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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养老服务面临的困境及出路的几个方法来源：人大经济论坛论文库　作者：董全方　时间：2014-08-20

农村养老服务面临的困境及出路的几个方法

　关键词；家庭结构变迁 家庭养老 社会化养老 
　　一、沙河营镇农村家庭养老的现状及分析： 
　　沙河营镇位于城固县城西7公里，龙沙路、108国道交汇处，自然条件优越是陕西省著名的“果品基地镇”，所辖的11个行政村也均跻身县级“小康村”行列。本次调查集中在镇中心小学周边的沙河营村、官井村、袁家营、建安四村，共调查农户19户。从养老模式来说，沙河营镇的养老以家庭养老为主，老人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精神慰藉随其年龄增长和劳动能力衰退而在养老中所占比重逐渐增大。从养老质量来看，沙河营镇的养老质量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仅有的新农合和新农保也无法满足养老需求，有劳动能力的老人也仅能维持基本生活。下面两个案例是整个沙河营镇农村养老状况的缩影： 
　　案例一：李某，男，85岁，患有糖尿病，脑血栓，轻度青光眼，老伴已去世多年，育有一女在深圳打工，老人现与其弟和弟媳居住在一起。家中三个老人的生活照料全由年过七旬的弟媳一人承担，而生活来源也由其侄子、侄女每月寄钱的方式承担。我们注意到李某家捉襟见肘的凄凉生活环境，和邻里闲聊是仅有的娱乐活动。 
　　案例二：袁某，女，62岁，患有高血压，老伴身体较康健，老两口拥有的2亩田地是主要的生活来源，一儿两女均在沙河营镇上工作且经常回家探望二位老人，家庭和睦，子女孝顺，孙子由两位老人日常照顾。在访谈过程中可以发觉两位老人生活的幸福指数很高，虽然家庭条件一般，但子女在身边的幸福感可见一斑。两位老人都表达了子女养老的强烈意愿。 
　　以上两个案例分别代表沙河营镇的两类家庭的养老环境和生活质量，从主观角度讲，子女的照护程度和老人幸福指数呈正相关；老人对子女赡养的需求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来讲都是迫切的，这一点从心理基础来讲来自我国传统的孝文化。而从客观养老服务条件来看，村周围没有任何娱乐性的公共设施和场所；新农合和新农保的实施情况虽然很好，但对于改善农村老人的整个生活境况的作用凤毛麟角。 
　　二、家庭结构变迁对农村养老文化的影响深远 
　　古代中国长期以农业和手工业作为经济主体所形成的“多子多福”的生育观使得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多子女的大家庭。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政府采取的“计划生育”国策推动了家庭结构类型从联合家庭、主干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化，家庭结构趋向单一化，家庭角色扮演失调并趋向专一化、普遍化。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中国家庭已出现“4-2-1”结构，即四个老人（祖父母、外祖父母）加两个中年人（父母）和一个青年（独生子女）。社会经济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多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涌入，大批农村青年进城务工，让农村家庭形成了老人带小孩的“空心”模式，农村世世代代家庭养老功能随之减弱，传统的“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价值观念似乎也日益淡化，久而久之，传统的家庭养老文化或多或少的会退出历史的舞台，人们也开始适应并习惯于这种家庭角色的转换。 
　　自古以来我国就以家庭养老为养老保障体系的主要支柱，特别是在中国传统孝文化根深蒂固的农村地区，子女的生活照顾、心灵抚慰和经济支持上都是支撑农村老人生活几乎是唯一的元素，由此形成的一贯公认的孝敬父母的方式和方法也被约定俗成，农村世世代代依旧执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部分地区特别是南方沿海地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农民进城热潮的掀起，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年轻力壮的人离开固守多年的土地，奔向能够获得经济型收益更多更迅速的大中城市，留下家中的孩子由自己的父辈照顾。这种家庭结构的变化致使年轻人对于老人的照顾从某种程度上减少至只剩下经济支持这一方面，家中老人除了要照顾自己、土地外，还有孙子女的负担，随之带来的养老负效应是农村地区特有的养老保障缺失的问题。 
　　三、农村养老服务的对策及建议 
　　在家庭养老为主的大前提下，社会化养老和机构养老的应逐步介入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特别是社会化养老服务应由NGO提供并通过政府提供政策红利来宣传、认证和监督。现如今社会化养老已经在城镇养老中占有关键地位，其中带来的正面影响是值得肯定的，因此将其以非盈利组织推出一系列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形式更能被社会认可和接收。 
　　多支柱养老模式应由三足鼎立转化成一方带领，其余两方协调跟进。就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和人口结构而言，单凭个人、社会、政府一方来承担是难以实现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个人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家庭养老应作为主力带动整个农村养老体系的完善与进步，社会化养老（如养老院、社区等）应予以硬件条件的扶持和帮助，政府作为最后兜底和政策协助者为农村养老提供刚性的担保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