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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复旦大学
史正富发表的
《外患不足为惧, 中国经济的头等大事是消化生产过剩》一文提出了我国目前经济中的几个大问题。过剩产能一方面与历史的发展轨迹有关，另一方面经济总量规模的均衡也有关。最重要的是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的不断提升中出现的供需关系，尤其是需求侧的演变和供给侧的局限性产生新一轮的矛盾。现就该文的一些方面作以补充。
另外，由于《外患不足为惧, 中国经济的头等大事是消化生产过剩》一文较长，这里只列出部分章节以便对照论述，原文请参见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60454。
一、怎样认识生产过剩
（原文摘录）所谓相对生产过剩，并非常识意义上的产能与产品过剩。产能与产品并非真的没用处了，但相对于社会有购买力的需求（即有效需求）而言，是过剩了。中国目前过剩产能主要是什么呢？其中最大规模的是基建与重化工——煤、电、钢、铝、水泥、化工、运输车辆、工程机械、建工队伍，等等。不但涉及产业面广，且规模巨大。这些被称为“生产要素”的好东西为何成为过剩产能呢——因为没有投资项目出钱来购买这些“生产要素”！但是，是不是中国今天的发展真的不需要这些“过剩产能”了呢？显然不是。
目前我国的过剩产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受过去“高增长”政策的影响。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过分强调GDP,而忽视供求关系的演变。例如卡带式录音机进入我国不久一哄而上，没有注意的国外的CD光盘已经很普及了。所以等国内一大批电子厂商转产录音机时已经面临整个产业“必将淘汰”的窘境。
2、该文提到的钢、铝、化工以及工程机械等行业实际上是产品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例如，我国的钢铁行业在真空冶炼技术尚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所以我国现有的钢材品种基本上处于中低端（不锈钢、轴承钢、模具钢）等等都是短板。为什么我国制造的船舶比日韩两国“超重”，除了设计问题之外，最主要的就是钢材性能较低，因此设计用料只能做较大冗余。我国的重大技术装备和精密设备往往需要进口国外的轴承其原因就是我国的轴承性能不行。我国仪表行业自上世纪70年代引进日本欧姆龙技术至今，但是关键的传感器敏感材料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仪表的弹性膜片材料。高性能的膜片材料至今依赖进口。我国的碳纤维材料与日本东丽相比至少差了一代。我国的工程机械规模比较大，但是基建工程所用的推土机装载机等存在的“不皮实”问题在用户中是普遍的看法。化工行业中关键的基础性高分子原料我们是产能不足的。为什么东北农业大户宁可用高价进口奥地利的犁具？那是因为我国的犁具2套加起来的寿命不如人家一套的寿命。我们不仅材料不行，我们的制造工艺水平也不行。
3、GDP这东西是有缺陷的。比如你的一间厂房把完全还能使用的旧门窗拆了换上新的，那么这笔耗费就会计入“GDP增长”的账上。因此，宏观调控的GDP指标不能乱用。日本产业界有个说法值得借鉴:“不宜大而不强，不以小而不精”。中国的产业界如果作为供给方，这条戒律应该随时清醒。
4、中国的材料工业和标准化长期滞后。制造业长期存在的“重设计轻制造，重生产轻工艺，重产量轻质量，重产品轻服务”的陋习非常顽固，品牌意识缺乏对用户的责任。“中国制造”从根本上缺乏质量意识和用户意识。
5、自上世纪80年代引进全面质量管理体系（TQC）以来，大多数企业并没有掌握其理论的精髓。实际上对国有企业而言，政府也从没有在这些方面搞过什么“敦促”。与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政府举国家之力在企业中大力推广全面质量管理的做法大相径庭。
二、发展的思路存在偏差
（原文摘录）既然周期性生产过剩的危机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既然中国自1994年起便已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已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那么一个重大问题便产生了，即：中国能够克服周期性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吗？
首先，要不要克服周期性生产相对过剩，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能否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定位问题。如果我们搞了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样，总是周期性发生生产力的大面积毁灭，同时又存在贫困人口、生态退化、环境污染、基本公共服务短缺这些问题，那么，凭什么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四个字呢？
其次，能不能克服周期性生产相对过剩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者们的智慧、定力和创造力的考验。回首往事，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以西式资本主义行不通为认知前提的；将近70 年的探索性发展，虽然经过种种风险、曲折与代价，还是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用一句最高领导人的名言：“可以说，中国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找到符合国情和未来需要的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但也比任何时候面临更加艰巨的风险与挑战！”毕竟，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单一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乃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近70年的求索与成长，已经把我们带上了走向成功的路上。积累正反两面的经验与教训，中国已经把实事求是以及与时俱进的思想原则融入血液，并且把道路自信与制度创新融为一体。诚然，中国制度的体制机制尚存诸多弊病，发展道路上也还困难多多。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几十年来的制度改革已经走在世界主要国家前头。
经济学的一个要义就是“若干路径求其优”。我们在颂扬过去40年的成就时，也要“以历史为鉴”，我们过去40年付出的成本是多少。经济发展也需要讲“性价比”，也要算清成本账。这里有一个至今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问题。
1、国内鼓噪一时的新自由主义已经失败，那么计划经济演化出来的“统治主义”也没见效。市场失灵和政府一竿子插到底的做法现在看来都不行。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中》其实也都预见到这种结果。即市场和政府干预都是必要的，但凡事都有个度。斯蒂克利茨是典型的“政府干预派”，他对中国的“一政党”下的经济改革一方面持赞成的态度，另一方面也保持谨慎的乐观。不过，斯蒂克利茨关于市场信息不对称的表述倒是提了个醒：“市场失灵和政府一竿子插到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信息的不对称。
2、对中国经济而言，要克服周期性生产相对过剩，是不是对市场失灵和政府一竿子插到底的做法进行必要的反省呢？首先地方发展要根据国家整体的发展思路实施，而不是“各自立山头”。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国内经济的产业结构也要一体化，也就是说开发区和产业链不能都搞“行政区划”，而是要考虑最优交互路径。
系统论中的要素包括人流、物流和信息流，这三个要素的优化配置就是保证系统功能实现“1+1>2”的根本。中国互联网的今天，信息流的基本技术框架已经建构问题是我们怎样把大数据这架马车真正放到信息高速公路上去而不是假大空是的夸夸其谈。就农业而言类似“西红柿倒进河里与15元一斤”的情景屡见不鲜。你说它是过剩产能和供给不足都不对，其实就是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其实红宏观上讲就是信息失灵的问题。制造业的产能也是如此，明则是供需矛盾，实则是布局调控乏力。产业系统的人流、物流也从来就是不以行政区划而移动。
3、过剩产能不能一概而论，去产能更不能一刀切。现有的产能一方面有过剩，另一方面也存在不足。关键在于现有的产能能否“与时俱进”。炸毁一个钢厂容易，但要新建一个补齐短板的钢厂就要难得多。再以工程机械为例，我国现有的工程机械企业除极少数发展的还可以，但多数属于“拿来主义”的照本宣科。尽管日本小松可以“无偿提供”工艺标准KES，但这个KES的核心关键技术的掌握仍然还是在日本小松手里。我们许多工程机械厂总想“国产替代”，但你所用的钢材毕竟与进口的存在性能差异，再加上热处理工艺你也没掌握日本年的技术，所以用户认为“不皮实”也就毫不奇怪了。其实，如果我们利用中国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和“三老四严”以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经验，中国企业未必不能解决问题。须知，上世纪日本的石川馨来华讲学就很重视这些经验，并带回国内通过政府大力推广到企业界。我们只是“墙内开花墙外香”而已。
4、转型创新是解决中国过剩产能的主要途径。政企协调、企企联动、校企合作、联合攻关、共同发展才是化解过剩产能基本途径。这里的基本方向和目标就是补短板和调结构。一方面，补短板是解决了需求之急进而促进供给的能力，另一方面，“政企协调、企企联动、校企合作、联合攻关、共同发展”也是改善政府调控、提高企业内生动力、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与市场接轨的能力进而加速成果转化。这里还有一点要指出，这就是极大地改善了现有科技成果转化中“中试”的难题。
5、过剩产能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所以对这部分产能不能仅仅只考虑“消化”，更不能一味的“挥泪斩马谡”。而应当进行产能的“重生再造”。所以消化过剩产能应该叫做“产能的重生再造”。一、能调整产品结构的通过改进工艺和生产流程进行市场需求的品种；二、通过解决关键技术和工艺条件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以优质优价推动出口；三、结合自身优势，整合资源走转产的创新之路；四、紧紧盯住国内短板和国外需求，在争取国家的支持同时加快转型升级。
产能的“重生再造”是一个除旧立新的过程。中国经济的优势在于，对于过剩产能，一方面政府可以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目标规划进行统筹协调，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建设既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机制，又有“三结合的经验”。这两条是中国解决过剩产能的有利条件。第三，绝大部分产能过剩企业本身具有相对完整的运行体系和技术积累。所以通过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科研院所、企业内部资源优化配置就可以在某个产品方向集中优势“打歼灭战”。最后是一个附加效应：即通过上述经济技术协作就可以为中国绝大多数工业技术科研成果的转化提供了中间试验的合作平台。这就为我国科研成果转化破除了最大的一个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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