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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文献综述

发布时间: 来源:人大经济论坛
内容提要
按研究角度分类,对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人民币汇率的部分文献进行了综述,目的在于通过本文的介绍,勾勒出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人民币汇率理论研究的轮廓,并得出一些结论。
首先回顾了建国以来我国汇率制度的演变历程。

其次,讨论关于人民币购买力平价和利率平价的相关文献,认为由于受中国实际情况的制约,这两种汇率理论难以直接应用于解释人民币汇率水平;
第三,介绍一些研究人民币汇率和国际收支(主要是与贸易帐户)方面的文献,发现在这方面学术界还存在较大争论;
第四,对与人民币均衡汇率有关的主要实证文献进行介绍并汇总;
第五,关于最近几年来关于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问题的文献综述。
人民币汇率制度回顾

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8)
经济转轨时期(1978-1993)
市场经济时期(1994-)
计划经济时期
在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8),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变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底)。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于1949年1月18日首先在天津挂牌。
这一阶段,人民币汇率的制定,基本上与物价挂钩,由于当时对外贸易主要由私商经营,为了使私商有一定的盈利以及有利于侨汇,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出口和侨汇起积极的调节作用。这一阶段的汇价机制主要是市场调节,在不断的波动中寻找均衡点,尽管其间变化非常频繁,但最大的特点是由波动趋向平稳,并且随着国内通货膨胀率的下降,汇价逐渐升值。
第二阶段
是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至1967年底(1953-1967年底)。
这一阶段,我国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对外贸易由外贸部所属的贸易公司按照计划,统一经营、统负盈亏,不需要用汇率调节进出口。人民币汇率需要保持稳定。
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是汇价与计划固定价格和计划价格管理体制的要求相一致,我国外汇汇率基本处于凝固状态,特别是从1955年开始,汇价就一直维持在2.46¥/$的水平上。人民币汇率与物价逐渐脱钩,主要作为会计工具用于内部核算计划编制。
第三阶段
是人民币对外计价结算到西方货币实行浮动时期(1968-1978年底)。
这一阶段,由于1967年11月英镑大幅度贬值以及1972年主要西方国际货币纷纷实行浮动汇率,我国为了避免汇率风险,人民币实行对外计价结算,并确定权重,根据这些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升降幅度,加权计算出人民币汇率。
这一时期,人民币汇率基本上稳定在各国之间汇率的中间偏上水平。在1972年汇价偏离2.46¥/$以后,人民币快速升值,并于1980年达到了1.50¥/$的水平(如图一),汇价高估的状况不断趋向严重,错过了调整外汇水平的良机(王振中,1986)。

在计划经济时期,人民币汇率由政府按照一定的原则制定,是计划经济的调节工具。这种汇率制度存在的问题有:汇价水平不能真实反映当时中国外汇相对短缺的情况;在刚性的汇率制度下市场力量对汇率水平几乎没有影响;汇率对实际经济的影响机制难以在资源优化配置中起作用(陈彪如,1992)。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确定合理的人民币汇价水平,发挥汇率在国民经济中的杠杆作用,并逐步使人民币走向自由兑换,我国在改革开放后便对人民币制度进行了改革,其目的是建立一个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Zhang Zhichao,2001)
经济转轨时期
1978年11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中的经济转轨阶段(1978-1993)。这一时期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大体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人民币内部结算价与官方汇率双重汇率并存(1981-1984年底)时期 。
第二阶段是取消内部结算价,进入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时期(1985-1993年底)。
第一阶段:内部结算价与 官方汇率双重汇率并存
为了促进对外开放,扩大对外贸易,加强经济核算, 适应外贸体制改革的需要, 1979年8月,国务院决定改革我国现行的人民币汇率体制,除了继续保留对外公布的牌价适用于非贸易结算外,还决定制定适用于外贸的内部结算价。
在这一时期实行的两个汇率中,对外公开的非贸易汇率主要处理对外的关系,而贸易结算价主要是处理对内的关系。

就我国当时的情况来看,实施非贸易牌价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限制外汇支出(需求),而是为了增加外汇收入(供应);不是为了使非贸易外汇收支平衡,而是为了使这种收支相抵后的盈余额尽可能地增大。因此,这一时期的非贸易官方汇率一直保持在较低的水平,直到1984年初才开始向贸易内部结算价靠拢。

贸易内部结算价的目的是奖励出口、限制进口、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为国家创造更多外汇。
1981年初推行的贸易内部结算价,实质上是使人民币贬值50%,其确定方法是按当时的出口换汇成本加上适当的成本加成利润(10%),但结果却是结算价长期停留在2.8¥/$的水平上。这是我国官方第一次意识到人民币汇率的高估,并希望通过实施内部结算价来部分纠正这种汇价高估的状况(Zhang Zhichao,2000)。
第二阶段: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
这一阶段,鉴于内部结算价虽然对促进外贸出口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两种汇率在使用范围上出现了混乱、出口换汇成本超过了2.8¥/$;并且由于国内物价上涨,内部结算价没有相应调整,使得外贸亏损扩大,财政补贴增加,所以从1985年起取消了内部结算价。

为了配合外贸改革,推行承包制,逐步取消财政补贴,从1988年起增加了外汇留成比例,普遍设立外汇调剂中心,放开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形成官方汇率和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局面。

在1985-1990年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作了几次大幅度调整,但是为了避免官方汇率大幅度下调对企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从1991年4月9日起,官方汇率的调整从以前的大幅度、一次性方式转为逐步微调的方式;在这期间,让市场汇率(调剂汇率)随着市场外汇供求状况浮动,为官方汇率的调整方向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在这一时期人民币的实际汇率是按外汇留成比例加权计算的官方汇率与调剂汇率的平均数。如图二,官方汇率和调剂汇率除了在1990年底到1992年中期比较接近以外,其他时段这两者的差异都较大,但考虑到外汇留成比例的不断上升,到了后期,人民币实际汇率向调剂汇率水平靠拢。也有学者认为这种双轨汇率制是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一种过渡选择:通过调剂汇率对官方汇率进行引导,并通过逐渐提高外汇留成比率来加大市场力量对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影响力。
市场经济时期
在十四届四中全会后,为了“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1994年1月1日,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轨,实行银行结售汇,建立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汇率。
汇率并轨到调剂汇率所处的水平,这使人民币汇率官方大幅贬值近50%,但是由于1993年末外汇留成比率已经提高到了0.8左右,这次贬值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并没有多大。

1994年起,我国推行了强制结售汇制,绝大多数国内企业的外汇收入必须结售给外汇指定银行;同时中央银行又对外汇指定银行的结售周转外汇余额实行比例幅度管理。
在这一制度下,银行持有的结售周转外汇被限定在一定的比例范围内,超过这一范围上限的银行必须通过银行间外汇市场出售,反之则必须从该市场购进。

1994年4月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上海成立。这标志着人民币汇率向市场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但是目前交易币种单一、有形市场交易、央行及国有银行垄断、会员准入过严等因素阻碍了我国外汇市场的进一步发展(Shen,2001)。
目前我国外汇市场的重要特征是中央银行将其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场所之一,通过直接参与外汇市场交易来影响人民币汇率。

在1994年汇率并轨以后,人民币名义汇率便不断升值,由8.70¥/$下降到1995年1 月的8.30¥/$;之后便在8.27¥/$附近的区间小幅波动,直到现在。
由于近七年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水平都十分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划分也从“管理浮动制”转为“钉住单一货币的固定钉住制”。
我国1996年12月1日接受了IMF第八条款,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所有正当的、有实际交易需求的经常项目用汇都可以对外支付,这是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重要一步。在资本帐户方面,我国虽然刚引入了QFII等一些准入制度,但是总体而言对资本帐户管制还是十分严格的。

在这一时期,并轨后的人民币汇率在运行机制上,在对外贸易,外商投资以及对外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上都受到严峻的考验。特别是1997年7月,由泰铢贬值而引发东南亚金融危机,东南亚各国货币纷纷贬值,东亚各国家日本、韩国货币汇率也不断下跌,但是人民币汇率一直保持稳定,我国一再公开表示人民币不会贬值。
结果是从1994年汇率并轨至2001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幅达44%。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方法和数据,考虑贸易加权的因素,同期人民币升幅累计也在25%以上。

2001年11月17日,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表明我国经济将全面开放,有助于有管理浮动机制的完善,进而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使人民币逐步走向自由兑换。
汇率理论
购买力平价理论(PPP, purchase power parity)
利率平价理论
国际收支决定论
均衡汇率理论
购买力平价理论 (PPP, purchase power parity)

在以一价定律为基础的购买力平价框架下,两国间货币的汇率应该充分反映这两个国的相对价格水平。在汇率决定模型中,购买力平价一直是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套利条件。

购买力平价又分为绝对购买力平价和相对购买力平价,其中绝对购买力平价指的是两个国家间汇率应该等于其相对价格水平的比率,即:

其中Pt表示本国在t时期中的一般物价水平, Pt*表示的是外国在t时期的一般价格水平,et是第t期直接标价的汇率 。

相对购买力平价指的是两国间汇率的变动等于相对价格水平的变动,即:


其中k是常数,k=e0P0*/P0,P0为本国在基期的物价水平,P0*为外国在基期的价格水平,e0为基期的双边汇率。

国内外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购买力平价理论存在的最大缺陷是它忽略了基本经济要素如劳动生产率、贸易条件等对汇率的影响,同时平价成立的假设较为严格,这些假设有的在现实经济中几乎难以成立,至少在短期内几乎没有支持其成立的实证研究(张晓朴,1999)。
有研究表明,在有些对发达国家之间的汇率进行的购买力平价实证时会得到长期内购买力平价(主要是相对形式)成立的结论,但是在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购买力平价无论是绝对形式还是相对形式都较难成立。
换汇成本学说
但是,剔除了非贸易品价格因素后的“购买力平价”能相对较好地解释人民币汇率走势。
早在70年代末,中国的学者就结合了购买力平价说和中国的国情提出了相关的汇率理论:“换汇成本说”。这一学说把购买力平价说中的非贸易品加以剔除,而用中国国际贸易商品价格对比来考察汇率的决定。换汇成本缩小了货币购买力的对比范围和一价定律的适用范围,他仅仅从国际贸易商品这一范围来进行货币购买力的对比和承认一价定律的存在,这显然比购买力平价说更切合中国的实情,因此,可以说它是对传统的购买力平价所的一种发展。

刘墨梅(1988)从换汇成本和(绝对)购买力平价的角度讨论了人民币汇率决定的客观基础,认为换汇成本比购买力平价更有解释力。
陈建梁(2000)支持把换汇成本作为我国汇率调整的主要依据,他认为:“我国外汇工作者调整人民币汇率的方法,是有充分理论依据的。其一是国际收支均衡论,或外汇流量平衡论:我国国际收支项目中,资本项目的比重在增大,但在长期间内,仍是以经常项目为主,后者又以进出口贸易收支为主。其二,我国外汇收支中,肯定是以出口外汇收入为主导的。因此,以出口换汇成本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主要依据,是合理的。换汇成本概念不仅包含了贸易收支平衡,还包含了可贸易商品的价格对比。可贸易品的国际价格对比,直接影响换汇成本。”

在计划经济中,汇率是围绕国家经济计划制订的,计划决定了进出口商品的种类、数量及价格,也就决定了汇率,或者决定了调整汇率的原因。事实上,出口换汇成本一直是我国政府在计划经济时期制定人民币汇率的重要标准,也是改革开放后央行干预外汇市场,影响人民币汇率的重要参考指标(如图四)。

利率平价理论
凯恩斯于1923年在《论货币改革》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利率和汇率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今天的利率平价假说。
利率平价理论认为汇率由利率差异所决定,即一国货币的基期汇率和远期汇率之间的差异(升水或贴水)应近似等于该国利率和所兑换的货币国利率的差异。
利率平价包括非抵补利率平价(UIP, uncovered interest parity)、抵补利率平价(CIP, covered interest parity)和实际利率平价(RIP, real interest parity)三种形式。

非抵补利率平价是指投资者在进行没有抵补的外汇投资时所获得的收益等于没有汇率风险所获得的收益,即等于预期获得的收益。若以it, it*分别代表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投资时在t到t+1期的即期利率,et代表外汇市场上的即期汇率(直接标价法,下同),用Etet+1表示在t期对t+1期的即期汇率的预期,则有:



抵补利率平价指的是在金融市场比较发达的情况下,两国间货币汇率的远期升贴水率反映这两国间利率水平的差异。以Ft表示远期汇率,则有:

在it, it*比较小的条件下,经过数学处理得到抵补利率平价的简化形式:

其中:fpt>0表示本国货币远期升水,fpt<0表示本国货币远期贴水。
实际利率平价
Cumby 和Obstfeld(1984)将利率平价和购买力平价结合起来,提出了实际利率平价,该平价是指在不同国家间实际利率应该相等。以pt和pt*表示本国和外国在t时期的价格水平,以iit表示在第t期期限为i的名义利率,结合购买力平价和非抵补利率平价的公式得:


即国内和国外实际利率应相等:

大量外国学者通过回归分析检验CIP,这一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支持CIP,一般认为在资本流动受限制少、利率管制少、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CIP较容易成立。
对UIP的检验由于难以得到人们对汇率的预期数据,所以这方面的实证比较少;
Cumby 和Obstfeld(1984)用1976-1981年美国对德国、英国、法国、瑞士、加拿大和日本一个月的实际利差数据对实际利率平价公式进行了回归检验,发现实际利率是序列相关的,而且实际利率不等,Mishkin(1984)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对人民币进行利率平价研究的文献较少,得出的结果一般都是人民币汇率明显不符合利率平价。

张萍(1996)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汇率与利率之间的关系,认为由于中国市场存在以下特征,使得利率平价在中国较难适用:
(1)资本流动限制,短期资本虽然可能通过种种渠道规避管制流动,但是套利资本的流动在政策上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利率平价的前提条件难以满足;
(2)汇率形成缺乏效率,汇率变动与外汇市场中的实际供给和需求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汇率变化缺乏弹性,汇率水平并不能反映外汇市场供需状况和国内外利率情况,而只能反映出中央银行对汇率水平的意愿;
(3)汇率预期形成机制简单化,央行在外汇市场上的价格策略就决定了市场对人民币汇率水平变化的预期,即汇率预期不能反映国内外利率差异。
但是张萍认为利率平价通过有限的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确实能产生一定的影响:在现行的金融体制下,利率平价在中国有着特殊的表现形式,这一形式反映了国内金融运行机制从原计划经济下封闭的行政管制的模式向金融自由化迈进的过程中,汇率、利率与资本流动之间的不协调的关系。

杜金珉和郑凌云(2001)通过对中美两国利率差异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动关系的检验与分析得出了很相似的结论,他们指出现阶段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很难直接而有效地适用于利率平价理论,因为中国的实际情况难以满足利率平价理论的大多数假设。

扬帆(1997)指出除了计划利率、外汇管制以外,外汇远期市场的缺乏也是影响利率平价发挥作用的重要体制性因素。他指出:人民币汇率最主要的决定因素还是停留在商品市场层次上,利率平价对汇率的影响不是直接在资本市场上体现,而是通过商品市场体现。

易纲和范敏(1997)13对中美间汇率和利率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由于人民币会不断向完全可兑换和资本自由流动迈进,中国的利率政策制定会越来越多地考虑市场因素,利率市场化是必然趋势;将来中国的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受国际经济的影响会越来越大,利率平价对人民币走势的解释和预测能力会越来越强。”他们认为适用于中国的利率平价是:汇率变动应该等于两国利率之差加上一个摩擦系数,即

其中λ是由于体制等原因产生的摩擦系数。随着人民币向可兑换货币的方向迈进,摩擦系数λ的绝对值应该越来越小,利率平价的预测力会越来越强。”

钟云波(2000)用1980-1998年的中美数据对进行了类似分析,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薛宏立(2002)将制度摩擦系数和交易成本引入利率平价模型,也得出了和前两篇文献相似的结论。

上面的一些研究文献表明,虽然引入交易成本,摩擦因数等变量以后能加强利率平价对人民币汇率的解释能力,但是利率平价理论在中国难以成立。在我国目前资本项目严格管制、利率管制、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的制度背景下,利率平价的前提条件都难以满足,人民币汇率不满足购买力平价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可以预计,随着中国的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向自由兑换迈进以及资本项目下的管制不断放松,利率平价对人民币汇率的解释能力会越来越强。
国际收支决定论
最早对国际收支和汇率关系进行系统性研究的是英国的葛逊(G.L. Goschen),早在1861年,他就较为完整地阐述了汇率与国际收支的关系,他的理论被称为国际借贷说(Theory of international indebtedness)。
在二战以后,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分析被广泛运用,很多学者应用凯恩斯模型来说明影响国际收支的主要因素,进而分析了这些因素如何通过国际收支作用到汇率,从而形成了国际收支说的现代形式。

其中Y,Y*分别表示国内外的国民收入,P,P*、i,i*分别表示国内外的价格水平和利率水平,Eef表示对未来汇率水平的预期。

在国际收支说的理论框架下很难进行实证检验,一般只能定性判断出变量变化后对汇率的相应变化的方向。现在对国际收支与汇率之间关系的研究已经不仅仅把汇率看成是被决定的变量,而认为两者间能够相互作用。
在对人民币汇率与中国国际收支之间关系的研究方面自然也是如此。

关于几次较大幅度人民币官方贬值对我国对外贸易状况的影响,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王振中(1986)认为1981年实施贸易内部结算价(实质是人民币贬值),由于我国当时处于贸易盈余状态,这次“贬值”对贸易改善的状况不明显,贬值时机选择不当;
刘墨梅(1988)认为在实行内部结算价时计划经济色彩仍然较浓,进出口的安排(特别是进口)有一定强制性,我国的进出口弹性不大,难以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
裴平(1994)就汇率并轨对我国进出口状况的效用进行了分析,他认为1994年汇率并轨(贬值)对我国进出口状况改善的效果并不明显,因为:“(1)实际的影响面并不大,并轨之前外汇留成比例已经很高,80%的贸易已经按照较高的调剂汇率水平结算,因此,汇率并轨是自然过渡,实际的外汇交易价并无大贬值;(2)全国统一市场运作晚,1994年4月才开始运作,并轨后汇率影响的时段有限;(3)并轨后我国贸易出现了进口和出口都大幅增加的异常现象,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引起的;(4)并轨时正值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国民经济进行第三次重大调控的非常时期,防止经济过热、以扼制通货膨胀为特征的宏观调控占主导地位,汇率并轨发挥经济杠杆作用的空间非常狭窄。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我国尚不具备充分发挥汇率杠杆作用的前提条件:我国进出口弹性的绝对值之和略大于1,贬值对我国贸易改善效果小。”
谢多(1997)认为汇率并轨对对外贸易改善不大是因为目前一般贸易出口下降是由于出口退税政策和外贸体制因素造成的,这种结构性的问题不宜用汇率贬值的方法来解决;因此,在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下,贸易平衡的主要手段应是保持国内经济的稳定增长,而不应是贬值。
均衡汇率理论
对均衡汇率的定义还有很多种:有以购买力平价说为基础的均衡汇率;有以国际收支(外汇收支)平衡为基础的均衡汇率;有以利率平价为基础的均衡汇率;还有以货币学派提出以货币供求均衡为基础的均衡汇率等等。
现在人民币汇率研究用得较多的是建立在实际汇率分析上的均衡汇率分析法。一般的分析过程是先通过一定的原则和方法确定出均衡实际汇率(简称均衡汇率)水平的影响因素,再根据这些因素确定出不同时期的均衡汇率水平,然后将均衡汇率水平和实际汇率水平相比确定汇率的失调(misalignment)状况,最后对失调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可见,要对均衡汇率进行研究,首先必须对实际汇率进行定义。

对实际汇率的定义有很多种
第一种是价格水平调整的实际汇率:

其中Qt 和et分别表示表示第t期的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直接标价),而Pt和Pt*则分别表示第t期的国内外价格水平,一般用同基期的价格指数作为代理变量。显然,如果购买力平价成立的话,实际汇率水平应该是不变的常数。

第二种定义是可贸易品与不可贸易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水平之比:

其中PtT和PtN分别表示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在第t期的价格水平。
但是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的相关的统计数据,一般用:

作为代理变量,其中WPIt*代表第t期的国外批发价格指数,一般选取美国的WPI数据,而CPIt则是本国第t期的消费物价指数,也有用零售物价指数RPIt的。

第三种定义是贸易加权的实际汇率,又叫实际有效汇率(REER):


其中,j表示第i个国家的第j个主要贸易伙伴国,Pi和Pj分别代表i国和j国的消费物价指数,ei和ej分别代表i国和j国对美元直接标价的名义汇率,Wij22代表i国与第j国的竞争力权重,REERi数值上升则本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这一指标一般由IMF或各国官方统计机构公布,是多边汇率。也有更简便的算法,就是以贸易权重为权数直接加权平均得到的实际有效汇率:

对人民币均衡汇率的研究一直是热点。
一些学者认为在外汇管制的条件下,讨论人民币名义汇率在哪一绝对水平上为“合理汇率”没有意义。
问题的关键是通过分析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化趋势,判断人民币的实际价值是否被高估,以及它对国内经济活动的影响程度,从而决定汇率政策的调整方向与幅度。
俞乔(1998)将人民币实际汇率定义为将外国商品的外币价格换算改为本币价格后与国内价格之比(第一种形式),他认为自1993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等主要国际货币的实际汇率被高估30%左右,建议人民实际汇率恢复到1994年的年初水平。
陈学彬(1999)利用相对购买力平价的方法计算了人民币对美元和其他国际货币的实际汇率,他的结论是1990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不是高估,而是低估,稳定人民币汇率即非“权益性与过渡性政策”,也不是“政治内涵远超过经济要求”;人民币对其它一些货币汇率,存在一定程度的高估,但这是由于这些货币过度贬值带来的,而它们已经并将继续反弹,因而,人民币对这些货币实际汇率高估的问题并不需要通过人民币的贬值来消除。
陈建梁(2000)年对以上两文的争执作了评价,认为后者混淆了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的概念,更进一步说:货币汇率的高估或低估,本来一直是针对名义汇率的;而且,他认为用实际汇率(Q=eP*/P)作为人民币汇率的调整依据不适当,而换汇成本是较好的标准。
张斌和唐烈(2001)通过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国际比较分析,认为几个作比较的经济体在处于与中国目前相同的发展阶段时,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是它们的实际汇率在常态时期(尤其是去除两次石油危机的影响)都有潜在的贬值趋势,其主要目的是促进对外贸易,它作用于经常项目上,就会对名义汇率造成升值压力。
Williamson(1985,1994)提出了“基本均衡汇率”(Fundamental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 简计为FEER)的概念。

在他建立的模型中,将均衡汇率定义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同时实现时的实际汇率,内部均衡通常指实现了经济的潜在生产能力,或者说经济的产出水平同充分就业(特别是失业水平与非加速通货膨胀相适应)、低而可持续的通货膨胀率是一致的;外部均衡通常指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实现均衡,或者说实现了内部均衡的国家间可持续的、所需要的资源净流动。他认为决定汇率均衡水平的是经济基本面因素,用Yd和Yf分别表示本国和外国的国民收入,q表示实际汇率(当然,还有其他基本面因素,这里略去),在资本帐户和经常帐户达到平衡时:


在中期资本项目平衡时,将CA简化为线性函数的形式


FEER只是一种计算均衡汇率的方法,而不是汇率决定理论,由于计算FEER时的一个内含假设是实际有效汇率的真实发生值q会逐渐收敛于FEER,因此体现在FEER方法中的汇率决定理论是汇率的经常项目决定理论。
FEER方法摆脱了短期的周期性条件和临时因素,把注意力集中到基本经济要素上,这里的基本经济要素指那些可能在中期持续起作用的经济条件和经济变量。
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这些均衡的经济条件可能是永远不能实现的理想结果,因此,就此而言,FEER测度的是标准化的汇率。

在这一系列基本方法的理论框架下,一些学者结合了中国不同时期的实际情况对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进行了研究,表一对关于这方面的主要实证文献进行了汇总。
金中夏(1995)认为,一个正在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并向货币可兑换过渡的国家,决定均衡汇率水平的基础变量通常会发生显著的变化,在BEER的框架下,他结合了中国的实际情况,讨论了均衡汇率的决定情况。
但他(1996)又指出单纯的统计分析受统计数据质量的影响很大,而且缺乏令人满意的理论上的说明。而且由于原模型是建立在价格机制健全的假设上的,不完全适于分析中国的汇率形成机制;这些模型也无法反映转轨经济的特点——即计划调节的份额在逐渐缩小,市场调节的份额在逐渐增大,从而也就无法研究转轨本身对汇率的影响。
他建立了一个考虑了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特征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经济转轨时期我国的均衡汇率,均衡货币供应量,均衡非贸易品市场价格的决定机制;说明这三者在经济转轨时期由于受到物价管制减轻,外资流入,关税降低,出口补贴减少的影响而可能产生的变化,其中特别强调了均衡汇率在转轨过程中受到影响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动。

Chou和Shih(1998)从购买力平价和影子汇率的角度对人民币汇率的均衡水平进行了分析。范敏(1999)测算了人民币的实际有效均衡汇率,她认为从1980年以来,虽然程度不同,人民币汇率一直被高估了。
马纲(2000)则采用了Edwards单方程回归的方法,他根据中国贸易伙伴的实际贸易份额和相对价格水平计算了实际有效汇率的指数,然后用政府支出、国内银行信贷量、贸易条件、净出口、国内外利差等变量解释实际有效汇率,回归的拟合值为均衡实际汇率,通过这种方法他发现人民币汇率在1995年以后是高估的。虽然目前由于国内需求不足导致物价下降客观上减少了人民币高估的压力,但是扩张性的财政与货币会加剧人民币汇率高估的程度。

张晓朴(1999)在探讨90年代以来新兴的均衡汇率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民币均衡汇率的理论框架,随后他实证测算出了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并对80年代以来人民币汇率失调程度和人民币汇率政策进行了评估。接下来,他在2000年的一篇论文中,综合了Edwards(1989)和Elbadawi(1994)的方法,对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在此进行了测算,并提出了相关的均衡汇率分析法的不足之处。
Hussain和Radelet(2000)利用中国贸易伙伴的批发物价和中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之比得到中国的实际均衡汇率指数,他们发现1990年以后实际汇率的走势是升值,这种升值的走势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加强了。
Zhang Zhichao(2001)在以Montiel(1999)为基础的理论框架下,对中国1955年到1999年的实际均衡汇率进行了测算和分析,他认为:“在改革开放以前,除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那几年,人民币实际汇率基本上是高估的,而改革开放后的汇率制度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人民币汇率失调的状况。”
林伯强(2002)用多种经济计量方法实证分析了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2000年期间的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情况,测算了实际汇率的均衡水平和错位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在计划经济时期,人民币实际汇率长期被高估,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均衡实际汇率长期处于贬值情况,现实的实际汇率长期被低估。

卜永祥和Rod Tyers(2001)用其他的方法分析了人民币均衡汇率:他们将均衡汇率定义为能使资本帐户的资本净流入维持在一个“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区间内的汇率水平。然后他们结合了均衡汇率理论和Devarajan-Lewis-Robinson(简记为DLR)的三商品一般均衡模型,以国内价格水平作为中间变量,对1987-1998年的人民币均衡实际有效汇率进行测算,得出的结论是:“1996年以前中国的均衡实际有效汇率走势相当平坦,而在1996年则显著上升,按直接标价法计算,金融危机前四年人民币汇率是被高估的。”
卜永祥和秦宛顺(2002)30“为了研究加入WTO后,降低关税等措施将对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产生的影响,拓展了由Turnovsky提出的两商品资本积累模型,把货币引入生产函数和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利用参数赋值(Calibration)的方法进行了均衡状态下的比较静态分析。研究发现降低进口品关税使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而政府增加税收、减少对贸易品的消费者有利于人民币的保值和升值。实证结果表明;国外实际利率水平下降,实际货币供应量增长率降低都将引起人民币均衡汇率贬值。
人民币汇率近期观点
亚洲金融危机后,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国际舆论此起彼伏,从未停息。
2002年,人民币名义汇率与美元基本保持稳定,但对欧元和日元则分别贬值了14.4%和4.7%,如果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对三大货币的实际汇率分别下降2.8%、16.5%和5.2%。
据IMF估算,2003年人民币相对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名义有效汇率下降了6%。与此同时,中国GDP、对外贸易和吸收外资都保持了强劲发展势头。在这种背景下,人民币再次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专家、学者和政要们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形成三大类主要观点:
人民币升值论
人民币稳定论
人民币自由浮动论
人民币升值论
2002年10月,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在《中国因素》一文中提出“中国向世界输出通货紧缩”的观点,称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强劲经济增长,是引致全球通货紧缩的一个因素。
随后美国一些经济学家指出,日益扩大的中美双边贸易赤字,是人民币币值低估的结果。同时,人民币被低估后,中国商品和劳动力的成本优势进一步凸显,跨国公司更加青睐来华投资,加快了将中国建成“世界工厂”的进程。

2002年11月,《远东经济评论》还发表一篇题为《放开中国通货,提高人民币币值》的文章,声称人民币升值后对中国和世界都有好处:
一是人民币升值后,中国家庭的平均收入将会增加,中国居民的购买力会相应提高;
二是人民币升值后,虽然中国商品的出口价格会有所提高,但大多数中国商品的竞争优势不会削弱,企业销售收入和利润会增长;
三是人民币升值后,在中国市场投资的欧美公司能够从中国国内购买力上升的过程中受益;
四是人民币升值能有效缓解全球通货紧缩压力,并将一些深受通货紧缩影响的国家拉出泥沼。

随后,不少亚洲国家(以日本为代表)政界纷纷鼓噪,中国通过低估人民币来换取出口竞争优势,并逼迫亚洲其他国家不断降低产品售价。2002年12月2日,日本财务省次官黑田东彦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声称中国通过出口增长、国内通货紧缩以及盯住美元汇率三项政策,向全球出口通货紧缩,建议中国要么实施扩张性政策,要么让人民币升值。
2003年2月,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在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上,呼吁七国集团通过类似于1985年《广场协议》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达到全球反通货紧缩的目的,但其议案最终被否决。
2003年3月6日,日本国会参议员山本一太发表言论,提出中国应将人民币升值,以减轻因输出通货紧缩而对日本和全世界经济的影响。

继日本之后,美国财长斯诺也公开表示,希望中国实行更灵活的汇率政策,逐步走向市场主导的浮动汇率制。这是迄今为止来自布什政府高层官员最明确的表态,表明美国已加入希望人民币升值的阵营。
国外的一些投资银行也加入了这一阵营当中。
继高盛财团发表报告预期中国会逐步扩阔人民币波幅之后,花旗银行及德意志银行也发表报告称,人民币与美元汇价将与一年之内升值至8.03元人民币兑1美元,即升值3%。
《经济学人》更认为,现时美国主要城市的“巨无霸”汉堡平均价格为2.7美元,中国的汉堡包售价全球最便宜,仅1.2美元,而瑞士要4.52美元,“巨无霸指数显示人民币币值仍偏低”。
人民币稳定论
针对人民币升值的国际舆论,中国政府声明:
现行汇率安排是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监管水平和企业承受能力相适应的,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制度选择;
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政策是正确的,今后我国将继续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同时也将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前提下,完善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

温家宝总理2003年8月5日在会见美国花旗集团董事长鲁宾、候任首席执行官普林斯时指出: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和金融持续稳定发展,而且有利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金融稳定发展,从根本上说,也有利于世界经济和金融的稳定发展。

温家宝总理在阐述中国政府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时说,我们注意到一个时期以来国际上对人民币汇率的关注。中国政府对这个问题一贯持十分慎重、负责的态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在周边许多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我们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保持汇率稳定,对亚洲乃至世界金融和经济的稳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他说,一个国家的汇率制度和政策,应当根据本国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运行状况和国际收支状况来决定。中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我们要在深化金融改革中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03年《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中重点分析了美元持续贬值对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并强调在今年下半年的工作中将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排除了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可能性。
报告中具体分析到,上半年美元出现了持续贬值,其原因包括:美国经济复苏缓慢、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大幅增加、美国国内财政赤字与国外负债呈“双高”态势、美国经济出现了通货紧缩现象以及美国经常项目的巨额赤字影响了欧洲投资者的信心,出现了欧洲投资者抛售美国股票和债券的风潮。
报告指出,美元贬值增加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在日本和欧元区等发达经济体同时陷入衰退之际,不利于世界经济整体复苏。

对此中国人民银行加强了对国际金融市场的监测,及时分析国际外汇市场变动情况及其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针对外汇占款和基础货币增加较多的情况,通过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和加大公开市场对冲操作的方法,回笼基础货币,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稳定;同时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方便企业和居民个人用汇、提高外汇使用效率、鼓励企业向境外投资的政策,加强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

分析今年下半年的经济形势,世界经济将缓慢增长,这可能进一步强化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向,制约中国对外出口的扩大,并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央行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排除了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可能,并将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力争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IMF、日本野村证券、“欧元之父”蒙代尔、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麦肯恩、摩根斯坦利亚洲执行董事谢国忠等机构和学者也都认为,调整人民币汇率的建议是错误的。

在这些看法当中,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的观点特别突出,在他看来,目前要求中国重新审视人民币汇率政策是个严重的错误,在这一点上,世界对于中国的理解大错特错。
他认为,施压人民币升值的背后含义:某些国家不愿意承担他们自己的责任。富裕的工业化国家,为他们经济的缓慢恢复找了中国这个替罪羊。中国的发展不仅仅对生活在这个美丽国土的占世界20%人口的中国人有利,也对其他80%的世界人口有利。对于那些经济发展缓慢的国家来说,应该认真地检讨自己,停止这种对中国的无谓的指责。

摩根斯坦利亚太区董事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也认为,中国现在不具备人民币升值乃至放弃人民币兑美元固定汇率制的条件。
衡量货币汇率是否合理主要有两个角度:一是国内是否存在通货膨胀;二是外汇储备。中国当前没有发生通胀,货币政策上不存在汇率升值的条件;另一方面,中国外汇储备绝对数字虽然很高,但占GDP的比例只有25%,大大低于日本、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地。

《远东经济评论》则发表文章表示 ,面对国际的压力,中国很有可能对人民币进行一次性重新估价。因为,这样做显然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在对人民币重新估价会利大于弊。目前来看,对中国来说更明智的做法是消化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成本,而不是冒着风险改变其汇率制度、损害其至关重要的出口行业。

高盛(亚洲)总经理胡祖六的观点是,中国目前的出口表现的确非常强劲。其原因要归结于实施了十余年的贸易改革,富有活力的私人企业的逐渐兴盛、丰富的劳动力市场,以及跨国公司的大举进入。因此,认为人民币需要被重估的人,实际是误解了中国出口竞争力强劲的原因,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他们的方法不仅对解决当前世界经济问题无济于事,而且会在中长期对中国经济造成伤害。

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教授、金融深化论的创始人罗纳德·麦金农认为人民币升值的建议,是一个危险的坏建议。虽然2003年消费价格指数有望出现0.1%的上扬,但人民币的任何升值都可能使中国经济陷入通货紧缩之中。在国内价格会继续下降和人民币会继续升值的市场预期下,中国会掉入和日本相同的陷阱中,到那时面对通货紧缩,货币政策将束手无策。

摩根斯坦利首席货币经济学家任永力非常肯定地指出中国今年不会放弃盯住汇率政策。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是官方制定的,放弃这一制度须符合中国利益。是否改变汇率政策的决定权在于中国,而非美国和日本。而且不清楚的是,美国如何能在纵容日本干预汇市的同时迫使中国重估人民币汇率?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谭雅玲则认为,现在外围经济形势太动荡,究竟美元就这样一路贬下去,还是会走强,没有一个定数,毕竟美国经济本身就充满了不确定。这时候动汇率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在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的格局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无论其经济实力、政策的运用空间还是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都远远高于我们,在他们的经济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中的时候,我们动汇率只会带来被动和负面效应。这方面泰国、阿根廷、巴西是前车之鉴,他们都是由于动汇率造成货币大幅度波动,引发金融市场投资信心的不稳定,导致外资大量外流,最终导致金融危机和动荡,泰国甚至同时出现货币和银行危机。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专家王元龙则集中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升值对目前的中国经济至少会带来的五方面负面作用:
抑制出口增长。人民币升值后,中国出口企业成本相应提高,会削弱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利于出口的持续扩大,从而对中国大量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竞争力造成伤害;
导致外债规模进一步扩大。因为人民币升值将吸引大量资本流入中国资本市场,使中国的外债规模相应扩大;
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在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大量短期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资本市场的逐利行为,容易引发货币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由于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为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迫使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大量买进外汇,从而使以外汇占款形式投放的基础货币相应增加,造成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增加就业压力。由于目前中国提供新增就业机会的主要是出口和外资企业,人民币升值将抑制或打击出口,最终将恶化就业形势。

中国社科院国际金融研究所易宪容教授认为,目前各国货币汇率之间的竞争说到底就是如何为本国民众创造就业机会的竞争。人民币如果升值,必将使中国本来就很严峻的就业形势雪上加霜。
他援引高盛公司的研究报告指出,价格因素只能解释中国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很小部分。即使人民币升值,也不会对中国的出口竞争力造成很严重影响,那些希望人民币升值的国家也不会因此而改善其国内的通货紧缩局面。而人民币升值却会给中国的就业市场造成严重影响。因为人民币汇率上升最关键是会导致中国不可贸易品(诸如土地、劳动等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从而减弱国内需求,进而对就业市场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欧元之父”蒙戴尔先生认为,中国目前实施的货币政策正确可行,中国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十分正确和有效。人民币汇率稳定是由中国及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所决定的,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应该成为中国政府的长期政策。不能因为有较高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就使人民币升值,也不能为了刺激出口和促进经济增长而让人民币贬值,中国甚至在现阶段都不应考虑调高人民币汇率的浮动波幅。让人民币贬值或升值对中国吸引外资非常不利,有可能使外国投资者减少对中国的投资。

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撰文表示,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是保持中国经济稳定从而保持一个稳定的投资和贸易环境的需要,也能给国外的投资者以信心,并使中国的经济得以持续高速增长。同时,这也是保持国际经济稳定的需要。在美国经济增长缓慢前景不明,欧洲经济缺乏增长动力和日本经济继续停滞不前的当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无疑是国际经济特别是亚洲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前必须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主要理由有:  
第一,人民币汇率走势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不存在被严重低估的问题。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1986年到1994年贬值两倍。但从1994年到2002年末,人民币对美元、欧元、日元名义升值幅度分别为5.1%、17.9%、17.0%,实际升值幅度高达18.5%、39.4%、62.9%。
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由于美元呈现强势,人民币对三种货币最高实际升值幅度曾经分别达到45.5%、71.4%和93.0%。
另据IMF测算,从1994年1月到2002年9月,人民币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名义有效汇率升值13.9%,实际有效汇率升值21.5%。

第二,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发展十分不利。
一是不利于克服通货紧缩。人民币升值使中国商品价格上涨,不仅不利于扩大出口,而且会对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产生抑制作用,从而加剧通货紧缩状况,甚至会使中国步日本后尘,陷入长期通货紧缩的泥潭。
二是不利于吸收外资。人民币升值后,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将被削弱,国际产业向中国转移的势头会受阻,许多国内外资本甚至会撤离中国。
三是容易诱发金融风险。人民币升值会加大中国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甚至可能触发一部分银行储蓄兑成外汇后外逃,进而触发人民币汇率危机。

第三,中国汇率政策不是全球通货紧缩的根源,不能过分夸大中国通货紧缩对全球的影响。
(1)中国经济虽然增长迅猛,但其GDP仅占全球的3.5%。中国贸易虽然在迅速扩大,但依然仅占全球贸易额的5%,国际产业向中国转移的主要原因,是看中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和经济高速增长前景而非价值被低估的货币。
(2)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国际产业转移而非人民币贬值。以往出口美国的亚洲产品是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制造,如今这些产品被转移到中国来制造然后再出口到美国,因而中国对美国顺差扩大了,但对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逆差也扩大了。
(3)日本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只占日本进口总额的18.3%,占日本GDP的2%,而且主要是低端产品,因此不存在“日本既进口了中国产品,也进口了通货紧缩”。

第四,人民币升值不是解决全球通货紧缩的良方。
(1)近年来中国经济强劲增长,对东亚经济和世界经济稳步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旦人民币升值而钳制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不仅不会缓解东亚地区通货紧缩的压力,反而会使东亚地区变得不稳定。
( 2)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后,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利益将受到打击;同时,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导致进口需求下降,日本对华出口也将受到影响。据高盛公司估算,如果人民币兑日元升值15%,日本对华出口仅能增长0.2%。因此,人民币升值并不一定会对日本经济复苏产生积极影响。
( 3)人民币升值对美国经济也有一定负作用。这些年美国人购买便宜的中国货取代昂贵的日本或欧洲产品,客观上有利于美国减少贸易赤字。同时,沃尔玛、戴尔、耐克这样的美国公司依靠中国产品保证利润,如果人民币升值,它们的利润即刻就会受影响,股票价格就更会下跌。   
人民币自由浮动论
近年来,IMF一直建议:中国应建立一个更有弹性的汇率机制,以真正推进中国的结构性改革,以及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
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多。如斯坦福大学刘遵义教授、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社科院杨帆研究员等学者都认为,改革汇率制度并不是屈从于外部压力,而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要求来考虑的。
人民币应走向自由浮动的主要理由
第一,人民币汇率不能自由浮动,从长期看,不利于提高我国出口竞争力。
虽然美元贬值带动人民币贬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但这种利益是短暂的。一旦美元走强,拉动人民币升值,中国出口就会受到较大的打击,到那个时候再想使人民币贬值就比较困难了。这种教训在20世纪90年代就经历过。

第二,人民币汇率不能自由浮动,不利于营造良好的出口经营秩序。
在人民币被低估的情况下,容易产生外汇倾销效应,外汇倾销会使国内商品以低于应有的价格出口,扰乱相关行业的秩序。特别是对于那些传统优势产业,人民币低估后,导致出口在短期内超常增长,致使出口低价竞销更加难以控制,不仅使出口企业的经济效益大打折扣,而且容易遭致国外贸易保护行为,如反倾销调查等。

第三,人民币汇率不能自由浮动,可能使汇率长期偏离均衡水平,造成经济结构扭曲。
4年多来,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基本保持不变,这显然不符合4年来中美经济基本面的变动趋势。据各种不同模型估算结果,人民币贬值幅度在15%左右。在人民币被低估的情况下,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优势进一步扩大,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不利于高新技术行业的发展。一些学者指出,日本产业空洞化的出现,一定程度上与在日元被低估时期某些行业形成过剩生产能力有关。

第四,人民币汇率不能自由浮动,容易助长经济中的泡沫和投机活动。
在目前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作用下,很多公司开始瞄准国内市场,大量囤积人民币,在国内进行各种投资或投机活动,助长了经济中的泡沫行为,同时严重威胁有关资本项目管制的有效性。一旦升值成为事实,有关活动大大减少,经济就面临再一次调整的危险。

第五,让人民币自由浮动,关键的问题在于选择好时机。
按照国际经验,能够成功地维持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只是少数,大部分国家要么主动退出,转而实行较灵活的汇率制度;要么在货币或经济危机中被迫放弃盯住制度。如果选择适当的时机和次序主动退出,就不会对经济带来太大的负面影响。相反,被迫退出的国家如墨西哥、泰国等,均经历了货币大幅度贬值、金融体系崩溃、经济增长放缓和政治动荡等一系列冲击。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
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
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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