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日本的经济侵略：《日本第一》——探寻微观经济的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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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大经济论坛
美国经济理论的传教士们轻易地相信了日本人到处宣传的论调：日本经济发展出现了停滞萧条的十来年（1991-2001），被称为"失去的十年"。但是，当我于1993年底进入三井物产（株）北京事务所工作时，经历的却是繁忙的工作、奢侈的花销和大量推进中的投资项目，并未体会到衰退的景象。1996年，在公司的东京总部研修时，白天看到的是井然有序的工作，晚上见到的是觥筹交错的生活，体会不到萧条的景象。为什么日本非常乐意接受人们大肆谈论他们的不景气呢？其背后有着非常的隐秘战略目的。
1997年爆发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我才真正感受到日本公司缩减财政预算，投资停滞，贸易业务量相对减少，工资不再增长，营业经费受到严格控制，不鼓励加班从而减少加班津贴。可是，当时中国国内面临更严峻的形式，国营企业普遍亏损和大规模下岗。直到2003年，日本商社的繁忙景象又出现。因此，在我的眼中日本经济在1998-2002年的5年间的确经历了一个低潮期，但不是人们谈论的"失去的十年"。这种感知上的差异来源于经济观察的视角不同。当我们引用日本国内的经济指标和体察日本经济的全球活动时，往往就会得出有差异的结论来。用经济学的专业术语解释为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国民生产总值（GNP）统计差别。
很多学者或媒体通常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发表对日本经济的看法，有意宣传日本国内生产和消费持续下降，而无视日本在海外资产和市场的不断壮大。如此一来，这给我们普通百姓，甚至经济领导者和决策者带来错误的认识和自大的心态，从而放松了对日本经济力量的警惕，也忽略了以综合商社为特色的日本追赶型经济模式对于发展中国家崛起的重要意义。发达国家通常利用国内生产总值（GDP）偷换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概念，掩盖其获取的巨大的世界财富，从而降低发展中国家的不满情绪，使其改头换面的殖民主义被欣然接受。总之，我们不能低估日本的经济实力，应该积极正视日本经济的真实情况。
与此同时，随着美国90年代IT产业和知识经济的迅速膨胀，以及1997年美国通过索罗斯掀起的金融风暴成功打击了日本在东南亚的经济势力。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们迅速抛弃了此时热烈讨论中的以日本式综合商社试点为主题的经济改革方案，转入了以美国式的股票和基金经济模式，期待以此成为中国新经济体制的基干。随着大批从美国留学回国的博士们成为国内各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并且美式MBA开始大行其道，都加速了中国经济改革向美国的以资本市场为基础、以金融理论和宏观调控为主导经济体制的转变。但是，在一个商业无序竞争和微观产业脱节的经济组织结构中，金融工具能够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吗？
美国模式在20世纪最后十年的出色表现同时也震动日本模式。随后，日本也出现了要求经济体制改革的呼声。经过一个时期的小心摸索，日本的确正在经历着经济转型，不断吸收美国模式的优点。应该看到的是，日本的经济转型是基于其已经完成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追赶，国民经济跻身于发达国家前列，并且从商品输出转向资本输出后，需要社会和国家从商业管理模式向金融管理模式转变的结果，也是青年一代从重商主义向拜金主义的思想转变的结果。但是，日本并没有动摇以财团为基础的经济根基，因为它不但是经济发展的主角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六大财团在日本经济和社会担当了"准ZF"的角色。一方面，由于综合商社在贸易、投资、金融、人才、情报和物流发挥者综合机能的特殊作用，使其成为财团内部乃至日本社会实质上的经济总参谋部。如果仔细研究日本综合商社经营战略的调整，就不难发现和解释近年来日本在很多经济、政治、军事和国际关系问题上的政策变化和相关行动。另一方面，主要为本财团内部成员服务的主力银行出现了跨财团的合并，从而促进了财团企业间的合作和对外竞争的统一步伐。随着财团内部大型制造业成员营业额和利润的增加，主力银行的贷款和坏帐问题也不断得到解决。日本已经毫无疑问地巩固了多年来世界第一债权国的地位，伴随着其海外资产不断壮大，它正在向着金融帝国的目标迈进。
在日本的大财团体制的支持下，有很多日本大型制造业企业在过去几年所谓的经济低迷阶段性却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肆扩张。特别是在2000年以后，日本企业逐渐消化了IT技术和数字技术，应用于其具备优势的制造业中，为这些企业创造了巨额利润。同时也刺激了日本制造业设备的升级换代，进一步确立了它们在全球的竞争优势。借助知识产权的保护，日本制造业通过跨国经营的产业分工，将核心技术牢牢控制在手的同时，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优势，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全球家电产品领域和汽车产业中的领导地位。其中，三井财团的丰田公司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当80年代美国人出版了《日本第一》这本书后，美国社会上下形成了危机感，从而促使美国ZF对日本的经济殖民主义提高了警觉，并采取了一系列对策。而美国企业界也认真研究和借鉴了日本经营管理中的有益元素，不断增加与日本企业竞争对抗的能力。随后，美国在90年代借助其信息革命、知识经济和创新机制赢得了新的竞争优势，似乎再次成为了全球经济的霸主。
可怕的是，日本改变了过去那种锋芒毕露的竞争态势，正在以一种悄无声息的方式追赶美国的信息技术，并且确立了从"科技立国"向"知识产权立国"的战略转变。同时，日本谨慎而有序地进行着新的经济制度调整，主要表现在各财团主力银行间的合并和综合商社的转型，不断强化对全球资源和物流的控制。需要注意的是，日本在全球的跨国经营活动重点正在向中国转移，表面看为中国经济注入了新的资本，实际上是加强了对中国经济活动的影响力、渗透力和控制力。审视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的近代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中日甲午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曾经为日本积聚原始财富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这两次战争结局不同，但是其结果都是中国的大量财富被转移到了日本，为其后来经济复兴和崛起提供了保障。
经过一段时期相对低迷阶段，日本经济于2003年显示出了新的活力，并显示出再次崛起的势头。而且，这次崛起的意志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而且表现在军事上和政治上。 仔细研究后，我所能得出的结论是：日本的再次崛起又是一次中国财富向日本转移的过程，也就是人们谈论的日本经济增长的中国因素。隐藏在这次崛起背后的却是一场无形的战争，领导者不再是大日本皇军，而是如同军团一般组织和行动的财团。感到悲哀的是，我们的企业家们和经济决策者们对这些财团的作战方式和战略部署还一无所知，一时难以招架其来势凶猛的冲击，甚至还无意中将它们作为贵宾引入家中。
人们往往喜欢用世界500强的排名来衡量企业实力。日本的综合商社排名从1994年的前5位的地位一直在下滑，这与日本国内经济的结构变化有密切关系。综合商社的主要职能是保障企业的原料供应，培育新兴产业和大型制造业，为国内企业海外贸易和投资铺路搭桥。随着日本制造企业已经基本完成了这一历程并向海外转移，日本产业向高精尖和低原料消耗方向发展，综合商社对日本国内的业务量在减少，表现出衰落的征兆。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目前中国与日本的发展水平不同，而更向象日本六十年代中期的发展阶段，不应该因为已经处于发达阶段的日本综合商社面临的当前问题去否定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组建综合商社和财团体制的现实意义。综合商社的组织形态，实际上是一定经济环境和发展阶段的战略选择。
而且，事实也并非人们所看到的那样。日本综合商社和很多大型企业出现了一种建立地区总部的趋势，其经营和管理活动相对于过去分散开来，更多的营业收入被计入当地公司的帐目中。另外，综合商社投资分散于世界各地的成千上万家企业的收入没有显示出来，从而弱化了人们对综合商社巨大形象的认识。当然，综合商社在企业中的投资比例比较低，普遍在10%左右，但是将其所有投资额加在一起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这些综合商社所投资的关联企业基本上看不到商社的名称，所以人们也很难意识到它的存在。如今美国的沃尔玛排在了世界500强的第一位，的确带给人们很强的意识，美国第一。可是，如果日本综合商社想争这个风光，他们也许只要把部分投资公司的收入并入帐目就可以坐到第一的位置，或是简单地将两个商社合并即可。
作为中国的普通民众，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大量日本品牌的商品占领中国市场。对于企业家来说，他们看到的是大量日本企业涌入中国，在当地生产商品或零部件。而经济学家和经济领袖们是否注意到，隐藏在背后的以综合商社为主导的日本大财团正在部署它们的中国战略。在不同文章中我提到过日本财团的类军事化组织行为和作为财团核心的日本综合商社的微观经济管理职能。现在，当我们在正面战场（宏观经济）上防御美国的金融资本（基金）冲击时，却忽略了日本的综合商社已经占领了我们的部分后方基地（微观经济）。在改革中，由ZF重点改革和扶持的银行体系承担起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重任。那么，谁是中国微观经济管理的主体呢？要把它交给日本的综合商社吗？中国人自己的综合商社在哪里？韩国上世纪七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期确立本国综合商社和财团机制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在经济高速增长期的日本和韩国，综合商社的建设和发展甚至超过了银行的重要性。
1997年爆发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我才真正感受到日本公司缩减财政预算，投资停滞，贸易业务量相对减少，工资不再增长，营业经费受到严格控制，不鼓励加班从而减少加班津贴。可是，当时中国国内面临更严峻的形式，国营企业普遍亏损和大规模下岗。直到2003年，日本商社的繁忙景象又出现。因此，在我的眼中日本经济在1998-2002年的5年间的确经历了一个低潮期，但不是人们谈论的"失去的十年"。这种感知上的差异来源于经济观察的视角不同。当我们引用日本国内的经济指标和体察日本经济的全球活动时，往往就会得出有差异的结论来。用经济学的专业术语解释为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国民生产总值（GNP）统计差别。
很多学者或媒体通常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发表对日本经济的看法，有意宣传日本国内生产和消费持续下降，而无视日本在海外资产和市场的不断壮大。如此一来，这给我们普通百姓，甚至经济领导者和决策者带来错误的认识和自大的心态，从而放松了对日本经济力量的警惕，也忽略了以综合商社为特色的日本追赶型经济模式对于发展中国家崛起的重要意义。发达国家通常利用国内生产总值（GDP）偷换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概念，掩盖其获取的巨大的世界财富，从而降低发展中国家的不满情绪，使其改头换面的殖民主义被欣然接受。总之，我们不能低估日本的经济实力，应该积极正视日本经济的真实情况。
与此同时，随着美国90年代IT产业和知识经济的迅速膨胀，以及1997年美国通过索罗斯掀起的金融风暴成功打击了日本在东南亚的经济势力。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们迅速抛弃了此时热烈讨论中的以日本式综合商社试点为主题的经济改革方案，转入了以美国式的股票和基金经济模式，期待以此成为中国新经济体制的基干。随着大批从美国留学回国的博士们成为国内各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并且美式MBA开始大行其道，都加速了中国经济改革向美国的以资本市场为基础、以金融理论和宏观调控为主导经济体制的转变。但是，在一个商业无序竞争和微观产业脱节的经济组织结构中，金融工具能够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吗？
美国模式在20世纪最后十年的出色表现同时也震动日本模式。随后，日本也出现了要求经济体制改革的呼声。经过一个时期的小心摸索，日本的确正在经历着经济转型，不断吸收美国模式的优点。应该看到的是，日本的经济转型是基于其已经完成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追赶，国民经济跻身于发达国家前列，并且从商品输出转向资本输出后，需要社会和国家从商业管理模式向金融管理模式转变的结果，也是青年一代从重商主义向拜金主义的思想转变的结果。但是，日本并没有动摇以财团为基础的经济根基，因为它不但是经济发展的主角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六大财团在日本经济和社会担当了"准ZF"的角色。一方面，由于综合商社在贸易、投资、金融、人才、情报和物流发挥者综合机能的特殊作用，使其成为财团内部乃至日本社会实质上的经济总参谋部。如果仔细研究日本综合商社经营战略的调整，就不难发现和解释近年来日本在很多经济、政治、军事和国际关系问题上的政策变化和相关行动。另一方面，主要为本财团内部成员服务的主力银行出现了跨财团的合并，从而促进了财团企业间的合作和对外竞争的统一步伐。随着财团内部大型制造业成员营业额和利润的增加，主力银行的贷款和坏帐问题也不断得到解决。日本已经毫无疑问地巩固了多年来世界第一债权国的地位，伴随着其海外资产不断壮大，它正在向着金融帝国的目标迈进。
在日本的大财团体制的支持下，有很多日本大型制造业企业在过去几年所谓的经济低迷阶段性却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肆扩张。特别是在2000年以后，日本企业逐渐消化了IT技术和数字技术，应用于其具备优势的制造业中，为这些企业创造了巨额利润。同时也刺激了日本制造业设备的升级换代，进一步确立了它们在全球的竞争优势。借助知识产权的保护，日本制造业通过跨国经营的产业分工，将核心技术牢牢控制在手的同时，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优势，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全球家电产品领域和汽车产业中的领导地位。其中，三井财团的丰田公司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当80年代美国人出版了《日本第一》这本书后，美国社会上下形成了危机感，从而促使美国ZF对日本的经济殖民主义提高了警觉，并采取了一系列对策。而美国企业界也认真研究和借鉴了日本经营管理中的有益元素，不断增加与日本企业竞争对抗的能力。随后，美国在90年代借助其信息革命、知识经济和创新机制赢得了新的竞争优势，似乎再次成为了全球经济的霸主。
可怕的是，日本改变了过去那种锋芒毕露的竞争态势，正在以一种悄无声息的方式追赶美国的信息技术，并且确立了从"科技立国"向"知识产权立国"的战略转变。同时，日本谨慎而有序地进行着新的经济制度调整，主要表现在各财团主力银行间的合并和综合商社的转型，不断强化对全球资源和物流的控制。需要注意的是，日本在全球的跨国经营活动重点正在向中国转移，表面看为中国经济注入了新的资本，实际上是加强了对中国经济活动的影响力、渗透力和控制力。审视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的近代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中日甲午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曾经为日本积聚原始财富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这两次战争结局不同，但是其结果都是中国的大量财富被转移到了日本，为其后来经济复兴和崛起提供了保障。
经过一段时期相对低迷阶段，日本经济于2003年显示出了新的活力，并显示出再次崛起的势头。而且，这次崛起的意志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而且表现在军事上和政治上。 仔细研究后，我所能得出的结论是：日本的再次崛起又是一次中国财富向日本转移的过程，也就是人们谈论的日本经济增长的中国因素。隐藏在这次崛起背后的却是一场无形的战争，领导者不再是大日本皇军，而是如同军团一般组织和行动的财团。感到悲哀的是，我们的企业家们和经济决策者们对这些财团的作战方式和战略部署还一无所知，一时难以招架其来势凶猛的冲击，甚至还无意中将它们作为贵宾引入家中。
人们往往喜欢用世界500强的排名来衡量企业实力。日本的综合商社排名从1994年的前5位的地位一直在下滑，这与日本国内经济的结构变化有密切关系。综合商社的主要职能是保障企业的原料供应，培育新兴产业和大型制造业，为国内企业海外贸易和投资铺路搭桥。随着日本制造企业已经基本完成了这一历程并向海外转移，日本产业向高精尖和低原料消耗方向发展，综合商社对日本国内的业务量在减少，表现出衰落的征兆。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目前中国与日本的发展水平不同，而更向象日本六十年代中期的发展阶段，不应该因为已经处于发达阶段的日本综合商社面临的当前问题去否定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组建综合商社和财团体制的现实意义。综合商社的组织形态，实际上是一定经济环境和发展阶段的战略选择。
而且，事实也并非人们所看到的那样。日本综合商社和很多大型企业出现了一种建立地区总部的趋势，其经营和管理活动相对于过去分散开来，更多的营业收入被计入当地公司的帐目中。另外，综合商社投资分散于世界各地的成千上万家企业的收入没有显示出来，从而弱化了人们对综合商社巨大形象的认识。当然，综合商社在企业中的投资比例比较低，普遍在10%左右，但是将其所有投资额加在一起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这些综合商社所投资的关联企业基本上看不到商社的名称，所以人们也很难意识到它的存在。如今美国的沃尔玛排在了世界500强的第一位，的确带给人们很强的意识，美国第一。可是，如果日本综合商社想争这个风光，他们也许只要把部分投资公司的收入并入帐目就可以坐到第一的位置，或是简单地将两个商社合并即可。
作为中国的普通民众，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大量日本品牌的商品占领中国市场。对于企业家来说，他们看到的是大量日本企业涌入中国，在当地生产商品或零部件。而经济学家和经济领袖们是否注意到，隐藏在背后的以综合商社为主导的日本大财团正在部署它们的中国战略。在不同文章中我提到过日本财团的类军事化组织行为和作为财团核心的日本综合商社的微观经济管理职能。现在，当我们在正面战场（宏观经济）上防御美国的金融资本（基金）冲击时，却忽略了日本的综合商社已经占领了我们的部分后方基地（微观经济）。在改革中，由ZF重点改革和扶持的银行体系承担起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重任。那么，谁是中国微观经济管理的主体呢？要把它交给日本的综合商社吗？中国人自己的综合商社在哪里？韩国上世纪七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期确立本国综合商社和财团机制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在经济高速增长期的日本和韩国，综合商社的建设和发展甚至超过了银行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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