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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5-04-13 来源:人大经济论坛

斯洛维.德莫格尔
法国
比较经济学29,95-117(2001)

摘要:本文提供了基础设施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依据,使用了24个省(不含直辖市)在1985年至1998年期间的面板数据样本,估计增长模型表明,在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地理位置和基础设施投资在各省份经济增长绩效的差异中起着显著作用,结果表明交通设施在解释增长差距上也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同时指出了电信在增强地区间联系交往中所起的作用。
关键词:基础设施;经济增长;地区不平等;面板数据;中国

1、导言
在二十年的市场化改革中,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人均实际收入比1978年翻了两番。这种进步的主要特点是,随着开放政策,国际贸易量得到了显著增长,外商直接投资的巨额流动,这两个因素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然而,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新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省份间越来越不平等的人均收入差距。为了维护当前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和社会稳定,实现经济均衡增长以缩小地区差距似乎是目前中国所面临的一项主要的政策挑战。
从这个视角来讲,提高内陆省份的增长潜力,要直接通过适当的经济政策,或间接通过高速发展的沿海地区的增长溢出效应。第一个问题已广泛地记载在最近的经济文献中,这表明了沿海地区省份经济增长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产业和对外贸易的高度改革。然而,问题是如何利用这些改革和开放政策的最大优势,到目前为止,还很少有人关注。考虑到中国广阔的幅员,在地理和自然资源禀赋上出现较大的地区差距是很自然的。这些可能会对各种形式改革的经济效益产生重大的影响。为了弥补自然因素的不足,提供一个适宜的基础设施可能是有助于促进省际间以及与外部世界的沟通。因此,在评估省级经济增长绩效和地区经济溢出效应时,这个问题可能很重要。利用24个省自治区在1987年至1998年间的数据库,为在整个改革期间各省际间经济增长绩效巨大差异的原因提供了实证依据,证实了基础设施禀赋的分布与增长绩效的分布存在着特殊的关系。
本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概述了中国各省份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差距。第三部分总结了基础设施投资在国家和省份两个层面的演变过程。第四部分描述了定量评估的概念和方法论基础。第五部分使用定量评估方法分析了经济增长与地理位置和基础设施的关系。第六部分建立并讨论了经济增长的分解模型,证实了分组省份可以根据经济结构、教育水平、基础设施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绩效的一种解释。第七部分与若干经济政策相关的言论。
2、地区经济增长的格局
关于中国各省际间不平等现象的扩大或缩小问题,近年来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讨论。如果省际间不平等发展还远远不是中国的一个新现象,那么重新关注这个问题的原因部分来源于改革的实施,再分配制度已被废弃的事实(诺顿,1999;王和胡,1999)。因此,这一政策已无法对省际间不断拉大的二元现象起调节作用。在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中国经历了日益增长的跨省不平等。的确,从1978年至1998年,各省份间的增长绩效都存在巨大的差距。经济最有活力的浙江省,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12.5%,相反,青海省只有7.1%。
按省份的地区划分显示,平均而言,沿海省份的增长远远快于内陆地区。经济增长集中在沿海地带引起了地区收入差距的变化。首先,它导致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截面分散图上略有下降的趋势。然而,从90年代开始,它一直伴随着地区相对差距的增长。的确,沿海省份迅速的增长并不利于收入的扩散,直到1990年,当经济增长最快的沿海省份开始扩散到人均收入低于平均水平的省份时,情况才有所改善。这种收敛的过程持续到1990年后结束,并且随着那些省份经济的追赶和沿海最富有省份也在加快增长,地区差距开始呈现出分散化的拉大趋势。洛伦兹曲线可以用于描述这种趋势(见图表1)。他们认为,当我们排除直辖市在比较范围内(这种做法似乎很典型),跨省的不平等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仍然相当稳定,但从那以后开始趋于扩大。所以,内陆省份比如贵州和云南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方面仍然很落后,但大多数沿海地区已经开始赶超最富有的直辖市。因此,由于经济增长集中在沿海地区,最显著的差距已经在沿海和非沿海省份间出现。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地区间较高规模的追赶过程和离散趋势两种相对现象的同时存在,表明了自中国实行改革以来,复杂的地区发展状况。这种复杂性解释了为什么很难发现各省际间收敛关系。的确,正如图2所示,在考虑所有省份而不包括直辖市的情况下,初始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其后的增长并没有明显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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