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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的社会保障体系证明有限的财政资金并未花在刀刃儿上，在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增加的大背景下，应首先保证社会稳定，因此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迫在眉睫。 今天吃紧的地方财政是前几年政府们紧吃乱花的必然结果，就算有座金山银山也难以承受蛀虫的蚕食。与其损公肥私莫不如趁着经济还不算太糟糕的当下直接把国有资产变现，用以补充养老金账户的亏空及代替低收入群体缴存部分五险一金以增加其收入，增强其消费能力。 政府本应是为民众提供社会服务的非营利性机构，而非滥用行政权利强势介入微观经济活动为政府部门敛财与民争利的寡头机器。 在经济领域政府应该学会无为而治，减少宏观干预，弱化经济功能；强化社会服务功能，尽快由管理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 历届政府高层信奉的凯恩斯主义理论中提出的当市场失灵时，政府的有形之手通过宏观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可以挽救市场，避免经济陷入衰退，造就了如今的大政府小市场。但凯恩斯这一理论的前提是将政府假定为理性的完美无缺陷的，事实上世间并不存在完美的事物，包括政府；他将市场中的非理性行为解释为动物精神，但谁又能保证政府就一定是绝对理性的？诸如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政府为了稳增长推出的四万亿刺激计划就是政府典型的动物精神的表现。大批未经科学论证的投资项目由政府官员在办公室拍脑袋通过，造就了今天的大量过剩产能和烂尾工程，如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大跃进一样尽显长官意志，由此引发的政策后遗症需要多年才能得以复原。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每天都存在着与14亿人口相关的经济活动，在这个庞大的市场面前我们每个个体都是渺小的，一个自由的市场如大自然的春夏秋冬一样有其自身的荣枯规律，政府通过宏观政策工具逆周期操作并不能改变其自身的运行轨迹；宽松无助于解决经济增速放缓，过度的使用货币工具反而会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出现诸如局部资产泡沫，滞胀现象，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将延迟经济回暖周期的到来； 市场永远都是对的，在市场面前我们永远都是学生； 不管是个人，企业还是政府都应该学会尊重市场，敬畏市场。 过去数年间，我们片面的追求经济增长，不仅透支了银行和财政， 透支了社会和环境而且透支了政府的公信力。近年政府部门占国民收入分配比例逐年猛增，由1995年的不足10%上升至今年的35% ；过高的政府收入令个人及企业收入比重下降 ，导致个人消费能力不足，企业盈利能力下降，收入二次分配的不合理亦加剧了贫富差距；迫于经济下行压力，政府曾多次试图通过积极的税收补贴政策及超发货币的形式刺激消费从而拉动经济增长。但由于消费的主要群体是中产阶层，政府的税收优惠多数都给了企业主，这部分补贴资金对于物质需求早已饱和的超高收入群体的企业主来说，增加的几百万税收优惠只是为他们的银行存款增加几个数字，故现有税收补贴政策只会增加储蓄率无法刺激消费需求；央行投放的货币越多中低收入群体的个人财富缩水得就就越多，其消费能力就会越弱；故应考虑提高个税起征点，以减少中低收入群体税负支出增加其收入，增强其消费信心。另试图利用宽松的货币政策狂印钞票的方式化解债务风险也是一种错误的逻辑，超发货币只是一种价值的转移，减少债权人的价值部分转移给了债务人，最终欠钱的人实际应偿还的价值减少了；由此可证超发货币化解不了债务风险，只是稀释转移了风险，最终或许会避免大面积的违约风险，但却由全体民众为债务人埋单。 政府掌握的社会资源太多会削弱市场作用，破坏市场竞争环境 ，扭曲市场价格，助长资产泡沫形成，令市场失去活力。过多的介入经济活动也会产生更多的权利寻租空间，部门利益最终通过各种方式转化为个人利益。且诸多实例亦证明国有企业在占据绝大多数的社会资源与处于弱势的私有企业相比却是低效的；让不懂经营的政客来管理企业是主因，国企改革的大方向应该由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 由多个市场数以亿计的人类形成的经济活动并不是独立存在的社会现象，它的运行效率与政治，司法，教育，社会财富分配等社会体制有着密切关联，低效的社会制度亦决定了经济的低效。思想是行为的先导，人的思想是迥异多变和不可控的，世间并不存在任何一个可以统一人类思想的理论学说，故我们的政府难以通过宏观的调控手段掌控经济的运行轨迹，只能通过不断优化社会制度提高社会效率的方式来提升经济效率，推动对影响社会效率较大的司法，行政，财富分配制度，市场制度等领域的改革。 加快各领域的修法立法，作为在世界有巨大影响力的法治国家，应摒弃人治大于法治的传统官本位思想，即行政权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凌驾于法律之上，公职人员不能利用法律达成公共利益以外的目的，对此应该立法明确限制公职人员利用行政权力干预司法公正，不论是否造成严重后果都应入刑严惩。 我国的法律漏洞较多亟待完善，各领域的法律法规的制定不够严谨，经常会出现“具体根据实际情况裁定”或“******等”“处以***以下罚款”一类含混不清模棱两可的法律条文，多数司法案件量刑跨度也太大，最终的判决全凭法官个人的心情，这就留下了权力寻租的空间，很难保证司法公正。法不严则不治，对于一些对社会危害性较大的如强奸，抢劫，涉黑，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操纵股票市场等违法行为应提高量刑标准，否则现行的法律很难对犯罪分子产生足够的威慑力。 制定新闻法，媒体作为民众获得信息和社会弱势群体表达利益诉求的平台，其合法的采访权和合法的信息发布权理应得到保护，除涉及国家机密外不管是企业，或公职人员都不可以拒绝媒体的采访请求，对于辱骂恐吓殴打记者的行为都应从重入刑；媒体也应做到实事求是，发布的每条信息都做到有据可依。近年政府对社会言论的管控相对宽松，导致一部分媒体为博眼球吸引读者，在发布信息时经常使用具有耸动性标题或词汇，对未经证实的信息使用据传，或许，可能等臆测性词汇，不能做到实事求是，很容易误导舆论，蝴蝶效应放大了社会恐慌；故急需 建立一套严厉有效的约束机制， 在立法时应明确禁止，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对于违反新闻法的相关责任人应予重罚，情节严重者应入刑，相关责任单位也要重罚，以起到杀一儆百的震慑作用。 加强私有产权保护；个体的财富也都是靠自己辛勤努力得来的 ，不要动辄就搞私有产权国有化；打土豪分田地的事儿不应该再发生在21世纪文明的中国。近几年大批的富豪移民潮和资产转移潮正是因为富裕阶层对于国内私有产权保护的一种不信任的表现。 厘清政府各部门权责，办事群众遇踢皮球的情况可直接向纪委举报，以此威慑懒政行为。改革公务员职级晋升评定制度，基层公务员由每一个办事群众根据办事效率和满意度进行评价，每年职级晋升时根据群众满意度和效率的加权数值决定是否晋升。每两年对所属部门副科级干部根据其个人业务能力及组织能力进行内部投票，得票数最高者向社会公示后晋升。副处级以上干部经前述方式确定后，通过人大投票决定是否晋升；不能以个别领导个人好恶决定职级晋升。同时建立末尾淘汰机制，办事效率低下，并频繁被办事群众投诉的公职人员应予以辞退，公平的职级晋升制度可以激励公务员更好的为社会服务，亦可淘汰那些整天人浮于事尸位素餐之流，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和质量，从而达到提高社会效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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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熊丙奇制造教育焦虑或危害社会稳定
大庆商江 2014-12-29 06:35
熊丙奇制造教育焦虑或危害社会稳定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百度百科》解释，焦虑是指一种缺乏明显客观原因的内心不安或无根据的恐惧，是人们遇到某些事情如挑战、困难或危险时出现的一种正常的情绪反应。焦虑通常情况下与精神打击以及即将来临的、可能造成的威胁或危险相联系，主观表现出感到紧张、不愉快，甚至痛苦以至于难以自制，严重时会伴有植物性神经系统功能的变化或失调。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或许是一个善于制造教育焦虑的人。它的主要做法是无中生有，夸大其词。 第一、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把社会民众着急上火说成焦虑。 第二、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把一个人的焦虑说成一些人的焦虑。 第三、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把一些人的焦虑说成全体人员的焦虑。 第四、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把浅表层次焦虑说成深层次的焦虑。 熊丙奇制造教育焦虑或危害社会稳定。 你可以读完 熊丙奇以下文字，看熊丙奇是怎样制造教育焦虑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熊丙奇制造教育焦虑或许有百害而无一利。 2010 年 2 月 23 日 ，《科学时报》《熊丙奇：捐赠美谈为何引发教育 焦虑 ？》：近日，耶鲁大学公共事务办公室网站近日发布消息称，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教授宣布，耶鲁 2002 届的中国毕业生张磊已经承诺，将向耶鲁大学管理学院 （ SOM ）捐赠 888.8888 万美元。这是到目前为止，耶鲁管理学院毕业生捐赠的最大一笔个人捐款。本来，这应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中国留学生如此“豪捐”世界一流大学，一方面表明留学生学有所成，取得事业的成功，另一方面，这也表明他获得成功之后，努力回报社会、回报教育，有感恩之心、有社会责任心。据报道，他以耶鲁的捐赠基金作为初期投资，以 3000 万美元开创了高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而如今，他的运营资产已达到 25 亿美元。张磊自己也说到，“在整个中国，耶鲁也是人们都知晓并且尊重的名校。这也是我想回馈耶鲁大学的原因之一。耶鲁帮助中国的历史已经有 100 多年了，很多中国领导人都曾在耶鲁受过教育。但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种互助的关系都是单向的，所以我极想改变这一点。”可是，这一“好事”却在国内引起强烈的舆论反应，有不少网友对其展开人肉搜索，得知张磊当年以某省“高考状元”的身份考入中国人大，毕业之后才出国留学之后，很是不满甚至气愤：“中国辛辛苦苦培养的高才生帮着人家发展。”斥其为“吃里爬外”，而另一些网友则认为留学生豪捐国外大学，是中国教育的耻辱。虽然也有人认为张磊用自己的钱去捐赠，这纯属于个人的私权利——何况他当初的起步资金也来源于耶鲁捐赠基金，而且也呼吁网友用全球化的视角来看待其慈善行为，就如大家看待比尔·盖茨捐赠非洲、捐赠我国教育一样，引张磊为自豪，可是这种声音还是淹没在网友的愤怒，以及对中国教育的焦虑中。这两种情绪都很是耐人寻味。在改革开放 30 多年后的今天，一些网友居然对国人的捐赠行为表示“愤怒”，从轻里说，这是他们对私权利的严重不尊重，还爱用道德大棒去干涉他人的私人权利；而从重里说，还是小国寡民的心态，如果说对此愤怒是“合理”的，那么外国友人捐赠我国的行为，是不是也是“吃里爬外”呢？总不能别人帮助我们就是有道德，而我们去帮助别人就是“忘恩负义”吧？把网友的这种态度，与最近发生的另一起事件联系在一起，就更令人不解—— 28 岁的中国留学生蒋海松（音）因违规闯入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国际机场安全区域与女友拥吻告别，导致了航站楼关闭六小时，他本人也因此被捕。对于这名“接吻男”，有不少网友认为他“丢了中国人的脸”，有的还进一步追究，可能是他在内地接受的教育，没有养成良好的规则意识。如果按照这种“面子逻辑”、“规则意识”考虑，大方捐款的张磊，是应该获得国内舆论的“好名声”的，因为他这样给耶鲁大学捐款，是很为中国人长脸的。可网友却违背“面子逻辑”，对张磊很愤怒，而且，他们这种以很有道德感的样子去干涉他人的私权利的行为，不也是缺乏规则意识，也是很丢脸的事吗？——为何可以骂别人没有规则意识，可轮到自己，却赋予践踏规则以崇高的道德名义呢？这些网友的面子观、权利观和规则意识令人堪忧。它或许正是张磊没有认为人大改变其一生，却发言感叹耶鲁“改变其一生”的注脚——我国的教育，是否教育引导每个受教育者有正确的是非观、权利观、责任观与规则意识呢？至于由张磊不捐“很差钱”的国内教育，却去捐“不差钱”的世界一流大学而引发的教育焦虑，我更愿意把这视为大家借此表达对现实教育的不满，从基础教育的择校、乱收费、严重的应试教育，到高等教育的行政化、学术不端，教育的公信力严重受损。张磊“豪捐”事件，不过是又撕开教育的“疮疤”，让大家历数近年来的教育丑闻，感叹与世界一流大学全面的差距。或者可以这样说，如果国内教育的美誉度高，张磊把钱捐给谁，根本就不会引起多大的关注。从前年 10 月起，我国启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规划纲要的制订，过去的一年中，公众对这一纲要的期待极高，仅在去年教育部第一次公开征求意见时，就提出了 200 万条意见，但是，一年过后，教改究竟怎样改还未有消息，倒是在去年 7 月间，有大学生发帖述说自己“被就业”； 9 月间，新评的 100 位国家教学名师，被曝其中有 20 位是高校“校座”， 10 月间，先是武汉大学两位校领导倒在基建腐败中，接着央视总结出教育的八大潜规则； 11 月间，北大以改革的旗号大张旗鼓推出“中学校长实名推荐”，等结果出来，却承认实为“掐尖”抢生源； 12 月间，有媒体再次曝光，中国科学院新增的 35 名院士中， 8 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中国工程院新增的 48 名院士中，超过 85% 是现任官员；工程院 60 岁以下新当选的院士中，均有校长、院长、副院长、董事长等职务；与此同时，广东有传出消息，有中学花 130 万元建设豪华校门……面对这密集的“教育新闻”，再坚强的心脏也难免焦虑。而任何一点“小刺激”，就会引发无尽的联想——中学可以花 130 万元建校门，我国的教育哪缺钱（要知道美国很多一流大学的校门很简朴），或者说，教育这么花钱，有哪个敢捐！无论是网友的愤怒，还是焦虑，张磊“豪捐”事件给我们传递的确切信息是，教育的质量不容乐观，教育的差距巨大，我国教育改革已经刻不容缓。这正如温家宝总理在去年 9 月教师节前夕考察中学教育时所指出的，必须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冲破传统观念和体制的束缚，在办学体制、教学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方式等多方面进行大胆探索和改革，而且需要由大批有真知灼见的教育家来办学。 2010 年 6 月 8 日 ，中国价值网《谁来降低考生的 焦虑 ？》：高考首日，湖北广水有一男生于考前跳楼自杀。这名男生来自乡镇，就读于复读学校。此外，湖北鄂州有一女学生非正常死亡。（荆楚网 6 月 8 日 ）这是令人十分震惊的新闻。在我的高考记忆中，有考后出分数落榜自杀的；也有考试中过度紧张被送去医院急救的。像这样在临考前自杀的，还是第一次。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两个孩子选择自杀？新闻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不敢妄下评论。但有一点可以确认，他们的自杀，与高考脱离不了关系。我不愿意把这两个学生的非正常死亡，归为高考制度的原因。这样的归因，会有十分不好的暗示，也难有积极的作用。就像多年前出现零分考生对抗高考制度的新闻，我并不赞成这种对抗法，那是以学生的青春和前途作代价的！必须承认，高考制度存在十分严重的弊端，这也是我一直呼吁改革高考制度的原因。但是，对于身处其中的考生来说，周围社会和老师所能做的，不是增强他们对于这一制度的焦虑，而是让他们尽可能降低焦虑。但现实却与这有很大的背离，据我所知，在高考前，很多学校笼罩着一片紧张的气氛，而加重紧张气氛的，恰恰是老师。比如，有老师告诉学生，你们要放松，现在升学率已经 70% ，上大学很容易，不愁上不了大学，我们现在都已经不统计上线率，只统计二本率了！还比如，有老师对学生说，你们一定要发挥出好的水平，这样才能对得起自己和家长，你考试紧张过度，考不上大学，复读一年需要多少钱？考不上好大学，你就是上了大学，今后也找不到工作。这哪是让学生放松，分明是让学生更加焦虑。前者，老师话中有话，想告诉学生，二本以下的大学，在老师眼里都不是“大学”；后者，老师想采取目标激励法激励学生，可谁不知道，已经高三的学生，神经早就绷紧？每年高考来临，高三生都身处一种“被紧张”的环境中。校园中，离高考还有多少天的倒计时牌，每天醒目地提醒考生；校园外，报纸、广播、网络的高考话题，让高三生确切地知道，自己“确实”在面对一场人生大考。在这样的环境中，考生能不紧张吗？而不少中学由于缺乏心理辅导老师（复读学校就更缺乏），学生们的心理问题，也就变为学生们自己消化。前不久我到多所中学做讲座，老师在讲座前告诉我，最近这些孩子高度紧张，魂不守舍，你一定要在讲座中，告诉他们怎样调适心理，舒缓情绪。对于学生的心理问题，一次讲座显然是不能发挥多少效果的，可是，有多少学生连这样的一次讲座也难听到！改革高考制度，与适应高考制度，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高考话题。这不能混为一谈——我们不能引导学生抵抗高考制度，来推动高考改革，这是对个体的不负责；也不能因为高考制度的弊端，而在学生中放大弊端，这只能徒增考生的焦虑与紧张。同样，我们不能因为在教育引导中，告诉考生高考落榜、失利，照样有路可走，可以复读、可以工作、可以工作之后再高考，可以先进高职，然后再进本科、未来还有机会读研，就否认高考制度存在的严重弊端。遗憾的是，这两者总是混淆。推进高考制度改革，以及引导学生积极面对当前的高考制度，对其有客观、正确的评价，这才是积极的教育态度。从长远看，前者可以给基础教育、每个学生良好的教育和考试环境；而后者，在短期内，具有积极帮助考生从容迎接考试的功效，也就是说，个体可以通过一定努力，减少制度的弊端，而不是加重制度弊端。可以说，这两方面都做得很不够，学生于是在现实教育环境中无所适从，高考制度的弊端在现实中被最大化。 2011 年 6 月 4 日 ，《北京青年报》《熊丙奇：“押题心理”不是投机 而是高考 焦虑 》：随着 2011 年高考 ( 微博 ) 临近，网上还出现了各类“高考押题卷”、“高考猜题库”、“备考攻略”，受到不少考生和家长青睐。据报道，有的押题卷一科收费竟达 10000 元，鼓吹命中率 100% 。调查显示， 54.8% 的人认为“高考押题”对学生提高成绩的作用不大，其中 17.6% 的人觉得“完全没作用”。但仍有 37.7% 的人相信“有一些作用”。媒体将这一“押题”现象归于“投机心理”加以批评。但说实在的，那些报了“押题班”、买了“押题卷”的考生和家长，真以为高考就会考这些题？除了押题提示的重点其他一概不看？在笔者看来，“押题”不过是与学科培训班一样，属于应试教育的一个产品品种而已。在每分必争的高考竞争中，考生和家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而在最后的复习阶段，只看重点（自己选择或者老师帮忙选择），是基本的复习规律。我曾经调查了不少送孩子上学科培训班的家长，问他们为何要送孩子上培训班，是不是认为培训班对孩子的学习很有帮助。绝大多数家长的回答却是，别人都送孩子上了培训班，我们不送总觉得心里不踏实，现在我们该做的都做了，也就尽到父母的责任了，免得孩子将来抱怨。有教育官员和专家批评家长的这种行为很不理性。但换了官员和专家本人，能“理性”起来吗？这种行为，其实是目前高考制度依旧实行“一考定终身”的结果。从 2009 年起，高考弃考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教育话题，针对 100 万考生的弃考，有分析指出，这是因为成才模式多元化。但如果仔细分析弃考的原因，就会发现，弃考的学生分为三类，一类是准备出国留学，一类是觉得上国内好大学无望，上一般大学（民办和高职高专）不值，还有一类则是高考上线无望。对于因家庭和本身实力原因不能出国、对高考还抱有一些希望的学生来说，高考还是必须努力走通的唯一成才路。对于这个“唯一”，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今年考不上大学，明年还可复读，怎么说是唯一？进了某所大学某个自己不满意的专业，还有机会换专业，怎么说“一考定终身”？就是进了一所不理想的学校，今后还有机会考研 ( 论坛 ) ……总之，高考路绝对不是唯一的。从道理上说是如此，但是，复读难道不需要费用，不承担更大的经济压力，更何况有的地方在实行课改，教学内容在变，高考方案也在变，复读有很大的变数；而大学换专业的比例，最宽松的学校也不过 30% 左右；至于学校的品牌，在一些用人单位招聘人才需要查祖宗三代的学历（追溯第一大学学历）的背景下，还有多少学生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学校品牌和学历劣势的“童话”有关调查显示，我国当前大学生就业中，有 69% 的学生感受到就业歧视，其中最主要的歧视，是学校歧视和学历歧视。相比以往，高考确实不再性命攸关，但由于一次考试，将很大程度决定一名学生的未来，这其中暗含的“赌博”色彩，使高考学生、家长紧张，令社会高度关注，在所难免。要让家长和学生的考试焦虑降低，关键在于推行“多次考试，多元录取”。我国从 2000 年起，曾在少数省份尝试春考，试图探索“多次考试”，但遗憾的是，这种考试只针对落榜生，只有少数高校参加录取，使其意义极为有限，遭到考生和家长的冷遇；从 2009 年起，我国有个别省份对个别科目的部分内容（如英语 ( 论坛 ) 听力）实行两次考试，选择其中最好的一次作为高考成绩，但这种多次考试，服务的是一次集中录取，考生的焦虑并未降低。真正的“多次考试，多元录取”是指，每次考试都有效，可以作为申请大学的依据，大学自主进行录取，每个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再做选择。在这种考试录取体系中，学生还用得着以赌徒的心理去押题吗？据媒体报道，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戴家干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考试制度改革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教育部考试中心也在积极参与。最后出台的改革方案要遵循《教育规划纲要》的精神，面向社会征求意见，还要邀请国外考试机构、评价机构进行研讨。但愿这一轮的高考改革方案，能切实建立起“多次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全新考试招生体系，让高考不再使全社会和每个家庭焦虑。（熊丙奇 上海教授） 2011 年 6 月 13 日 ，《青年时报》（特约评论员 熊丙奇）《高考结束 焦虑 继续》：无论是社会的高考焦虑，还是大学的生源危机，其背后的根源都是“一考定终身”的高考格局基本未变。要化解高考焦虑和生源危机，必须推动高考改革 2011 年高考结束，创历史最高的 72.3% 的高考录取率，本应该让高考的社会关注度降低，然而，从各地传来的消息看，高考依旧引发全社会的普遍焦虑。而与此同时，由于高考报名人数下降，大学的生源危机也引起关注。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在笔者看来，无论是社会的高考焦虑，还是大学的生源危机，其背后的根源都是“一考定终身”的高考格局基本未变。要化解高考焦虑和生源危机，必须推动高考改革。可以说，当下已到了改革的最紧迫时期。首先，高考还是坚持“统一高考 + 集中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虽然从 2003 年起，我国开始探索大学自主招生，但直到今年，自主招生的高校只有 80 所，名额限定为 5% ，而就是自主招生，获得自主招生资格的学生，还得参加统一高考，并填报志愿参与集中录取。其次，大学千校一面，层次等级分明。我国大学的录取，分为一本、二本、三本和高职高专，这种录取的先后，也决定了大学地位的高低。随着高考录取率的提高，很多地方已经改变了传统的统计上线率的做法，而转为统计一本率、二本率。甚至有学校、教师在平时的教学中，明确告诉学生，没考上一本，就不算考上大学。这显然让过去的“高考独木桥”，变为“名校独木桥”。照此情形，即便录取率达到 100% ，高考的焦虑也无法降低。一个事实是，不管高等教育多么发达，名校毕竟是少数，我国当下的高考一本率平均在 10% ，二本率约 30% ，这远低于 72.3% 的升学率。再次，大学的层次、等级，还与社会用人制度衔接。我国虽然在倡导公平就业，也在呼吁打破“学历社会”，但毫无疑问，“学历社会”仍旧牢固存在。近年来，一些用人单位，尤其是国有企事业单位、公务员招录，在招聘中对求职者提出三个“ 985 ”（ 985 本科、 985 硕士、 985 博士）的要求，更加剧了“学历社会”。在 社会充满高考焦虑 的另一面，大学也面临新一轮的危机。高考报名数的减少，直接让一批大学陷入生源危机——对较低层次的高职高专院校来说，招不满学生将意味着破产关门，而对于国内较高层次的 985 大学来说，优秀学生放弃国内高考选择海外名校，则意味着会失去一流的生源，早早破灭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而分析大学危机的根源，同样出自以上三方面原因——没有自主办学权的大学，无法适应社会的需要提高教育质量；没有大学的平等竞争，民办学校、高职院校就将一直处于劣势，而一批所谓的重点学校的劣质办学却得到制度的保护；在“学历社会”中，大学只重视回报给受教育者一纸文凭，而不重视本身的教育质量。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很快，生源危机将变为整个中国教育的危机。所以，无论是化解社会的高考焦虑，还是化解我国大学的生源危机，都需要打破“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积极推进高考制度改革和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这就是让大学真正拥有招生自主权在内的办学自主权，让每所大学平等竞争。如此，每所大学会在自由、平等的竞争中形成自身的办学特色，而不再受层次、等级所限。这样的改革，就为考生增加了考试选择权和教育选择权，不再会关注一次集中考试，也不会仅仅关注少数的名校。事实上，于去年 7 月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谈到高考改革时，就指出要打破“一考定终身”，建立“多次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招生考试新格局。期望这不是一句空话。 【注：危言耸听：“ 社会充满高考焦虑？” 】 2012 年 1 月 8 日 ，凤凰网熊丙奇的博客《大学与大学生的迷茫和 焦虑 》： 中国青年报编辑部近日收到的一封读者来信，写信的是江西农业大学的一名大三学生。这名同学在信中坦承地诉说了他目前的迷茫和焦虑：他曾经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但忙忙碌碌之后又觉得失去了自我；他不愿意被动地为了就业去加入考证大军，但又常常担心将来找不到工作；他想按自己的意愿简单生活，可又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找不到奋斗目标。（中国青年报 1 月 7 日 ）这名学生所描述的状态，在大学生中有一定的代表性。有一种说法是，在大学中，有两类人过得比较充实，一是准备考研、出国的人，二是参加各种考证的人，其余的则过得十分迷茫。而其实，就连接连不断考证的学生，也很迷茫，不考证，担心未来就业吃亏；考这些证，究竟有什么用？难道考研、考证就是大学的全部吗？出现这种状态，有学生本身的原因，即对自己的学业规划、职业规划不够。但更主要的原因则是，大学的教育教学，让学生没有踏实感，让学生感到迷茫和困惑，与此同时，也没有有关职业生涯规划的教育、引导。我曾与很多在国内有大学教育经历的留学生交流，他们谈到国内大学教育的问题时，都认为国内的老师要求不严，课堂教学缺乏吸引力，老师与学生的交流很少，自己感觉处于“被放羊”的状态。在这种大学环境中，确实需要学生高度的自我管理、自我规划能力，否则，就极有可能陷入迷茫。在国外大学，也需要学生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规划，但学校整体的教育教学要求，大多让学生有繁重的学习任务，而在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时，学生也感受到大学的充实与自身能力的提高。比如，一门课程，国内老师普遍采取的还是与高中一样的方式——满堂灌，老师讲、学生听，到了期末考试，考出及格的分数即可；而在国外大学，通常老师会在新学期开学时，就告诉这门课的要求，包括要每节课事先要求学生阅读的参考书目，要撰写两到三篇课程论文，每次论文作业递交的时间（晚一天就要降一个等级），按照这样的要求，学生们通过一门课，得读 10 多本参考书，得参加若干讨论会，得像模像样撰写几篇论文。如此一来，除非学生自己不想按时顺利获得毕业证书，可以不理会老师的要求，要想顺利通过课程、拿到学位，必须十分投入地学习，大学图书馆经常有学生读书到深夜，甚至干通宵。不少人感叹，国内大学生的定位模糊，其实，就连大学的定位也模糊，是从事精英教育，还是进行职业教育？是培养学术性人才，还是培养应用型人才？大学在急功近利的办学导向下也很迷茫。本来，像 985 、 211 院校，应该关注通识教育，以能力为导向培养学生，可是，这些院校在就业率的压力之下，也围绕就业率做教育教学的文章，所有高校的办学由此大同小异，都变为职业培训所。这种办学定位的模糊，势必给大学生的求学和发展，带来很大的困惑。另外，在美国等国家，从小学起，就开始对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的教育，教育学生如何确定自己的职业理想，如何制订实现理想的方案，以及落实这一方案。每个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性、兴趣、能力以及家庭环境，进行个性化的职业规划，确定自己想进哪所大学、哪个专业，并根据这样的目标，选择中学要学的课程及课程难度。到了大学，不少大学从本科就推行导师制，一名导师带几名（或十几名）本科学生，导师们经常与学生们一起交流人生。而且，大学教育还为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环境创造便利条件，这就是有自由转学制度，一个学生如果不满意、不适应一校的教育，可以申请转学到另一校。不然，明知不合适，却一直凑合，也会痛苦和迷茫。与之相比，我国不少大学，没有对学生进行职业规划教育。虽然教育部曾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就要求高校重视大学生职业指导，可是，开设必修课，投入人力物力对学生进行个性化就业指导和服务的学校寥寥。在大多数高校，所谓的职业规划教育，就是举办一次全校性的讲座，宣讲当前的就业形势和就业政策。随着一些地方大搞大学城建设，大学被搬置郊区，每天下午，下课的老师们坐校车回到市区，留下的就是年轻的辅导员和大学生们。寄宿制大学让大学生深刻感受校园文化、大学精神的传统，由此消失。至于中学进行职业教育，更被一些学校和老师觉得搞笑：中学生有选择课程的空间吗？我们的中学生都被要求学习差不多的课程，都被纳入一个模式进行选拔和评价，上什么规划课呢？在这种教育环境中，学生不迷茫才怪。现在，大学生向媒体“求救”，接下来各路人也会给他支招，但不管大家提出怎样的意见，对于这名大学生来说，都只是参考。走出现在的迷茫状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能做什么，还得靠学生结合自己的个性、兴趣、能力进行思考。而要让更多类似的学生走出迷茫，还在于我国大学要真正重视人才培养，实行对学生严格的学业要求，同时完善对学生的教育服务。 2012 年 3 月 20 日 ，《东方早报》《熊丙奇：“长大后你就成了我”的教育 焦虑 》：教育焦虑在社会各个阶层蔓延，拥有着较多社会资源和话语权的家长生怕自己的孩子“往下掉”，而生活在社会下层的父母，则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更上一层楼”。曾经有一首歌曲，名为《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家长最大的恐惧就是“长大后你就成了我”。 对于这种教育焦虑，有专家建议，家长要“认清你的人生是你的，孩子的人生是孩子的”。并称“这一点说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很难。很多家长犯错误，多是来自替孩子规划未来，替孩子作出选择和决定”。我赞成家长不能为孩子包办代替一切，但却不认为，当前家庭的焦虑，是因为家长“犯错误”，而是现实的教育环境、就业环境给学生们成才的选择空间很小，这逼迫家长们不得不为孩子的未来考虑与打算。上大学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可在所有的这些高等教育资源中，家长看重的资源，其实只有 30% 不到，即“一本院校”和“二本院校”。列入国家工程、纳进第一批次录取的学校，就是好学校，其余的则是差学校。对于一些贫困家庭、农村家庭来说，甚至有“不考上一本，就没有出息”的想法。这些家庭更有着迫切通过上大学改变命运的功利追求，但上普通大学现在却难以给他们带来这种回报。这还与我国的就业政策、人才评价体系有关。对应于大学的三六九等，我国的人才评价体系，也把学历、学校作为十分重要的区分人才的标准。因此，不上好学校，就难找到好工作，成为了大家普遍认同的一条就业规则。——不进一所好学校，孩子今后“成为自己”，这是很多家长所不能接受的。我国教育部门和劳动人事部门，必须反思，为何教育资源相对 10 年前丰富了数倍，可教育焦虑情绪却有增无减。再按照以前的管理模式发展教育，纵使资源再丰富，也无法改变这种全民教育现状。 【注：“ 教育焦虑在社会各个阶层蔓延 ”这么恐怖吗？蔓延到敬老院了吗？】 2012 年 05 月 14 日 ， 新华每日电讯 3 版《熊丙奇 : 解读“高考吊瓶班”背后的 焦虑 》：“高考吊瓶班”是一个典型缩影 , 对此不能止于就事论事 , 必须分析解决深层次原因湖北“高考吊瓶班”引起舆论的关注已有时日 , 不少媒体批评学校的做法。可是 , 却有不少家长询问 , 是不是打氨基酸真有用 , 如果有用的话 , 也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吊上一瓶。这是近年来一个“有趣”的现象 , 凡是在临考之际 , 媒体批评的 , 家长们都似乎觉得不错 , 别人做的自己也尽量能做一下 , 生怕某一点考虑不周 , 导致孩子败下阵来。换句话说 , 媒体对一些迎考过激做法的报道 , 有时还“启发”了家长。比如 , 与此类似的 , 有媒体报道 , 有家长已经开始考虑在考场附近给孩子租宾馆提前进驻 , 以便适应环境 , 一些家长得知后 , 感慨自己实在太迟钝了 , 于是立即开始行动。这是我国考试制度、教育制度和就业制度综合作用的结果 , 家长们关心的是孩子这一次考试的成败 , “毕其功于一役” , 所以 , 纵有要关心孩子身心健康的呼吁 , 家长们是不会理会的。这也是媒体反复批评高考迎考怪象 , 可怪象并未终结 , 反而发扬光大的原因所在。这些怪象表明 ,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早在 2002 年 , 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 15%, 达到国际公认的大众化水平。截至 2010 年 , 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26.5% 。可是 , 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 , 高考升学率的提高 , 并没有缓解高考焦虑 , 相比 10 年前 , 社会、家庭和学校的高考焦虑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因为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虽然在不断扩大 , 可是 , 伴随高等教育大众化 , 我国并没有推进考试制度改革、教育管理制度改革和人才评价体系改革 , 这导致高等教育大众化 , 进一步缩小了学生的成才选择 , 而不是扩大成才选择。概而言之 , 就是更加强调“一考定终身”。我国高考 , 目前还是采取“统一高考 + 集中录取”模式 (80 所高校的自主招生 , 也和这一模式嫁接 ), 因此 , 一次考试成绩的高低 , 就关系到考生能进入到哪所学校。而由于过去 10 年间 , 高校的分化进一步加剧 , 考生进入好大学的命运与普通大学的命运迥异。虽然高等教育系统内部也在打破“围墙” , 比如实施插班生制度、专升本制度等 , 可是 , 在求职就业时 , 学生们的大学第一学历现在成为用人单位考察的重点 , 哪怕一名学生经过自己的努力从专科升入本科 , 再考进名校读硕士、博士 , 大家关注的还是他的第一学历。在这种情况下 , 争取一次考试成功 , 进入好学校 , 就成为所有考生及其家庭的期待。相对于进入一般学校 , 今后再付出很大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学校身份” , 在高考前努力付出 , 在很多考生和家长看来 , 更值得。这也进一步发展为“从幼儿园开始准备高考”。值得注意的是 , 在任何国家 , 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只有 10% 左右 , 如果所有考生关注的都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 , 不管教育怎么发展 , 升学的焦虑将不可能消除。我国考生和家长现在都关注优质的一本资源 ( 全国范围内平均录取率为 8.5%), 这使得高考焦虑比扩招前的 1998 年还激烈 , 当时 , 考上专科 , 就已经算得上升学成功 , 而现在 , 没考上一本 , 在一些地方被认为是没考上大学 , 高职高专被不少考生放弃。记得 1999 年高校扩招有一个理由是 , 增加高等教育规模 , 拓宽升学路径 , 打破“高考独木桥” , 但事实表明 , 当年的“高考独木桥”变为了“名校独木桥”。这是只发展高等教育规模 , 不进行考试制度改革、教育管理制度改革的必然。要消除“吊瓶班”怪象 , 让家长和考生有平常的心态对待高考 , 我国必须深入推进考试制度改革和教育制度、人才评价体系改革。首先 , 应该推进考试招生分离 , 建立“政府宏观管理 , 专业机构组织实施 , 学校依法自主招生 , 学生多次选择”的考试招生新体系。应给学生充分的考试选择权和教育选择权 , 这包括一年可以选择参加多次考试 , 每次考试在升学中均有用 , 学生可以成绩自主申请大学 , 可同时获得多张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最近不少内地学生赴香港参加 SAT, 他们选择 SAT 的一大理由就是 , 报一次名可以考三次 , 可以用最好一次的成绩去申请大学 , 不像高考 , 一年一次 , 成绩只管一次录取 , 这次考砸了 , 只有等来年 , 而且 , 还打上往届生的标签。其次 , 应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 , 推进高校平等竞争 , 消除事实上存在于不同教育类型之间 , 学校之间的歧视性政策。在我国 , 普通教育要高于职业教育、公办高等教育要高于民办教育 , 全日制高等教育要高于成人教育、继续教育 , 这种教育的“门户之见” , 是违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精神的 , 如果教育不能平等竞争 , 教育规模再大 , 还是难以形成多元的教育选择局面。再次 , 我国应改革就业制度和人才评价体系 , 为教育的改革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目前 , 我国各行业之间的收入待遇差距较大 , 社会福利也不均衡 , 而进入较高收入、较高福利的行业 , 大多要求名校学历 ( 除非靠“父辈就业” ), 这和发达国家大学毕业生可以根据自己兴趣选择职业很不相同 , 这一就业环境 , 反过来强化了“名校情结” , 也制约教育管理制度改革和考试制度改革。“高考吊瓶班”是我国教育和就业环境的一个缩影 , 对于这种畸形的现象 , 不能止于就事论事的批评 , 而必须分析造成这一怪象的深层次原因 , 想办法加以解决。要改革我国考试制度、教育管理制度、就业制度 , 难度确实很大 , 可是 , 如果不推进改革 , 未来出现的就不是“高考吊瓶班” , 而会是“中考吊瓶班”以及“小升初吊瓶班”。对此 , 大家只要想想 , 现在幼升小的题目居然难倒大学生 , 就可测算出现这种局面的可能性有多大。　 2012 年 6 月 11 日 ，中国大学网《熊丙奇：缓解高考 焦虑 关键在推进高教改革》：“ 70 年代一本练习题，一碗绿豆汤，高考花费 5 毛钱； 80 年代考前买套好文具，花费 10 元钱； 90 年代买复习资料，喝妈妈熬的鸡汤，花费 350 元； 00 年代请家教、租宾馆，高考花费 5000 元； 10 年代请一对一补课、订营养餐，租学区房花费 4 万元……”这是最近网传很火的“高考成本变迁示意图”，它让几代人追忆起当年的高考，从 5 毛钱到 5 万元，除了物价上涨的因素，如此悬殊的变化仍然令人吃惊。这还只是物质成本的增加，不包含“情感成本”。不用说相比 30 年前，就是相比 10 多年前，我国社会的高考焦虑情绪也惊人地增长。如果考虑到物价上涨和家庭对教育重视的因素，教育投入增长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高考焦虑情绪不减反增，却有些出人意料 -- 因为相对于 10 年前，我国高考招生规模翻了一番。按理说，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增加，高考“独木桥”会不断拓宽，人们对高考的焦虑应该大幅降低。可为何结果却是相反呢？这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只注重规模、数量，而不重视质量、没有深化改革有关。首先，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一向实行“管评办”一体化的方式，学校被分为三六九等，不同学校有不同的行政级别，国家的投入也不同。加之我国的就业体系，也与这种教育管理体系对应，不少用人单位在选聘人才时特别重视学历，要求名牌，这造成的结果是，高教资源虽然增加，可考生的选择却变得更为狭窄，上大学“独木桥”变为上名校“独木桥”。 1998 年扩招前，高中毕业升学率全国平均只有 34% ，但那时只要上高职高专就被认为实现了上大学的梦想；而现在全国升学率已达到 75% ，有的地区甚至超过 90% ，可不少地区上大学的观念变为“只有上一本才算上大学”，而一本录取率全国平均只有 8.5% ，这不是让所有考生和家长压力更为沉重吗？其次，我国的高考升学制度，在过去 10 年间，改革动作不断，但都未触动“一考定终身”的格局。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末期开始，我国高考经历了科目改革（ 3+X ， 3+2 ， 3+X+1 等等）、春考改革、自主招生改革、平行志愿改革，可始终没有动摇按高考分数高低依照学生志愿进行集中录取的制度。高考一年一次，每年的成绩只派一次用场，只能获得一所大学录取通知书，进校后不管满意不满意均不得自由转学。近年来，随着洋高考对我国内地考生开放，越来越多考生选择放弃内地高考而选择洋高考，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但能自由选择洋高考的学生毕竟是少数，更多家庭和考生则仍然要接受高考的煎熬。所以，要缓解高考焦虑，必须深入推进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和高考制度改革，为考生提供多元的教育选择，这样才能切实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也才能真正减轻老百姓的高考成本，缓解人们的高考焦虑。 2012 年 06 月 27 日 ，东方网《熊丙奇：如何消除“分数线差异 焦虑 ”》：最近各地高考成绩和分数线陆续出炉，各地分数线差异再次引起社会关注。比如，北京文科一本线 495 分，理科一本线 477 分，远比其他地方要低，这被公众认为反映出高考录取的地方差异。其实，拿分数线说事，并没有多大意义。我国有 16 个省市分省命题，科目、考题难度和总分各不相同，比如，浙江一类考生（对应第一批次）总分为 810 分，江苏高考总分只有 480 分，总分几乎就相差一半。“分数线差异焦虑”的背后，实质是高考的地区公平焦虑。客观而言，随着我国高考招生人数增加和报名人数减少，全国总体录取率已经提升，今年平均达到 75% 。在录取率方面，各地已趋向均衡。而具体到一本录取率、二本录取率，则各地差异巨大。全国范围内的一本录取率平均为 8.5% ，其中，一本录取率最高的地区为北京和上海，已经超过 25% ，而中西部贫困县的一本平均录取率仅为 5.8% 。很多网友建议全国一张卷，认为这样才体现公平。在笔者看来，单纯实行全国一张卷，而不改变现在的录取方式，并无实际价值，如果北京考生不用北京卷，而统一用全国卷，但还按原来的招生计划录取，北京的一本录取率还是会在 25% 以上。高考的地区差异有目共睹。事实上，我国各地教育部门，一直在各种场合公开当地的本科率、一本率，以体现政绩，虽从全国范围内看，一本率的差异是不公平的，但对省内考生来说，这是政府给考生们做的实事。要缩小高考的地区差异，关键在于打破高考利益格局，而在目前的计划录取框架之下设计高考改革，没有多大空间。实行基于全国统一测试基础上的自主招生，是我国高考改革的出路所在。首先，这符合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所确定的高考改革方向；其次，实行全国统一测试，所有考生在求学地就可参加高考，不受地区限制。最重要的是，考生可拿全国统一测试的成绩自主申请大学，其档案不再由教育行政部门掌握，学校和学生双向选择，就打破了原有的计划制度。对这样的改革建议，也有很多人反对，认为这会带来其他的不公平。如高校招生潜规则、腐败等。假如社会舆论总在这方面纠结，那结果必然是年复一年谈论老问题——对现行制度，感到不公平，可改革现行制度，又担心新的不公平。这正是我国社会过去 10 年来的现实。其实，推进高校自主招生，完全可以遏制招生潜规则，这可从两方面着力：其一，进一步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在高校内实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针对招生，设立独立运行的招生委员会，负责制定招生标准，并监督实施。目前高校的招生之所以存在一定的潜规则，主要原因是学校内部实行行政至上的管理。其二，赋予考生充分选择权，让一名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这意味着大学将被选择，考生和社会公众也就有了真正能监督、评价大学的权利，在市场选择机制中，大学必须重视受教育者权益，也会不断提高教育质量，以及推进公平。（熊丙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2013 年 6 月 7 日 ， 《环球时报》《熊丙奇：全社会高考 焦虑 亟待缓解》： 2013 年高考今天开考。据媒体报道，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连续五年下降，今年仅有 912 万人报名参加。而据教育部发言人续梅透露，尽管今年的弃考数量暂不得而知，但近五年来弃考率基本稳定，约为 10% 。高考人数持续下降，有两方面原因：一是适龄学生减少，二是弃考人数增多。对于前者，社会舆论没有意见，而后者则引来纷纷议论。在大家的想象中，高考如此权威，甚至被认为是“性命攸关”、“改变命运”的人生大考，为何还有那么多学生弃考？其实，在正常的教育环境中，弃考很常见，就是学生对未来的选择：有的学生选择考大学，有的学生选择直接参加工作，或者工作多年后再考虑上大学。然而，高考弃考在内地却显得不太正常，原因在于弃考更多是无奈的选择。这就导致一个令人困惑的情况：在面对高考焦虑时，不少人士希望大家有多元选择，不要只盯着大学这一条路；而真有学生放弃高考时，他们却觉得很可惜。目前高考弃考大概有四方面原因。一是放弃内地高考，选择“洋高考”，即出国留学。二是因成绩不理想，觉得高考无望而放弃。三是有一些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学校，为“提高”学校的高考成绩和升学率，“动员”成绩差的学生放弃高考。四是面对大学生就业难，一些学生认为无法考上理想的大学（主要为一本院校），还不如直接打工。这四类弃考都存在一定问题。选择“洋高考”是考生的自主权利，但其中也存在对我国高考单一评价体系的不满，以及我国高等院校国际竞争力不强的问题。因成绩不好被教师“劝弃”则是学校在功利的办学目标下，侵犯学生的考试权利。至于因无法考进理想的学校而弃考，则暴露出我国教育缺乏多元选择。虽然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达到 3100 万，高考升学率近 80% ，但高考焦虑依旧。这是因为大家只盯着少数重点高校。因此，面对弃考，我国教育部门和高校必须反思，努力推进教育的多元发展和创造成才的多元渠道。如果教育多元发展，每所大学都按自身的定位，办出特色和高质量，那么大家就不会有所谓的“名校情结”，也不会特别青睐“洋高考”。这需要我国教育部门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促进各类学校平等发展。而如果成才渠道多元化，高中毕业后直接工作也能得到社会认可，且今后人生发展空间不受局限，不会因没有大学学历而被另眼相看，那么弃考就不会令人担忧。这需要我国打破“唯学历论”，建立全新的人才评价体系，消除就业中的歧视。只有当教育多元发展、成才渠道多元化，高考弃考才会变得很正常，整个社会的高考焦虑才能得到缓解。这应是我国教育发展努力追求的目标。▲（作者熊丙奇是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2013 年 7 月 1 日 ，《山东商报》《熊丙奇济南谈高考：“高考 焦虑 ”来自功利教育》：如今的教育是“育分不育人”、学校下午 3:30 放学不是减负、不能独立运行的家委会不能有效作为……　近日，国内著名教育专家熊丙奇来到济南，出现在历下区“百课千讲”民生公益大讲堂，为泉城的家长和教育工作者们做了一天的报告。各地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又到了填报志愿的时候，但通过各地走访，熊丙奇说，他看到的往往是家长比孩子着急，而孩子则像没事人一样。熊丙奇说，当前教育的两大问题是竞技化和功利化，以分数这一单一标准来衡量孩子。但只要有考试，就会有排名先后，就会分出成功者和失败者，不同于欧美和自己比的教育理念，如果孩子的进步不如别人大，还是会有失败感。今年的高考前后，一些社会新闻的发生，让人始料未及。高考前，大约 90 多万考生弃考；高考中，家长围攻监考老师要求放任考生作弊；高考成绩出来后，考生成绩不理想，父亲、奶奶和考生一块儿自杀……熊丙奇告诉记者，这些事件都说明中国社会有严重的“高考焦虑”。“虽然我们目前大学的毛入学率到了 31% ，但是中国的高校分等级、分层次，学生的选择面看似宽了，但是每一类学校的发展并不平等。”熊丙奇说，唯分数论使得孩子的生活教育、生命教育、生存教育极度匮乏，使得他们遇到一点事情，就会想到走极端。 2014 年 02 月 17 日 ，财新网 （实习记者 盛梦露） 《熊丙奇：就近入学新政难消择校 焦虑 》：【背景】日前，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重点大城市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提出：到 2015 年，重点大城市所有县（市、区）实行划片就近入学政策， 100% 的小学划片就近入学， 90% 以上的初中实现划片入学；到 2017 年，重点大城市 95% 以上的初中实现划片入学。针对目前各大城市愈演愈烈的小升初择校热，以及由此带来的高价学区房等现状，《通知》再次强调了免试、就近入学等由《义务教育法》确定的原则，并将指令性的计划下达各重点大城市的相关单位。值得注意的是，《通知》中具体指出到 2015 年，实现 90% 以上的初中实现划片入学。然而， 剩余 10% 空间的存在会带来哪些问题？就近入学新政能否消减择校焦虑？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这次的《通知》并没有什么新东西，甚至其提出的重点大城市 90% 的小升初就近入学比率相对于之前全国性政策的要求还退后了一步。熊丙奇说，“如果剩余 10% 的学校更好，家长们还是会很疯狂。”在熊丙奇看来，在当前校际间差异巨大的情况下，严格落实免试就近入学的“新政”，必将出现两类情况：一是学区房将“越来越热”；二是经济条件一般的家庭将更看重特长择校的机会，针对 5% 政策允许的特长择校，竞争更加激烈，更加剧了家长和学生的择校焦虑。熊丙奇认为，要真正实现就近入学，最主要的是消除学校之间办学条件、办学质量的差异。日前发布的《教育部 2014 年工作要点》中明确提到，教育部将启动 20 项新计划，其中包括试行学区制。舆论普遍认为这是落实小升初就近免试入学政策——义务教育学校实行单校或多校划片就近入学，对应于就近入学的范围，就是“学区”。但是熊丙奇认为，如果我国的“学区制”，主要内容就是划定就近入学范围，在这一学区中，学校间资源共享，尽量缩小校际差异，那么，其价值是十分有限的，而且恐怕也难真正做到学区内的教育资源均衡。他指出，学区制更是一种教育管理制度，包括学区教育战略决策，学校拨款，教师的招聘、管理、考核，学区公共服务等。这将意味着改变原来由政府主导的教育资源配置体制，建立民主决策机制，让学校掌握办学自主权，同时保障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利。另外，熊丙奇也表示，教育部想要这个文件得到彻底落实，需要实现各个学校的招生公开透明，让民众能对此进行全面的监督。■ 2014 年 6 月 10 日 ，海外网（来源：熊丙奇——新浪专栏）《熊丙奇：如何化解高校生源危机与社会高考 焦虑 》：【为何高考焦虑有增无减？】 2014 年高考上个双休日开考，据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 2014 年高招调查报告》显示：今年高考报名人数在连续下降 5 年后首次出现反弹，达到 939 万人，生源下降带来的高校生存危机似乎得到缓解，但更深层次的危机已经显现，高校必须未雨绸缪——一些高校不仅面临严峻的招生困境，录取后不报到现象也越来越频繁。很多高职高专的不报到率超过 30% ，一些地方本科不报到率超过 10% 。生源危机持续发酵已为高校生存带来严峻挑战。与此同时，在今年高考期间，又出现各种“奇葩事”——对重庆某小区一栋居民楼里的 96 户居民来说，这个高考对他们并不轻松。这栋 15 层高楼里住着一名高考生，为了能让他休息好以迎接高考，小区物业应家长要求，在高考期间分时段停止楼内唯一一部电梯的运行。不少媒体还把目光投向位于安徽六安大别山脚下的一所学校——毛坦厂中学——刚刚播出的《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有该校学生父母为学生送饭的场景，令人印象深刻。这所学校有着一连串神奇的数据： 2013 年高考考生 11222 人，一本达线 2503 人，占 22.3% ； 9312 人过本科线，达线率 82.3% ，并且连续 4 年都保持如此水准，有网友称其为“亚洲最大的高考机器”，而这所中学所在地，则被称为“高考镇”，一切围绕高考进行，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对于上述种种现象，很多人感到不解，高考资源已经逐步丰富，为何高考焦虑有增无减？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正折射出我国高考制度和高等教育资源的问题，即高考还没有打破一考定终身——从当年的“上大学独木桥”，变为“名校独木桥”，高等教育资源的增加并没有带来高考压力的缓解。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推进深层次的教育改革，深化高考改革，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给每所高校平等的发展空间。【要推进考试招生相对分离的改革】对于打破一考定终身， 2010 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到要推进考试招生相对分离的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此进行了进一步强调。以此观之，国家层面已经认识到目前招考制度的核心问题在集中录取制度中，教招考一体化，基础教育就围着高考指挥棒转。而在推进高考制度改革过程中，真正做到招考分离，面临阻力，不少省份的高考改革，还停留在科目改革上，即便自主招生改革，也是和集中录取制度相嫁接，因此，高考还是对学生进行一元分数评价。要打破集中录取制度，需要建立起基于统一测试的高校自主招生体系，最方便的操作是，把统一高考的功能从目前的选拔转变为评价，高考成绩公布后，每所大学自主提出申请者的成绩要求，达到成绩要求的考生同时可以申请若干所高校，高校独立进行录取，在录取时可结合考生的统一测试成绩、中学学业成绩、大学面试考察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价，每个考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再确认，如此，扩大了学生选择权，也落实学校的招生自主权，真正建立起多元评价体系。有人担心今年高考人数的增加，会影响到高考录取率，从全局看，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近年来，每年都有上百万的考生在考后放弃填报志愿 ( 达到二本线的想上一本，或者达到三本线的想上二本 ) ，以及被录取后放弃报到。因此，增加的 27 万，相对于这放弃的上百万，并不算什么，而那些往年学生报考不踊跃 ( 甚至在一些地方招生中遭遇零投档 ) 、报到率不高的学校，也不可能看到高考报名人数增多而高兴起来——对生源的吸引力不高，报考人数再怎么增加，也跟他们没有太大的关系。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总体看来，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虽然我国高等教育资源日益丰富，但高等教育资源却被分为三六九等，加之当前的人才评级体系采取简单的学历标准，导致整个基础教育都把一本升学率尤其是上 985 高校、 211 院校作为办学目标，在一些中西部地区甚至出现了不上一本就不算上大学的观念。我国高考升学率已经超过 75% ，但一本录取率在全国范围内只有 9% 左右，当大家都把一本作为升学追求时，可以想象，这样的高考竞争甚至比 10 年前还要激烈——在高校扩招之前，虽然整体录取率不高，可上大专也被认为很不错了。二是高校缺乏办学自主权，无法办出个性、特色和高质量，有的高校甚至从一办学起，就在做贩卖文凭的生意，这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高的情况下，还会有一定生存空间，而随着大学生人数增加，大学生就业难，再这样“空心化”办学就没有出路。【要给学校平等竞争的空间】当前，不少舆论在呼吁高校要面对生源危机积极进行转型，但问题是，高校能根据自己的办学定位，自主设置专业、开设课程，采取适合自己的人才培养模式吗？我国大学缺乏办学自主权，目前还是行政办学，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到要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但放权改革的进程十分缓慢。生源的危机的出现，会对推进教育改革起到一定的“倒逼”作用——如果再不把办学自主权交给高校，让高校能针对社会需求，调整专业、课程，办出特色，将会出现一批学校因生源危机而破产，这是教育部门必须正视的问题。另外，要让每一所大学办出特色，还需要给学校平等竞争的空间，这也是扩大学生选择权，从单一成才模式走向多元成才模式的必然要求。要做到这一点，相关政府部门应该退出对高等学校的行政评审、评价，取消各种行政性质的教育工程、计划，取消一系列教育歧视性政策，打破分批次按计划集中录取，不再把高校分为什么一本、二本、三本。政府部门要做的是，依法监管每所学校依法办学、平等竞争，只有在竞争的环境中，各类学校才会办出水平和特色，并成为受教育者值得考虑的选择。 读完以上文字，你会看到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的三部曲。（类似于江湖郎中买药的手法） 第一步：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把中国教育的某一方面描绘的病入膏肓，几乎不可救药。 第二步：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剖析中国教育的某一方面的弊端存在的巨大风险即严重后果。 第三步：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提出中国教育的某一方面的救治方案，“熊丙奇疗法”，不用吃药，念叨“熊丙奇咒语”，包治百病。 随后，大家发现，“熊丙奇疗法”“熊丙奇咒语”没有任何作用。 尽管如此，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通过媒体给付稿酬的渠道方式（千字千元）拿走了专家挂号费、诊疗费。时至今日，或许还有人以为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是治疗教育焦虑的神医。 请主流媒体注意，熊丙奇制造教育焦虑或危害社会稳定。 建议主流媒体，不要追随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扩散所谓教育焦虑的“病毒”。 以上内容约 20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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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少清 2012-11-30 15:27
制度缺失黑洞延伸出来的是黑色地带，助长着权力强暴犯罪肆意挑战公理道义，摧化社会矛盾剧烈发酵，社会动荡、群体事件一触即发，这些都是社会情绪越积越深，民众怨气越来越大使然。暴力维稳，只会越维越不稳，越维越纵容了权力的罪恶，越践踏了公正道义，只有从根本上去消除问题，化解矛盾，才是维稳的根本，和谐的源泉。 这些年来，那么多的群体事件，归根到底，有哪件不是官场暴 淚 恶习，官员权力为祸，践踏公众利益所生？那么多落马的腐败官员，哪一个在台上不是道貌岸然，娓娓动听，俨然正义与道德的化身，其官场语录无不经典伟岸。可行为却为何如此这般的肮脏不堪，人鬼同身，归根到底还是制度缺失的恶果罪孽。 权力凌架于一切，甚至凌架于法律，地方的法律就是当地的权力说了算。这种缺乏公众监督问责的制度致命缺陷不纵容权力，促使强权谋取利益，助长强势者践踏公理道义才怪。所有的社会问题和公众矛盾都是制度黑洞衍生出的黑色地带，给权力提供践踏公理道义的空间制造出来的。个别领导干部已是当今最大社会公害，社会群体事件，无一不是官员把玩权力为非作歹，视公众如无物的作孽之恶果。社会公害正是危害社会稳定的祸源，皆因公众对权力的监督问责制度缺失所致。 社会公平制度缺失摧生种种民生问题，民生问题又酝酿出公众不满情绪，公众情绪演化成各种社会矛盾，尖锐的社会矛盾严重威胁着国家、政府、社会和民族的前途和安定。 最为激烈的莫过于掠夺征地；非法强拆；城管暴力；持强凌弱；司法不公；强上影响生态，环境污染危害大众健康的商业项目等等；无不重重拷打着道义和公众的底线，激起公愤，这就是社会不稳的源头。 最为腐败的莫过于乱花纳税人的钱，糊涂财政，形象工程，亏损投资，未生产先倒闭，腐败政绩项目等等。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发展利益，归根到底就是百姓利益，每一名公民的利益，那些不顾及公众切身利益扯着大局利益幌子的官员所为，无不是冒着众矢之的以营私舞弊。 最为矛盾的莫过于两极分化；保障缺失；制度不公；医保既不能惠及人人，也不能监管到位，监管黑洞吞噬的钱甚至比用到实处的钱要多；养老不能人人共享；教育缺失素质；就业缺失公平；住房缺失保障。作为纳税人，从娘胎里就开始纳税，婴儿在娘胎去医院检查，交的每一分费用都含足了税，出世后吃的奶粉含税，用的尿片都含税，一生之中，从吃喝拉撒到所使用的每一样商品和服务，都交足了税，人的一生之中到底交了多少税，无法统计，就连街头的乞丐都在为政府创造税收，履行着纳税义务，乞丐在把别人施舍的钱用于消费时，每一分消费都在替政府贡献着一份税收。而纳税人却不能享受到社会公平的待遇，不能享受到政府合理分配资源的福利保障，不能享有公民应有的监督权，把公共利益和权力监管起来。试问这样的政府，是合格的人民政府吗？这样的权力，是公众赋予的权力吗？ 社会的发展，制度公平，就可以人人共富；制度不公，就必然两极分化并日益悬殊；制度黑暗，则只会摧生共贫与邪恶。我们已从制度黑暗中走出来，正在接受制度不公的蹂 躝 ，争取建立公平的制度，特别是权利的公平，正是当前社会最迫切的维稳所在。缺失公平，被逼到不怕走向绝路险途的人和事件越多，社会就越不稳定，政权覆亡就越近越快。愿意挺身走向绝路的人不是本身天生勇猛，崇尚暴力，而是社会太过不公，官场太过腐败，官员太过堕落与无耻而逼出来的。公民的扬眉吐气才是社会和谐的根本源泉。 官场是社会的中枢，官场文化是最大的社会现实，个人利益是最大的社会风气和道德导向。有什么样的官场制度和潜规则就会相应衍生出什么样的社会道德，社会风气恶劣道德沦丧就是官场文化腐败的最充分最赤裸的暴露。制度缺失致使腐败与不公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无时不有，无不公愤。 制度不公，监督不实，官大为王权大是天的官场（ * 专 * ）砖 * 制，必然滋长出投机钻营、阴险狡诈的无耻官场文化，继而必然形成不顾道德底线的争权夺利求名的社会生态环境，从而带出来的社会风气只有世风日下，道德沦丧，这就是辩证法的逻辑规律。拿什么来保障公平公正？只有建立自下而上的公众监督问责机制，才是公平正义的切实保障，才是强大的纠错机制，才是抑恶扬善的鞭策。 二 O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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