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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形成历史的再研究

发布时间: 来源:人大经济论坛
摘 要: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历史共时和历史历时观分析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形成的历史过程,指出该战略的实施是在我国长期所处极其恶劣的历史共时环境中和一穷二白、千疮百孔、生产力分布高度畸形的历史历时性经济基础传承条件下的必然选择。该战略的实施,使我国综合国力得以增强,国际地位上升,并为改革开放和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正是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共时与历史历时,在该战略的实施中也存在许多问题。但无论成就还是问题,均是目前我们在常态下按常规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中应予重视和借鉴的。   关键词: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历史唯物主义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长达29年的历史时期中,我国实行的是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再研究,总结其中的经验与教训,无疑会对目前正在实施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
  一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进行分析,就是运用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普遍联系观和方法论,不仅要遵从“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的历史发展顺序,而且要依据“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规律修正”的逻辑规律。
  以历史和逻辑相统一为基本出发点,人类历史发展是普遍联系的。普遍联系不仅体现在历史的共时性方面,而且体现在历史的历时性方面。共时性是人类社会运动的广延性或伸展性;历时性是人类社会运动的持续性和顺序性。同时,共时性和历时性是密切联系而不可分的,联系和不可分体现了空间和时间相统一的四维空间概念。
  把共时性与历时性世界观运用到对我国“均衡”发展战略的历史分析中,就是概要分析其之所以提出和实施的国际环境,又要具体地分析其之所以提出和实施的国内经济基础的历史传承。
  (一)均衡发展战略形成的历史共时性
  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执掌中国政权大势已定的格局下,美国策划12个西方国家在华盛顿签订了“北大西洋公约”,并成立了武装部队联合司令部。其目标是共同防止共产党的“入侵”。“北约”的成立,标志着美国从欧洲、大西洋包围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部署已经基本完成,也标志着帝国主义阵营的正式形成。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949年10月3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指示国务院“不要匆匆忙忙承认这个政府”。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11月,美国纠集,15个西方国家筹组巴黎统筹委员会,专门负责管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问题,新中国也自然是被管制的对象。美国在积极支持和配合国民党利用海、陆、空优势,对上海、天津、青岛等大陆沿海城市和港口进行封锁的同时,还向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发出照会,要求它们同美国保持不承认新中国的一致行动。到1953年,参加对新中国实施禁运的国家达45个。与此同时,从1950年到1954年,美国先后与泰国、菲律宾、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签订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双边协定和条约。1954年9月6日,在美国的精心策划下,美、英、法、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八国会议,并于9月8日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从而使新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十分恶劣。
  不仅如此,美国等西方国家还不断地在中国边境地区挑起局部战争。1950年6月在对朝鲜战争干涉的同时,麦克阿瑟提出“保合意见书”,宣称台湾一旦落入共产党之手,对美国远东防线的威胁就如同“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并派第七舰队占领中国台湾海峡。1954年12月2日美国与蒋介石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1957年后,美国在台湾布置了可携带核弹头的“斗牛士”导弹和B52轰炸机,成立了“美军驻台协防军司令部”。1958年7月15日美派海军陆战队入侵黎巴嫩后,海军参谋长伯克公然威胁:美海军正密切注视台湾地区的局势,随时准备进行像在黎巴嫩那样的登陆。1961年,对越南实行出钱、出枪、出顾问、出特种部队的“特种战争”。美国国务院历史文献出版顾问委员罗伯特·舒尔辛格一语道出了侵越战争的真谛:“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遏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对抗的”。
  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苏联除在我国新疆的塔城、伊犁地区参与叛乱,并引渡和胁迫6万余名中国公民跑到苏联境内外,还在中苏7300公里的边境线上不断增兵,由赫鲁晓夫时期的10个师20万人,增加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的54个师100万人,还不时在边界线上挑起事端。在中国北面,苏联与蒙古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互助合作条约》,并在蒙古驻扎重兵,矛头直接指向中国;在南面,挑拨中国和越南的关系,并取得在越驻兵的权力。唆使越南侵略柬埔寨,导致中越、中柬关系严重恶化;在西面,于1971年8月与印度签订了《和平友好合作条约》。从而对中国形成了北、西、南三面包围之势。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才开始缓和。
  以上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表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至上世纪70年代,战争的危险始终存在,而且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这种危险更加增强。
  (二)均衡发展战略形成的历史历时性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内不仅连续遭受110年的战争之苦,而且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形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很浓的经济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全国钢产量只有60多万吨,工农业总产值100亿美元。重化工业集中在东北,轻工业集中在上海、天津和广州等少数沿海城市。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7%以上,集中在不到国土总面积12%的东部沿海狭长的地带中,而占80%以上的国土面积的西南、西北和内蒙古地区,几乎没有什么现代化的工业。其中,占国土面积45%的西北和内蒙古地区的工业产值,仅占全国的3%;占国土面积23%的川、滇、贵、藏等西南各省的工业产值,也仅占全国的6%。而且,工业生产与广大内地和农村相脱节,农业生产方式极端落后,主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国内经济基础表明,新中国面临的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千疮百孔、一穷二白、十分薄弱且生产力布局极度畸形的经济基础。
  二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就向全世界声明:“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的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的通商事业,以利于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一再挑衅,1954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讲:“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还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的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如果诸位同意的话,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好环境。……,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如果能得到几十年的和平就好了。……,谁要打仗,就反对他”。同年10月,他在会见印度总理尼克鲁时讲:“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仗,假如能创造这样的一个环境,那就很好”,“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经济和文化计划就要停止,而不得不搞一个战争计划来对付战争。这就会使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延迟”。
  但是,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良好愿望,受到当时恶劣的国际环境的严重制约。在这一制约下,国内的经济建设方针自建国到70年代初,特别是中苏关系破裂后,始终贯穿着备战和加强国防的理念。早在“一五”计划中就提出,“在全国各地适当地分布工业生产力,使工业接近原料、燃料产区和消费区,并适合于巩固国防的条件,来逐步地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水平”。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当时的中央政府,1)将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有一定重工业基础的东北地区(在前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中,1950—1952年开工的17项中的13项被安排在东北地区),并集中了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1/4,对冶金、煤炭、机械制造等工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和新建。此外,还先后在武汉、包头、兰州、西安、太原、郑州、洛阳、成都等地进行工业建设,从而较快地形成了支撑全国经济建设的生产资料供应基地;2)将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中的51项安排在西南、西北地区。我国自行设计的694个限额以上重要工程的472个被安排在内地;3)将国内限额以上工业建设项目中的222个,安排在东部沿海地区,占总额的32%,在全国基础建设投资总额中,沿海和内地分别占36.9%和46.8%,其投资比是0.79:1。
  为了平衡全国的生产力布局,1956年毛泽东同志用近2个月的时间听取了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中央部委的工作汇报。在掌握丰富材料的基础上,经过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1956年4月25日由毛泽东同志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主要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的中心思想是:尽量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围绕这一基本方针,论述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个人的关系;_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在论及沿海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时,毛泽东同志指出: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新的工业大部分应摆在内地。但是,沿海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要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要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使我们更有力量发展和支援内地工业。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才能有效地调动各地区的积极性。
  “二五”时期,国家更明确地提出:“必须在内地有计划地建设新的工业基地,这是我们坚定的、不可动摇的方针。
  50年代末60年代初,随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继续实行经济封锁的双重压力下,为防备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1965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同年8月,国家建委召开全国搬迁会议,提出对少数国防尖端项目要按照一、二、三线进行整体布局的决定。从而形成了中国工业建设历史中一次大规模的空间战略转移。从投资看,自1965年开始的10年间,用于“三线”建设的投资额达2000亿元,占同期新增投资的43.4%;从项目看,“三五”安排的1476个大中型施工项目,“三线”地区占55.8%。直到“四五”前期,国家宏观布局仍以战略后方为中心,中部在全国基础建设投资中所占的比重高达54.4%。
  三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在一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共时性与历时性这对矛盾中,历时性是根据,共时性是条件,历时性要受共时性的制约,共时性也要通过历时性起作用。
  从此出发不难理解,受长期恶劣国际环境的制约,当时我们只能与苏东和极少数承认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有限的贸易和资金往来,而且在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后的国际环境和历史传承的国内基础条件下,如果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有五个不可能。其一是,战争的危险始终存在,如果把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沿海,一旦战争爆发,其损失不仅将使我国大伤元气,而且有可能使政权得而复失;其二,台海关系始终处于紧张状态,并且我国南部邻国的局部战争始终存在,这不能不对我国在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经济形成严重的威胁;其三,当时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主要是由设备和原材料大部分依赖进口的轻纺工业构成,这不仅在长期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我国实施禁运、封锁的国际环境中不可能得以发展,而且由于历史上的长期战乱和帝国主义入侵造成的经济结构畸形和生产力布局不合理的国内基本状况,使当时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生产与广大内地,特别是农村相脱节,城乡之间、各工业城市之间均缺乏有机的联系;其四,也正是由于恶劣的国际环境,我们发展工业的重点在重化工业,东部沿海地区缺少发展重化工业的基础和条件;其五,十分落后的内地经济对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形成较强的内部制约。因此,基于当时的历史共时和历时性约束,只能把经济建设的重点转向内地,并且对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一些发展,也是为了支援内地的经济建设。这是历史的抉择,并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余地。
  在这种选择下,“均衡”发展战略形成和实施时期,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在极其艰难困苦的国际国内环境下,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就。
  首先,从历史发展的共时性方面讲,打破和战胜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孤立、封锁和武力威胁,巩固了新中国政权,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越来越宽松,国际地位不断上升。
  其次,从历史发展的历时性方面讲,在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千疮百孔、一穷二白和极端畸形的生产力布局的基础上,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综合国力得以增强。
  第三,从1953年到1957年,三大地带人均国民收入的加权变异系数由0.218下降到0.195。
  第四,在“三线”建设时期,国家除以武钢、包钢等工业基地为中心外,还加强了西南、西北地区大型水电站和新疆石油、有色金属的建设,并随之形成了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和许多重工业生产和科研基地;修建了连接西南的川黔、成昆、贵昆、襄渝、湘黔等几条重要干线;建设了攀枝花、酒泉、武汉、包头、太原等五大钢铁基地;新建扩建和迁建了一大批煤炭、电力、石油、机械、化学和国防工业项目。
  第五,从“一五”到“三线”建设期间,国家在内地投资数千亿元,建成了一大批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和科研单位,形成了数十个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使内地的工业总产值由1952年的30.6%提高到1978年的39.1%。
  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所有这些成就均为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为改革开放后能在宽松的国际环境中以东部沿海地区为经济发展龙头、为非均衡发展、中部地区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由于均衡发展战略是在我国特殊的国情,特别是特殊的国际环境中采取的战略措施,其间就难免存在有违常规的问题。
  1、一概地排斥商品经济,人为地使经济发展逾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
  2、为了在较短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经济强国,不至于被动挨打、受制于人,不顾客观情况和经济发展阶段,在全国范围内搞赶超美英的“大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了较大的损失和浪费。据估计,从1958年—1960年的大跃进和工业布局上的遍地开花,使国民收入大约减少1500亿元。
  3、“三线”建设时期,将现代化工业人为地植入缺乏相应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的内地,全国的资金产出率仅有0.217,大大低于“一五”期间的0.338;有些项目的厂区布置极不合理,国家不得不在“七五”期间投入30亿元资金,对121个“三线”项目进行关、停、并、转、迁。
  4、三大地带间人均国民收入的加权变异系数,由1957年的0,195急剧上升到1960年的0,282;1965—1976年间则由0,209提高到0,390。
  5、1953—1978年,全国投资形成4000亿元的资产,但真正发挥效应的仅为2500亿元。“三线”建设按照“山、散、洞”原则布局,致使很多一流技术、一流产业工人、一流设备未能充分发挥出应有的效用。
  四
  尽管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的形成和实施,是在极特殊的历史共同和历时性条件下的必然选择,但其间的经验与教训,已足以为我们现今在常态环境中按常规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并达到预期目标提供了可以引以为鉴的启示。
  (一)在对外方面
  1、坚持开放。马克思主义世界普遍联系的原理和作为对这一原理进一步丰富、深化和具体化的现代横断科学的系统观告诉我们,世界各国是人类社会这个有机大系统的子系统,各子系统由于自然禀赋、发展历程、经济社会基础和人文环境等方面的差异,使之处于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联系之中。这种联系客观上决定和要求各子系统必须是开放的,只有开放,才能使各子系统从其他系统不断地吸收“负熵流”并以此抵消内部不断产生的“正熵流”,进而使各子系统能够摆脱混沌和无序而走向有序运作。以此推之,坚持开放,是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
  试想,在均衡发展战略时期,如果我们的国际环境不是那样恶劣,靠中央集体的强有力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凝聚力和艰苦奋斗精神,我们将会取得不可估量的经济建设成就。
  而现今,和平、发展、合作的国际环境、长达5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经济建设的基础,均为我们坚持开放提供了历史共时和历时方面的有利条件。
  2、坚持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上述理论同样告诉我们,各子系统之所以能处于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联系中,是基于各子系统的各自利益。没有各自的利益和运作方式,子系统就不会存在,进而人类社会这个大系统也不会存在。因此,在对外关系中,坚持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正是这一客观要求的具体体现。
  在均衡发展战略中,若不是当时的中央集体始终坚持这一原则,我国的领土早就被瓜分完了,我国人民的利益也早就丧失殆尽了。
  (二)在对内方面
  1、坚持发展商品经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程已经证明,商品经济是一国经济发展中的必经阶段,不能人为地逾越这一阶段。这也是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
  2、坚持量力而行。量力而行是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另一种表述,其深刻内涵是以实际情况和客观经济发展规律制定方针、政策。
  国际国内经验已经证明,只有坚持量力而行的世界观,才能使经济、社会及其他建设事业稳定有序地推进,而将不应付出的代价和损失降到最低点。

作者:孙翠兰 来源:《探索》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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