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经济“怎么办”？（四）

——发展中国家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化主义（22）

人们可以大致分为三股思潮，每股思潮都主张一种消除贫困和缩小不平等的不同战略。这三股思潮分为：价格机制派，激进派和技术派。价格机制派认为生产量少、生产率低下、不平等和失业都可以通过制定正确的价格来加以解决，价格既可以是一种信息又可以是一种刺激。

有一批力量强大而经常发表议论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活动的许多失败是由于有缺陷的价格政策造成的。各国ZF对资本规定了错误的价格（太低，而且往往定量配给。鼓励过大的极差，使资本利用不足，偏袒大公司，鼓励外国公司兼并本国公司），对劳动力规定了错误的政策（太高，造成失业和设备利用不足，抑制出口），对外汇率规定了错误的价格（定值过高，抑制劳动力密集性的出口商品而鼓励成本高昂的进口替代），对公共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规定了错误的价格（太低，对私营企业现代化部门给予津贴）。只要各国ZF规定了正确的价格，就能在经济增长以及就业和公正方面取得成功。这批人确实认为：有关外国投资、跨国公司、不对口的技术，不合适的产品、发达国家的优势和不发达国家的依附、贸易比价、国际不平等，等等许多弊病，实际上是由“错觉”和错误的价格政策造成的，因为它发出了错误的信息，提供了错误的刺激。

大部分人会认为“拨正价格”还不够。有人会说，要把较高的增长（和有效的增长）同较大的平等结合起来，路途是很遥远的；另外一些人会说成果是很小的；但是大家都会同意，如果要扩大由“正确的”价格政策所产生的额外出口品的市场或者得到更好的条件来改善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那么还必须做其他一些事。（但是有些人认为“正确的”价格本身就能为产生或改善这些体制提供足够的刺激。）

但是，“拨正价格还不够”这个说法有两个截然相反的解释。它本身可以意味着：这有助于消灭贫困和扩大平等，虽然，如果做好其他一些事，成果还会更大些，但是，拨正价格总比无所作为好些。另外，它可以意味着：虽然正确的价格政策同结构改革（特别是资产再分配）相结合会有助于增长和平等，但是它本身也可以使事情更糟或者干脆改变不平等的表现形式。

毫无疑问，“错误的”价格政策能阻碍发展，减少就业机会，加强垄断和加深不平等。但这不等于说“正确的”政策必定能取得相反的结果。它们完全可能导致同样弊病的不同形式。我们可以假设：土地和实物资本设备很稀缺而不熟练劳动力很多。劳动力的供应比土地和资本的供应增长得快。我们容许竞争，让生产要素收入由边际生产率来决定。我们还容许劳动和资本之间可以相当程度地相互取代。那么，单位面积地租和资本实际收益将会提高而且不断升高（反映土地和资本相对稀缺的程度不断加深），而工资率将会低下而且不断下跌（反映劳动力数量越来越大）。生产要支付很多费用才能取得土地和资本设备的稀少的资源，而只需很少费用就能取得大量求职工人的供应。工资费用低，往往会扩大就业机会和增加产量，其扩大和增加程度决定于替代弹性。劳动力密集型生产方法、部门和产品将得到鼓励，而需要很多土地和资本的生产方法、部门和产品则被抑制。外资将离开高工资、低利润的国家。高利润和低工资往往会鼓励国内储蓄，从而增加国内的资本供应。而且还能刺激发明那些使用劳动力多而节省土地和资本的新工艺和新产品。这些都是很好的，也理当如此。

但这些秤心如意的刺激都取决于低工资（如果劳动力比土地和资本增长得快，那么工资会不断下落）和高地租、高利息和高利润（以及它们之不断上升）。如果在这样的社会里，土地和资本的分配很平等（农民拥有地产或者实行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虽然后者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国家如何决定工资和处理剩余，以及权力的不平等分配），那么职能的不同就没有关系，因为个人平等或家庭平等仍然存在。一个家庭在劳动力收入方面有所失，可以在财产收入方面有所得。但是如果财产（土地）分配不平等，如果资产所有权（包括受教育机会）是高度集中的，不平等的机会就会增加，即使由于相当高的替代弹性而使工资份额上升。高工资、低利息和低工资、高利息的政策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的弊病以失业的形式出现，而后者的弊病则以工资收入者与财产所有者之间的不平等形式出现。所以，“拨正价格”可以把工人阶级内部（就业者与失业者之间）的不平等转变为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不平等。

总之，在资产所有权集中的情况下，仅仅有正确的价格肯定是不够的，而且靠它本身可能使事情更糟。这并不意味着正确的政策同其他政策相结合不能起重要的作用。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第二股思潮：激进派。这一派认为重要的是把资产、权利和取得收入的机会进行再分配。只有通过这种“结构性”和体制性的改革（不论是和平地和渐进地或通过革命和迅速地）才能达到增长和平等。对这一派的一些（极端分子）成员来说，救世的路只有一条。令人厌恶和窒息的混乱必须清除，至于取代它的是什么，那是没有关系的。他们认为，甚至对这一点仅仅提出问题，也是显露出要维护既有体制的愿望。破坏就是建设。

不论是革命的改革或演变的改革，不论是平均再分配改革或渐进再分配改革，都往往失败，这是因为未能提供信息和刺激来使得现在由穷人所拥有的资产能像过去由富人所拥有的时候至少同样的增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激进派的一些成员犯了价格机制派的同样错误：他们把必要条件误认为足够条件。这样，他们帮助了不平等的再分配，而不是减少不平等；他们帮助了贫困的永久化，而不是消灭贫困。

第三股思潮技术派。他们把解决贫困、失业、不平等和低生产率问题的办法视为如同把人送上月球一样，或者近一些说，如同发现小麦、玉米和大米的高产新品种一样。工业技术、公共保健、低价住房、节制生育、营养、对小农供应作物、城市化等，都需要脑力和研究资源的集中。技术派认为，如果不存在适当的技术解决办法（或者是这种办法还有待发明或发现，或者是刺激太弱太慢和“结构变革”都不能解决问题，他们这样看是对的。

全世界研究与发展资金总额中不足百分之二花在发展中国家，而其中又只有一部分花在贫困问题上，虽然发展中国家的人数比发达国家的人数多一倍以上。但是，即使在发展中国家化了更大比重的研究与发展资金，如果传播和应用的必要体制和权力结构很弱，甚至根本没有的话，那也不意味着能消灭贫困。而且有组织的势力会反对那些有损于它们的措施。

劳动者2012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