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没有颁发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

读书看报当中，频频看到关于诺贝尔奖公平性的质疑，其中主要的质疑之一就是有人认为诺贝尔奖委员会从来没有将经济学奖颁发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其理由也是用萨缪尔森的话来证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全球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影响力。这种观点甚是流行。我怀疑说这些话的人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饭碗的人说的。我看到这里就觉得十分好笑：这些人怎么也不动脑筋想想，诺贝尔奖为什么会不颁发给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呢？一个不公平或者政治歧视就能解决这个疑问吗？这些人为什么从来不从自身找找问题呢？

我发出这样的疑问，读到这篇文章的人中肯定有人会想：这家伙是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存在偏见？这家伙是不是从来没有看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妄加议论？我可以诚恳地回答：我读过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我对马恩的学识、才华和见地十分钦佩，并且我也认为马恩的诸多观点和发现是正确的，我们后来者应该认真、踏实、严谨地研究马恩；但是我坚决反对迷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反对不敢批评和批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不是科学研究的做法。对于迷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浅尝辄止、断章取义、训诂考究等教条主义做法和学者，更是反对和鄙视。

在东北财经大学图书馆中，我曾经找到一本朱晓黄先生的《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1993年3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在开篇，作者就有精彩之处，抄录在下：

“在我国，长期以来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着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把社会主义经济学局限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释义，作为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的工具。这种释义的学问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实用性，有时候同样一句原著上的话可以引证为几种不同的见解，这难免造成学术上的混乱，从而也就逐步形成了一些僵化的训诂靠旧的研究方法，凡文章必引马列原著，常常是断章取义，学风浮华，学术成果大都是述而不作。当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宣传、解释，是很重要的学术活动，必须投入一定的精力，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各种经济理论也是很重要的学术活动，是不可偏废的。”

“二是把经济理论完全变成了对政策的解释。回顾一下我过几十年来的经济理论研究工作，从根本上讲，还是对党和国家某一时期的政策的注释。在集中体制下，有一套计划经济的理论，特别强调有计划按比例规律的作用；分权体制下，又大谈企业自主权和地方经济特点；在经济改革中，为了政策的通顺，又大讲市场的作用、价值规律的作用，大江所谓计划和市场的有机结合。一有新的政策，经济界名流变大做文章。把经济学的研究之车套在党和国家政策的大车上。政策的不断变化和调整，则导致了经济理论的不确定性，产生了骑墙学风和模棱两可的学术。这种现象也证明了经济学研究与经济政策的混淆。”

这种批评太精彩了。在我看来，这种批评针对的是普遍意义上的经济学界的不正之风，更主要的是针对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那些人。的确，解释、研究前人的经典是一种需要的行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就有左丘明等对孔子《春秋》的注释（《左氏春秋传》、《公羊传》等），宋代朱熹对孔孟著作的注释（《四书集注》）等。对于具有浓重欧洲文化传统和政治经济背景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如何能够让具有几千年陆地文明和独特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中国人理解和接受呢？这就需要有人来做研究和解释的工作。但是科学的研究方法肯定认为，光这些工作是不够的，或者仅仅是一小部分工作；如果是科学研究，那么就必然要将其解剖开来，分清骨骼经络，研究该理论的前提和假设，检查其论证过程和逻辑推理，分析其结论的正确性和可行性，而不是供奉在牌位上，顶礼膜拜，烧香磕头。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白了，是一个经济学的分支和流派，而不是宗教教义和巫师预言。我们需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它，科学的态度就要求我们广泛取证、细心求证、严谨认真，而不是将其视为基督教之《圣经》、伊斯兰教之《古兰经》，神圣不可侵犯。许多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认识口口声声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是科学，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把它当作科学来看待，而是宗教教义和巫师预言。谁要是对它有点批评，那可了不得了，他们就可以把山一样的帽子往你头上扣，把各种恶毒的称号强加给你。这是科学吗？这是科学态度吗？许多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人说，自己从来不读马恩列斯之外的著作，可以判断，这是科学研究的态度吗？

我不了解外国的经济学家是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但是从苏联和中国（这是主要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区）的情况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情况不容乐观。试想宗教教义允许创新吗？宗教教义只允许信奉。没有创新的经济学科学能有前途吗？答案不言而喻。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三番五次、五次三番地告诫我国的科研人员，要“与时俱进，主动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未来”，好像这话都是给自然科学研究人员听得，这些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从来没听进去，或许他们心里根本就没把自己当成“科学研究人员”，而是神职人员吧。可惜的是，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乃是顾准、孙冶方等人。凡是读过顾准和孙冶方生平事迹和著作的经济学者，都会对他们执著追求经济学真理甚至哲学真理的毅力所折服。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当作科学来研究，而是不迷信和盲目崇拜。顾准就认为，马克思的许多观点，都来自于欧洲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这些背景都与中国的不同；研究马克思真实的想法和结论的含义，就必须研究马克思著作产生的土壤——欧洲文明。顾准在国家图书馆读书期间，列举了一个长长的书单，里面包含了马克思曾经读过的大多数著作，也包括许多其它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理论的评论。顾准试图在众多的历史哲学和经济学书籍当中寻找出马克思主义的原本脉络或者真实想法。顾准的这种努力是一贯的，严谨的，不骑墙的。在政治风向多变的几十年中，这种科学研究的态度才是真正的科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态度。那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人做得到吗？

欧美国家经济学家当中也有社会主义的支持者，著名的有洛宾逊夫人和熊彼特，前者是著名的左派经济学家，1933年发表《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开创了市场结构理论之先河；后者更是博学多才，著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等佳作。两者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没有迷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基础上，与时俱进，加入新的时代因素，旁征博引，洞察秋毫，都成为了伟大的经济学家。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著作，本来就科学研究的结果，甚至马克思本人都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在我看来，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主义化”并不能完全看作坏事，但是我们也应该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神化和宗教化。看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有一个能够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基础上超越马克思的吗？神化、宗教化和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倾向和做法，只能产生像鲁迅先生说的“一代不如一代”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被神化、宗教化和教条化的直接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来只是众多经济学流派中影响很大的一个，但是在资本家和工人矛盾尖锐的特殊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成为了一种可以凝聚工人力量、改善工人困境的政治工具。在“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上台执政后，马克思主义包括其经济学理论就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意识形态化后便固步自封，不再创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情况就是如此。超越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的经济学家不再出现。

诺贝尔经济学家的宗旨是什么？最重要的一方面是给与对社会有大贡献的理论创新以奖励。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做了什么？我们翻翻任何一个图书馆中的内容雷同、互相抄袭、循规蹈矩、面目可憎却数量众多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就知道了。就指望这些就要求诺贝尔奖委员会颁发给你经济学奖章和奖金啊？想得太美了。写到这里，我倒希望不给这些人颁发什么重大奖项，否则这些人又会得意忘形，以为自己这样研究就可以得到国际认可了，这才是真正可悲的事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