
也要求拓展研究领域，近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也将行为方式、制度变迁、道德要素等等，作为研究不可忽视的内容。唯经济思想与观念，是经济文化最为核心的
中介点，以经济思想和观念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具体研究中国自古迄今经济思想和理论的发展规律的学科，那就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以下的学科分析和我们的
努力，可以证实其特有优势：
1、传统的“中国学”（也称“汉学”）在国际学界是“长项”也是研究热点，而本学科以数千年中国经济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国学”中最具学术与现实紧
密关联价值的学科。近年来我们的研究逐渐受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关注，例如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邀请我撰文介绍本学科研究情况和讲述自己的新观点。坦率地
说，我国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地位，多是基础学科研究者的艰辛努力创造的。
2、唯经济思想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中介”，经济思想史不仅研究经济学说与理论的发展史，而且研究直接支配人们经济活动的思想、观念的产生、发展与作
用，因此是单纯性的“经济”或“文化”（包括宗教伦理）研究的学科所不具有的。经济活动的过程即经济行为主体——“人”直接受经济思想或观念支配而进行活
动的过程，因而研究经济思想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而有机联系的经济思想史学科所具备的特征，成为跨世纪学术突破的有利前提。近几年来，我在一系列著述中就经济
文化一体化问题，提出“经济文化学”（Economiculturology）概念，并进行了初步的论证，有日本学者撰文予以肯定。
3、中国经济思想史不仅具有一般经济思想史的特征，同时又有其独特的性质，在东亚地区有着特别意义。认真研究东亚经济思想史之“源”的中国经济思想史，有
利于从根源上探索东亚现代化之路。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研究还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即中国传统时代早于西方社会几千年就很发达的经济事象和学说观念中，蕴
含着有别于西方的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这在东亚各国的历史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并对今天东亚的现代化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从而能为东亚经济思想史奠定不
同于西方模式的理论基础，也能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重要的借鉴。
4、在我国，中国经济思想史是独立学科，这是别国无法比拟的。世界范围内日本学者很早即已开展了相关研究，但直至今天依然没有形成独立学科；他们开展本国
经济思想史研究有年，但重要发展也是近年之事。日本经济思想史研究大抵自江户时代始，而研究江户时代自然离不开与中国的紧密联系。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历
史上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经济思想有紧密关联却有走向近代的各异道路。因此，开展尚属空白的中日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和东亚经济思想研究，不仅可以深化中国经
济思想研究本身，而且可以通过比较来认识中日两国发展的异同，进而探索东亚经济思想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的关系与规律。这是解开“东亚之谜”的一把钥匙，也是
为东亚经济思想史赢得世界经济学说史上应有地位而进行的努力。
5、单纯研究“经济思想”本身还很难有说服力地阐述社会发展问题，经济文化研究也缺乏生命力。将经济思想的研究拓展到具有一定时间性、系统性和普遍性意义
的经济观念及其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关联中进行研究，是把握社会发展的深一层次的研究工作。这需要以大量坚实的个案分析和研究步骤为基础，而本学科已经积累了
许多成就，是其他学科无法相比的。有关经济观念的研究，对我国深化改革和观念更新具有重要意义，对东亚现代化发展的考察亦提示了一条关键途径。从而，对于
跨世纪学术深进而言，本专业也将越来越显现出其强劲生命力。
我的研究步骤是：立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和学科基础理论创新，进而发展到经济观念尤其是传统经济观念与现代化的研究，再通过具体比较东亚现代化模式中具
有典型意义的中日两国经济观的发展及其对两国现代化的影响与作用，回归对中国经济思想史本身的深化与提高。既从理论上探索“经济文化学”的新学科建设，又
从实证研究中丰富和发展提高本学科的研究水准，期望用长期的、扎实的、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来填补迄今世界经济学说史的空白。我的探索得到许多先生的指教
和帮助，尤其是本学科学者的提携与期许成为我不断努力的压力与动力。几年前在本学科的全国年会上，我被缺席当选为理事，自己感深意外。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
会长赵靖教授1992年在推荐我破格晋升研究员时写道：“对她的破格提升，对我国跨世纪的学术事业是有战略意义的。”赵先生对我多年的指导使我深受其益。
1995年我因参加东京会议的论文涉及本世纪初的不少内容，远在上海的叶世昌教授不厌其烦地来函赐教。我的老师朱家桢先生十多年来一直对我言传身教、无微
不至。我感激给过我各种指导的老师，更为本学科全国同仁难得的团结和协力而欣慰，这些更使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企盼有志向、肯吃苦的同道与我共同努力。
“我是中国培养的！”
走向世界是本学科发展深化的重要环节，无论课题立项还是出国研究，都得到了社科院领导的关怀和组织上的支持。1991年我初次赴日就是当时的主管副院长刘
国光教授和文化部副部长刘德有教授等的推荐。此后，我相继出任有较高学术声望的日本学术振兴会研究员、国际交流基金研究员、早稻田大学外国人研究员等，为
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条件。
国外的工作是繁忙的，尤其在勤奋成疾的日本人中更是累死人！当然，我也完全可以悠哉悠哉无人管，但我没有浪费一点时间，还三次累倒被日本医生诊断为“过
劳”，强迫休息。这到不光因为在国外有难得的学术机会或压力，也是我一贯的勤奋所习惯了的。自上大学直到今天所谓“后教授时代”，我的灯大概总是最后熄
灭。在国外，包括一些很有名的教授，天天一丝不苟勤奋努力，我们除却百倍刻苦，还有别的路吗？不过，最可惜的是1994年5月第39届国际东方学者会议在
日本召开，我提交的中日经济思想比较的论文经审议委员会通过并受邀要在大会上报告，却因眼睛过度疲劳而必须休息所放弃。此会议在世界上比较权威，但作为东
方学研究的主要国家，中国的学者参会的机会却很有限，因此我的辞谢是很遗憾的，一些学者专门致函问候，并表达了惋惜之情，使我很受感动。
坦率地说，国外学者并不一定都重视中国的学术，尤其不搞中国研究的人最为明显。不仅日本，西方大抵亦如此。有件事令我很难忘─一一位从哥伦比亚大学到东京
作博士论文的学生见到我，说是到日本后见到的教授，几乎都说作经济思想方面的论文应“请教”我，使之很吃惊。因为在美国如果作中国前近代方面的博士论文，
要到东京或台北去；至于到北京，那是搞近代的应去的，“因为北京有档案馆”；所以写古代的论文请教北京学者，且出自多位日本学者之口，当然意外！对此，我
虽不十分吃惊，依旧深感刺激。记得几年前在东京的一次宴会上，几个国家来的学者聊天，谈到我的研究，似乎是肯定的意思。因为知道我是中国人，有人就问我来
自台北？或者香港？当时我放大了声音说“我来自北京！”于是又有人问“一定是拿的美国学位？”我说：“我是中国培养的！我的三个学位都是中国的！”
作为一个中国学者，自尊、自重、自强的确重要，更重要的是用成果说话。当我听到有人对我说，认识我而改变了对中国学者的看法时，一丝欣慰涌上心头……。不
能说外国学者没有偏见，但我认为最关键的还是我们自己，至少不能使自己的行为佐证他们的偏见！我的接待教授依田熹家对中国人算不错，但他很鄙视某些中国
人，说这些人在日本舍不得吃、连车也不坐、书也不买，省下钱“扛大件”（这三个字是用不熟的中文讲的）。然后，马上得意地说：“我们日本人，出国留学回来
只有一身衣服，其余的钱全买书了！”一次，在他的老家长野别墅他又这么说，我很烦，顶了他，我说：“你对中国是了解的，中国人是在什么条件下出国的？省点
钱有什么不对？你们日本人有钱才能出国，买书又有什么？”他不作声了。后来，有一天我在学校复印材料到中午还没完，他买了一个“弁当”送来，着实使我感动
了一番。不过，的确不乏佐证别人瞧不起中国人的事例，至少我自己甚为愧疚的，就有因向日本学者推荐中国人失当的深刻教训，有的人在国外表现确实差劲。好在
如依田先生这样的还理解我是识别人有误，他说过：“你是学者就以为别人也是学者。”但还有难以解释的，造成日本学者的误解也只能咽在肚里，让时光去说话
吧。
日本的妇女地位是比较低的，连名牌大学也不例外，我所在的研究所女性都从事服务性工作。我刚去时，尽管是中国派出的高访学者，一般也只被称为“桑”（一般
人的尊称），后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发现他们称我“叶先生”了。日本人称呼“先生”是对学者或医生、政治家等的敬称。连学校旁边一家比较便宜的复印店的
老板，熟了都称我“先生”，还说早大的中国人不少，但像我印这么多资料的人还没见过。日本百姓对学者也是尊重的，这家老板还请我去他家作过客，大概就因为
我复印资料多吧。我第一次出国回来连帐都报不上，因为我的钱都搞了资料，最后是外事局特批才过了关，有人说：“你看叶坦出国回来还用黑白电视，钱都买资料
了，不报怎么办？”没有坚实的资料，研究就只能“尚清谈”或“炒冷饭”！
1994年秋天，我因国内有许多工作，辞谢了日本学术振兴会授予的“海外特别研究员”（The JSPS
Postdoctoral Fellowship Program of Foreign
Researchers博士后研究）学术资格，完成社科院与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协议项目就回国了。一些朋友很不理解，一位台湾朋友在越洋电话中说：“大陆有
几个你这样的！别人千方百计想出国，你却辞去这么高规格的邀请？你那么穷却放弃几百万日元，图什么！”我谈不上淡泊名利，也不需要谁理解或“表扬”，我只
是干自己该干的事罢了。至少有一点在我心里是明确的，那就是我虽不能改变谁或让外国人看得起中国人，但自己的存在至少可以证明中国学者尤其是年轻的并不一
定都让人瞧不起！著名中国学家沟口雄三教授在给我的信中，说他为与我这样“有着值得深深尊敬的学问业绩的学者结交友谊而无比喜悦”，他说：“叶先生归国
后，到处可以听到敬慕和赞赏之声。我对先生非凡的学问热情和无私的人格深表敬意。”我深知使外国人真正尊敬何尝容易！我为沟口先生的真挚话语深深打动，因
为这并不仅仅是如何看我个人的问题。实际上，我受过这么多的教育，我的老师都是“两袖清风”，先生们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和淡泊名利的崇高人格对我的教育影
响至深，我是中国的博士、教授，难道不该有这点骨气吗？身为中国“国家队”──社科院的学者，是有责任为中国争口气的，无论文章无论道德。
这几年来，我在国际学术活动中做了一些工作，如1993年在北京筹备召开“东亚社会经济思想与现代化”国际会议，这也是本学科有史以来首次国际会议，倡导
开展东亚经济思想研究和比较研究，得到国际学界的高度评价和积极响应。1995年日本学者在东京举办了第二届会议，与会国家发展到含欧美在内的八国，我的
论文通过审议应邀参会并在大会上发表和作专题讲演，受到好评。1996年韩国召开了第三届会议。再有，我应邀撰写《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现状与课题》发表在东
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1994年册上，这是第一篇在国外发表的系统介绍本学科的论文。还有，我倡导和开展中日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受到注重。1993年
日本《产业研究》第29卷第1号，有论点将我再度赴日研究作为“中国学术新动向”进行介绍，作者山崎益吉教授是高崎经济大学附属产业研究所所长、日本经济
思想史的著名学者，他在1994年该校论集上发表《日本经济思想史的现状、方法与课题》论文，其中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叶坦教授的业绩应当注
意”，他提及了我在日本的一些学术讲演和应邀发表的论文，肯定开展中日经济思想比较的意义。另外，我先后应邀在广岛大学、高崎经济大学、国学院大学、名古
屋学院大学、东京大学、大东文化大学、早稻田大学等校，以及在东京国际文化会馆、东京国立教育会馆等进行了一系列学术报告和讲演，并利用一切机会介绍本学
科的研究，为本学科走向世界而努力。再则，我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尽了一些力，与日、美、法、德等国以及台湾省的学者建立了一些学术联系，1996年台湾中
央研究院文哲所推动的合作项目“当代儒学主题计划”邀我参加，这也证明了我们的研究受到注意。
实际上，我的工作是很吃力的，自己也有着许多的不足，各种困难会使我泄气，现实的待遇也颇有“不公”之感，不正之风更使我愤世疾俗，心里常常不平衡。书斋
生涯不仅需要抵御各种“欲念”的诱惑，而且任何一点成就的取得，都要付出成倍的心血和代价，需要牺牲不少东西……。但追求科学与真理的精神是我的生命之
舟，鼓舞我不断修炼与净化，去排除各种干扰，包括内在的自识与外在的名利。例如近期英国剑桥世界名人中心（IBC）给我发了十几次函件，还通知我获
“1995—1996
年度世界名人”提名，但我都未予回应，我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学者在孤独之中理性地思索，却也对人类世界充满激情，其中之乐亦非旁人可以领略，这就是我
的“不惑”。最后，将我的一些研究心得赠给有志从学者参考：
1、只有热爱的研究才能做得好，兴趣的培养很必要。
2、提出有价值的研究课题，是进行科研的重要前提和研究意义的体现。
3、积累整理大量一手资料，只有充分占有材料才可能大有作为。
4、尽力收集已有研究成果，尤其国际学术动态、信息，需有较好的外语基础。
5、注重前期研究，有计划、分步骤，不急于求成，把握科研的节奏感。
6、提倡“根性”研究，即立足“看家本领”，不赶风头，不追求短期效益。
7、知识面要宽才能“游刃有余”，应大量读书，并不平均使用力气。
8、自觉强化理论素养，尤其要立足于具体的研究实际运用、提炼与修正。
9、注意语言表述的意义，任何研究成果都是给人看的，叙述方法相当重要。
10、几乎不存在“毕其功于一役”的研究，应谦虚谨慎，不断进取。
文章作者：叶坦（出处：廖世伦主编：《从这里走向辉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部分优秀毕业生事迹汇编》，社科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仅作个别文字修改。）
作者小传
叶坦女
1956年10月生于北京。1982年获河北大学历史学学士、1985年获武汉大学文学硕士、1988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5年北师大任教，1988年至今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先后出任日本学术振兴会研究员、国际交流基金
研究员、早稻田大学外国人研究员等，曾获日本学术振兴会“海外特别研究员”（Postdoctor博士后）学术资格等。学术兼职先后有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
理事、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分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学术委员、《经济文化丛书》副主编、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学术职称评委等，1993年起获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主要从事经济文化史学研究，重点探索以宋代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经济观念的发展，及其对东亚现代化的影响；首倡中日以及东亚经济思想史研究，以期丰富和发展传
统汉学及中国经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自80年代末起主持国家和社科院重点课题《传统经济观念与现代化》、《中日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宋辽金元文化志》、
《“儒教文化圈”现代化发展的社会文化史考察》、《传统经济文化与现代管理》等；参加《文明形态与东亚发展》、《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等课题研究。多次应邀在海内外大学讲学、参加国际会议和共同研究。主要著作（含合作）有：[ Great Historians from
Antiquity to
1800]（美·1989）、《民族与文化》（1989）、《传统经济观大论争》（1990）、《富国富民论》（1991）、《文明的运势》
（1992）、《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1994）、《大变法》（ 1996 ）、 [ Economic
DevelopmentinTwentieth Century East
Asia]（英·1996）、《宋辽金元文化志》（199８）等。译著（含合作）有：《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91
）、《日中两国近代化中经济论之比较》（1994）等十余部。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国外社会科学》、《经济研究》、
《历史研究》、《社会学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研究》（日本）、《中国：社会与文化》（日本）等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百余篇。
科研成果中有的获过国家和中国社科院多种奖，有些著作或论点有海内外专家的评介和引用。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候选人”和中国社科院“跨世纪人才工
程”。学术简介见《中国博士录》、《中国当代经济科学学者辞典》、《中国当代历史学学者辞典》、[Who’s Who in Social
Sciences inPeople"sRepublic of China]（《中国社会科学家大辞典》）等。
书斋生涯的选择
古人云“四十不惑”，今年是我的“不惑”之年了。这样的事实无论是残酷还是欣然，我都找不到似乎应有的“不惑”之感，我相信许多年前曾对一个朋友说过的
话：“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依然会是大惑不解的。”有“惑”要解，大概就是人生追寻的一种价值，“解惑”就是人生。或许正是如此，我选择了从学之路。
这条路很艰辛，而且在现时的商品经济大潮下，既没有腰缠万贯的“款儿”的潇洒气派，也没有政客权贵的威风实惠，但我并不后悔。我觉得自己不一定没有“下
海”的能力或从政的勇气，也谈不上清高儒雅，不过是人生的一种选择罢了。
书斋生涯是孤独的（不是寂寞），而我从事的专业更是需要“坐冷板凳”。我并非能够完全脱俗，也上过电视、登过报纸。但我自从决心走这条路，就在不断地“修
炼”自己，正如1991年2月13
日英文版《中国日报》登的一篇对我的专访文章最后一段所记述的，我的陋室中挂着一幅字──“明智”，典出《老子》“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人应当自知与知
人，自知可以为人，知人方可立世，这都是不易的。
人生道路的选择就是“为人”和“立世”的集中体现。一般要考虑内外两个因素，内因就是人自身，包括性格、能力、爱好等等的自我认知；外因则要看社会情形、
发展前景、可能性等等。选择的困难首先是自知，否则西方神庙的刻石上也不必留下古典哲人们那警世的名言──“知道你自己！”选择之误还在于人之有“欲”而
不能“量力”，愿望与实际的差距就是人生的痛苦之源。人们往往抱怨没有选择的权利与自由，其实，若是自己选错了，那才最可悲呢。我总记着弗洛姆说的“逃避
自由”，能逃避选择也许是幸事。然而，不可能，“选择”则可能要伴随人的终生。
我选择了书斋生涯，又决定从事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但并不敢说自己的选择一定正确。比如，我一直感到自己搞文学可能更好，更能发挥对人生的理解与感悟，
更能倾注对生命与自然的热忱与关切；又比如，每当我走在大学校园的小径上，心中总是不平静，自认喜欢校园喜欢学生，应当去当老师。尽管我也做些研究生的培
养工作，也评阅博士论文或讲些什么，但社科院没有校园文化的氛围，总像是缺点什么。即便如此，我却还是这样走着，自己可能是受到“敬业精神”的感召，知道
搞什么实际都差不太多，都有得失利弊，因此最好“干一行爱一行”；而且我记得吉米·卡特曾向他的国民转述他在军官学校因成绩不错而自得时，其老师给他的一
句话──“为什么不是最好的？”也就是说，不仅要爱所做的而且应当尽力做好，达到“自己的最好”。再就是，我意识到有热情、性格外向的人，从事的专业最好
沉静些，可以养性，否则生命与职业共汇燃烧，有可能早成灰烬；还有就是我喜欢读书，书能使我在人类文明的大海中遨游，而不必受身边一切的局限。
其实，我的选择直接动因一是由于“懒”，若在喧嚣的城市里每天挤车、坐班，天天与同仁论李长张短，我不喜欢；于是我在当了七年地地道道的产业工人之后（我
上学早又跳级，出众毕业就进了工厂），遇上恢复高考的机会，就下决心走一条“不坐班”的路了。二是我感觉只有做学者最能保持人性本来，最少扭曲。只要没有
太多的欲望，大抵可以保持自我本色，尽可能少些卑躬屈节装腔做假。三则是当学者比较有意思，我发现钱也好、权也罢，对我的吸引力都不足以达到以之寄托终生
的程度；而知识于我，却在眼前展现出一片广袤无垠的绿原，让人永远走不到头。
从历史到中文再到经济
我走上学术研究之路，是遇到了一位又一位好老师的指引，当然也有个人的努力。1978年我考上大学，是因为历史分数比较高。对只上过初中的我来说，主要是
家里有吴晗主编的一套历史小常识丛书，被我偷偷拿来一本本地看，记得高考答卷时脑袋里全是那里面的记忆，竟然得了90多分，于是我被河北大学历史系录取。
大学四年我是十分刻苦的，不仅保持着各门功课的高分，而且自修了文学、哲学、日语等课程。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我是带工资上大学的，一定要更加努力才对
得起那37·5元钱（工人二级）。恢复高考后能够上大学，开始了我的人生转折，河大老师教给我的基础知识，是我以后搞学术研究的始步，我深深感激他们。现
在回想起来，读社会科学的学生本科念历史比较好，可以培养人的严谨、开阔与明智。
1982年考研究生时，由于我的古汉语的成绩不错，而为武汉大学中文系录取，读古典文献学专业。三年的武大生活，是奠定我从事学术事业的关键时期。那里的
校园很美，东湖之滨、珞珈山下，琉璃飞檐、小径紫藤，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那里的学风自由淳正，学生有择课的余地，先生也比较民主。我的导师周大璞、阙
勋吾教授要求都很严格，例如古文字学课金甲文字要求一个个描写，儒家诸经要求熟读，像《孟子》就要我们全部背诵，直到今天，我都深受严格训练之益。我的博
士论文中一些有价值的论点，如“称提之术”的阐释就有训诂学的运用；1994年我应邀在东京大学讲演时，就从金文的考释始，对中日两国经济思想史上重要的
“本末论”进行新解，得到日本专家的重视。我的硕士导师又都支持我在学好专业的基础上，选学其他科目。武大的中文、历史、经济、法学、哲学、图书馆学等方
面的书籍或讲座我都有涉猎，如哲学系肖jie夫教授的中国哲学、法律系杨鸿年教授的制度史、历史系吴于廑、唐长孺、李涵教授的世界史和中国史学等都使我受
益匪浅。特别是经济系尹进、李守庸教授的经济史学，直接加强了对我学位论文的指导。我的硕士论文《司马光经济思想研究》前人未作过，写了十余万字，还得到
北京的名家付筑夫、王曾瑜等教授的指教，后来以《传统经济观大论争──司马光与王安石之比较》为名由北大出版社出版，得到一些好评并荣获中国社科院青年优
秀成果奖。其实，这与专业基本功是分不开的。例如，我在读本科的时候，就手抄了司马光文集中约20万字的材料，后来国家大型古籍整理项目《全宋文·司马光
文》约60多万字就是邀我承担的，主要工作是硕士生时期完成的。另外，我感触最深的，是理论素养与治学方法的训练与钻研。从学者尤其是女生，勤奋自不待
言，但理论水准必下大气力，否则不过拾漏补遗。我的理论注重是从本科开始的，研究生阶段下了不少功夫，既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也重视汉学、西学学术方法与
理论，如王国维、梁启超、内藤湖南、宫崎市定、马克斯·韦伯、克罗齐、汤因比、凯因斯、罗尔、萨特等等，还留意系统论、信息论之类，虽然并不一定真懂，却
也比较在意。
1985年我硕士毕业的同时考取了中国社科院巫宝三先生的博士生，开始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习和研究。我与巫先生素昧平生，硕士论文起了重要作用。那是
85年的夏天，巫先生当时80岁了，根本看不出来，他身着淡兰色T恤衫，声如洪钟，和蔼亲切。他说一直没有招博士生，我是第一个，我的论文他和朱家桢先生
都看了，欢迎我报考。他说的朱先生当时是经济思想史研究室主任，也是我们专业德高望重的学者，后来对我的指导和帮助很大，有学生说：“朱老师像爸爸。”这
话足以道出他在学生中的形象。与巫先生的谈话使我很激动，似乎展现了一片新天地，记得最深的是，我说到先生三类、学生三类：好的先生引航导向、宏微相济；
其次平平，但不干涉学生发展；最次的是自己不行还自以为是，限制学生。至于学生，最好的学生勤奋敏捷有创造，但往往有其他毛病可能被误解；二类学生循规蹈
距唯先生之命是从，大抵可以拾漏补遗；三类学生自视过高不把先生放在眼里，标新立异。我话音未落，只听到巫先生说：“标新立异有什么不好？只要有证据就可
以。今后你完全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也可以写文章和我讨论商榷。”他的话，大大地震撼了我，学者受“学阀”之苦还少吗？直到今天，我不仅记得他的话，而且
一直以此为据，畅所欲言。十年前，为我博士论文中的一个问题，我对他说：“我要说服您！”他说：“你说服不了我！”最近他以91岁高龄，还发表了有关唐代
手工业的一段重要史料的辩证文章，我又在里面“挑毛病”，他挺高兴。记得在国外的一次聚会上，别人知道我是巫先生的学生时，那种理所当然的表情，大概是说
哈佛博士培养的博士理当如此吧。我深感选择好导师至关重要，能拜一流学者为师实为大幸。我现在招研究生就提倡“双向选择”。
“因材施教”是孔老夫子的主张，也是我所受教育的体会。搞我们这一行文史哲知识和经济理论都很重要，因此也是从业难点所在。巫先生认为补文史比补经济需要
更多的时间，我的情况则需重点补经济理论。按照他的意见，我入学前就开始上一些课，我上过田光教授的《资本论》、吴承明教授的《计量经济学》等，深感社科
院的先生一是思路广、二是理论深、三是外文好，与一般大学不同；尤其是先生们大多学术民主，知识较新，多有留学或出国的经历，与国际接轨比较近；再就是培
养出的学生科研能力明显强，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生的学术成果和水平是有目共睹的。因为我们的先生不仅是教授，更是专业研究员，具有与大学不同的特点。再
有，这里的学风也正，比如招生基本上真能做到“公平竞争，择优录取”，学者多有维护学术淳正和学者尊严的人格精神。我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了紧张的三年，
也是我人生历程中陶冶“道德文章”的重要阶段。
1988年我的博士论文《宋代经济思想研究》20余万字完成（1991年北京出版社以《富国富民论──立足于宋代的考察》为名出版），是巫先生指导下我博
士生阶段学习的总汇。此书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第一部断代专著，专家集议为“开拓性填补空白之作”，在史料运用、理论架构、学术观点、阐释方法诸方面均有较大
创新。海内外有十余篇论文评介、引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教授、日本东洋文库柳田节子教授、东京大学岸本美绪教授、大东文化大学沟口雄三教授、法国法
兰西院士P.E.Will教授以及国内一些相关学者，都曾予以好评或引述，我还专就此论文的研究方法和撰写心得应邀发表过论文并在国外大学讲演。出书后已
获得三项学术一等奖、两项图书奖。
跨世纪学术发展的“长项”
我入社科院至今已十年多了，甜酸苦辣咸五味杂陈。近年有段顺口溜，说是“远看像要饭的，近看像拾破烂的，一问是社科院的。”虽属调侃却也从某种侧面反映出
社科院人的清贫。就我自己而言，本院“房子”、
“位子”（职称）、“票子”三大困难，无一不长期苦苦折腾着我，甚至几度动过调动念头。然而，终能“坚守阵地”的主要缘由，还是我热爱自己的专业不忍看其
衰败，这种爱是感情的更是理性的。
中国经济思想史在中国属于理论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又具有跨学科的综合性质，涉及经济、哲学、历史、文化、社会等学科领域，研究自古及今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
历史及其规律。从本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系统性研究就开始了。然而，迄今世界经济学说史却基本没有中国乃至东亚的位置，这实在是与中国博大
精深的文化传承以及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迅猛发展的现实不相称的。有论点提出21世纪是亚太的时代，而以汉文化为共同历史积淀的东亚地区，其经济
发展的“中核”──经济思想的研究却尚在始步，这无疑是遗憾的。
这样的缺憾不仅是研究内容的也是学科领域的。经济研究如果不重视经济活动的主体和归着点──人，不重视制约人们经济活动的思想、意识、观念的研究，一定会
面临跨世纪学术发展的严酷挑战。迄今为止，经济学家们若干个世纪以来也注意到“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重要影响，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斯·韦伯，但无论从系统
性、理论性、专业性各方面，都不足以满足时代发展的要求。跨世纪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以西方近代社会为基础产生的传统性科学体系面临重大的世纪性挑
战。随着21世纪的临近，东亚地区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越发重要，也越来越成为世界政治经济角逐的重心和学术文化研究的热点。跨世纪学术深进是两个方向并行
发展的：在微观性的局部、类别研究向着综合性系统研究发展的同时，宏观性的整体、思辨研究向着具体性实证考察深化。换言之，既要求以联系的、多角度的广域
视野弥补孤立、片面的静态研究之不足，又要求以坚实而充分的实证论断来改变一些宏观研究停留于浅层表面分析之缺憾。要迎接跨世纪的学术挑战，就要对以往的
学术研究史进行总结研究，需要对旧有研究的“原命题”重新质疑，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而不应驻足于在旧题目上提出新观点，尽管这十分重要，却只能积淀研究成
果“量”的推移，而不能完成学术发展“质”的飞跃。就我国现有学科而言，无论教育方式、知识结构还是专业体系，都需随时代发展进行不断的更新调整，必须经
过几代人的努力，才有可能完成“质”的学术飞跃。
自80年代末起，我开始重视结合经济与文化的研究，在许多著述中都提出应当弥补以经济论经济，就文化谈文化的研究方法之不足，学术界有些反响。经过数年的
学术磨砺，我深感经济与文化不仅仅是“结合”起来研究的问题，而是应当从更深的理论层次上，探讨传统学科划分在新的时代发展中的局限，从而探索新的综合
性、交叉性、边沿性的研究领域与方法。例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物质财富，而人类的财富大体可分为物质与精神两类，精神财富或产品的研究，越来越成为
学术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密不可分，经济与文化有其内在的必然联系。精神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会被提上研究议
程。也许正是由于精神产品不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因而创造这类产品的人文社会科学，无形中被视为不创造财富的行业而不受重视。从经济学的发展趋势来看，
也要求拓展研究领域，近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也将行为方式、制度变迁、道德要素等等，作为研究不可忽视的内容。唯经济思想与观念，是经济文化最为核心的
中介点，以经济思想和观念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具体研究中国自古迄今经济思想和理论的发展规律的学科，那就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以下的学科分析和我们的
努力，可以证实其特有优势：
1、传统的“中国学”（也称“汉学”）在国际学界是“长项”也是研究热点，而本学科以数千年中国经济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国学”中最具学术与现实紧
密关联价值的学科。近年来我们的研究逐渐受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关注，例如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邀请我撰文介绍本学科研究情况和讲述自己的新观点。坦率地
说，我国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地位，多是基础学科研究者的艰辛努力创造的。
2、唯经济思想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中介”，经济思想史不仅研究经济学说与理论的发展史，而且研究直接支配人们经济活动的思想、观念的产生、发展与作
用，因此是单纯性的“经济”或“文化”（包括宗教伦理）研究的学科所不具有的。经济活动的过程即经济行为主体——“人”直接受经济思想或观念支配而进行活
动的过程，因而研究经济思想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而有机联系的经济思想史学科所具备的特征，成为跨世纪学术突破的有利前提。近几年来，我在一系列著述中就经济
文化一体化问题，提出“经济文化学”（Economiculturology）概念，并进行了初步的论证，有日本学者撰文予以肯定。
3、中国经济思想史不仅具有一般经济思想史的特征，同时又有其独特的性质，在东亚地区有着特别意义。认真研究东亚经济思想史之“源”的中国经济思想史，有
利于从根源上探索东亚现代化之路。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研究还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即中国传统时代早于西方社会几千年就很发达的经济事象和学说观念中，蕴
含着有别于西方的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这在东亚各国的历史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并对今天东亚的现代化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从而能为东亚经济思想史奠定不
同于西方模式的理论基础，也能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重要的借鉴。
4、在我国，中国经济思想史是独立学科，这是别国无法比拟的。世界范围内日本学者很早即已开展了相关研究，但直至今天依然没有形成独立学科；他们开展本国
经济思想史研究有年，但重要发展也是近年之事。日本经济思想史研究大抵自江户时代始，而研究江户时代自然离不开与中国的紧密联系。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历
史上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经济思想有紧密关联却有走向近代的各异道路。因此，开展尚属空白的中日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和东亚经济思想研究，不仅可以深化中国经
济思想研究本身，而且可以通过比较来认识中日两国发展的异同，进而探索东亚经济思想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的关系与规律。这是解开“东亚之谜”的一把钥匙，也是
为东亚经济思想史赢得世界经济学说史上应有地位而进行的努力。
5、单纯研究“经济思想”本身还很难有说服力地阐述社会发展问题，经济文化研究也缺乏生命力。将经济思想的研究拓展到具有一定时间性、系统性和普遍性意义
的经济观念及其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关联中进行研究，是把握社会发展的深一层次的研究工作。这需要以大量坚实的个案分析和研究步骤为基础，而本学科已经积累了
许多成就，是其他学科无法相比的。有关经济观念的研究，对我国深化改革和观念更新具有重要意义，对东亚现代化发展的考察亦提示了一条关键途径。从而，对于
跨世纪学术深进而言，本专业也将越来越显现出其强劲生命力。
我的研究步骤是：立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和学科基础理论创新，进而发展到经济观念尤其是传统经济观念与现代化的研究，再通过具体比较东亚现代化模式中具
有典型意义的中日两国经济观的发展及其对两国现代化的影响与作用，回归对中国经济思想史本身的深化与提高。既从理论上探索“经济文化学”的新学科建设，又
从实证研究中丰富和发展提高本学科的研究水准，期望用长期的、扎实的、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来填补迄今世界经济学说史的空白。我的探索得到许多先生的指教
和帮助，尤其是本学科学者的提携与期许成为我不断努力的压力与动力。几年前在本学科的全国年会上，我被缺席当选为理事，自己感深意外。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
会长赵靖教授1992年在推荐我破格晋升研究员时写道：“对她的破格提升，对我国跨世纪的学术事业是有战略意义的。”赵先生对我多年的指导使我深受其益。
1995年我因参加东京会议的论文涉及本世纪初的不少内容，远在上海的叶世昌教授不厌其烦地来函赐教。我的老师朱家桢先生十多年来一直对我言传身教、无微
不至。我感激给过我各种指导的老师，更为本学科全国同仁难得的团结和协力而欣慰，这些更使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企盼有志向、肯吃苦的同道与我共同努力。
“我是中国培养的！”
走向世界是本学科发展深化的重要环节，无论课题立项还是出国研究，都得到了社科院领导的关怀和组织上的支持。1991年我初次赴日就是当时的主管副院长刘
国光教授和文化部副部长刘德有教授等的推荐。此后，我相继出任有较高学术声望的日本学术振兴会研究员、国际交流基金研究员、早稻田大学外国人研究员等，为
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条件。
国外的工作是繁忙的，尤其在勤奋成疾的日本人中更是累死人！当然，我也完全可以悠哉悠哉无人管，但我没有浪费一点时间，还三次累倒被日本医生诊断为“过
劳”，强迫休息。这到不光因为在国外有难得的学术机会或压力，也是我一贯的勤奋所习惯了的。自上大学直到今天所谓“后教授时代”，我的灯大概总是最后熄
灭。在国外，包括一些很有名的教授，天天一丝不苟勤奋努力，我们除却百倍刻苦，还有别的路吗？不过，最可惜的是1994年5月第39届国际东方学者会议在
日本召开，我提交的中日经济思想比较的论文经审议委员会通过并受邀要在大会上报告，却因眼睛过度疲劳而必须休息所放弃。此会议在世界上比较权威，但作为东
方学研究的主要国家，中国的学者参会的机会却很有限，因此我的辞谢是很遗憾的，一些学者专门致函问候，并表达了惋惜之情，使我很受感动。
坦率地说，国外学者并不一定都重视中国的学术，尤其不搞中国研究的人最为明显。不仅日本，西方大抵亦如此。有件事令我很难忘─一一位从哥伦比亚大学到东京
作博士论文的学生见到我，说是到日本后见到的教授，几乎都说作经济思想方面的论文应“请教”我，使之很吃惊。因为在美国如果作中国前近代方面的博士论文，
要到东京或台北去；至于到北京，那是搞近代的应去的，“因为北京有档案馆”；所以写古代的论文请教北京学者，且出自多位日本学者之口，当然意外！对此，我
虽不十分吃惊，依旧深感刺激。记得几年前在东京的一次宴会上，几个国家来的学者聊天，谈到我的研究，似乎是肯定的意思。因为知道我是中国人，有人就问我来
自台北？或者香港？当时我放大了声音说“我来自北京！”于是又有人问“一定是拿的美国学位？”我说：“我是中国培养的！我的三个学位都是中国的！”
作为一个中国学者，自尊、自重、自强的确重要，更重要的是用成果说话。当我听到有人对我说，认识我而改变了对中国学者的看法时，一丝欣慰涌上心头……。不
能说外国学者没有偏见，但我认为最关键的还是我们自己，至少不能使自己的行为佐证他们的偏见！我的接待教授依田熹家对中国人算不错，但他很鄙视某些中国
人，说这些人在日本舍不得吃、连车也不坐、书也不买，省下钱“扛大件”（这三个字是用不熟的中文讲的）。然后，马上得意地说：“我们日本人，出国留学回来
只有一身衣服，其余的钱全买书了！”一次，在他的老家长野别墅他又这么说，我很烦，顶了他，我说：“你对中国是了解的，中国人是在什么条件下出国的？省点
钱有什么不对？你们日本人有钱才能出国，买书又有什么？”他不作声了。后来，有一天我在学校复印材料到中午还没完，他买了一个“弁当”送来，着实使我感动
了一番。不过，的确不乏佐证别人瞧不起中国人的事例，至少我自己甚为愧疚的，就有因向日本学者推荐中国人失当的深刻教训，有的人在国外表现确实差劲。好在
如依田先生这样的还理解我是识别人有误，他说过：“你是学者就以为别人也是学者。”但还有难以解释的，造成日本学者的误解也只能咽在肚里，让时光去说话
吧。
日本的妇女地位是比较低的，连名牌大学也不例外，我所在的研究所女性都从事服务性工作。我刚去时，尽管是中国派出的高访学者，一般也只被称为“桑”（一般
人的尊称），后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发现他们称我“叶先生”了。日本人称呼“先生”是对学者或医生、政治家等的敬称。连学校旁边一家比较便宜的复印店的
老板，熟了都称我“先生”，还说早大的中国人不少，但像我印这么多资料的人还没见过。日本百姓对学者也是尊重的，这家老板还请我去他家作过客，大概就因为
我复印资料多吧。我第一次出国回来连帐都报不上，因为我的钱都搞了资料，最后是外事局特批才过了关，有人说：“你看叶坦出国回来还用黑白电视，钱都买资料
了，不报怎么办？”没有坚实的资料，研究就只能“尚清谈”或“炒冷饭”！
1994年秋天，我因国内有许多工作，辞谢了日本学术振兴会授予的“海外特别研究员”（The JSPS
Postdoctoral Fellowship Program of Foreign
Researchers博士后研究）学术资格，完成社科院与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协议项目就回国了。一些朋友很不理解，一位台湾朋友在越洋电话中说：“大陆有
几个你这样的！别人千方百计想出国，你却辞去这么高规格的邀请？你那么穷却放弃几百万日元，图什么！”我谈不上淡泊名利，也不需要谁理解或“表扬”，我只
是干自己该干的事罢了。至少有一点在我心里是明确的，那就是我虽不能改变谁或让外国人看得起中国人，但自己的存在至少可以证明中国学者尤其是年轻的并不一
定都让人瞧不起！著名中国学家沟口雄三教授在给我的信中，说他为与我这样“有着值得深深尊敬的学问业绩的学者结交友谊而无比喜悦”，他说：“叶先生归国
后，到处可以听到敬慕和赞赏之声。我对先生非凡的学问热情和无私的人格深表敬意。”我深知使外国人真正尊敬何尝容易！我为沟口先生的真挚话语深深打动，因
为这并不仅仅是如何看我个人的问题。实际上，我受过这么多的教育，我的老师都是“两袖清风”，先生们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和淡泊名利的崇高人格对我的教育影
响至深，我是中国的博士、教授，难道不该有这点骨气吗？身为中国“国家队”──社科院的学者，是有责任为中国争口气的，无论文章无论道德。
这几年来，我在国际学术活动中做了一些工作，如1993年在北京筹备召开“东亚社会经济思想与现代化”国际会议，这也是本学科有史以来首次国际会议，倡导
开展东亚经济思想研究和比较研究，得到国际学界的高度评价和积极响应。1995年日本学者在东京举办了第二届会议，与会国家发展到含欧美在内的八国，我的
论文通过审议应邀参会并在大会上发表和作专题讲演，受到好评。1996年韩国召开了第三届会议。再有，我应邀撰写《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现状与课题》发表在东
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1994年册上，这是第一篇在国外发表的系统介绍本学科的论文。还有，我倡导和开展中日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受到注重。1993年
日本《产业研究》第29卷第1号，有论点将我再度赴日研究作为“中国学术新动向”进行介绍，作者山崎益吉教授是高崎经济大学附属产业研究所所长、日本经济
思想史的著名学者，他在1994年该校论集上发表《日本经济思想史的现状、方法与课题》论文，其中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叶坦教授的业绩应当注
意”，他提及了我在日本的一些学术讲演和应邀发表的论文，肯定开展中日经济思想比较的意义。另外，我先后应邀在广岛大学、高崎经济大学、国学院大学、名古
屋学院大学、东京大学、大东文化大学、早稻田大学等校，以及在东京国际文化会馆、东京国立教育会馆等进行了一系列学术报告和讲演，并利用一切机会介绍本学
科的研究，为本学科走向世界而努力。再则，我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尽了一些力，与日、美、法、德等国以及台湾省的学者建立了一些学术联系，1996年台湾中
央研究院文哲所推动的合作项目“当代儒学主题计划”邀我参加，这也证明了我们的研究受到注意。
实际上，我的工作是很吃力的，自己也有着许多的不足，各种困难会使我泄气，现实的待遇也颇有“不公”之感，不正之风更使我愤世疾俗，心里常常不平衡。书斋
生涯不仅需要抵御各种“欲念”的诱惑，而且任何一点成就的取得，都要付出成倍的心血和代价，需要牺牲不少东西……。但追求科学与真理的精神是我的生命之
舟，鼓舞我不断修炼与净化，去排除各种干扰，包括内在的自识与外在的名利。例如近期英国剑桥世界名人中心（IBC）给我发了十几次函件，还通知我获
“1995—1996
年度世界名人”提名，但我都未予回应，我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学者在孤独之中理性地思索，却也对人类世界充满激情，其中之乐亦非旁人可以领略，这就是我
的“不惑”。最后，将我的一些研究心得赠给有志从学者参考：
1、只有热爱的研究才能做得好，兴趣的培养很必要。
2、提出有价值的研究课题，是进行科研的重要前提和研究意义的体现。
3、积累整理大量一手资料，只有充分占有材料才可能大有作为。
4、尽力收集已有研究成果，尤其国际学术动态、信息，需有较好的外语基础。
5、注重前期研究，有计划、分步骤，不急于求成，把握科研的节奏感。
6、提倡“根性”研究，即立足“看家本领”，不赶风头，不追求短期效益。
7、知识面要宽才能“游刃有余”，应大量读书，并不平均使用力气。
8、自觉强化理论素养，尤其要立足于具体的研究实际运用、提炼与修正。
9、注意语言表述的意义，任何研究成果都是给人看的，叙述方法相当重要。
10、几乎不存在“毕其功于一役”的研究，应谦虚谨慎，不断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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