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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写好博士论文

写好一篇博士论文，首要前提是选好题。
如何选题？
“选题”之“选”是指选择。选择是主体行为，是主体性的突出表现。主体之所以为主体，最根本的就是他(她)有其特定的目的。主体性的本质规定就是目的性。无目的者不足以为主体。
有了一定的目的或价值目标，他（她）就也才面临一个选择的问题，即选择一个能或最能达成自己目的课题____这样的课题才是有意义的。为此，他（她）应该且必须关注现实，以便发现现实中的重大的或具有普遍性的但又是尚未有定论的问题。有了这样的问题意识，带着一定的有意义的问题去选题，才能选好题。
选题固然重要，因为它涉及到所要作的论文的价值，但是，并非选到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题目，就足能保证其论文的价值和质量。一篇论文的价值和质量还取决于其特定的研究方法。
人类的文明史，从物质文明方面看，其实质性的进步是生产工具的进步。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的进步，至少在中国是体现在从石器到青铜器特别是铁器的飞跃。然后是从铁器到大机器的飞跃，再是大机器到电脑的飞跃.......物质文明的进步是如此，人类思维的进步同样是如此，本质上也不过是思维工具的进步。所谓思维工具，在学术意义上就是学术研究的方法。学术的进步的实质在于其研究方法的进步。
方法取决于观念、理念，有什么样的观念和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方法的进步本质上乃是观念、理念的进步。没有观念、理念的更新，就不可能有方法的创新。
如何革新或转变观念、理念？对于一定的学科来说，观念、理念的更新，取决于对该学科（例如哲学）元理论的研究。例如，如果想要在哲学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就必须研究古今特别是当今中外的哲学观念的变化，由以形成自己独特的哲学观念，进而以此观念为指导，以它为视野、视角来进行特定主题的研究。
对于历史（包括哲学史）研究来说，其研究无非是对一定历史文本或历史资料的研究。这种研究，本质上乃是对历史文本或历史资料的理解。
“理解”的前提是有“理”。有“理”，才有“解”；无“理”，则无“解”矣。
这个“理”是什么？它就相当于亚里士多德所讲的“形式”。这个“形式”既是“质料”（历史文本或历史资料）所追求的目的，同时也是推动它的力量。这里作为其目的的“形式”，就是上文论述选题时所述之目的或价值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目的，就是意味着没有“形式”，没有“理”，从而也意味着无“解”。既然无“理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历史（包括哲学史）研究了。
其实，不仅历史（包括哲学史）研究，其它一切学术研究，也都是对一定资料或材料的理解。人文科学是如此，自然科学也是如此。自然科学的研究也是对一定材料（关于自然现象的经验）的理解。
用中国哲学的术语来说，“形式”与“质料”的关系也就是“理”“气”关系。按朱熹的解释，“理”属“道”，“气”属“器”，它们的关系属于“道”“器”关系。朱熹的理气观是“理在气先”，从学术上说，这就是意味着研究目的是研究活动的先导。顾炎武则认为“非器则道无所寓”，这是意味着研究目的是不能离开研究对象的；离开研究对象的所谓目的，是空洞的；研究目的必要在研究对象上体现出来，或者说，要在研究对象上体现研究者的意志。这就是说，学术研究本质上就是在主观领域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改造。这种改造活动实是研究者实现自己理想的过程。这意味着，没有理想的研究者，是不可能取得什么研究成果的。
所以，要写好一篇博士论文，首要的是要有一定的理想。（这里所谓的理想，就是上述所谓“形式”。）有远大的理想，才能写出高质量的论文。
现在问题是，博士生们普遍的缺乏理想，即在学术研究上缺乏“形式”，所以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他们通常是对一定的“质料”进行盲目的“加工”，自然而然，其“产品”也就体现不出“生产”者的目的，他（们）的价值取向。因其如此，这些“产品”便无明确的“用途”，只是可有可无的玩艺儿。
然则，理想从何而来？来自于对民族，对国家，对社会，对人类的责任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没有对天下的责任感，就不可能有称之为理想的东西；没有理想，当然就没有学术意义上的“形式”，也就无所谓学术。
要之,论文之事，本质上乃是为人之道。为人无道，其论文就既无论亦无文，即便有论也是无实之空论，有文也是无质之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