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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2-25 05:53
熊丙奇借用“ 西南联大 ”情结诋毁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制度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百度百科》解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著名学府联合而成。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校纷纷内迁。抗日战争八年间，迁入云南的高校有 10 余所，其中最著名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聚集了大批的学者，保存了中华民族的教育精华，培养了大量人才。 《百度百科》介绍， 1937 年 7 月 11 日，西南联大常委会第 112 次会议决议，通过校歌校训委员会上呈的校歌《满江红》。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词《满江红》 ( 词：罗庸、冯友兰，张清常曲 )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2007 年 11 月 6 日 ，《新京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小说家眼中的西南联大》： 1937 年 11 月 1 日 上午，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学。而后九年，在炮火纷飞中，西南联大依旧笳吹弦诵。谈及“大学叙事”，我既重“史料”，也好“文章”。就说西南联大吧，前者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8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等。 后者则不妨举出三位著名小说家。吴讷孙（笔名“鹿桥”， 1919 － 2002 ），汪曾祺（ 1920 － 1997 ），冯钟璞（ 1928 －），他们三位在塑造“联大形象”、或曰制作“联大神话”方面，过去曾经、今后仍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2008 年 9 月 1 日 ，《学习时报》（沈克琦） 《谈谈西南联大》：自 1937 年 11 月 1 日 至 1946 年 5 月 4 日 在西南联大就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有 8000 余人，毕业 3807 人，其中本科毕业生 3732 人，研究生毕业 75 人。 2009 年 4 月 27 日 ，《新世纪周刊》（记者 / 张雄）《追寻我们的西南联大》：《我的西南联大》是个现实主义话剧。编剧刘进元说，我认为当时世界办得最好的大学不是牛津不是哈佛不是剑桥，而是中国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是中国文化教育史上的奇迹。中国的一所大学，就在那样腹背受敌的情况下站住了。西南联大与抗战相始终，其间共有 1100 多人参军，占联大历届入学学生总数的七分之一。大学生如此大规模的投笔从戎，史无前例。 1943 年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已经 88 岁高龄的沈克琦说：“关于西南联大的一切，对于我们这些曾经在那里学习过的人来说就是一个情结，西南联大的学风、还有那种刚毅艰卓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这一代人。” 2010 年 10 月 1 日 ，天下远见出版有限公司《巨流河》 ( 齐邦媛 著 ISBN 978-7-108-03473-1) 讲到了西南联大。 可以说，西南联大的精髓绝不是 “ 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 16 个字所能概括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曾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衣，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自称“教育问题专家”，（不知是否读过关于西南联大的史料文章）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由头，诟病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制度。 鼓吹“ 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 的所谓现代大学制度。不是无知就是无良。 举证如下： 2008 年 2 月 23 日 ，《北京青年报》（熊丙奇）《 如何把大学办在县里 》：我国民办教育界知名人士、广州白云区政协委员信力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 , 应允许县自办大学 , 中国有 2200 多个县 , 如果每个县有一间大学，中国就真正把教育搞上去了。这一言论随即遭来不少质疑。针对质疑，信力建先生在报上发表文章《我为何要提县办大学》，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对于县办大学是否有现实可行性以及是不是一种新时期的大跃进，这与论者对“大学”的认识有很大关系。在信力建先生的言论中，这些“大学”多指职业教育性质的社区学院，与担负精英教育的大学是两回事。让每个县都办一所职业教育性质的学校，可能会有很多人支持；而要让每一个县都办起一所北大、清华分校之类的大学，那显然是不现实的。在笔者看来，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来说，未来应该思考的，是怎样“把大学办在县里”。分析我国目前的 985 高校和 211 高校，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几乎没有一所是在小县城，更不可能是乡镇———当然，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一些高校，办学地点可能在大城市的郊区县，但严格说来，这与远离大城市的小县城、乡镇还有很大差别。随着高等教育大扩招，不少大学拓展校园、征地盖房，大学逐渐从大城市的市中心移向城市市郊。这种办学地点的变动，是大学出于不得已的选择———市区地皮贵，无法获得更多的征地，只能向郊区发展。可就是这种离开市区三五十公里办学的变化，对大学的发展就产生了很大影响。对学生来说，城郊的大学，没有人气，没有文化，老师上完课之后就坐班车回城；对于老师来说，去城郊大学不过是完成教学任务，很难住下来，与学生一起学习、工作与生活；对大学管理者来说，城郊办学不但增加了办学成本，要派班车运送老师，还有诸多对外交流合作上的不便。我国大学城郊办学的这种尴尬，正生动地反映出我国大学办学的“套路”，即历来注重选择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作为大学的办学地，以便大学获得各种办学资源。我国近代最早的高等学府，诞生于天津和上海；抗战期间，北京、天津、上海的大学被迫迁到西南，在经济不发达甚至落后的小地方办学，抗战一胜利，这些学校纷纷回到原来办学的地点复校。近年来，国内高校因所处地域的经济发展状态不同，办学实力出现明显变化，中西部一些高校的好教师纷纷流向东部发达地区，以至这样一些高校的发展出现困境。对比国外不少著名大学，办学地点常常选在人口稀少的小镇，在远离大城市的偏僻地方，我国大学这种办学地点的选择耐人寻味。这一方面反映出我国高校的办学资源依靠政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多于社会，资金渠道过于单一，使得大学必须依傍大城市才可能有更好的资源获取渠道，换句话说，大城市的财政才能支撑办大学。而在国外，大学更追求财政独立性，希望不断开拓政府拨款、投资之外的更多办学资源，因此办学地的选择是否在州府或经济繁华地区并不重要。另一方面，这反映出我国大学普遍不甘于寂寞，学者教授也不希望一直呆在清净的小地方做枯燥的学术研究，更希望介入社会、广泛社交、通向主流。当年的 西南联大 ，被认为达到了中国高等教育办学的顶峰，在这所条件简陋的大学里，教授和学生在田埂上漫步，思考学术问题，纵谈天下大事，是最常见的景象。这表明，办好一所大学，其实与资源、地点没有紧密的对应关系，倒是反过来证明，大学必须远离社会的喧嚣，不受功利所驱动，坚持育人为本，以学问为第一要务，学术自由，方可成就真正意义的“大学”。当然，这并不是说办在大城市里的学校就不能成为真正意义的大学，如果有良好的现代大学制度，大学如何办学应与地域无关。而从客观上说，小城镇上办学，更有利于大学远离社会的浮躁。 2009 年 7 月 15 日 ，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 今日大学能从西南联大找到灵感吗？ 》：据媒体报道，从今年起，曾经合组 西南联合大学 的三所名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将通过校长圆桌会议的方式，定期会商学校发展情况，携手致力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三位校长说，三校要在教学科研、师资队伍、学科建设等方面，发挥各自优势，优化合作。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毫无疑问是这三所名列“ 985 ”工程的大学的共同追求，而在 70 年前曾经共同创办出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最强的大学，并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的“ 西南联大 ”的经历中，寻找“灵感”，以尽快达到“目标”，也就顺理成章。但是，他们真能从西南联大的办学中，寻找到今日办学的“灵感”么？真能通过在教学科研、师资队伍、学科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就能携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么？有几点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最为相关的“灵感”，今天的大学可能无法找到，也不想找到——今日的大学领导，无一不能说梅贻琦先生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可真正实践起来，却难以达到梅先生等先贤们的境界。梅先生认为，教授与校长相比，校长固然重要，但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人，最重要的是教授。而我们所能见的现实是，秘书给领导拿着包、撑着伞，教授搬好椅子站着等领导以及学校行政机构负责人入座。今日的大学领导，无一不在谈教育家办学以及先进的教育思想，可是，他们既不能像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那般明确主张，“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更不可能有西南联大那般的作为——抗战爆发后，教育部长陈立夫利用军政统一的号令控制大学，频频得手，但在西南联大却未能得逞。他一方面企图排挤几位联大的现有常委，又想从校外委派专职的国民党职业政客担任联大训导主任。联大当局以“教授治校”为三校一贯传统必须尊重为由，将陈立夫企图委派的人顶了回去。今天的大学领导，尤其是“ 985 ”工程的学校，本身就是副部长级高官，而且不少属于由政府部门“空降”，怎可能不按官场规则处事？以至于前不久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对少数大学的官本位倾向也表示忧虑，认为这在影响学术的发展，大学作为时代和社会灯塔的作用也就会逐步失去色彩。今日的大学领导，无一不理解大学学术管理的重要，并在各种论坛高谈阔论，可是，在大学校园里，学术管理几乎被行政管理全面包围并蚕食。不谈其他，仅作以下对比。西南联大期间，实行的是校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教授治校，校常务委员会是最高行政领导机构，由三校校长和秘书主任组成，常委会之下只设三个处：总务处、教务处和建设处（后改为训导处），校长、教务长、总务长、各院院长以及各系主任均由教授兼任，没有副职，职工人数也比较少，常是一人兼任数职，而且，教授充任行政职务属兼职，不是官员，不增薪水，照样上课。而反观今天的大学，北京大学， 1 名党委书记、 1 名常务副书记、 3 名副书记、 13 名党委常委； 1 名校长， 3 名常务副校长， 4 名副校长，有管理机构 19 个，每个机构除正职外，有几名副职。清华大学， 1 名党委书记， 1 名常务副书记， 3 名副书记，党委下属机构 11 个； 1 名校长， 1 名常务副校长， 7 名副校长，行政下属机构 26 个。南开大学， 1 名党委书记， 3 名党委副书记； 1 名校长， 1 名常务副校长， 6 名副校长（ 1 个党政兼职）。这样的管理机构设置，不但使办学成本高居不下，还影响办事的效率，并让一些学术机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授会的功能极度萎缩，在学校决策中，教授根本没有多少发言权。今日的大学领导，无一不理解大学学术研究的重要，并鼓励自主创新，强调自主知识产权，可是，却很少给教授们“自主创新”的空间。在西南联大，梅贻琦始终坚持“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因而，联大始终坚持学术自由的传统，学术上自由争鸣之风相当活跃。由此汇聚了一大批著名学者，既有像闻一多、张奚若、陈序经、钱端升、杨振声、吴晗等那样直接批评政府的教授，也有国民党开明分子冯友兰、雷海宗先生，三青团的姚从吾、陈雪屏先生。而对今天的大学教授来说，大多正在学校为他们设定的课题指标、经费指标、论文指标中折腾，并为了申请课题，填表格、做汇报、跑关系，哪有精力研究自己感兴趣的学术问题，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今日的大学领导，无一不理解人才培养的重要，并要求人才培养接轨国际，走向世界，可是，又有多少学校真正在制度设计中，体现教学的重要，并引导教授们乐于为学生上课呢？作家张曼菱在《西南联大启示录》中讲述了一个故事：当时胡适在国外，他在美国偶然看见一本拓扑学的书，他马上把书买下，因为邮寄费特别贵，他就把书皮精装去掉，光要那个芯子，然后寄到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们就互相传阅、抄，陈省身先生说，抄了以后就马上讲给学生。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西南联大可以在昆明那种茅草棚里，可以教出和国际接轨的学生了。今天相比抗战时期的办学条件好多了吧？可笔者则听到这样的消息，有一些学校的学生强烈反对教师用多媒体设备给大家上课，因为他们曾遭遇教室停电，有的老师居然不知道这节课该讲啥的“奇境”——不少课件是一个老师一次制作，多个老师多次反复使用，老师根本不备课，而是从其他老师那里借来 PPT 对着念，备课的环节、上课板书推导的环节都省了，停电自然让没有准备的老师们不知所讲了。去年 2 月，邹承鲁先生曾提出建议，为了我国教育事业的继续辉煌，现在有必要重建西南联大。按我的理解，老先生是希望，能有像 西南联大 那样办学的一所大学在，否则，即便有形似而没有神似，拷贝会大大走样。对于三校的圆桌会议来说，如果不去学习西南联大的管理制度，办学传统与精神，改变今日大学的行政管理模式，也就很难真正携起手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2009 年 10 月 10 日 ，《南方都市报》（知道分子之熊丙奇专栏）《 熊丙奇：华人诺奖获得者的教育背景耐人寻味 》： 10 月 6 日 揭晓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华裔高锟榜上有名，这让华人再次扬眉吐气。至此，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类奖项的华人已有 8 位。诺奖获得者的教育经历，一直是分析家关注的重点。而分析这 8 位华人诺奖获得者的教育经历，或可对我国内地的教育改革产生某些触动。 8 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只有一位，即 1998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崔琦，曾接受过十分短暂的两年时间的新中国基础教育，崔琦 1939 年出生于河南宝丰， 1951 年只身远赴香港，之后崔琦在香港培正中学接受教育。毕业后在金文泰中学修读一年预备班，成功考入香港大学，但是他选择了教会的奖学金，赴美留学。本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高锟 1933 年出生于上海， 1944 年随父移居香港，入读圣约瑟书院，之后考入香港大学，但由于当时港大还未有电机工程系，他只好远赴英国伦敦大学进修。 1997 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 2008 年度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钱永健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1957 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之后赴美求学； 1976 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的中学时代在台湾度过； 1986 年度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李远哲的本科为台湾大学，硕士毕业于新竹清华大学。概而言之，虽然媒体总想寻觅这些华人科学家们与中国教育和学术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在报道高锟获奖时，说他 1996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但 8 位华人诺奖获得者，与我们的教育与学术其实都没啥关系，有两位为 西南联大 毕业生；有两位生于美国、长于美国；有两位在香港接受完高中教育；有两位接受台湾高中教育、大学教育。如果说，华人诺奖获得者的这种教育经历分布有诸多偶然，那么，不妨再看我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的教育经历，在总共 12 位获奖者中，只有袁隆平 (1953 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 ) 、王选 (1958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 、王永志 (1952 年考入清华大学 ) 、李振声 (1951 年毕业于山东农学院 )4 位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出的大学生。新中国教育发展 60 周年，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已达世界第一，达到 2907 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 23.3% ，但是，在杰出人才的培养上，我国内地教育必须承认存在严重的不足———不仅与美国相比如此，与当年 西南联大 的办学，以及我国香港地区、台湾地区的办学相比，也存在明显的差距。这种差距不仅仅表现在产生少数几位顶尖人才，以及内地几所著名大学的排名要低于香港和台湾地区几所大学的排名上，更重要的是，在基本的教育管理制度上，我国基础教育的应试教育格局始终难以突破，高等教育的行政化色彩日益浓郁，教育与学术都趋功利化，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培养创新人才，是一个综合体系，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与社会用人制度与环境，缺一不可。基础教育的创新思维、创新意识培养，具有基础性作用；高等教育的通识教育与学术规范训练，可培养一个人的科研精神与正确的学术习惯；而良好的用人制度则鼓励每个人发挥各自所长。以现实情况而论，在国内求学、工作者这三者都有缺失；在国内完成基础教育、部分高等教育，再出国求学、工作者，前两者缺失；在国外求学，再回国工作者，社会用人制度 ( 也谓学术环境 ) 缺失。这些因素的综合结果是，从新中国 60 年教育体系中，尚未走出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早在 2006 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说：“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温总理所谈到的“非常焦虑”的问题，到今天并没有解决。欲解决这个问题，以笔者浅见，有必要正视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实事求是地反思教育基本制度，这方面，可从学习借鉴台湾和香港地区的教育经验做起。我国深圳地区，已启动借鉴香港地区办学经验，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高等教育改革尝试，但愿这种尝试能为我国教育制度的全面改革积累有益的经验，从而为我国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带来新的环境。 ( 作者熊丙奇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09 年 11 月 3 日 ，《新闻晨报》《熊丙奇：新部长上任 能否扫除教育八大潜规则》：战场上，临阵换帅乃兵之大忌。教育虽然不是刀剑厮杀的战场，但作为百年树人的事业，承平时代的教育竞争其实一点也不亚于真实的战场。因而，此间将任期未满，年龄也未到退休的教育部长中途换下，其所蕴涵的意义不言而喻。客观地说，把教育的全部问题归结到教育主管部门及教育部长身上是不公平的，一些问题也非教育独有，而是带有社会共性，即使教育部长及他领导下的团队努力去做，也难以克服。但这并不表明主管部门就可对此心安理得，“无为而治”。事实上，一个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成败，与教育部长及主管部门大有关系。如果教育部长真想有所作为，即使戴着镣铐跳舞，还是能够跳出优美舞蹈来的。这方面的典型就是蔡元培。蔡元培在主持北大时，把其做第一任民国教育总长时形成的思想自由，教育独立的理念，贯穿于对大学的治理中，提出了“兼容并包”、教授治校等理念，彻底荡涤了上大学就是为做官的陈腐学风，使北大成为一所真正的大学。以后的 西南联大 也是这方面的一个杰出典范。尽管当时的大环境没变，但在蔡元培以及 西南联大 的校长们领导下，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大学和中国的教育事业做了最大程度的改革，留下了至今为止中国教育史上最光辉的一页。时代已经变化，虽然我们不能要求如今的大学校长和教育部长也像蔡元培校长一样，达到那样的高度，然而，总应该给国人一个改革的信心。可过去的几年，教育给国人却是越来越失望。尽管每年 GDP 都在高速增长，但上不起学的人越来越多；尽管中国有世界最大的博士群体，但论文抄袭丑闻越来越厉害。可以说，这与教育部的不作为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在中国教育不进则退的转折时期，新任教育部长袁贵仁能否给中国教育带来一种新气象，就成为人们的一丝期待。有高教观察人士日前发文列出了袁贵仁面临的七道坎，它们是，学前教育问题、发展不均衡问题、应试教育问题、职业教育问题、高等教育问题，以及新教育理念的推行和多出杰出人才。细研这七道坎，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于三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教育的评价体系问题、教育的均衡发展和公平问题、教育的去行政化问题。我们的学生从小开始接受一系列标准化考试，这种僵化的评价和选拔体制严重制约了学生的发展，使得以树人育人为旨的基础教育沦为高难度的知识训练，学生沦为考试机器，缺乏想像力和创造力。而重点学校制度的推行，不仅造成基础教育领域公立学校之间教育质量的巨大差距和激烈竞争，有违教育公平的理念和原则，也导致教育腐败盛行。此外，各种教育资源都由行政系统掌控，它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办学听命于各级教育主管官员，窒息了教育应有的自由。只有解决了上述问题，中国教育才会有真正的大解放、大发展。不过，鉴于教育问题的错综复杂，须找到一个着力点和突破口。就当前而言，我认为，不妨从教育公平问题入手，消除教育领域的既得利益集团，或可打开教育的新局面。教育的不公平主要是指围绕教育资源的分配，形成了一个以教育主管部门为主的强大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以重点学校为载体，将国家的优质教育资源源不断地注入其中，其获益者主要是有钱、有权的资本阶层和官僚阶层，也包括学校老师自身。当然，这会触及到包括教育主管部门在内的既得群体利益，会有很大阻力，但新任部长要开创出教育的新局面，就必须拿出勇气同这个利益集团进行切割。以袁部长几十年的从教经历，应该清楚中国教育的弊端何在，所以，笔者希望袁部长能够大胆同时有策略地革除教育领域的积弊，不要让国人失望。 2010 年 10 月 12 日 ，《珠江晚报》《 熊丙奇：建一流大学真有“中国模式”么 》：新出台的“教育规划纲要”对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做了怎样的规划，为什么要提“中国模式”？ 10 日在复旦大学召开的“一流大学建设”系列研讨会上，中国内地 9 所顶尖大学的校长齐聚一堂，结合各校在自身建设中取得的经验和思考，围绕“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模式”展开探讨。 ( 10 月 11 日 中新社 ) 什么是“一流大学”？什么是“中国模式？”看完报道，我所能找到的一点头绪是——倡导 西南联大 的文化精神。 西南联大 ，这是被公认的在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创下奇迹的一流大学，然而，其文化精神，却不在于所谓的“中国模式”，而在于其采取的是符合世界一流大学办学规律的世界通行的现代大学制度。现代的教育研究者，在研究西南联大的办学经验时，得到的几条，恰是当下世界一流大学采取的普遍办学方法： 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以及学生自治 。可以说，想绕过这几条探索所谓的中国模式，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可能性相当小。从发达国家建设的经验看，世界一流大学从来不是计划出来的，而是靠教育的市场机制竞争出来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已经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当下的中国大学，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探索出所谓的“中国模式”，也不要再寻觅“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 ( 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所称现代大学制度为“依法办学，自主管理，社会参与，民主监督” ) 。在研讨会上，有校长说中国大学处于“后发劣势”，此言差矣，对于中国大学来说，眼前摆着那么多活生生的一流大学例子，又获得国家不菲的资金，实可以少走弯路，缩短探索的过程，以香港科技大学为例，不就按照世界一流大学的现代大学制度构建学校，在短短 10 多年时间中，步入一流行列？如果说处于“后发劣势”，那实在是中国大学自找的，放着可以通向一流大学的大桥不走，非要摸着石头过河。 2011 年 5 月 28 日 ，腾讯网“ 熊丙奇的博客”《教育改革“国情论 ”》：“不要拿美国的哈佛、 MIT 说事，也不要总是拿美国教育说事，哈佛、 MIT 是顶尖学校，我们有差别是很正常的；美国是发达国家，我们还是人均 GDP 很低的发展中国家，根本不具可比性。”针对我写的美国大学文章，有多位教育部门官员和学校领导这样提醒我。 这种观点，不是我第一次听到，近年来每年要听到多次。简而言之，就是教育改革“国情论”，即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要结合具体国情，不要逾越国情，做不切实的幻想。我不认为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借鉴，对发达国家教育经验的学习，有“国情”一说。毋庸置疑，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同，文化也有差异，教育发展水平也不一致，但是，对于在发达国家、世界一流大学运作成熟的现代大学制度，不存在在我国难以借鉴，水土不服的问题。现代大学制度的实施，与大学获得多少国家资金，校舍条件是否优越，没有关系。以 西南联大 为例，这所大学的办学条件极为艰苦，可是却建立起 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 的现代学校制度，也由此成就了这所大学的办学奇迹。这已充分说明，现代大学制度的实施，与办学条件无关。其实，相比 西南联大 时期的艰苦办学条件，今天的大学办学条件可谓奢华。就是拿美国大学的硬件条件与我国大学相比，我国大学也已经超越。——耶鲁大学的校长在中国参观之后，都对国内大学的办学条件十分羡慕——在这种情况下，还说我国的“国情”不适合借鉴国外大学的制度，所能表明的，就是既得利益者不想放弃自身的利益。“国情论”的持有者还把改革难以推进的责任，推给社会诚信以及中国当前的官本位。社会诚信是我国社会的一大问题，大学自主招生，可能会因诚信问题带来不公平，可是，眼下的集中录取制度不是也有权势交易问题吗？需要注意的是，大学的自主招生，打破的不仅是集中录取，更在于逐渐消除权势交易的土壤。这一招生模式的本质是实现教招考的分离，将集中在政府部门手中的教育权、考试评价权、招生权分别赋予中学、社会机构和大学。当权力分离，彼此制衡，权力寻租的空间更大还是更小呢？另外，在这种模式下，学生和学校双向选择，高等教育的市场竞争机制建立，社会诚信是会进一步下降，还是会逐步恢复呢？很多教育官员担心学校管理一放就乱，而发达国家早已回答这一问题。这就是建立大学理事会（董事会）治理机制，既保障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同时，又实现政府对大学的有效管理。这种治理机制在其他国家的大学运行得很好，只是在这种治理机制中，政府部门将失去委派干部的权力，也难再对具体的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指手画脚。我国大学一直不实行这种管理机制，政府官员是担心学校乱，还是担心失去手中的权力呢？官本位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教育系统的人普遍认为其他行业机构都有行政化问题，干嘛要大学去行政化？在这种环境中，可能去行政化吗？如果所有行业都这样想，那么，官本位的风气只会加重，而无法改变。大学为何要去行政化，而且应该先于其他行业去行政化，这是由大学使命决定的。对教育和学术的行政管理，与教育与学术的本质严重冲突，因此，大学如若不去行政化，很难成就为一所真正的大学，更重要的是，大学应该是社会的灯塔，如果大学甘愿堕落，那么，这个社会还需要这样的大学吗 ? 令人不解的是，这些持有教育“国情论”观念的官员和学校领导，往往表现很不一致，每年，各级教育部门都要举行各种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很多学校都派干部去、国外大学考察。——既然都已经定调“国情论”了，那还召开这种论坛，搞这些出访干什么？是为了让大家学习之后，加深对“国情论”的认识吗？另外，经常听到官员和大学领导们所说的是，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已经世界第一，我国高校的科研水平也进入强国行列。所以，能够解释这种“国情论”的，就是“利益论”了，一切以自身的利益出发，于是以各种理由来阻止改革，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2012 年 8 月 29 日 ，《新闻晚报》（熊丙奇）《 大学不在其名，而在其精神 》：上海市教委日前发布《关于 2012 年下半年上海市高等教育工作的补充意见》，支持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上海体育学院、上海应用技术学院、上海电力学院更名为大学。按照我国《高等教育法》规定，“大学或者独立设置的学院还应当具有较强的教学、科学研究力量，较高的教学、科学研究水平和相应规模，能够实施本科及本科以上教育。大学还必须设有三个以上国家规定的学科门类为主要学科。设立高等学校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制定。”前不久，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就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上述这些高校从举办的学科门类看，确实已具备称为“大学”的条件。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起，我国大学先后出现合并潮、更名潮。据统计，仅 2009 年一年，就有 40 多所学校更名。大学更名的原因不一而足。总体看来，高校都有一个认识，叫学院比叫学校更牛，叫大学比叫学院更带劲。因此，不少学校领导把在自己任期内，让学校升格、更名，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围绕更名的任务办学，让大学更名是容易的，但在此过程中，可能出现两方面问题，一是背离办学定位，为符合命名要求，不顾条件一味追求举办新学科，却没有办出特色，也分散办学精力。二是丧失原有校名品牌，有的高校在上世纪末更名，可直到今天还必须在新校名后加括号注明旧校名，还有的高校在更名为大学名后，遭到校友的集体反对。出现这两方面问题，与我国高校的办学追求和决策有关。在当前功利的办学环境中，不少高校都追逐学校的外在发展，具体包括发展学校的规模，增设学校的学科，等等，以尽快体现自己的办学政绩。大学办学精力用到追求身份高低上，而忽视了内涵的建设，同时在追求外在发展目标时，出现“千校一面”，而不是在各个层次、各个类型都办出一流的有特色的学校。往往学校行政领导拍板，就可决定更名方案，再把方案提交主管部门审批，这样的更名体现的只是行政的意图，而并不能反映师生的想法。其实，一所高校的办学空间、办学质量、办学声誉，与校名是什么，并没有多大的关系。比如，美国的加州理工学院，英文名为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其英文名为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这两所世界一流大学，培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总计超过 100 位，可至今没有叫 University ，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学生，还将其翻译为“麻省技工学校”。要是换在我国，麻省理工学院，怎么也要改名为麻省科学与技术大学了。在我国高等教育历史上，迄今为止可以称得上一流大学的学府是抗战期间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这个校名按照今天的“校名观”，就是一所民办大学的校名。假如当时的办学者，反复在校名这类事情上做文章，也就没有 西南联大 的辉煌办学成就了。大学不在其名，而在其精神。如果只追逐表面的校名，大学将在争名逐利中失去自我，失去大学精神，再有好听的校名，又能如何呢？（ 作者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2 年 12 月 11 日 ，《新华每日电讯》（特约评论员 熊丙奇）《 熊丙奇：“一流城市 , 一流大学”纯属谬说 》：对于大学来说 , 办在何地并不重要 , 关键在于要有教育理想。请看国外办在小镇的名校 , 请看当年中国的 西南联大 “一流城市 , 一流大学” , 这是我国不少地方政府在规划高等教育发展时所提的口号。其涵义有二 : 一是一流城市 , 需要建设一流大学 , 如果没有一流大学 , 很难成就为一流城市；二是一流大学 , 要依托一流城市建设 , 离开了一流城市 , 大学要建成一流很难。这个口号很具迷惑性 , 从教育和文化角度说 , 大学确实可以为城市建设提供人力资源支撑 , 同时也可为城市的文化繁荣注入活力；而从大学办学角度分析 , 城市可以为大学的发展提供各种资源 , 包括为学生提供实习等实践机会。可是 , 如果就此规划高等教育的发展 , 却极有可能陷入功利办学的误区。一方面 , 城市在建设大学时 , 希望大学能对城市有现实回报 , 比如在本地招收更多的学生 , 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服务。如此一来 , 一流大学就不是为全国、全世界服务 , 而变成了为当地服务按照一流城市 , 一流大学的思路 , 大学要是不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 , 城市要大学来干什么 ? 另一方面 , 大学在发展过程中 , 总是希望从政府处获得资源 , 或者在当地寻找办学资源 , 这导致大学寻求办学资源的渠道极为狭窄 , 也造成大学对地方和政府的严重依赖。这带来两方面后果 , 其一 , 大学会认为只有在大城市才能有更好的生存空间 , 因为城市资源丰富；其二 , 由于政府掌控着学校的主要办学资源 , 大学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严重缺乏 , 进而很难办出特色 , 也难以成为一流。我国的大学建设就出现了上述问题。过去 10 年间 , 国家教育部门和地方政府共建原有的全国重点大学 , 地方政府为全国重点大学投入一定的办学经费 , 在这一过程中 , 很多全国重点大学都出现一个现象 , 即在当地的招生计划急剧上升 , 有的高校在当地的招生比例甚至超过 50%, 全国重点大学俨然成了地方大学 , 这显然与一流大学生源的多样化严重背离。在城市的发展中 , 政府部门还有一个战略是“产学研一体化” , 把大学作为推进这一战略的中心。大学有服务社会的功能 , 可是 , 却必须以育人为根本目标 , 在“产学研”战略的推进过程中 , 不少大学迷失了方向 , 产、研变为了重要任务 , 而忽视了最基本的人才培养。另外 , 我国大学的办学资金来源十分单一 , 主要靠政府拨款和学生学费 , 社会募捐极少 , 这就决定了大学在发达地区、大城市 , 可以获得更多办学资源。几年前 , 我国内地省份在地级市兴办了一批本科院校 , 现在这些学校都想搬迁到省会城市办学 , 原因就在于学校在中小城市 , 吸引不了生源 , 而当地政府对学校的投入也不多 , 加之地方小 , 学生实习机会少 , 所以 , 大学还是想办在大城市里。这和国外大学的发展模式 , 很是不同。在美国 , 有不少一流大学 , 并不在大城市 , 而就在小镇上。比如 , 前些年位列福布斯排行第一的威廉姆斯学院 , 就在一个小镇上。笔者曾去参观的卫斯理女子学院 , 也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之所以学校办在小镇上 , 也能办出一流 , 主要原因是学校的办学经费来源很广 , 不局限于向地方政府伸手 ( 政府的拨款在学校的收入经费中只占很小的比例 ) 。其次 , 学校是一个做学问的地方 , 教师和学生专注于学问 , 而不是陷入浮躁的社会之中。很多人会担心这样的学校培养的学生就是书呆子 , 没有动手能力 , 可实际情况却相反 , 由于学校在课程设置和教师教学中 , 特别强调学生的参与 , 比如上一门课 , 要阅读近 10 本书 , 撰写若干篇课程论文 , 参与很多讨论课。完成了学校的学业 , 学生就培养起很强的学习能力、思维能力、沟通能力和表达能力。我国大学的教育质量不高 , 学生才会逃离课堂 , 跑到校外去实习。这才让学校所处的环境 , 对学生们很重要如果学校学不到东西 , 还关在那里出不去 , 恐怕要憋出毛病。所以 , 应该摆脱功利思维 , 重新审视城市和大学的关系。对于大学来说 , 办在何地并不重要 , 关键在于有教育理想 , 有办学自主权 , 有现代学校制度。当年 西南联大 办在云南 , 固有历史原因 , 可其取得的办学成就表明 , 成就学校的基本办学制度 , 在形成有利于学校发展的办学制度之后 , 再获得外界的更多支持 , 学校就可以更快、更好地发展。不但当地受益 , 全国、全世界都会从一流大学的建设中受益。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借用“ 西南联大 ”情结诟病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兜售“ 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 的陈词滥调。偷换“ 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 的现代学校制度特征。包藏祸心。 2015 年 2 月 13 日 ，新浪网“历史那些事”《民国大学生失业调查： 13% 的人毕业即失业》：上世纪 30 年代是中国高等学校飞速发展时期，特别是私立大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吊诡的是，大学教育的突飞猛进，往往带来大学生谋求生计的不堪经历。截至 1936 年 6 月，全国 108 所高校中，已向教育部报告学生失业的学校达 80 多所。依据已报结果，平均每百名大学毕业生中失业人数约为 13 人。按此比例计算，每年有 1000 多名大学生处于“毕业即失业”的状态。截至 1937 年 8 月 5 日 ，在《中央日报》上登出未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有 1467 位，其中，大部分毕业生对工作都有较高要求。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南京国民政府就充分解决大学生失业问题的承诺，便成为了无法实现的空言。 2015 年 2 月 17 日 ，《环球时报》《 社评：走出西方和民国情结看北大 》：原浙大校长林建华 2 月 15 日 受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这已是北大 2008 年至今迎来的第 4 位校长。用林建华就职演说的话说，北京大学从来不只是一所学校，而是人们心中的图腾。中国全社会对北大寄予极高期望，它们既包括现实要求，也有大量理想主义的寄托。北大不易，做北大校长是份极具挑战的工作。近年来互联网舆论对北大的负面议论不绝于耳。看北大以及看今天中国的大学，一些人有很重的两个情结，一个是西方情结，一个是民国情结。中国学生大量赴西方留学支持了前一个情结，后一个情结则像是纯粹的价值评价，是表达不满的借题发挥。中国一流大学综合水平仍低于西方顶级名校，这应是一个事实。西方发达社会的科技水平仍高于中国，那里的人文学科积累了现代社会的更多经验，大学的历史也更悠久，因而西方一流大学必有值得中国大学参照学习之所长。中国大学一直也是这么做的。 围绕大学的民国情结则有些半真半假。民国时期中国的大学和在校生人数都很少， 1936 年全中国大学的在校生总数只有 41922 人，还不到今天一所清华大学的在学学生人数。它们与今天的中国大学是不可比的，用赞民国的大学来否定今天的大学，有点像吵架中的市井之徒只顾宣泄情绪，不顾事实。 社会需要跳出西方和民国情结，今天的北大及所有中国大学，也需要在西方和民国这两个坐标系之外，找准自己的时空位置，在此基础上确定发展方向，不要陷入身份迷失或时空错位。在坚持“中国特色”的问题上，大学应该成为整个社会的标杆。大学师生特别是校长，应该对大学的时代使命有清醒而坚定的认识。当下中国大学首先要服务于民族复兴、国家富强，要培养爱国的一流人才，要提供可推动社会发展的科技创新，以及先进积极的思想观念，而不是一味标榜独立性和思想自由，传播、生产怨气甚至戾气。从知识界出口的意见已经很多了，但建设性的有质量的建议太少了。中华崛起和民族复兴，大学教育改革与知识体系的重构是关键。中国大学可以说清楚西方理论，却讲不清中国是怎么崛起的，讲不清中国应当走什么路，为什么要走这样的路。中国遇到的很多现实问题从西方经验中已找不到答案，中国大学必须立足中国实际。当年中国民穷国弱，四处受辱，以大学师生为代表的知识界，表现出强烈的使命感和爱国主义情怀，共产党随之诞生，新中国亦由此建立。如今中国俨然世界大国，方向已定，复兴在望，不少大学校园却盛行强调“小我”的阴柔之风，报效祖国的阳刚之气不振。这令人遗憾。大学汇聚的都是知识精英，知识精英有学识有见地，但往往比较自负。如果没有一个大目标将大家拢在一起，一群知识精英在一起，相互拆台多，形成合力难。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大学校长的工作怎么做，要看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今天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北大？这是需要全社会认真思考的问题。在此之前，先请不要再拿哈佛和北大比，拿蔡元培和林建华比。 我想说，请不要拿昔日的西南联大比今日的北京大学。原因是，政权更迭了。所有制改变了。时代进步了。事业发展了。“ 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并非仙丹妙药。 “ 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 才是正本清源。 1954 年夏，毛泽东《浪淘沙·北戴河》：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以上内容约 14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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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子一枚 2014-4-4 11:14
费孝通的代表作之一就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西南联大时期撰写的小册子《乡土中国》，在文革后该书重新出版，费孝通撰写了一个序言，序言中说了如下一段话（非原话，大意）：尽管今天看来，这本小册子显得非常稚嫩，也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它是代表那个年轻时期的一种闯劲。 我也愿意保留其原貌，以纪念那段难忘的时光 。这段话给了我深深的感动。一是感动作者谦虚的精神，因为《乡土中国》开创了中国社会学，绝非一般的小册子可以比拟。另一方面，作者意识到尽管幼稚，但是 内涵的思想不会因为粗糙而湮灭。 另外一个案例就是，金庸大侠一辈子15部小说，晚年改动了两三次，但就我们这样普通的读者来说，漏洞百出的第一版似乎更有味道， 后来改的似乎更合理了，更严谨了，但也似乎缺少了点神韵。 两位都是大家，也都是在晚年对自己的作品进行梳理，有两种不同的做法。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能够看出，无论到晚年怎么做，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 青春的创造力无可替代，成熟不意味着更有创造力 。想起红楼梦中引用的杜秋娘的一句话：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这句话有两种相反的解读，一种是及时行乐，一种是惜时如金。对于做科研的人来说，这句话的含义似乎还需要进一步阐述。 其一、勇气，该出手时就出手。 我们做科研，最难得的是找到一个好课题。 一个学者的成功是个人的努力和课题的魅力共同决定的。 当我们在年轻时候遇到一个好课题时，不管条件如何，该出手就要出手。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现在需要论文，需要评职称，过几年再说吧。实际上，人的创造力可遇而不可求，也许过了几年，我们评上了职称，再回过头来做以前想做的课题，我们会发现，不是已经被别人捷足先登，就是发现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后者的可能性更大。遇到了就是缘分，不重视课题的缘分，就等于浪费自己的生命。 条件永远都没有充分满足的时候，好课题就是在条件不怎么样的时候降临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好的做法就是，该出手时就出手。等待和拖延的后果只能是后悔。 其二、突破，粗糙不是问题所在。 好课题需要思想上的突破，就好比探矿，一开始需要找到矿脉。这时候一定都是毛毛糙糙的，没有很整齐的步骤的。往往是东一下，西一下，但是不管怎么样，终于找到了。再乱，再粗糙，主要任务完成了。至于秩序，往往是成熟之后的表现。很多老课题，都是很规范的，但是往往这样的课题没有好的结果 。年轻，有冲劲，但是没有经验，正是这种没有经验的鲁莽，才可能带来突破的运气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是因为在西南联大时期没有好的教材，自己编了点材料作为讲课素材，十次讲课构成这本书的主体。他肯定没想到这本书会是他一辈子最重要的几部著作之一。但是，如果不是他还很年轻，没有学会循规蹈矩，绝对不会有这个突破产生。 其三、思想，不是迎合的产物。 任何时代都有其时代的要求，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有各种社会潜规则的约束。尽管对于社会发展来说，这些潜规则可能有其价值，但是对于科研来说，有些潜规则可能没有什么正面作用。而科研的灵魂在于思想，绝对不是靠工匠一样多做几天活就能出东西。而思想如果想有价值，就不能一味的迎合当下的需求，就必需给当下以补充的，才更有价值。但是不迎合可能就意味着阻力。年轻可能正因为鲁莽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对阻力似乎看得更淡一点。 也因此能够突破一下当下的约束，产生较好的思想。 读读古典的大家作品，没有一个不是在类似情况下产生的。笛卡尔因为他的哲学思想到处隐藏，甚至终生都没有回到故乡，在异国他乡老去。 可以这么认为，没有被批判的思想就不会是有重大价值的思想。 其四、积累，唯独思想不能积累。 有些人嘲笑年轻人的冲动，笑话他们的肤浅，但是看起来深奥的人也没有拿出更高明的东西。相反，类似年轻的费孝通一样的人，能够拿出好东西。在佛经《百喻经》有这么一个寓言，一个村民准备半个月后招待客人，而牛奶是不可缺少的。他们家就一头奶牛，如果现在就挤出牛奶，可能到时候就不新鲜了。他想，从今天开始，不挤奶了，攒在牛肚子里，到了招待客人的那一天，都挤出来，能够保持新鲜。等到了来客的那一天，这个村民才发现，奶牛根本就没有奶了。一个奶牛如果连续不挤奶，那奶也就慢慢消失。 思想也是一样，我们不能寄希望把自己的思想积攒起来，等到了老年，或者等到了我们有话语权的时候再拿出来。从来就不会有这样的好事。有想法的时候，肯定不是有话语权的时候。 总的来说，年轻的时候，是我们容易有想法的时候，也是我们容易突破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不要顾虑自己的不成熟，也不要过度考虑外界的约束，积极而科学的展示自己的想法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因为各种原因而让自己的想法夭折，该开的花，就让它尽情的开放。还是那句话：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珍惜年轻时候的不成熟的思想，抓住每一个火花，让自己成为永远产奶的奶牛。（共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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