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威廉姆森（2002）当时即将收入一本书的一篇文章[1]。本文的目的是回应以西蒙为代表的行为经济学（卡内基传统/Carnegie tradition）[2]的批评，强调TCE是“一个在经验上成功的故事”（a empirical success story）。一个成功的理论总是在不断回应别人批评的过程中成熟的，威廉姆森已经替TCE回应了产权理论、（完全）契约理论、新古典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的批评，这是最近一次的回应。

1、威廉姆森概括了TCE吸取的组织理论的几个方面：（1）有限理性；（2）过程是重要的；（3）近似的可分解性（near-decomposability），即模块（modularity）的重要性（Simon，1962）；（4）分离的结构分析；（5）适应性；（6）弱形式选择（weak-form selection），相当于前面讲过的可行性（feasibility）。这些与前面的介绍几乎没有差别。

2、威廉姆森接着阐述了TCE与Carnegie传统的基本差别表现在五个方面：（1）交易单位的选择和可操作化。西蒙把“决策”（decision premise）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并用它来解释企业和市场的产生[3]，也确实得到了数据支持；后来者则将“程序”（routine）作为基本分析单位（Cyert and March，1963；Nelson and Winter，1982），但是却未能成功地将其维度化（dimensionalize）。TCE以交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Commons，1932），并用三个维度刻画了交易的属性以及相应的治理结构。（2）从有限理性中引申出的经济含义。同样是表征有限理性，西蒙（1957）用“满意”标准替代“最大化/最优”标准，但是缺乏广泛的应用；而TCE用“不完全契约”代替“完全契约”，从而引申出治理结构的匹配问题，且得到令人信服的应用。（3）对自利行为的描述。西蒙（1985）用“动机的脆弱”（frailty of motive）来刻画自利行为，认为多数人们在多数时候是仁慈的；而TCE用“机会主义”刻画自利行为，这就更深入地刻画了契约风险，因为组织的重要功能就是防范风险。（4）预见（foresight）。如果把预见力分为两个极端——短视（myopia）和无限远见（完全契约下的理性预期），那么行为学派采取的是前者（Cyert and March，1963），假设企业具有局部搜寻（local search）和试错学习（trial-and-error learning）的特征；TCE假定人具有“可行的预见力”（feasible foresight）（类似适应性预期）。（5）非正式组织的作用。巴纳德（Barnard，1938）指出了非正式组织的三个功能：沟通、凝聚和维护自尊。西蒙（1997）把忠诚（loyalty）作为企业优于市场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之一，并且是一种有限理性导致的认知要素。因此组织的存在就具有了认知层次的意义，“忠诚”更应该是一种“组织身份”（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TCE承认忠诚/身份的意义，但是认为它们还比较模糊，而且需要考虑它们的成本和收益。

前面是对行为学派的极力赞誉，后面谈到与TCE的差别时，几乎就是毫不客气的批评了——这个威廉姆森。

3、由于在基础上的差别，导致了行为学派和TCE在分析对象上的差别。前者主要分析微观主体的决策行为，几乎不分析企业和市场以及宏观现象。相反，TCE因为起源于对纵向一体化和反托拉斯行为的分析，因此更偏重于半微观分析的契约现象（semi-microanalytic contractual phenomenon）。主要表现在：（1）行为学派以决策作为基本分析单位，TCE以交易/治理结构作为基本分析单位。（2）在企业理论方面，西蒙（1951）关于雇员关系的分析更接近于科斯（1937）早期的思想，后来的“行为企业理论”（Cyert and March，1963）和“能力”理论也有别于新古典企业理论。但是“行为企业理论”的部门定价研究后继无人，而核心能力的概念还有待进一步的可操作化和实证研究。TCE把企业看作是一种治理结构，这一思想得到了诸多的经验支持。（3）在关于商业的公共政策方面，西蒙（1997）把公有企业和私营企业都看作是没有差别的制造利润的机构。而TCE采取分离的治理结构的方法，用四个维度区分了企业、市场、管制和公共官僚机构——它们状态依存于交易的特征。

4、关于经验研究，根据Boerner和Macher（2000）的统计，TCE的经验研究数量已经从1994年的200篇增长到2000年的600篇，而计量经济学也得以应用其中。因此，威廉姆森自豪地宣称“TCE是一个经验上成功的故事”。

5、结论是，TCE有望融合“理性精神”（rational spirit）和“卡内基精神” （Carnegie spirit）。

文章最后一句话很有意义，特录于下：“I am confident that those who have been working the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domain will continue their ‘modest, slow, molecular, definitive’ efforts—piling block upon block until the value added cannot be denied”。

[1] Williamson, O., 2002, “Empirical Microeconomics: Another Perspective”, in The Economics of Choice, Change, and Organization, Mie Augier and James March, eds., Brookfield, Vt.: Edward Elgar, forthcoming.

[2] 因为行为经济学的大本营（包括西蒙）是在卡内基－梅隆大学。

[3] 西蒙（1997）认为组织最重要的能够是忠诚和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