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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汉前期的策问与对策初探_古代文学论文

发布时间:2014-10-14 来源:人大经济论坛
西汉前期的策问与对策初探,西汉前期是古代策试制度化的重要时期,它确实选拔出了真正的人才,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策问是古代以策试士时由主考一方出题发问,其中由皇帝亲自发问或者代表皇帝发问的称为制策,由各级主考的政府部门发问的称为试策。士子的回答则称为对策。 一、汉文帝时期的策问与对策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论述道: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1],这里的应诏而陈政,即是针对统治者关于时政的策问给以准确的回答。作为一种制度化的考试方法,它确立于西汉前期。 据《汉书·文帝纪》载,文帝即位的第二年(公元前178年)十一月发生了日食,文帝以为这是上天对自己的施政有过给以警戒,所谓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因此下诏令臣民上言自己的过失,同时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九月,汉文帝再次下诏,要求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2]关于文帝策问的具体内容,《汉书》记载道: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贤士,施及方外,四极之内,舟车所至,人迹所及,靡不闻命,以辅其不逮;近者献其明,远者通厥聪,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长楙。 高皇帝亲除大害,去乱从,并建豪英,以为官师,为谏争,辅天子之阙,而翼戴汉宗也。赖天之灵,宗庙之福,方内以安,泽及四夷。今朕获执天子之正,以承宗庙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烛、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着闻也。故诏有司、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帅其志,以选贤良明于国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终始及能直言极谏者,各有人数,将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当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亲谕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四者之阙,悉陈其志,毋有所隐。上以荐先帝之宗庙,下以兴愚民之休利,着之于篇,朕亲览焉。观大夫所以佐朕,至与不至,书之、周之、密之、重之、闭之。兴自朕躬,大夫其正论,毋枉执事。呜乎,戒之!二三大夫其帅志毋怠!分析这篇策问我们可以看出五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对古代统治者的推崇与效仿;二是对自己祖先的膜拜;三是对自己进行解剖与评价;四是讲自己征举贤良及直言极谏者的目的,将以匡朕之不逮;五是就对策的问题作出说明,即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要求贤良们认真对待,作出答策。 从策试的视角来看,文帝二年和十五年的两次诏举贤良,第一次的目的是要纠正自己施政的过失,考试的性质还不十分明显;第二次策问则明确提出皇帝要亲自进行策试的具体内涵,并且要采纳贤良们的建策,这可以看做策试制度化的开始。而从被举荐的贤良方正之对策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时政和治国方略确是深有见地。 如这次的诏举贤良文学士,晁错获得了第一,他在对策文中按照皇帝策问的内容层次,一一作出答策:首先是自谦;接着对诏策曰‘明于国家大体’作出回答;再接下去是对诏策曰‘通于人事终始’作出回答;再接下去是对诏策曰‘直言极谏’作出回答,他以五霸为例讲了春秋五个霸主才能不如其臣,但是得到直言极谏的方正之士的辅佐,能够救主之失、补主之过、扬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内亡邪辟之行、外亡骞污之名,五霸因此被后世称为贤主;再接下去是对诏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作出回答,他以秦朝二世而亡为例,分析了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宁之祸产生的根源,秦朝暴政所造成的亲疏皆危、外内咸怨、离散逋逃、人有走心的状况,又以汉文帝即位以来为天下兴利除害、变法易故、以安海内的诸多惠政作为对比,称赞这些是上世之所难及、道纯德厚,元元之民幸矣;最后,他对诏策曰‘悉陈其志,毋有所隐’作出回答,认为五帝其臣莫能及,则自亲之;三王臣主俱贤,则共忧之;五伯不及其臣,则任使之,汉文帝资材不亚于五帝,然君临天下十六年来,民不益富、盗贼不衰、边境未安,之所以如此,意者陛下未之躬亲,而待群臣也,他希望汉文帝能够亲身治理朝政,以实现天下之治[3]。 二、汉武帝时期的策问与对策 汉武帝即位后,于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十月下诏,要求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这次的诏举贤良是否进行了策试,史无明文,但是丞相卫绾借此机会提议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得到汉武帝的批准。不过,此时的西汉王朝是窦太后掌握实权,太后好黄老之言[4],推崇儒术的魏其侯、武安侯以及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或贬或死,想来策试也很难顺利进行。 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五月,其时窦太后已于前一年去世,武帝开始独立行政,《汉书》载武帝乃再次诏贤良曰:‘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徕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乎,何施而臻此与!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着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5]161这是汉武帝的策问文,它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推崇历史上的治世,即唐虞之世和西周的成康之治;二是要求士子们对现实的政治状况提出建策,怎样做才能够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要求贤良们着之于篇,朕亲览焉[5]161。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史料的最后说: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似乎董仲舒和公孙弘是在同一次对策中脱颖而出的,但考察一下二人的传记,我们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考《汉书·董仲舒传》载: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传中载有武帝的策问文,制曰: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絜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今子大夫褎然为举首,朕甚嘉之。 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筦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虖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呜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比较一下《武帝本纪》所载的策问文与《董仲舒传》所载的策问文,我们可以看出明显的不同。分析《董仲舒传》所载的策问文,武帝首先谈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是任大而守重,他夙夜不宁、殚精竭虑犹恐有缺,所以要广延豪俊贤良之士,垂听而问,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其次,他对历史进行了回顾,推崇五帝三王之道,对大道微缺、王道大坏、很多人想要恢复先王之法而不能,发出疑问,岂其所持操或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还是他们所为屑屑无补于世呢?他明确地提出: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他还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再次,他说明了自己所要达到的目标,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怎么做才能实现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呢?最后,他希望这些通晓先圣之业的豪俊贤良明以谕朕,条分缕析,取之于术,慎其所出,即使与当今的执政者有关的事情,也可以直言无讳,不必担心后患,因为对策文兴于朕躬,是由皇帝自己开启审阅的,所以他要求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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