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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3-19 07:38
上海公民熊丙奇利用《南方日报》给广州市ZF官员上课 2005 年 3 月 18 日 ，《南方日报》（熊丙奇）《购买民办学位保障随迁子女平等入学权利》： 2015 年，广州计划将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读公办学校比例目标提高为 53% ，目前还有 5.3 万个学位的缺口。广州市政协委员、民进广州市委会参政议政处处长梁晓玲建议，广州ZF可以学习上海、深圳经验，向民办学校购买学位，解决义务教育免费问题。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推进教育公平的重视程度提高，包括广州在内，我国很多省区、大城市已经把补贴民办学校（包括义务教育学校和非义务教育的高中和大学），纳入ZF预算，给予民办学校一定的生均拨款（以降低或平抑民办学校学费，同时改善民办学校办学环境），广州 2015 年的补助标准是小学生 1150 元 / 年、初中生 1950 元 / 年。但是，这离保证民办学校学生享有公办学校一样的待遇，还有差距，像上海，民办小学生均拨款每生 1400 元，而对以招收随迁子女为主的民办小学生均投入则达 4500 元。因此，广州可在目前的生均补贴标准上，通过提高对招收随迁子女多的学校，提高投入标准的方式购买学位，以 5.3 万个学位计算，购买学费，所需增加经费 1.6 个亿左右，这笔投入是值得的，让随迁子女在民办学校接受免费的义务教育，从而扩大保障的力度。在此基础上，等时机成熟，还可推行义务教育券制度，让所有学生，无论是本地学生、外地学生，公办学校还是民办学校，享有一样的生均投入。（ 作者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利用《南方日报》给广州市ZF官员上课。或者说《南方日报》利用熊丙奇给广州市ZF官员上课。 初步分析如下： 第一、或许广州市ZF官员对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问题认识不够高，《南方日报》有人认为“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请外来人员对广州市ZF官员进行启蒙教育。 第二、或许广州市民对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问题不够积极。广州市ZF官员利用《南方日报》对广州市民进行启蒙教育。 第三、或许“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以为 广州市ZF官员弱智，特别需要对广州市ZF官员进行启蒙教育。“ 增加经费 1.6 个亿左右，这笔投入是值得的 。” 广州市ZF官员是否会问：“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 是干啥的。 《南方日报》是否实话实说，“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 是民办非营利组织。不是公办教育科研单位。 广州市ZF官员是否会问：“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是干啥吃的。 《南方日报》是否实话实说“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是“个体户”，挂靠在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 不是公办教育科研单位的科研人员。 广州市ZF官员是否会问：《南方日报》为什么对“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奉若神明？ 《南方日报》是否实话实说，对民办“个体户”感情深呗。 以上内容约 1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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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3-18 14:27
上海公民熊丙奇从 2008 年起警惕中国大学等级化趋势加剧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曾经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自封为“学者”、“教育学者”、“教育问题专家”等头衔，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迷彩服，自以为是，喧宾夺主，利用媒体，连篇累牍发表一些“豆腐块”“千字文”，诟病中国教育管理制度，否定国家现行高考录取制度。 从 2008 年起警惕中国大学等级化趋势加剧。 举证如下： 2008 年 6 月 6 日 ，《北京青年报》《熊丙奇：警惕大学等级化趋势加剧》：“今年实行平行志愿，加上学校被列在第三批本科录取，我们很难获得好的生源，学校想树立品牌，越来越难！”最近一所大学的校长告诉我，不是他们不努力，而是自己的努力，总是受制度安排的约束。 笔者为此查阅了各地高考录取的政策，发现大多数地方，高考集中录取批次，从以前四到五批，进一步发展到分五到六个批次，包括提前批、第一批本科、第二批本科、第三批本科、高职高专一批（或提前批）、高职高专二批。按照录取规则，先录取提前批、再录取第一批，并依此类推。 相对来说，越是安排的录取批次靠前，越能招收到好的学生 ，而越是录取批次靠后，录取的只能是以前批次未能录取的学生。很显然，这样的录取批次安排， 确实保证了优质的教育资源配置给优秀的学生 ，加上今年各地实行平行志愿录取，在招生录取中，学校的等级划分更为明显，考分与学校层次的对应关系更加明显。但是，这样的批次安排，从学校角度看，却是十分不公平的——学校只有在同批次间竞争，批次划分越多，竞争的范围越小——这反映出大学的等级化趋势加剧。具体而言，大学的等级化表现为三方面。首先， 行政级别的等级化 ，让好学校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我国高校的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没有级（民办学校领导无行政级别），使学校的地位很不平等。其次， 资源配置的等级化 ，让好学校获得更多办学资源，我国高校中的 985 工程学校、 211 工程学校，不但因为列入相应建设的工程而获得专项投资，而且，在学生的毕业就业中，也有对应这一办学层次的打分体系，一些地方引进人才时就明确规定只考虑 985 高校毕业生。再次， 招生录取制度的等级化 ，让好学校根本不用为自己能否招到好学生担忧，任何一个“一本”高校，招收到的学生肯定比“二本”高校好，这基本上是铁的定律。在等级化氛围中，对“好学校”而言，学校的地位，不是靠竞争获得，而是靠ZF投资、制度保护获得。“好学校”过着好日子，对于一般学校来说，就是难熬的日子，他们即便再努力，也无法获得更好的生源，无法在高等教育领域有话语权，这种挫折感，会导致一般学校更乐意按照制度的“引导”去追求，比如，位于二本招生的学校，争取有部分专业进行一本招生，位列三本招生的学校，想办法纳入二本招生体系，而近年来高职高专为何一心想升本，就是希望能改变自己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垫底的处境。 我国高等教育要健康发展，必须打破这种等级制度，让高校平等竞争，包括生源上的平等竞争，学校办学资源的平等竞争，学校办学地位的平等。 在笔者看来，由于对教育公平问题的担忧，我国高校的等级化，尤其是招生批次增多，正无阻力地推进，而行政级别提高、招生批次增多、办学工程增多，给大学提供的不是自由竞争的环境，而是更大的计划制度的约束。而没有自由竞争，大学难以有质量意识与竞争意识、品牌意识，大学的未来发展将令人堪忧，从长远看，损害的将是每个受教育者的利益。 （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上海公民熊丙奇从 2008 年 6 月 6 日起利用媒体呼吁警惕中国大学等级化趋势加剧。到 2015 年 6 月 6 日，就是 7 周年了。 第一、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所要警惕的“ 行政级别的等级化” 用不着“警惕”。 我国高校的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没有级（民办学校领导无行政级别）是历史形成的。不是藏着掖着的。一时半会儿改不了。只能逐步解决。不过，即使高校没有级别，国家主管机关也能分出子午卯酉来。 第二、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所要警惕的“ 资源配置的等级化” 用不着“警惕”。 我国高校中的 985 工程学校、 211 工程学校，列入相应建设的工程而获得专项投资。这是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决定的。越是教育经费短缺，越能看出对重点大学的政策倾斜力度。这是短期内无法改变的。 第三、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所要警惕的“ 招生录取制度的等级化” 用不着“警惕”。这是由高校和考生双向选择决定的。几乎所有的考生都主动选择“优质”学校。相对应的是，几乎所有的高校都情不自禁选择优质生源。ZF只能顺应供需双方的意愿，别无选择。 第四、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认为“ 我国高等教育要健康发展，必须打破这种等级制度，让高校平等竞争，包括生源上的平等竞争，学校办学资源的平等竞争，学校办学地位的平等。” 就算你说的代表未来发展方向（思维严重超前），短期内也不会有大的改变。因为你超越历史发展阶段，严重脱离实际，所以是荒谬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应当懂得顺应历史潮流，而不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或许以为自己的脑袋是天才的。自己是一朵花，别人是豆腐渣。全社会都是弱智。事实上，全社会没有比你弱智的人。对自己估计过高。不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不懂得螳臂挡车。不懂得蚍蜉撼树。不懂得以卵击石。理论必须经过实践检验。理论必须经受实践检验。理论必须经受历史检验。 2010 年 12 月 7 日 ，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以上内容约 2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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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3-17 08:08
《广州日报》疑似上海“自由撰稿人”熊丙奇的低成本广告载体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2010 年 6 月 11 日 ，《南方都市报》《熊丙奇专栏 : 舆论盲目鼓吹，乃因教育常识匮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在笔者看来，除了“盲目性”之外，主要原因是缺乏基本的教育常识。对于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和现代大学制度，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媒体记者，就是很多教育界人士，也不了解。所以，对一些教育管理的做法和“改革”措施，极有可能出现错误的解读。 上海市“自由撰稿人”熊丙奇太了解媒体了。个别媒体对熊丙奇佩服得五体投地。 2015 年 1 月 7 日 ，《广州日报》（记者陈庆辉）《小学生“一屋不扫” 家长、保姆代值日》：日前，安徽巢湖一所学校规定，一年级学生值日当天由家长来打扫班级，引发热议。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出现家长代值日的情况，并且这种现象已成惯例，甚至有家长请保姆、钟点工代孩子值日。昨日，上海的张女士告诉记者，她儿子读一年级。不只是她，班里其他学生的家长也会在放学后帮学生做值日。至于原因，张女士说，“家长们看孩子做得慢，怕耽误回家，如果时间拖得太长，不仅影响晚饭，还影响晚上做作业。家长们也没办法。”对此， 教育专家 熊丙奇认为，给宿舍、教室打扫卫生，是对孩子基本的锻炼，家长的担忧都是过于溺爱。对于孩子打扫卫生时间长的问题，熊丙奇说，家长应该告诉孩子，在打扫时注意力要集中，必须在多长时间内完成。如果打扫遇到困难，家长应该是告诉孩子怎么解决，而不是代孩子做。 2015 年 3 月 13 日 ，《广州日报》（记者陈庆辉）《上海要想突围小升初奥数仍是敲门砖》：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熊丙奇认为，对于“奥数热”的根源，教育部门和社会舆论必须有明确认识，否则就只是治标不治本，还有可能打击真正有学科兴趣、特长的学生。“在国外，奥数是为学生发展数学兴趣提供服务的，通常来说，有 5%~10% 的学生会有十分强烈的数学兴趣、数学特长，就可选择奥数班。而在我国，由于评价体系单一，奥数成了升学竞争工具，变为全民奥数”。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广州日报》是上海市“自由撰稿人”熊丙奇的低成本广告载体。 《广州日报》记者陈庆辉称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是“ 教育专家”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这是很草率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曾经被评为编审，相当于教授，但不是教授。白薯不是红薯。辣椒不是甜椒。 熊丙奇两次在博客宣称：“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连教师也不是”，也就不是“教育学者”、“教育专家”、“教育问题专家”等等。 2009 年 7 月 14 日 ，《科学时报》《熊丙奇：大师的成长需要正常的精英观念》：这是一个“大师”遍地，也是大师稀缺的时代。说“大师”遍地，是指现在有的媒体动不动就封谁为大师，而被封之人，也泰然受之，… 2012 年 11 月 19 日 ，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 要出大师，就不要客气 》：客客气气是出不了大师的，所谓的“大师”，都是“自封”或者“吹捧”出来的。 全国主流媒体从业人员应当知道，熊丙奇只不过是普普通通的“自由撰稿人”而已。不要给他虚构耀眼的光环。“自封”或者“吹捧”都可能毁掉熊丙奇。棒杀和捧杀都是血腥的。 以上内容约 1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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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熊丙奇利用《时代报》《上海学生英文报》忽悠参加2017高考的学生及其家长
大庆商江 2015-3-17 06:28
熊丙奇利用《时代报》《上海学生英文报》忽悠参加 2017 高考的学生及其家长 2015 年 3 月 17 日 ，《时代报》【高考新政解析讲座今起预约《上海学生英文报》特邀熊丙奇教授开设高一学生专场】：本报讯 对高考新政感到迷茫的高一学生和家长，不妨马上打电话或通过微信预约熊丙奇教授专场讲座的名额。 3 月 21 日 ，《上海学生英文报》高考系列讲座特邀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资深高校及专业研究专家 熊丙奇 教授 ，开设高一学生专场，专为参加 2017 高考的学生及其家长解析最新 6 选 3 科目要求、解读近年来大学专业冷热门，并在讲座现场设置 " 选科能力测评 " 环节，分析学科潜力。本次活动免费，全市高一学生和家长均可报名参加，由于名额有限，需要提前预约。报名方式有两种，一是拨打预约电话 24175764 和 24175771 （周一至周五 9 ： 30-17 ： 30 ），二是关注微信公众号“教育新观察”（ ssp-jyxgc ），回复“高考讲座 + 孩子姓名 + 学校 + 联系手机”。 http://newspaper.jfdaily.com/isdb/html/2015-03/17/content_1194294.htm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熊丙奇利用时代报上海学生英文报忽悠参加 2017 高考的学生及其家长。如果收费，涉嫌非法敛财。 第一、熊丙奇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职称是编审，不是教授。熊丙奇本人两次通过博客宣告：“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所以，凡是把熊丙奇称谓教授的消息、广告都是不符合事实的。 第二、目前，中国没有“ 资深高校及专业研究专家”。 凡是把熊丙奇称谓“ 资深高校及专业研究专家”的 消息、广告都是虚假的。 第三、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是民办非营利组织，不是公办教育科研机构。熊丙奇披着的“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是否有能力解读高考，需要实践检验。 如果熊丙奇不冒充教授，不挂着“ 资深高校及专业研究专家” 的招牌，并且不收费的话，我就不做以上解释了。 当然， 2017 高考的学生及其家长愿意去，我也拦不住。况且，满城贴告示，还有不识字的。 听完“讲座”可以把视频上传到网络上，可以作为证据投诉举报。 以上内容约 1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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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3-16 13:47
上海公民熊丙奇的智商显然比不上澳门恩平同乡会会长冯活灵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 2012 年恩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12 年末，恩平市全市户籍人口为 498227 人。 2012 年 7 月 10 日 ，中考网（叶子静）《 2012 恩平一中正取线录取分数 630 分》：据了解，今年恩平市参加初三升中考试的考生有 7107 人，今年恩平市普通高中计划招生人数为 3300 人，职业中学计划招生人数为 1450 人。 2014 年清华大学在全国招生计划 3372 人。 2014 年北京大学在全国招生计划 2650 人。 2014 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招生计划 6022 人。 2015 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招生计划或许与 2014 年基本持平。 《 2012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12 年全国普通高中招生 844.61 万人。 2015 年全国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被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录取的几率约为 7.13/ 万人。 《 2013 年江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13 年江门市户籍人口 393 万人，其中，恩平市户籍人口 49.94 万人。恩平市人口占江门市人口比重约为 49.4 万人÷ 393 万人 =12.57% 按照 2014 年广东省江门市考生被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录取的几率 3.69 人 / 万人计算， 2016 年恩平市应届高中毕业生有望被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录取的人数约为 10.6272 人× 12.57%=1.3358 人 从以上数据初步分析，恩平市重点高中年级第一名、第二名或许有机会被被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录取。如果恩平市重点高中年级第一名、第二名流失，那么恩平市被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录取的几率几乎为零。 《江门恩平学子考上清华北大奖百万赠洋房》或许是不用兑现的美丽神话。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曾经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自封为“学者”、“教育学者”、“教育问题专家”等头衔，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迷彩服，自以为是，喧宾夺主，利用媒体，连篇累牍发表一些“豆腐块”“千字文”，诟病中国教育管理制度，否定国家现行高考录取制度。他对澳门恩平同乡会会长冯活灵回乡设立高考专项奖励基金也要评头论足。举证如下： 014 年 9 月 9 日，观察者网《考上清华北大奖一套房 奖励基金总额 3000 万》：近日，广东江门恩平县成为媒体关注焦点。据悉，澳门恩平同乡会设立了一项面对恩平高考生的奖励基金，考上清华北大奖一套房，奖励基金总额 3000 万。除此以外，恩平市还设立促进教育发展专项资金对办学业绩突出，绩效考核优秀的学校进行奖励。也就是说，不只是恩平考生在考上清华北大后可获赠一套房和获 100 万元奖金的奖励，培养出优秀学生的学校也可以获得奖励。“考上清华北大奖一套房”的奖励其实是澳门恩平同乡会设立基金中的一部分，该奖励基金总额 3000 万元，用于奖励 2015 年至 2021 年间考取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考生及相关教职人员。奖励办法是每年奖金总额 500 万元，若当年 3 人以上 ( 含 3 人 ) 同时考取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则每增加 1 人追加 100 万元。若当年只有 1 人考取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则奖给考生 100 万元，奖给考生在恩平就读的小学、初中、高一、高二所在学校的教师各 60 万元，奖给高三科任教师 160 万元。若当年有 2 人及以上同时考取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则按该基金制定的相关办法进行奖励。获奖考生须是当年在恩平参加高考，并被北大或清华录取；且须具有广东恩平户籍五年以上 ( 含五年 ) ，在恩平就读初中、高中累计 3 年以上 ( 其中高中不少于 2 年 ) ，并在恩平的高中学校毕业。此外，恩平官方也设立教育发展专项资金，每年有 600 万元专款对办学业绩突出，绩效考核优秀的学校进行奖励。据当地媒体，澳门恩平同乡会会长冯活灵是此次“考上清华北大奖一套房”大手笔的主要推动人，而之所以要重金奖励考上清华北大的当地学生，冯先生称他的初衷为扭转优质生源流失，重振恩平教育事业。恩平在中国广东省南部，是江门市下辖县级市。全市通行粤语四邑方言，在海外特别是美洲拥有大量华侨，是著名的侨乡。 2014 年 9 月 10 日 ，搜狐“熊丙奇的博客”《考上北大清华奖 100 万只会加剧名校情结》：考上清华北大，广东恩平考生不仅可以获 100 万元奖金，还可获赠洋房一套。为扭转优质生源流失，重振恩平教育事业，澳门恩平同乡会会长冯活灵回乡设立高考专项奖励基金。恩平市还设立促进教育发展专项资金对办学业绩突出，绩效考核优秀的学校进行奖励。（南方都市报 9 月 9 日 ）虽然这是个人的行为，与政府出资奖励，是两码事，但是，如此重奖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除了加剧“名校情结”之外，并不能解决当地教育发展的问题。从教育慈善角度，每个捐赠个人有权决定捐赠资金的使用，因此，冯会长设立高考专项基金奖励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教职员工，是他的自主权利，别人不得干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奖励基金在设奖时，还考虑到了一些功利的倾向，比如，为防止学生复读考北大、清华，把获奖对象限定为应届毕业生（有一些地方奖励考上北大清华者，导致学生反复复读反复获奖，高考获奖致富成生财之道）；为防止省内高考移民到本地来获大奖，限定学生在当地的求学年限——不能到本省其他城市读书，在高考时再回本地高考。这和简单追逐当地的北大、清华升学名额相比，是有一定的积极价值的。但是，把高考的成绩，就定位为北大、清华，本身就摆脱不了功利化。事实上，近年来在评价高中办学业绩时，考上北大、清华已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指标，弄得高中办学者不堪重负——评价学校的指标，从本世纪初的上线率，演变为 2005 年前后的本科率，再演变为 2010 年前后的一本率，发展到现在，则强调北清人数， 985 、 211 率，而由于能上北大、清华的名额就那么几个，这使学校的办学空间越来越狭窄。这次民间设奖，不但奖励考上北大、清华学生的高中教师，还追溯其小学母校、初中母校，注意到教育的“传承”，然而，这可能强化的是重点小学、重点初中、重点高中的高考食物链，为培养能最后争夺北大清华锦标的学生，当地办学会围绕升学来展开。换句话说，这很可能会为应试教育推波助澜。民间高考奖励基金所产生的影响，与政府直接设立高考基金的影响，当然不同，但是，鉴于这一民间高考奖励基金，数额巨大，很可能携手政府部门操作，其对基础教育所起到的导向作用，与政府直接设立高考奖励基金，可能相差无几。而众所周知，对于政府直接设立高考奖金，舆论已经普遍质疑。这一民间高考奖，除资金来源不必质疑外，价值导向和政府设立高考奖金，是一致的。对于民间支持教育发展的热情和努力，不能否定，但是，却有必要正面引导。对于我国基础教育来说，重要的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虽然设奖者的用意是通过奖励考上北大、清华者，为当地留住优秀生源，也能在短期看到奖励起到的明显作用，但 由于考上北大、清华者本就不多，因此能起到的引导作用十分有限 ，真正让当地留住优秀生源，在于三方面，一是整体改善当地的基础教育办学环境，二是吸引优秀师资，提高学校办学质量，三是设立奖助学金，鼓励那些进步最大的学生，并为家庭贫困学生创造更好的求学环境。为此，可设立义务教育均衡基金，鼓励优秀教师向薄弱学校流动，奖励扎根基层的教师；还可 设立覆盖面更大的奖助学金 ，试想，如果把用于 1 名学生的 100 万，设立平均额度为 1 万的年度奖学金，这就可奖励 100 个学生，而把奖励给学生的洋房，改为设立乡村学校教师公寓，其价值会更深远。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的智商显然比不上澳门恩平同乡会会长冯活灵。 第一、澳门恩平同乡会会长冯活灵回乡设立高考专项奖励基金。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没有回四川省资中县 设立高考专项奖励基金。 第二、澳门恩平同乡会会长冯活灵回乡设立高考专项奖励基金，充分考虑了可承受能力，奖励范围大了，奖励基金很快就会掏空。所以只奖励考上清华北大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如无录取政策倾斜，这笔钱或许永远花不出去。 第三、澳门恩平同乡会会长冯活灵回乡设立高考专项奖励基金，充分考虑了奖励基金的导向作用。为防止省内高考移民到本地来获大奖，限定学生在当地的求学年限——不能到本省其他城市读书，在高考时再回本地高考。流失的尖子生轻易不会返乡。今后，尖子生外流就不错了。 第四、澳门恩平同乡会会长冯活灵回乡设立高考专项奖励基金，用的是真金白银。百姓竖起大拇指。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 设立覆盖面更大的奖助学金” 是玩嘴。别人可能想煽你的嘴巴子。 2010 年 12 月 7 日 ，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以上内容约 3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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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3-11 13:28
上海公民熊丙奇没有资格给国家层面的高考改革方案定原则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曾经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自封为“学者”、“教育学者”、“教育问题专家”等头衔，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迷彩服，自以为是，喧宾夺主，利用媒体，连篇累牍发表一些“豆腐块”“千字文”，诟病中国教育管理制度， 否定国家现行高考录取制度。甚至狂妄到给国家层面的高考改革方案定原则的程度。举证如下： 2013 年 10 月 14 日 ，海外网《熊丙奇：高考改革应坚持“放权”原则》：据媒体报道， 10 月 11 日 ，“教育与中国未来” 30 人论坛 2013 年会在中山大学开幕。论坛上，多名专家学者提及，全国高考改革方案制定已进入最后阶段，预计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公布。 对此，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表示，国家层面的高考改革方案仍在研究制定过程中，专家组已经进行多轮讨论，但截至目前尚无具体方案出炉。续梅表示，国家层面政策出台后，有关省份会根据自身情况来制定高考改革细化方案。高考改革，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热点话题。改革方案为何迟迟难以出台？有不少人认为，教育改革涉及面广，加之我国国情特殊，因此，对眼下被认为是“最不坏的制度”的高考政策进行改革必须慎之又慎。然而，造成高考改革踌躇不前的根本原因，则是有关教育行政部门不愿放权。其实，依据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制定具体的高考改革方案并不难。《纲要》指出，高考改革要打破一考定终身，推进考生招生分离，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的考试招生模式。按照这一思路，我国的高考改革，只需在目前已经实行的 90 所高校自主招生基础上更进一步即可。如果把高校自主招生统一调整到高考之后，将高考的功能从目前的选拔变为评价，在高考成绩公布后，每所自主招生高校自主提出高考成绩要求，达到要求的学生自主提出申请，每个学生可以申请若干所学校，学校独立进行评价、录取，这就实现了学校的完全自主招生，并扩大了学生的选择权。这样的高考改革方案，与《纲要》的精神完全吻合：以统一测试保障基本的公平，以学生和学校的双向选择，落实学校的招生自主权、学生的选择权，并通过学生对学校的选择，促使学校真正重视学生的权益，改变学校办学“朝南坐”、教育腐败屡禁不止的问题。由于高考改革是全国范围内的事，应该在国家层面出台整体方案，而不能国家给原则，地方再出各自的方案。笔者认为，高考改革可按高校开办者的性质分三个层次进行。首先，全国重点大学，由于是国家举办，因此应该实行基于全国统一测试下的完全化自主招生。各地考生可以不分户籍自由报考，并以统一测试成绩申请高校。高校结合考生的高考成绩、中学学业成绩、大学面试考察和地区教育因素等综合评价录取学生。如果实行这样的方案，眼下令人纠结的异地高考问题也就不攻自破。其次，各省开办的大学，可以由开办者确定招生战略，把更多的招生名额分配给本省。目前可实行基于省立院校统一测试的集中录取，在全国重点大学试点成熟后，推行各地省立高校的自主招生。再次，高职高专院校，我国高考录取率已达到 80% 左右，在每年的高考中，已有相当比例的高职高专院校招不满学生，在这种情况下，高职高专院校的招生大可不必要求考生参加高考，而实行申请入学，至于学校的办学管理，则实行宽进严出。有关专家称，我国高考改革方案，将把权力下放给高校，这是值得期待的。 但愿高考改革方案能实行真正意义的放权，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放权。 （ 熊丙奇，教育学者，海外网专栏作者 ）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没有资格给国家层面的高考改革方案定原则。 你是干啥吃的？假设别人不知道，你自己还不知道吗？ 中国的教育发展大计难道由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决定吗？ 中国国家层面的高考改革方案 难道由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定原则吗？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说：“ 但愿高考改革方案能实行真正意义的放权，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放权。” 难道非得把权力交给你才行吗？ 中国的教育现在和今后一个时期还轮不到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当家作主。 2015 年 2 月 8 日 ，《城市快报》《教育问题如麻 陈丹青：没有权力瞎操什么心 不如读无用之书》：写给谁看？给学生看，无用；给教师看，无用。给教育当局看？当然更无用。你批评教育，你在什么位置？你无权无位，写这些做甚？ 2010 年 12 月 7 日 ，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全国主流媒体从业人员应当知道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不是中国国家教育部的顶头上司，也不是中国国家教育部指定或委托的新闻发言人。 以上内容约 2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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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3-11 12:48
上海熊丙奇在《羊城晚报》自称“ 知名教育专家” 忘乎所以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曾经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自封为“学者”、“教育学者”、“教育问题专家”等头衔，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迷彩服，自以为是，喧宾夺主，利用媒体，连篇累牍发表一些“豆腐块”“千字文”，诟病中国教育管理制度， 否定国家现行高考录取制度。甚至在《羊城晚报》自称“ 知名教育专家” 举证如下： 2015 年 3 月 16 日 ，《羊城晚报》《熊丙奇：使用全国统考卷与促进高考公平有关？》：　如何解决高考及招生中存在的不公平问题？ 3 月 8 日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进行了回应。针对“有人说，山东考生上北大清华的难度是北京考生的 20 多倍，您怎么看？” 袁贵仁回应称：我们将扩大使用全国统一高考命题，今年将扩大三个省，明年再扩大七个省。届时，将有 25 个省在高考中使用由国家考试中心统一命制的试卷。（ 3 月 9 日 新华社）高考采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与缩小高考录取的地区性差异，既有关系，又可能没有关系。这取决于录取制度是否改革。如果使用统一试卷，还是实行目前的分省按计划集中录取，那么，这和高考公平没什么太大关系。只是解决了分省命题带来的高考试卷出题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因为各地还是按照本省录取计划数，根据当地考生成绩划线录取，就如目前采用全国卷的省市一样，差别只是用全国卷还是地方卷而已。这还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减少了地方自主命题，增加统一命题的安全风险——当年实行分省命题，就为扩大地方的自主权，同时分散安全风险。有人认为，实行统一命题，有利于异地高考政策推进，考生可以就地高考，回户籍所在地参加录取。从表面来看，由于试卷相同，不存在折合分数的问题，可问题是，各地的教育质量不同，录取率（尤其是名校录取率）不同，考生在教育发达地区求学，参加高考，再以这一成绩回原籍所在地录取，这不是也有不公平的地方吗？——目前各地打击高考移民，有很大一部分就是针对这种学籍、户籍分离的情况。使用统一试卷，要起到促进高考公平的作用，依笔者之见，必须在恢复全国统一高考的同时，对高校的录取制度进行改革，实行自主招生。具体操作是，在参加统一高考之后，考生可用高考成绩去申请大学，大学独立进行录取，每个考生可以申请若干所大学，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再进行选择确认。在两会上，有人大代表提议，高考录取按各省人数分配名额，这一方式很简单、直接，但是，真要执行，可能并不容易。实行分省按计划录取，各高校在各地的录取指标，就成为各地的高考蛋糕，要调整各省的指标、比例，涉及地方政府、高校、当地老百姓的利益，因此，最多只能有限调整，而很难进行颠覆式调整。如果这一制度一直存在，那么，怎样分配高校录取名额，就一直是一个令人纠结的问题。只有打破这一录取制度，取消分省计划，实行全国重点大学不分区域，面向全国的自主招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这就好比我国学生申请国外大学，都是用统一的 SAT 或 TOEFL 、雅思成绩去申请，国外大学问过我国学生的户籍了吗？很多人担心高校自主招生会导致腐败盛行，贫困学生利益受损，而真正的自主招生，是扩大学生的选择权，让一名学生可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再选择大学，当学生选择权扩大，也就落实了受教育者对学校的监督和评价，学校必须公开办学信息（包括招生信息），同时必须转变办学理念，以教育质量、声誉和服务吸引生源。大学在自主招生中，建立多元评价体系，结合统一高考成绩、中学业成绩、中学综合素质和大学面试考察综合录取，可引导基础教育摆脱应试教育。（ 作者是知名教育专家 ）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上海熊丙奇在《羊城晚报》自称“ 知名教育专家” 忘乎所以。你的文章也就是高中生水平，没有什么高深之处，充其量是一般“自由撰稿人”的套路，看不出来是出自专家手笔。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曾经两次通过博客向社会宣告：“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 “连教师也不是”的人怎么可能是“教育专家”？更不要说是 “ 知名教育专家” 了。 2009 年 7 月 14 日 ，《科学时报》《熊丙奇：大师的成长需要正常的精英观念》：这是一个“大师”遍地，也是大师稀缺的时代。说“大师”遍地，是指现在有的媒体动不动就封谁为大师，而被封之人，也泰然受之，… 2012 年 11 月 19 日 ，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 要出大师，就不要客气 》：客客气气是出不了大师的，所谓的“大师”，都是“自封”或者“吹捧”出来的。 无论从“自封”或者“吹捧”的角度，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 自称 “ 知名教育专家” 忘乎所以。被世人所不齿。 2010 年 12 月 7 日 ，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以上内容约 2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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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3-10 06:55
上海公民熊丙奇在《 新京报 》冒充“ 教育学者 ”是自封还是吹捧？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曾经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职称是编审，不是教授，却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自封为“学者”、“教育学者”、“教育问题专家”等头衔，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迷彩服，自以为是，喧宾夺主，利用媒体，连篇累牍发表一些“豆腐块”“千字文”，诟病中国教育管理制度， 否定国家现行职称评审制度。举证如下： 2015 年 3 月 9 日 ，《新京报》（熊丙奇）《职称评审去行政化教授年龄才不是问题》：一直以“敢言”著称的贵州大学校长郑强， 3 月 6 日 下午在贵州省全团讨论会上再抖“猛料”。他向记者曝“内幕”说，目前大学经费方面已经卡得很严了，不准乱报账，但比较弱的是横向科研经费，应加强监管。郑强同时还翻着手机短信向媒体求报道：别盯着浙大那个 27 岁教授，我们贵州大学刚引进了一位 27 岁的天津大学女博士，评为正教授。【职称评价，不应在年龄上做文章】为给青年学者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学校政策向青年学者倾斜，有一定必要性。但是，扶持政策可以倾斜，而评价、聘任标准却不可降低。郑校长“求媒体”报道，是希望媒体关注中西部高校，也在改善人才环境，吸引优秀人才。可是， 27 岁当正教授，就能说明人才环境改善了吗？这并不代表学校就有先进的人才观——对于优秀人才，最好的环境，是不问出身、年龄，人尽其才、人尽其用，自由、平等竞争，谁能胜任、做出一流成果，机会就给谁，不管其是资深的院士，还是普通的年轻人，不管他是 27 岁，还是 57 岁。对一个人才的评价，年龄不应该是核心因素之一，应该针对其能力和贡献进行评价、聘任，如果其能力和贡献达到聘任的标准，那么就应该聘任，不管其年龄多大。可是，在我国的人才评价中，年龄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由于论资排辈，年轻人很难获得机会，很多高校的正高职称，年轻人所占比例很低。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有的高校向青年学者推出倾斜政策、专门计划，贵州大学这名 27 岁正教授，就是通过学校的“绿色通道”职称评审被引进贵州大学，评为正教授的。为给青年学者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学校政策向青年学者倾斜，有一定必要性。但是，扶持政策可以倾斜，而评价、聘任标准却不可降低。有的高校为了推出一两个人才典型，就在年龄上做文章——你学校出了一个 28 岁的教授，我比你更年轻。可问题是，校与校不同，其正高职称的要求相同吗？一校的最年轻正教授比另一校最年轻正教授年龄小，能说明什么呢？这也是职称评审带来的问题，从职称角度，不管在哪所学校评为正高职称，这一职称是相同的，被视为有一样的水平。可是，从职务角度，一所学校和另一所学校的办学定位不同、办学要求不同，能在一校胜任教授职务的，在另一校却可能不胜任。正是由于现在是职称评审而非职务聘任，所以会出现职称年龄的比较。【学术评价应该抛开“身份”因素】要让教育和学术的管理、评价，回归教育和学术本位，用教育标准和学术标准评价人才，而不是用“身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年轻化”，还是学术评价行政化的继续——职称评审的性质就是对人才进行行政评审——是行政按照其设定的“年轻化”标准选拔满足行政要求的人才。这会引起学校其他教职工的不满，认为学校是在作秀、制造政绩工程，还对其他教师不公平——有的人才除有光鲜的学历、经历，有年龄优势外，拿不出令人信服的成果，却受惠于学校的“新政”，而被聘任，这也是这类人才聘任，引起社会质疑的一方面原因：学校是不是用年龄来做政绩文章。正常的学术评价，应该抛开所有“身份”因素，关注人才本身的能力和实际贡献。我国高校近年来在推进人才评价改革过程中，有的“身份”因素在淡化，比如年龄、性别，但是有的“身份”因素却在强化，比如海外留学经历、名校学历、学术头衔。这是因为行政部门主导评价，并没有转变，于是“身份”标准，总难以消除，某些时候，就是淡化的身份因素，如年龄、性别，为了一定的利益目标，学校还会强化，必须一定聘任一个多少年龄的人。改变这种情况，必须让教育和学术的管理、评价，回归教育和学术本位，用教育标准和学术标准评价人才，而不是用“身份”。从职称改革角度看，我国应该取消职称评审，转变为职务聘任，把人才评价、使用、管理的权力，交给高校——一个人被聘为某高校的教授就是教授，离开之后就不再是教授，教授的待遇与岗位挂钩，而不是与职称挂钩。而在高校内，对教师的评价，要实行同行评价，由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对教师的学术能力和教育贡献进行评价，而不是由行政部门设定行政标准进行评价。这种评价，会从聚焦身份转向聚焦能力，高校在人才队伍建设中，会淡化身份概念，不以年龄、学历作为“卖点”，而关注人才的胜任力，也树立高校人才管理、评价的社会公信力，社会舆论不会动辄关心高校聘请了多么年轻的教授，因人才的身份就质疑聘任的合理性。（ 熊丙奇 教育学者 ）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在《 新京报 》上当“ 教育学者 ”是自封还是吹捧？ 2009 年 7 月 14 日 ，《科学时报》《熊丙奇：大师的成长需要正常的精英观念》：这是一个“大师”遍地，也是大师稀缺的时代。说“大师”遍地，是指现在有的媒体动不动就封谁为大师，而被封之人，也泰然受之，… 2012 年 11 月 19 日 ，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 要出大师，就不要客气 》：客客气气是出不了大师的，所谓的“大师”，都是“自封”或者“吹捧”出来的。 2010 年 12 月 7 日 ，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以上内容约 2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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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3-6 06:39
上海公民熊丙奇企图借助媒体推翻国务院的决定实属异想天开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13 年 11 月 12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全面深化改革， 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 ，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 万字左右，涵盖 15 个领域、 60 个具体任务，句句是改革，字字有力度。每一句话的内涵十分丰富，落实下去都会使该领域的体制机制发生重大变化。 2014 年 08 月 29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 8 月 29 日 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要求，中央有关部门、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教育部等有关部门要抓紧研究制定配套文件，积极稳妥推进改革。要充分考虑教育的周期性，提前公布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要及时研究解决改革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总结经验、完善措施，逐步推广。 2014 年 9 月 3 日 ，《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 2014 〕 35 号）：考试招生制度是国家基本教育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作出全面部署，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明确要求。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考试招生制度不断改进完善，初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考试招生体系，为学生成长、国家选才、社会公平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对提高教育质量、提升国民素质、促进社会纵向流动、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一制度总体上符合国情，权威性、公平性社会认可。总体目标。 2014 年启动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试点， 2017 年全面推进，到 2020 年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健全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的体制机制，构建衔接沟通各级各类教育、认可多种学习成果的终身学习“立交桥”。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曾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似乎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自封为“学者”、“教育学者”、“教育问题专家”等头衔，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迷彩服，目空一切，利用媒体发表似是而非的评论文章诟病中国教育管理制度，甚至把自己凌驾于国务院之上，企图推翻国务院《深化高等学校考试招生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国发〔 2014 〕 35 号），举证如下： 2014 年 9 月 22 日 ，《北京青年报》《 熊丙奇：上海、浙江高考改革的突破与局限 》：作为全国进行高考改革试点的两个省市，上海、浙江于 9 月 19 日 同时公布了《深化高等学校考试招生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由于这是国家高考改革实施意见颁布后，地方首次按国家的部署进行改革试点，因此，两地方案的公布，引起舆论的关注。对照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这两地的方案，基本上是对《意见》的具体落实，尤其在科目改革方面，提出了 2017 年高考考试、招生的具体办法。从具体内容看，两地的方案大同小异，有一些重大突破，但也仍旧存在局限。这两地方案的突破，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在录取制度改革上，浙江和上海都明确取消录取批次限制，浙江的方案明确，“录取不分批次，实行专业平行投档。填报志愿与投档按考生成绩分段进行。”上海则从 2016 年起，就合并本科第一、第二招生批次。虽然国家实施意见指出有条件的省市要探索取消录取批次，但原来设置第一批、第二批和第三批三个录取批次的浙江能融合所有批次，一步到位，表明取消批次的坚定态度。其二，在局部试点学校充分自主招生。浙江在高职提前招生中，“实行考生自主报考。考生可报考多所高校，并可同时被多所高校拟录取，考生选择确认一所录取高校。已被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其他考试招生”。上海则在专科层次依法自主招生中，率先探索学生多次选择、被多所专科高职院校录取的方式。同时，对原来的春考进行改革，方案指出，“ 2015 年起，将本市本科院校需要通过面试等方式考核学生能力的部分特色专业招生计划投放到春季考试招生中，设立面试（或技能测试）环节。春季考试招生范围由历届生扩大到高中应届毕业生，依据统一考试成绩、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面试（或技能测试）情况进行录取。”笔者多年来一直建议春考应该向应届学生开放，可尝试学生申请多所大学，学校和学校双向，上海这次有可能在这方面有所突破。但这主要集中在高职和地方本科院校招生的探索，除此之外，两地方案在录取制度方面的改革并不多，包括已经实行的高水平高校自主招生，也没有明确说法，上海只提到，“根据国家统一部署， 2015 年起，推行自主招生安排在统一高考以后进行。相关高校依据高考成绩和学校自主考核情况，并参考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选拔具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优秀学生。高校要规范并公开自主招生办法、考核程序和录取结果。”自主招生改革的走向依旧不明朗。 由于录取制度改革突破有限，进而这两地的改革，都有较大的局限。两地的改革，主要还是科目改革，而且在科目改革上十分类似。两地相同的是，都对三门选考科目先按比例定等级，再在高考录取时折合为分数，每个等级相差 3 分。两地不同的是，浙江在高考录取时三门自选科目 100 分制计分录取，且每门都有两次考试机会，上海则分合格和等级考试，只有一次考试机会，合格考合格即得 40 分，等级考为 30 分，每门总分 70 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不像此前传言的只计 A 、 B 、 C 、 D 档，一档差 10 分，一名学生 86 分被列为 A ， 84 分就成为 B ，然后折算到高考录取时，就差 10 分那么荒唐，但等级与分数的折算也会引发焦虑，按照浙江的方案，一名学生 90 分计为 A+ ， 89 分计为 A ，本来只差一分，却在高考中差了 3 分。上海也类似。另外，由于是按百分位计等级，考生完全可能根据考试报名情况，报考可以得更高等级的学科，造成学科扎堆的情况。上海和浙江给学生不同的考试机会，也可作为试点对比，考察多一次考试机会，会产生怎样的效果。但从最终录取依旧实行总分模式看，学生的考试压力难以减轻，两次考试都选择的会是大多数，除非第一次就考 A+ 。 在上海和浙江方案公布后，不少舆论认为 3+3 的科目改革，与此前的 3+X 改革，是换汤不换药。希望国家能跟踪这两地的试点，从试点中找到高考改革存在的真实问题，修正国家高考改革实施意见。 2015 年 3 月 3 日 ，《羊城晚报》《 熊丙奇：如何制订更有价值的高考改革方案？ 》：对于今年浙沪开始实施新的高考改革，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葛剑雄说，不赞成这个方案，比如说外语考两次，没有人会考了第一次后就觉得满意，就算自己不考，还有来自家长、老师的压力。 ( 3 月 2 日 南方网 ) 事实上，不止葛剑雄委员表达这样的意见，还有不少教育专家、校长、教师，也表达过类似意见，可是，这些意见，并没有纳入决策程序。沪浙高考改革方案，是对国家高考改革整体实施意见的具体细化，两地的方案，大同小异。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是，只进行科目的改革，却没有进行录取制度的改革。而众所周知，我国高考制度的核心问题是根据学生高考科目总分集中录取，这导致整个基础教育，围着升学教育而转，从幼儿园开始，学校、老师、学生就关注未来高考的核心科目学习，其他学习和能力培养有被“边缘化”之嫌。在集中录取制度下，不管科目怎么改，考试次数怎么设计，恐怕都难以改变基础教育的基本教学方式。葛剑雄认为，“中国高考的矛盾不是在考试本身，是在整个社会给高考造成的压力。现在中国大学毛录取率只有 40% ，但是却没有引导好另外 60% 人员的分流，大部分学生还是涌向高考这条道路。”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但必须注意的是，为何社会会给高考造成压力，把高考作为出口？那是因为高考制度造成的升学教育模式——既然学习是为升学服务，社会关注高考，也就顺理成章。只有打破升学教育模式，让学习服务于学生的生活、生存，把每个学生培养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才能让社会把对升学的关注，转向对人成长的关注。进一步说，如果升学教育模式不变，教育仍被分为层次 ( 普通教育高于职业教育一等 ) ，学校仍被分为三六九等 ( 就是取消一本、二本录取批次后 ) ，学生和家庭都关注最高层次、最高等级的名校，那么现时的基础教育方式就不可能有多大改观。而打破升学教育模式，就必须改革集中录取制度，推进教招考分离，通过大学自主招生、社会组织评价，让中小学自主教学。对此，不少人却缺乏明确认识，认为推进自主招生，会滋生招生腐败，进而反对自主招生。这样一来，高考录取就仍维持集中录取制度，只是在科目上做文章——这就是眼下高考改革的思路。真正意义的自主招生，除打破集中录取制度，改变基础教育升学教育模式外，还会有助于提升高考公平，而不是破坏公平。这样的自主招生，基本模式是以统一测试成绩为基础，学生用统一成绩申请大学，大学自主评价、录取，学生和学校双向选择。其中，学生和学校双向选择，是自主招生的最本质特征，通过扩大学生的选择权，建立高等教育市场竞争机制，促进学校提高办学质量并开门办学。我国部分高校过去 10 年间实行的自主招生，却不具备这些特点，因此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自主招生。这样的“自主招生”，非但没有打破教招考一体化格局，建立多元评价，还有滋生腐败、败坏自主招生名声之嫌。国家为此对自主招生进行规范、调整，将自主招生移到高考之后进行，这本可朝真正的自主招生靠近——在统一高考成绩公布后，大学提出申请的成绩要求，达到成绩要求者提出申请，学校独立进行录取，一名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但遗憾的是，移到高考之后的自主招生，仅仅把笔试和面试、确定自主招生优惠的程序放到高考后，从各校已公布的自主招生方案看，可能由于时间较紧，能入围自主招生的学生大幅减少 ( 通常为学校自招名额的 2 倍 ) ，学生的选择权也极为有限 ( 大部分学校都把自主招生笔试面试时间安排在 6 月 13 、 14 日 ) ，这样的调整有多大价值呢？高考制度是我国基础教育的“牛鼻子”，而录取制度又是高考改革的“牛鼻子”，高考改革必须抓住关键，而不能绕过核心问题做所谓的改革。实现这样的改革，不能指望仅由行政部门来设计、推动，因为这涉及部门的核心利益，只有充分听取意见，并把高考改革纳入立法程序——全国方案由全国人大讨论、审议，地方方案由地方人大讨论、审议，才能达成更广泛的高考改革共识，制订更有价值的改革方案。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企图借助《北京青年报》《羊城晚报》等媒体造舆论（甚至选在全国两会时间节点上）推翻国务院的决定实属异想天开白日做梦。洗脸盆里扎猛子，不知道深浅。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像是一个政治狂人。喜欢固执己见一意孤行。螳臂挡车不自量力。 全国主流媒体从业人员应当认识到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决定不是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一个政治狂人可以推翻的。 全国主流媒体应当慎重发表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的评论文章。媒体领导班子应当责成分管领导向全体编辑讲清楚：谁发表熊丙奇的评论文章谁负责把关，谁发表熊丙奇的评论文章谁负责承担责任。勿谓言之不预。 2015 年 2 月 8 日 ，《城市快报》《教育问题如麻 陈丹青：没有权力瞎操什么心 不如读无用之书》：写给谁看？给学生看，无用；给教师看，无用。给教育当局看？当然更无用。你批评教育，你在什么位置？你无权无位，写这些做甚？ 2008 年 7 月 2 日 ，搜狐教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我们需要更多的熊丙奇》：熊丙奇先生跟我素不相识，但他的文章我早就读过。他是一个教育界圈里的人，也是用心来盯着自己的这个圈的人，这样的人，对于我们的有关部门来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令人愉快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命运，就是古希腊神话里那个报信的乌鸦，总之没有好果子吃就是啦。 2010 年 12 月 7 日 ，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以上内容约 5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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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3-4 05:00
上海市民熊丙奇在《新闻晨报》上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的外衣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2011 年 11 月 14 日 ，新华微博 源自 : 《红旗文稿》 （闫玉清）《中国出版“走出去”如何进一步增强影响力》：十年前，随着中国加入 WTO ，我国出版业深化改革、积极应对，迈开了“走出去”的步伐。目前，我国图书版权的输出数量已经从 2004 年的 1314 项提高到了 2010 年的 5691 项；版权输出、引进比由 2002 年的 1 ∶ 15 提高到了目前的 1 ∶ 3 。已实施 5 年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迄今为止共与 54 个国家、 322 家出版机构签订了 455 项资助协议，资助出版 1558 种图书，涉及 33 种文字版本，累计资助协议金额达 8100 多万元，成员单位也从最初的 20 家增加到 33 家。数字版权出口大幅增长， 2010 年仅电子游戏就创造了 2.3 亿美元的出口额，对外印刷加工达 510 亿元，在海外设立的分支机构超过 300 家。这些数字充分显示了中国出版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良好发展态势。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曾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不知什么原因被免去职务或是辞去职务，披上了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衣，靠给媒体撰写评论文章赚稿酬为生。举证如下： 2015 年 3 月 3 日 ，《新闻晨报》（熊丙奇）《如何看待教辅读物走出国门》：上海学生熟悉的华东师大版《一课一练》，要在英国出分册了。据媒体报道，《一课一练》数学分册英国版已经在翻译中，有望于今年暑期出版。而《一课一练》英国版的起因，则是上海学生在全球 PISA 中取得的好成绩，让英国教育界决意“取经”。有舆论认为，教辅读物走出国门，这是给饱受诟病的教辅读物正名。其实，教辅读物的问题，不是其该不该有，而是太过泛滥，以及学生们都必须采用。国内的教辅读物走出国门，不太可能复制国内的模式，其在国外市场的运作，可以让我们看到国外教育和我们的不同。国外中小学办学，与我国有很大不同。最基本的区别是，国外学校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而国内学校目前还是行政治校。在国外，不要说教辅读物，就是教材，学校都有自主权，自主决定用哪一家出版机构的教材，根本没有统编教材一说。在这种情况下，走出国门的教辅读物，不过是为学校、学生提供一个选择而已，有的学校、学生有需要，可能会选择，有的学校则不选择。由于媒体的报道宣传以及上海在　 PISA 　测试中的优异表现，走出国门的教辅会有一些市场，但要形成国内之势，显然不太可能。就连 PISA 测试也是如此，国内学校只要ZF部门重视，学校会将其作为重要工作来抓，国外学校则可能不把这太当一回事。学校会坚持自己的办学定位，家长也会反对ZF强加给学校的要求。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外国ZF官员说要学习中国学校办学，就会照搬我们的模式，学校理事会、教师委员会、家长委员会的决策才最重要。我国基础教育的问题，就在于学校缺乏办学自主权，学生没有选择权，所有学校在行政指令下办学，于是千校一面，而由于升学评价用单一的学科分数标准，因此所有学生都被纳入一条跑道比拼，为获得考试的高分，学校和学生通常采取题海战术。教辅读物则是实施这种战术的工具。客观而言，教辅读物对部分学生是有一定价值的，这部分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适合的辅导读物， 在国外书店和超市，我也曾看到学科辅导书籍 ，但不像国内那么多，学生选购也不踊跃。国内则不同，教辅读物则成为学生的必备品，由于教辅需求旺盛，利益可观，不少出版机构都进入教辅市场，导致教辅读物鱼龙混杂，而且在教辅售卖中出现利益输送问题，近年来，为治理教辅乱象，行政部门介入，审定、确定教辅目录，推荐给学校和学生，在推荐过程中，ZF部门反复强调不得强制，但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购买的情况时有发生。可以预计，由于学校办学模式不同，升学评价体系不同，走出国门的教辅读物，会面对完全不同的教育生态。华师大出版社的《一课一练》，应该说是受到肯定和欢迎的教辅精品，其走出国门，更给我们观察国外基础教育提供一个窗口。国外学校、学生怎么对待、使用这一读物，值得跟踪观察，这反过来可能为国内治理教辅问题提供经验。（ 作者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http://www.kaixian.tv/gd/2015/0303/12776827.html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在《新闻晨报》上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衣，靠给媒体撰写评论文章为生，与过去 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相比，有点落魄的意思。 尽管社会上知道熊丙奇的窘境。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还是尽可能保持矜持姿态。自我安慰，不至于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衣而感到寒酸与苍凉。 第一、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对 华东师大版《一课一练》评头论足。“华师大出版社的《一课一练》，应该说是受到肯定和欢迎的教辅精品，其走出国门，更给我们观察国外基础教育提供一个窗口。” 第二、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表示自己“ 在国外书店和超市，我也曾看到学科辅导书籍” ，似乎见过点世面。 第三、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断言“ 我国基础教育的问题，就在于学校缺乏办学自主权，学生没有选择权”，表示切中要害。 第四、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告诫：“ 千万不要以为外国ZF官员说要学习中国学校办学，就会照搬我们的模式”，不知道说给谁听的。 2015 年 2 月 8 日 ，《城市快报》《教育问题如麻 陈丹青：没有权力瞎操什么心 不如读无用之书》：写给谁看？给学生看，无用；给教师看，无用。给教育当局看？当然更无用。你批评教育，你在什么位置？你无权无位，写这些做甚？ 2010 年 12 月 7 日 ，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2011 年 Z2 期《当代学生·读写版》发表郭泳等的文章《熊丙奇 : 坚持使我成为更好的自己》： 7 年前， 2004 年的夏天，一个在上海交通大学 ( 以下简称“交大” ) 宣传部门岗位上做得游刃有余的“干部”，将“大学有问题”定为自己第一本学术专著的书名——为了坚持自己的思想； 17 年前， 1994 年的夏天，一个获得了“上海市高校优秀毕业生”称号的青年，将包括电力公司在内的“金饭碗”一一拒绝——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 27 年前， 1984 年的夏天，一个从乡间走向镇上的孩子，将十几里的土路来回走得熟稔，熟到连每一个坑坑洼洼都不会搞错——为了坚持自己的梦想：在熊丙奇三十余年的生命里，“坚持”是其人生的底色。正是在这样的底色上，他以执著、责任心与社会责任感将“教育评论家”的角色做得风生水起，成为教育时评领域的权威与领军人物。 以上内容约 2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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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3-3 09:45
上海熊丙奇企图利用媒体左右国家 高考改革方案野心勃勃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13 年 11 月 12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 》（中发〔 2013 〕 12 号）：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曾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刚愎自用，目空一切，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自称“教育学者”、“教育问题专家”，披着民办非盈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迷彩服，利用媒体，诟病中国教育管理体制，粗暴干预国家高考改革方案。举证如下： 2014 年 3 月 4 日 ，《新快报》《 熊丙奇：高考改革方案不能单由行政主导 》：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日前谈到高考改革，直言对教育部提出的高考改革方案不满意。他认为，现在提的高考方案都不是建立在科学论证、调查研究比较的基础上，另外，高考改革只盯着具体如何考、录取等问题，就是走错了方向。我赞成葛剑雄委员呼吁高考改革方案要经过科学论证、调查研究，但却不认可其对高考改革的具体意见——高考改革不应该盯着如何考的问题，但应该盯着如何录取，如果考和录都不改，而只是去改革考不上大学也有美好的出路，那不是高考改革，而是系统教育改革和整体社会改革。如此，改革就陷入彼此推诿。葛剑雄委员的意见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高考改革不能由行政部门主导制定，而应该提交全国人大讨论、审议，以凝聚共识，制定各方都可接受的方案。目前教育部门透露的高考改革方案，由于只改如何考，很少涉及录取的问题，因此，这一方案，无法让基础教育摆脱考什么、教什么、学什么的应试教育思维，减少统考科目、降低分值，延续的还是过去的科目改革做法，就是被认为有亮点的英语一年多次考，由于是选最好的一次成绩计入总分排序录取，也不可能打破一考定终身，最多是多考定终身，考生的焦虑反可能增加。只有对录取制度进行改革，高考改革的僵局才可能打破。我国高考制度的核心问题是录取制度问题。这一制度，对于大学制造录取不平等，录取时分批次先后投档；对于考生，限制了选择考试、选择教育的权利；对于中学，由于大学按单一的分数选拔录取学生，因此学校教育教学完全围绕考试转。现在的高考计划录取制度，制造了学校的等级、限制了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没有实行个性化多元教育，培养个性化的学生，所以大家都把高考作为成才的出口。如果改革录取制度，实行大学完全自主招生，当前的教育局面和就业局面都将发生根本改变。过去 10 年来，我国各地的高考改革方案制定过于随意，江苏曾在 10 年内出台 5 套方案，简直是儿戏，目前的高考改革方案，某种程度说，是江苏 2008 年已经实行的高考改革的翻版，而这一改革经过实践检验，已经被证明不成功，基础教育并没有摆脱应试焦虑，学校、老师、家长、学生怨声载道，把在地方已经尝试不成功的方案，推向全国，是不负责任的。鉴于高考改革涉及千家万户的利益，制订高考改革方案，不能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而应该由全国人大主导，将高考改革方案提交人大审议决策。其一，通过人大决策，可广泛听取各界意见，而不只是教育系统的意见，形成各方意见的充分博弈，以达成改革共识。虽然教育部门在制订高考方案时，也称广泛听取了意见，但这是行政主导下的听取意见，不是各方意见充分表达。其二，可摆脱行政部门自身的利益局限。推进高考改革，势必要进行权力和利益的调整，比如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推进考试招生相对分离、探索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的考试招生体系，必然要求部门放权，如果行政部门主导，放权就很困难。目前的高考改革方案，就是在行政部门不放权的框架下只进行科目改革——行政部门的权力，维系在计划录取制度之上。其三，如果考试招生教学分离，中学自主教学、考试社会组织，全国所有学生可以自主选择参加社会化考试，用社会化考试成绩去申请大学，不但把中学从应试教育中解放出来，而且，也打破高考的地方保护，实现学生的自由高考，而当学生拥有充分的选择权，这才是对考试公平、教育质量的根本促进。 2014 年 3 月 6 日 ，《中国科学报》《 熊丙奇：全国高考改革方案应由人大讨论审议 》：做了多年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是历年全国两会上的热点人物。前年两会上，他直接向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插话”，提问考研泄题事件。去年 6 月，葛剑雄又因为请辞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再次引起轩然大波。耿直的性格、犀利的语言让葛剑雄有了“葛大炮”的称号。 3 月 2 日 ，刚到政协委员驻地的葛剑雄谈到高考改革，直言对教育部提出的高考改革方案不满意。他认为，现在提的高考方案都不是建立在科学论证、调查研究比较基础上的，另外，高考改革只盯着具体如何考、录取等问题，就是走错了方向。（《京华时报》 3 月 3 日 ）我赞成葛剑雄委员呼吁高考改革方案要经过科学论证、调查研究，但却不认可其对高考改革的具体意见——高考改革不应该盯着如何考的问题，但应该盯着如何录取，如果考和录都不改，而只是去改革考不上大学也有美好的出路，那不是高考改革，而是系统教育改革和整体社会改革。只盯着如何录取的话，改革就会陷入各环节的彼此推诿之中。葛剑雄委员的意见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高考改革不能由行政部门主导制定和随意决策，而应该提交全国人大讨论、审议，以凝聚共识，制定各方都可接受的方案。目前教育部门透露的高考改革方案，由于只改考，而很少涉及录取的问题。因此，这一方案无法让基础教育摆脱考什么、教什么、学什么的应试教育思维，减少统考科目、降低分值，延续的还是过去的科目改革做法。被认为有亮点的英语一年多次考，由于是选最好的一次成绩计入总分排序录取，也不可能打破一考定终身，最多是多考定终身，考生的焦虑反可能增加。只有对录取制度进行改革，高考改革的僵局才可能打破。我国高考制度的核心问题是录取制度问题。这一制度，对于大学而言，制造了录取不平等，高校在录取时分批次先后投档；对于考生，限制了其选择考试、选择教育的权利；对于中学，由于大学按单一的分数选拔录取学生，学校的教育教学只能完全围绕考试展开。葛委员认为，要清楚高考改革的矛盾在哪里。他所说的矛盾有二。第一，我们国家到底需要多少，或者有条件培养多少大学生。一旦高考招生名额确定了，如何去挑选人才，这个问题不难解决。第二，高考挑选剩下来的人怎么办？应该给他们一个合理的出路，提高普通劳动者的福利待遇和社会地位，让他们觉得即使没有通过高考同样也有美好的前途。在笔者看来，前一个矛盾，有些似是而非。只要高考名额确定了，如何挑选人才就不难解决，这句话未必成立。因为，高考的招生计划不也是很清楚的吗？而第二个矛盾要解决，恰恰要通过高考制度改革来推动，这就是打破集中录取制度，消除学校间的不平等，让学校有自主办学空间，办出个性、特色，由此给学生创造多元的成才选择。现在的高考计划录取制度，制造了学校的等级、限制了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没有实行个性化多元教育，培养个性化的学生，所以大家都把高考作为成才的出口。如果改革录取制度，实行大学完全自主的招生，当前的教育局面和就业局面都将发生根本改变。高考改革不是一件小事，不能拍脑袋随意决策。过去 10 年来，我国各地的高考改革方案制定十分随意，江苏曾在 10 年内出台 5 套方案。目前的高考改革方案，某种程度说，是江苏 2008 年已经实行的高考改革的翻版，而这一改革经过实践检验，已经被证明并不成功，基础教育并没有摆脱应试焦虑，学校、老师、家长、学生怨声载道。把在地方已经尝试不成功的方案再推向全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鉴于高考改革涉及千家万户的利益，制订高考改革方案，不能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而应该由全国人大主导，将高考改革方案提交人大审议决策。原因有如下几个：其一，通过人大决策，可广泛听取各界意见，而不只是教育系统的意见，从而形成各方意见的充分博弈，以达成改革共识。虽然教育部门在制定高考方案时，也称广泛听取了意见，但这是行政主导下的听取意见，并不是各方意见的充分表达。其二，人大决策可摆脱行政部门自身的利益局限。推进高考改革，势必要进行权力和利益的调整。比如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推进考试招生相对分离、探索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的考试招生体系，必然要求政府部门放权，如果行政部门主导，放权就很困难。目前的高考改革方案，就是在行政部门不放权的框架下只进行科目改革——行政部门的权力，维系在计划录取制度之上。其三，如果有全国整体的高考改革方案，高考改革不必各地各搞一套。包括葛剑雄委员在内的一些人士认为，分省命题考虑到各地教学水平、课程，特别是教材不统一，考试当然也要从实际出发，这其实是很传统的思路。试想，如果考试招生教学分离，中学自主教学、考试社会组织，用得着各地自行组织考试吗？全国所有学生可以自主选择参加社会化考试，用社会化考试成绩去申请大学，不但把中学从应试教育中解放出来，而且也打破了高考的地方保护，实现学生的自由高考。只有学生拥有充分的选择权，才是对考试公平、教育质量的根本促进 2014 年 8 月 28 日 ，《中国科学报》《 熊丙奇：高考改革方案为何“难产” 》：教育部牵头起草的高考改革方案已在 2013 年 11 月完成，但迟迟难以通过，目前又数易其稿。十多个省份已完成地方方案，表示“等教育部发布后，我们再发布”。 2014 年全国两会期间，教育部长袁贵仁表示，高考改革方案已有初步意见，将力争在今年 7 月底之前出台。 7 月已过，仍无消息。新一轮高考改革方案，再次没能在既定的时间内出台。这不是教育部在这个问题上第一次“爽约”。 2011 年之后，教育部每年都表示“年内出台”，到了今年有点骑虎难下。（《南方周末》， 8 月 7 日 ）高考改革方案“难产”究竟难在何处？按照通常的说法，高考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出台改革方案必须谨慎。可是问题是，在过去的四年多时间中，高考改革方案基本上都只是在教育部门内部讨论，只有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向公众透露方案的零星设想，却没有一次征求意见的过程（在国家制定《中长期教育改革和规划纲要》时，曾征求过有关高考改革话题的意见，但那是制定纲要，并非制定具体方案）。另外，在四年中，教育部研究制定、发布高考改革方案一再爽约，但制定高考改革方案依然由教育部牵头，就从来没有想过要把高考改革的制定主导权从教育部转向全国人大，这是对高考改革负责的态度吗？高考改革“难产”，就难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利益难以被突破。如果改革方案由教育部门主导制定，就是出台，也难寄予厚望。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关于高考改革的具体要求是：“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落实纲要精神，必须在招生考试相对分离上有实质突破，而这就要求政府部门放权。但教育考试部门并不愿意放弃自身的权力——包括两大权力，一是招生计划审批权，二是招生投档权，前者掌握在教育部门，后者掌握在考试部门。如果真按国家教育规划的要求制定高考改革方案，教育考试部门必须放弃这两大权力，由高校自主决定招收计划，由学生和学校双向选择，如此一来，教育考试部门以前拥有的核心权力也就不再拥有。难怪针对自主招生改革，考试部门发出感慨：“这样改，还要我们干什么？”如果高考录取变为学生和学校的双向选择，确实不需要教育部门、考试部门再像现在这般深度参与考试、招生，把学校招生变为了行政部门招生——考试只是高校评价学生的一方面依据，大学独立进行录取，而不再根据教育考试院的投档情况进行录取，学生自主申请大学，而不再在教育考试院的部署下填报志愿。随后，教育部门和考试部门必须转变原有的权力和管理思维，变为如何构建公平的考试招生环境以及为学生选择大学、大学选择学生提供服务。然而，教育考试部门并没有这方面的打算，他们还希望高校按计划招生，招生计划要经过自己的审批，如此高校就必须听命行政部门；他们还希望学生投档要由教育考试院投出，以确保学校在行政部门控制下按招生流程招生，每个学生只能拿到一张录取通知书。教育考试部门的理由是：把招生自主权交给学校，会制造不公平，目前的考试录取制度，是最不坏的制度。理由冠冕堂皇，但根本站不住脚。按照《高等教育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规划纲要》、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办学自主权归还高校，是大势所趋，在归还过程中，政府部门不应该贪恋权力，而应该坚定放权，同时建立确保高校能用好权力的制约机制。其中，具体制约机制有三：其一，监管机制，明确高校自主招生的操作规范，比如要求高校必须公开招生信息；其二，学校内部治理机制，教育部门应依法、依据《纲要》，督促学校进行现代学校制度改革，建立现代治理结构；其三，选择机制，通过给学生选择权，促进大学办学理念转变。尤其是选择机制，这是监督权力、促进公平最有效的机制，我国集中高考中的加分造假丑闻、以及自主招生试点中的潜规则，都因学生没有选择权所导致，集中高考的加分由行政主导不说，自主招生试点名为自主招生，但实际上学生的选择权丝毫没有增加。通过自主招生，学生还是要填报志愿参加集中录取，这类自主招生其实只是高考加分优惠。冒名的自主招生败坏了自主招生的形象，让公众对这一改革也充满疑虑。从目前传出的高考改革信息看，教育部设计的高考改革方案对考生招考分离很少涉及，基本的逻辑是维持集中录取制度不变，仅做考试改革，即科目改革（调整科目）、分值改革（调整科目分值，计分方式），但录取方式不变。这摆明就是不放弃任何权力进行“改革”。这也在人们意料之中。权力部门能主动放弃自身的权力，真正向自己的利益开刀吗？如此改革，只会是换汤不换药的折腾。众所周知，我国高考改革，已经至少经历了 20 年这样的科目调整折腾——高考从考 7 门，到考 6 门，再到 3+X ， 3+2 之类，科目一直在变，分值也在调整，可学生的负担减轻了吗？基础教育的应试教育问题有所好转吗？再延续科目改革的思路推进高考改革，是没有任何前途的。改革必须以考试招生分离为原则，着力打破集中录取制度，以教育部门放权为核心。为此，不能再由教育部门作为改革的主导，而必须建立新的改革机制，国家应鼓励各机构起草高考改革方案，包括民间高考改革方案，再由全国和各地人大，讨论、审议高考改革方案，以此把高考改革纳入正常的轨道。 2014 年 08 月 29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 8 月 29 日 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要求，中央有关部门、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教育部等有关部门要抓紧研究制定配套文件，积极稳妥推进改革。要充分考虑教育的周期性，提前公布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要及时研究解决改革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总结经验、完善措施，逐步推广。 2014 年 9 月 3 日 ，《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 2014 〕 35 号）：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现就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2014 年启动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试点， 2017 年全面推进，到 2020 年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健全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的体制机制，构建衔接沟通各级各类教育、认可多种学习成果的终身学习“立交桥”。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企图利用媒体左右国家 高考改革方案野心勃勃。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或许没有想到，中国的教育决策由不得熊丙奇之流做主。树根不动，树枝瞎摇晃。 2010 年 6 月 11 日 ，《南方都市报》《熊丙奇专栏 : 舆论盲目鼓吹，乃因教育常识匮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在笔者看来，除了“盲目性”之外，主要原因是缺乏基本的教育常识。对于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和现代大学制度，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媒体记者，就是很多教育界人士，也不了解。所以，对一些教育管理的做法和“改革”措施，极有可能出现错误的解读。 善良的人们哪里知道，恐怕只有熊丙奇，才能对中国教育的解读达到荒谬到蛊惑人心的程度。 2015 年 2 月 8 日 ，《城市快报》《教育问题如麻 陈丹青：没有权力瞎操什么心 不如读无用之书》：写给谁看？给学生看，无用；给教师看，无用。给教育当局看？当然更无用。你批评教育，你在什么位置？你无权无位，写这些做甚？ 2010 年 12 月 7 日 ，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全国主流媒体从业人员应当认识到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个人言论的无效性。 恐怕只有《中国青年报》几个涉世不深的几个小娃娃编辑才会采用熊丙奇的文稿。 以上内容约 6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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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3-3 05:23
上海熊丙奇自封“教育问题专家”解决不了任何教育问题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曾经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有一定的写作能力。他的职称是编审，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自称“教育学者”、“教育问题专家”，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衣，利用媒体发表一些评论文章，诟病中国教育管理体制，扩散社会抱怨情绪。举证如下： 2014 年 8 月 12 日 ，《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大学生不如农民工”背后的教育困境 》：日前，北京大学市场与媒介研究中心与赶集网联合发布了《 90 后毕业生饭碗报告》。这份来自 35 万余份有效问卷的报告显示，今年应届毕业生平均起薪每月 2443 元，仅够买半部苹果手机，其中北京地区平均起薪也仅为 3019 元，同时，三成以上应届毕业生仍“啃老”，近四成过着“月光”生活。 ( 8 月 4 日 《北京青年报》 ) 针对大学生平均起薪低，一个老话题又被提出———“大学生还不如农民工”，继而有人担心这会不会影响大学教育的吸引力———近年来，经常有父母劝阻子女上大学的新闻爆出，其理由就是上了几年大学之后，出来拿的工资还比农民工低，这大学有什么读的价值？在笔者看来，如果用“大学生”身份来看待“大学生起薪问题”，那么，这种追求“身份”的教育，在“身份”变得不值钱之后，就可能会引发读书无用论，而突破“身份教育”，恰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必须面临的挑战。所谓身份教育，就是指，读书是为了获得身份的转变，随着身份的转变，人的社会地位也随之发生转变，一直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就是“身份教育”，考上大学获得一个大学生身份，被社会称之为“改变命运”，这在大学生人数比较少时，还有一定的价值，可随着高等教育走进大众化时代——— 20 13 年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达到 3300 多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 30% ———再实行这样的“身份教育”，就会陷入麻烦，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当同龄人大多是大学生时，凭大学生身份能获得用人单位的青睐吗？“身份教育”，说到底就是学历社会中的教育，不少人上大学是为了获得一张大学文凭，通过文凭来提高自己的“身价”，但很显然，在现实社会中，文凭虽然还可能是某些单位的敲门砖，但是，一个人的职业发展，获得的薪酬回报，更取决于他本人的能力和素质。如果一名学生把读大学的价值，定位为获得一张大学文凭，获得一个大学生的身份，那么，他在大学毕业时，只能找到一份比较差的工作，拿的薪酬比没有读大学的同龄人还要低，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他只是白白地荒废了大学四年时间，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步。遗憾的是，我国一些大学现在干的正是只回报给学生一纸文凭的事，没有给学生多少货真价实的教育，而我国不少大学生，一进大学之后就混日子，这样的大学生活并无多大意义。这样的大学生，空有大学生身份。反之，如果一名学生把读大学的价值，定位为完善自我，提高自身的能力和素质，不在乎文凭，而在乎自己学到的知识、提高的技能，培养的思维能力、观察能力等等，那么，读大学是富有价值的，这会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能力，同时也会获得长远的事业发展，即便最初的起薪低，却具有很强的发展后劲。抱着这种想法的学生，不会被一张文凭蒙住双眼，而会根据自己的个性、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同时对学校教育提出自己的要求。他们在选择大学时，就会更关注自己能获得什么真本事，而不是图虚名，适合职业教育的学生，不会盲目去选普通教育；不像现在，为了获得一张所谓的名校文凭，学生们根本不考虑自己的个性、兴趣，似乎只要进了名校，就获得了所有的一切。等待这些学生的，只会是梦想破碎。另外，当不受身份的约束和局限时，读完大学的学生，求职面也变得更加宽广，在很多人的传统意识中，大学生要干适合自己身份的工作，认为大学生去开出租车，去做装修工，是对自己和对教育的双重浪费，可大家忽视了一个问题，当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越来越高之后，周围的人都是大学生，如果大学生只干符合自己身份的事，谁来干不符合身份的事？再者，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价值在于，让各行各业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高素质人才，由此提高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促进社会进步。其实，在今天的大学生就业中，已有一些大学生选择做以前农民工做的活，比如在建筑工地当工人，帮他人做房屋装修的水电工、木工，他们的收入远比选择在事业单位工作的大学毕业生高，而且，他们的介入，也提高了传统行业的服务水平。对于这些大学生，是将他们的收入统计为农民工收入，还是统计为大学生收入？在未来社会，评价一个人，必定会打破传统的学历标准，而转向用能力标准评价人，这要求学校教育不要只回报给学生文凭，而应该是能力、素质的真实提高，也要求所有受教育者，是以提高能力为追求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如此，大学教育才会有价值，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出现读书无用论，假如学校只聚焦学历教育，读书只追求文凭、身份，我国的大学教育将严重贬值，大学身份很可能一钱不值，在这种情况下，读大学无用，会演变为读高中无用，读初中亦无用。这是身份教育的严重后果，整个社会和教育部门、学校，必须对此引起高度重视。 (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自封“教育问题专家”解决不了任何教育问题。 第一、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自封“教育问题专家”解决不了农民工的任何问题。 第二、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自封“教育问题专家”解决不了大学生就业问题。 第三、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自封“教育问题专家”所谓“身份教育”理论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恐怕只有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才能写出这么没用的文章。千万别说熊丙奇有病啊。那叫“问题控”。哈哈哈哈 恐怕只有《南方都市报》才发表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写的这么没用的文章。 2015 年 2 月 8 日 ，《城市快报》《教育问题如麻 陈丹青：没有权力瞎操什么心 不如读无用之书》：写给谁看？给学生看，无用；给教师看，无用。给教育当局看？当然更无用。你批评教育，你在什么位置？你无权无位，写这些做甚？ 2010 年 12 月 7 日 ，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以上内容约 2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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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3-2 10:26
上海熊丙奇在《 南方都市报 》上自称“ 教育学者 ”令人啼笑皆非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曾经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自称“教育学者”、“教育问题专家”，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迷彩服，在媒体上招摇，诟病中国教育制度。举证如下： 2015 年 2 月 25 日 ，《南方都市报》《熊丙奇专栏 : 农村年轻人的知识无力感如何消除 》： 春节期间，一个上海大学博士生的返乡笔记《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在社交媒体疯传，这篇文章的作者是 80 后博士生王磊光，如今在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上学。在这篇笔记中，他描述了自己返乡的见闻：交通没有以前那么拥挤，但家乡人与人之间联系渐渐疏远，而农村里年轻人的婚姻受到了物质的压迫，知识的无力感也十分强烈。 知识的无力感，可能比“读书无用论”更准确地反映出当前大多数农村年轻人对知识的态度——— 不像过去那样，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但不读书，没有知识，也没有好的出路———而如果这种无力感进一步加强，就可能演变为“读书无用论”，事实上，在少数农村地区、农村青少年身上，已经出现了“读书无用论”思想。怎样让知识“有力”？一种思路是让知识具有改变命运的力量，因此，很多人强调要给农村学生上升的通道，可问题是，这种改变“命运”是和学生升学、获得学历，再用学历去敲响“命运之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在精英教育时代是行得通的，能上大学的学生比例很小，因此，读书、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更贴切地说，是“升学改变命运”。而在大众教育时代，这却难以行得通，就是眼下，中国 18 — 22 岁的同龄学生中，已有 34.5% 的可以上大学，其中相当比例的大学生，注定不可能从事可以改变他们命运的所谓“精英”工作，读完大学后，很可能和高中毕业甚至初中毕业的学生一起抢工作。再强调读书升学的价值，知识的无力感会更强，直至出现“读书无用论”，只有强调知识改变生活、完善人生价值，就是不能升学，读书也会有价值。这就需要反思中国现在形成的升学教育模式。总体而言，中国的基础教育，是围绕升学设计的，学生从小学学习的知识，就在准备未来的中、高考。具体特点是，除中、高考科目之外的科目学习都被边缘化，生活教育、生存教育、心理教育这些对学生来说十分重要的教育都不被重视。升学教育模式之下，读完书能升学，就算成功，而读完书不能升学、考上大学，就会被视为失败———“书白读了”——— 以前是考上专科学校，在农村也被视为“鲤鱼跳龙门”，现在，则要至少考上二本 ( 甚至一本 ) 院校，才被视为“考上大学”，而能考上一本的学生，在每年的全国高考生中不到 10% ，农村地区则更低。如果上重点大学才能改变命运，那其余的学生怎么办？另外，由于在求学期间只顾学习升学的知识，而没有学习、掌握生活所需的技能，这些学生的就业十分艰难，如果没有上二本以上的学校，很多学生就觉得前途灰暗。只有打破升学教育模式，让基础教育不只是围着升学转，而是在义务教育阶段、高中教育阶段，以培养自食其力、能改变完善自身生活的劳动者为目标，重新构建升学考试制度、人才评价体系、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内容，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中，重视生活教育、生存教育、人格教育，知识的无力感才会消除——— 这些知识不只是派升学的用场，而是服务于每个受教育者的生活、成长，对于农村来说，这也是改变农村的根本力量，只有如此，才有可能让农村成为青年人的事业舞台，而不是每年一度春节回去看看的一个被荒芜的地方。 ( 作者系教育学者 )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在《 南方都市报 》上自称“ 教育学者 ”令人啼笑皆非。文章的缺憾是文不对题，答案似是而非，远水不解近渴。抱怨的病毒蔓延。恐怕只有熊丙奇之流才有此拙笔。恐怕只有《南方都市报》才发表如此酸腐的文章。 立论 “知识无力感如何消除”， 答案或可以正面释义：第一、应当不断学习，加大知识含量，克服知识恐慌。第二、应当使所学知识有的放矢，用对方向，用对地方。第三、知识分子应当密切合作，最大限度释放知识能量。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不可能是“学者”。主要原因是： 第一、熊丙奇没有“学者”基础。熊丙奇四川省资中县人， 1972 年 7 月出生， 1990 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 1994 年毕业留校任行政工作。没有出国留学经历。 第二、熊丙奇没有“学者”岗位。熊丙奇 1994 年参加工作以来，在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工作， 2009 年还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后来，熊丙奇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没有学术岗位。 第三、熊丙奇没有“学者”职称。在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工作期间，熊丙奇晋升新闻出版专业职称。熊丙奇先后两次不无遗憾的在博客里解释》“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 第四、熊丙奇没有“学者”风度。学者通常胸怀宽广。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熊丙奇“小肚鸡肠”。芝麻点的小事，熊丙奇也能唠叨许多抱怨文字。 第五、熊丙奇没有“学者”常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不能照搬发达国家模式。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跟在资本主义国家屁股后头亦步亦趋。熊丙奇企图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改造中国教育管理体制，愚不可及。 如果熊丙奇相当“学者”，请补齐短板，去掉恶习。请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们投票表决一次。 如果熊丙奇坚信自己有“学者”价值，可以采用网上销售方式待价而沽。起拍价为 1 元，看哪个单位接收 ( 著名教育学者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熊丙奇的人事劳动社保关系？！ 2009 年 7 月 14 日 ，《科学时报》《熊丙奇：大师的成长需要正常的精英观念》：这是一个“大师”遍地，也是大师稀缺的时代。说“大师”遍地，是指现在有的媒体动不动就封谁为大师，而被封之人，也泰然受之，… 2012 年 11 月 19 日 ，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 要出大师，就不要客气 》：客客气气是出不了大师的，所谓的“大师”，都是“自封”或者“吹捧”出来的。 全国主流媒体从业人员有多少愿意配合熊丙奇“自封”的？有多少愿意“吹捧”熊丙奇的？恐怕越来越少喽。 以上内容约 2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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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2-14 04:58
上海公民熊丙奇企图改变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迫不及待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之流凌驾于中国党和ZF之上， 企图改变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迫不及待。举证如下： 2014 年 3 月 6 日 ，财经网“熊丙奇的个人空间”《“教育部大学”还要办多久？》： " 某种程度上，中国只有一所大学，就是教育部大学，我们都是分院。 "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 ( 北京 ) 副校长姜耀东在这次两会上道出高校行政化的尴尬现状，直言： " 不去行政化，大学就没办法办下去了。 " 对此，参加全国政协大会的袁贵仁回应称，关于教育去行政化，目前中央正按照程序调研和起草意见，是要创造条件，逐步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中国新闻网 3 月 4 日 ） 中国只有一所教育部大学、大学去行政化、取消学校行政级别这样的话题，可以说，已经老掉牙了，在笔者看来，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要消除两大幻想，一是教育系统官员、行政领导的幻想，不能等待社会其他行业去行政化、消除 " 官本位 " 后，教育才去行政化，二是一线教育工作者和社会的幻想，不能再对行政部门主动推进去行政化抱有幻想，因为由行政部门主导去行政化改革，本就是一个悖论。这两大幻想的存在，导致去行政化知易行难。我国于 2010 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提到 " 要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 可纲要颁布至今已经三年多，没有一所公办大学取消行政级别，就是新建的大学，也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包括宣称 " 去官化 " 、 " 去行政化 " 的南科大，也逐渐有了行政级别。去年 11 月公布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再次提到 " 逐步取消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 " 。可以说，对于高校行政化的弊端，整个社会早已达成共识，不但导致学校缺乏办学自主权，千校一面，难以培养有个性、创造力的学生，而且让整个大学陷入急功近利之中，由于权力不受制约，权学不分，近年来高校教育腐败、学术腐败高发，严重伤害大学的形象。我国从国家层面已经意识到推进教育去行政化的重要性，否则，就不会在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了。可是，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却遭到既得利益者的阻力。比如，对于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不仅官员反对，一些在任的校领导也反对，共同的理由是，如果学校取消级别，教育的地位会更低——没有级别的学校领导怎样和ZF官员打交道，获得办学资源，另外，行政化的问题不独教育系统有，其他行业、系统的行政化也很严重，其他行业不去行政化，能让教育单独去行政化吗？换句话说，教育的行政化是官本位的缩影。对此，简单地讲道理，比如去行政化不能观望，培养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公民的学校理性独立等，是不管用的，消除教育部门和学校行政等待整个社会去行政化之后再去行政化的幻想，最好的办法是明确时间节点，要求该去行政化的行业、系统统一取消行政级别，没有例外和特殊。这将打消继续保留级别的幻想。由于没有时间节点，总是把 " 逐步 " 挂在嘴边，也就没人相信会动真格。据报道，针对媒体 " 那具体有什么时间表呢？ " 的提问，袁贵仁部长表情也有些无奈，为此，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必须有明确的时间表，而且必须 " 一刀切 " 。否则，逐步就会变得遥遥无期，当然，教育部门会说，就是自己想取消学校级别，但权限不在教育行政部门，这是实情，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取消学校行政级别，仅仅是去行政化的一部分，而且如果只取消行政级别，而不改变目前的教育拨款方式、学校校长的选拔任命机制、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并没有改变教育管理模式，没有级别的学校，确实可能地位更低，另外，ZF部门还可能套用级别对学校进行管理——目前在一些地方已经实行的校长职级制，就是这种情况。而在取消行政级别之后， 改变拨款方式、实行新的校长任命机制 ，则是教育行政部门应该做的事。这 比取消行政级别还重要 。这方面，在全世界范围内已有现成的模式，包括建立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教育拨款的预算，监督ZF拨款，如此，学校就不必再 " 跑部钱进 " ，看ZF官员的眼神行事，只有有财政独立权，才有学校办学自主权；建立公办大学理事会，由理事会负责学校重大办学战略决策，改变ZF发文件、通知办学的方式；实行大学校长公开遴选，遴选校长不再按官员标准，而是按教育管理者、教育家标准；在校内建立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实行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分权。做到以上这些，根本不会存在取消级别降低学校地位的担忧，也不会担心学校拥有自主权之后滥用权力，而这只需行政部门坚定推进放权，完全可以做到，但 遗憾的是，行政部门并不愿意放权，而依旧把财权、人事权这两大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 ，过去三年中，教育放权也做了一些，但大多并不涉及核心的权力，而且，在有的权力下放之后，行政部门又会出台新的政策、规定，制造新的权力。可以说，去行政化最大的障碍在行政部门。就这样，去行政化就只有表面的共识，而无实质的行动。如何改变这一局面？等待行政部门自觉放权是一方面，但这很难，更现实的路径是，要建立让行政部门必须放权的机制，目前，教育改革就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去行政化改革于是遭遇行政化的悖论，要走出这一改革困境，就应该改革改革机制，由全国人大讨论、审议教育改革方案，将教改方案变为教改法案，通过立法明细举办者、管理者、办学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责，并依法监督ZF部门放权，这才能让改革顺利推进，而不是无奈的情绪、无谓的折腾。去行政化改革，必须抛弃幻想，不能再 " 逐步 " 了。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企图改变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迫不及待。 第一、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之流企图取消中国公办高等学校行政级别迫不及待。国家已经在官方文件中明确逐步取消公办高等学校行政级别。这不遂熊丙奇之流的意。 第二、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之流企图改变中国公办高等学校领导班子任免方式，搞所谓公开遴选。国家已经在官方文件中明确坚定不移实行党委领导下校长分工负责制。这更不遂熊丙奇之流的意。 第三、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之流企图改变中国公办高等学校经费供给方式， 建立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教育拨款的预算，监督ZF拨款。 国家已经在官方文件中明确办学者负责公办高等学校经费供给。这仍然不遂熊丙奇之流的意。 毋庸讳言，党和ZF绝不会放弃对 公办高等学校的领导权。 党和ZF绝不会把中国 公办高等学校的领导权交给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之流。 毋庸讳言，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之流企图与党和ZF争夺公办高等学校的领导权。按“ 全世界范围内已有现成的模式”接管中国 公办高等学校。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之流在和平演变不成的情况下，迫不及待是预料之中的。难道你们能跳高墙吗？ 2010 年 12 月 7 日 ，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2008 年 7 月 2 日 ，搜狐教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我们需要更多的熊丙奇》：熊丙奇先生跟我素不相识，但他的文章我早就读过。他是一个教育界圈里的人，也是用心来盯着自己的这个圈的人，这样的人，对于我们的有关部门来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令人愉快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命运，就是古希腊神话里那个报信的乌鸦，总之没有好果子吃就是啦。 以上内容约 3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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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2-13 07:31
《重庆时报》发表上海公民熊丙奇的这篇文章疑似拾人牙慧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百度百科》介绍，重庆时报社由重庆市总工会主管主办，投资体系为人民日报华闻控股华商报业。前身为《现代工人报》， 2004 年 8 月 25 日更名《重庆时报》，国内统一刊号 CN50-0012 。 《重庆时报》是一份综合类都市生活日报，奉行“奉献最有价值的新闻和信息” 的办报理念，以全心全意为市民服务为办报宗旨。 2015 年 2 月 13 日 ，《重庆时报》《南科大首届毕业生不能被淡忘》： 1 月 9 日 ，南方科技大学 ( 下简称南科大 ) 低调地为第一届教改实验班的学生举办了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校方没有通知媒体，还封锁了所有入口，任何人都要凭学生学号才可进入。据悉，南科大此次符合毕业条件的一共是 28 人，其中 15 名学生已经被牛津大学、耶鲁大学等世界名校录取。 ( 2 月 12 日 《钱江晚报》 ) 典礼本来是可以很“高调”的，因为这本可以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里程碑事件——首次由大学自主授予文凭，再由专业机构认证，由此启动我国学位授予体系的改革。但是，由于南科大从 2012 年之后，所有学生的招生都纳入计划录取，所有学生毕业时都将授予国家统一承认的文凭，因此，这批 2011 年入学的学生，也就变为硕果仅存的“自主授予学位”学生。学校选择低调为他们颁发学位，可谓用心良苦。如果很高调的为他们授予学位，社会舆论会可能再次聚焦“自授学位”的改革，并质疑这一改革的成果不错——学校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没有影响培养质量，反而提高了培养水平——为何却不再推进 ? 低调授予这批学生学位，也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现实的写照。教育改革的调子颇高，但在现实中却是“高开低走”。从一所以改革立校的大学，走到现在这样的办学局面，这是值得所有关注教育改革者深思的。首先，必须认真审视教育主管部门、地方政府推进教育改革的决心。众所周知，朱清时担任校长的五年间，改革受到现行教育管理体制的约束，可谓阻力重重，他所倡导的“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几近全告失败，而去行政化改革，也让公众感到很不乐观。如果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中，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还是“雷声大，雨点小”，那么，南科大将成为一所普通的体制内公办大学，不再因改革而受关注。其次，南科大是一所全新创建的大学，却缺全新的顶层设计。制定大学章程，是朱清时校长确定的任期使命之一，可遗憾的是，直到他卸任，南科大章程还没有制定。这也使得朱清时的离任，增加了南科大未来的不确定性。南科大曾被称为教改试验田，那么，对于教改试验的阶段性结果，应该有客观、合理的评价。首届南科大毕业生不能被淡化处理，更不应该被淡忘。 ( 熊丙奇 教育学者 ) 读完以上文字，似曾相识。 2015 年 1 月 13 日 ，博客中国《熊丙奇的专栏》《南科大首届毕业生不能被淡忘》：这是一场戒备森严又简单低调的毕业典礼，学校封锁了所有入口，任何人都要凭借学生学号才可进入。 1 月 9 日 ，南方科技大学举行 2015 届本科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首届教改实验班部分学生被授予南科大自授的学士学位。有老师透露，教改班 41 名学生中，除了两名修够学分提前毕业外，还有五名学生延迟毕业，剩下所有学生都在申请去国外名校读研。记者了解到，朱清时并未出现在毕业典礼仪式中，而新校长尚未到位。这也使得毕业典礼的环节颇为简单。 ( 羊城晚报 1 月 11 日 )4 年前南科大推出“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改革时，引起全国舆论轰动，记得当时，有不少企业家在微博上宣布，当南科大首届毕业生毕业时，自己将带队到南科大进行招聘，以此表示力挺南科大的改革。 4 年前的情景犹在眼前，而这届学生转眼毕业，引起的关注却不多，估计当初想到南科大招聘的企业家已经把这一茬给忘记了。当然，有关部门和学校可能也不希望他们的毕业再次引起关注。这场毕业典礼，本来是可以很“高调”的，因为这本可以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里程碑事件——首次由大学自主授予文凭，再由专业机构认证，由此启动我国学位授予体系的改革。但是，由于南科大从 2012 年之后，所有学生的招生都纳入计划录取，所有学生毕业时都将授予国家统一承认的文凭，因此，这批 2011 年入学的学生，也就变为硕果仅存的“自主授予学位”学生。学校选择低调为他们颁发学位，可谓用心良苦。如果很高调的为他们授予学位，有关部门可能会担心社会舆论会再次聚焦“自授学位”的改革，并质疑这一改革的成果不错——学校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没有影响培养质量，反而提高了培养水平——为何却不再推进？低调授予这批学生学位，也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现实的写照。教育改革的调子颇高，但在现实中却是“高开低走”。可以预测，来年南科大为 2012 届毕业生授予国家统一承认的文凭，就可能比这一届高调得多。因为融入传统体制的南科大，不会再面对改革的争议，同时也可借毕业典礼，来展示其作为一所新建大学，按照传统体制内高校的评价标准，所获得的办学成绩。从一所以改革立校的大学，走到现在这样的办学局面，这是值得所有关注教育改革者深思的。首先，必须认真审视教育主管部门、地方政府推进教育改革的决心。众所周知，朱清时担任校长的五年间，改革受到现行教育管理体制的约束，可谓阻力重重，他所倡导的“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几近全告失败，而去行政化改革，也因深圳组织部门为南科大招聘局级副校长，以及原深圳公安局长担任南科大党委书记，而让公众感到很不乐观。如果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中，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还是“雷声大，雨点小”，那么，南科大将成为一所普通的体制内公办大学，不再因改革而受关注。其次，南科大是一所全新创建的大学，却缺全新的顶层设计。制定大学章程，是朱清时校长确定的任期使命之一，可遗憾的是，直到他卸任，南科大章程还没有制定。这也使得朱清时的离任，增加了南科大未来的不确定性。而且，南科大也和其他传统大学一样，出现了老校长离任，新校长却迟迟未确定的“校长空挡”，这在实行全新办学制度，推进校长公选的大学中，是不太可能会发生的。大学章程对于一所学校的重要价值是，犹如宪法之于一个国家，一部好的大学章程可以清晰明确政府、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权责，且对政府、学校都有效力，一所大学如果有大学章程，就会按章程而不是按行政指令办学，大学也不会因校长人选的变化，而出现大的变化。南科大曾被称为教改试验田，那么，对于教改试验的阶段性结果，应该有客观、合理的评价。首届南科大毕业生不能被淡化处理，更不应该被淡忘。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重庆时报》发表上海公民熊丙奇的这篇文章属于拾人牙慧。 2015 年 1 月 13 日 ，博客中国《熊丙奇的专栏》《南科大首届毕业生不能被淡忘》； 2015 年 2 月 13 日 ，《重庆时报》《南科大首届毕业生不能被淡忘》； 时间相差一个月，内容几乎全盘照搬。这也算新闻？这确实是新闻。《重庆时报》自创的新闻，标题是： 《重庆时报》发表上海公民熊丙奇的这篇文章疑似拾人牙慧。 建议 《重庆时报》不要给读者吃残汤剩饭。不要把读者当作精神乞丐。 2010 年 6 月 11 日 ，《南方都市报》《熊丙奇专栏 : 舆论盲目鼓吹，乃因教育常识匮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在笔者看来，除了“盲目性”之外，主要原因是缺乏基本的教育常识。对于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和现代大学制度，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媒体记者，就是很多教育界人士，也不了解。所以，对一些教育管理的做法和“改革”措施，极有可能出现错误的解读。 以上内容约 3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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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2-13 04:56
如果有媒体称上海公民熊丙奇为“教授”涉嫌欺诈和误导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百度百科》解释，教授，多指在大学或社区学院中执教的资深教师与研究员，但教授与研究员是有区别的。教授有教课的任务，而研究员则没有。教授为大学教师职称的最高级别。 《百度百科》解释，编审，职务名称，出版专业职务人员的高级职称，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业最高职称。同教师行业有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一样，出版业有助理编辑，编辑，副编审，编审的等级。 虽然教授与编审属于不同序列，但是，在普通高校统计报表时都按正高级填报。这容易使一部分人认为编审和教授一样。甚至有人误以为编审就是教授。或许有人认为编审比教授还“厉害”。 2006 年 8 月 14 日 ，《南方人物周刊》《上海交大教授熊丙奇：教育是一边缺钱一边乱用》：熊丙奇，上海交大教授，这位年轻的业余的教育研究者正在云南出差，他在一个公用电话旁，接受了本刊采访。熊丙奇， 1972 年 7 月生。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管理学博士。上海交大校报主编。 2004 年 6 月出版《大学有问题》一书， 2006 年 1 月又推出《体制迷墙》，谈的是大学为什么有问题。 2009 年 7 月 14 日 ，《科学时报》《熊丙奇：大师的成长需要正常的精英观念》：这是一个“大师”遍地，也是大师稀缺的时代。说“大师”遍地，是指现在有的媒体动不动就封谁为大师，而被封之人，也泰然受之，… 2012 年 11 月 19 日 ，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 要出大师，就不要客气 》：客客气气是出不了大师的，所谓的“大师”，都是“自封”或者“吹捧”出来的。 2006 年，熊丙奇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上海交通大学新闻办公室主任，职称为编审，不是教授。熊丙奇感到有必要对媒体澄清事实。以免混淆视听。以免误导公众。 熊丙奇先后两次通过博客严正声明：“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 2006 年 10 月 20 日 ，网易“熊丙奇的博客”《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记得钱钟书先生说过，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可眼下的现实是，每个“母鸡”下蛋时，就要表明自己的“身份”。似乎身份越高，下的蛋就会“更鲜美”，就会“更有营养”——道理很简单，同一句话，一个平民老百姓说，和一位北京大学的专家说，肯定是不一样的效果。 2004 年后，因为出版的《大学有问题》，在各类媒体上，我的姓名前，多了几个字符，或“高等教育问题研究专家”，或“青年教育学者”——这并非我本意，我想单独以我的姓名出现，不涉及工作的单位与部门，如果一定要有一个定语，可以是“《大学有问题》作者”，但有的媒体说，这有为你推销图书的“嫌疑”，总要有表明你身份的，就这吧？否则怎么具有权威性呢？当然，也有媒体接受我的建议的，于是有了“《大学有问题》作者熊丙奇”这个“广告嫌疑”很重的称呼，这个称呼，也引来各种我的身份版本：中山大学教授、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等等。 2005 年后，我的姓名后，又多了两个字：“教授”。因为这一年我评为“正高”职称。说实在的，我所在的职称系列，为编辑出版——从留在学校工作起，就一直在从事新闻宣传和报纸工作——我的职称，准确的说，是“编审”。更准确的是，我连大学教师也不是，因为我工作在机关，从事管理工作，根本就不是“教师编制”。根据同行经验，编审后面有时是可以加一个括符，括符里是“教授”二字，以此告诉别人，编审就是正高，就“相当于”“教授”。前来采访的记者说，你这个职称，和你谈的教育话题，不太匹配哦，我们就用“教授”吧，反正你也是“正高”——在《大学有问题》一书之后，我说要成就“正高梦想”，体会“教授感觉”。显然，素有“教授情结”的我流之辈，也就默许了。这一默许，就让其广为流传 , 也似乎就把自己的“业余研究”变为“正规研究”了——我的本职依旧是新闻宣传和主编报纸，研究高等教育还是业余的事——有学术会议，寄来邀请函，也寄到了高等教育研究所。我是一个高等教育问题的业余研究者，谈不上专家，也不是教授——我一直认为，专家的话并不一定“到家”，教授的话大众不一定会接受。大家在乎的，是你说的话，是不是客观、真实——真实，在现今社会已经足够了。权威不靠头衔，不靠行政评审和命名表彰，权威的“秤”在老百姓心里。既然追求真实，就应该还原自己的“真实”。如果媒体再出现我的名字，建议有三种做法，一是沽名钓誉型——“编审，博士”，二是工作性质型——“高等教育问题业余研究者”，三是广告宣传型——“《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作者，出版各种书籍近。大家在乎的，是你说的话，是不是客观、真实——真实，在现今社会已经足够了。权威不靠头衔，不靠行政评审和命名表彰，权威的“秤”在老百姓心里。既然追求真实，就应该还原自己的“真实”。如果媒体再出现我的名字，建议有三种做法，一是沽名钓誉型——“编审，博士”，二是工作性质型——“高等教育问题业余研究者”，三是广告宣传型——“《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作者，出版各种书籍近 20 种 30 余版次”。中国教授已经很多，我不是，就不要“相当于”混进去。这也会坏了教授的名声。 20 种 30 余版次”。中国教授已经很多，我不是，就不要“相当于”混进去。这也会坏了教授的名声。 http://xbqblog.blog.163.com/blog/static/1302041492009914641306/ 2006 年 10 月 20 日 ，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记得钱钟书先生说过，假如你吃了个。大家在乎的，是你说的话，是不是客观、真实——真实，在现今社会已经足够了。权威不靠头衔，不靠行政评审和命名表彰，权威的“秤”在老百姓心里。 既然追求真实，就应该还原自己的“真实”。如果媒体再出现我的名字，建议有三种做法，一是沽名钓誉型——“编审，博士”，二是工作性质型——“高等教育问题业余研究者”，三是广告宣传型——“《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作者，出版各种书籍近 20 种 30 余版次”。中国教授已经很多，我不是，就不要“相当于”混进去。这也会坏了教授的名声。 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记得钱钟书先生说过，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可眼下的现实是，每个“母鸡”下蛋时，就要表明自己的“身份”。似乎身份越高，下的蛋就会“更鲜美”，就会“更有营养”——道理很简单，同一句话，一个平民老百姓说，和一位北京大学的专家说，肯定是不一样的效果。 2004 年后，因为出版的《大学有问题》，在各类媒体上，我的姓名前，多了几个字符，或“高等教育问题研究专家”，或“青年教育学者”——这并非我本意，我想单独以我的姓名出现，不涉及工作的单位与部门，如果一定要有一个定语，可以是“《大学有问题》作者”，但有的媒体说，这有为你推销图书的“嫌疑”，总要有表明你身份的，就这吧？否则怎么具有权威性呢？当然，也有媒体接受我的建议的，于是有了“《大学有问题》作者熊丙奇”这个“广告嫌疑”很重的称呼，这个称呼，也引来各种我的身份版本：中山大学教授、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等等。 2005 年后，我的姓名后，又多了两个字：“教授”。因为这一年我评为“正高”职称。说实在的，我所在的职称系列，为编辑出版——从留在学校工作起，就一直在从事新闻宣传和报纸工作——我的职称，准确的说，是“编审”。更准确的是，我连大学教师也不是，因为我工作在机关，从事管理工作，根本就不是“教师编制”。根据同行经验，编审后面有时是可以加一个括符，括符里是“教授”二字，以此告诉别人，编审就是正高，就“相当于”“教授”。前来采访的记者说，你这个职称，和你谈的教育话题，不太匹配哦，我们就用“教授”吧，反正你也是“正高”——在《大学有问题》一书之后，我说要成就“正高梦想”，体会“教授感觉”。显然，素有“教授情结”的我流之辈，也就默许了。这一默许，就让其广为流传 , 也似乎就把自己的“业余研究”变为“正规研究”了——我的本职依旧是新闻宣传和主编报纸，研究高等教育还是业余的事——有学术会议，寄来邀请函，也寄到了高等教育研究所。 我是一个高等教育问题的业余研究者，谈不上专家，也不是教授——我一直认为，专家的话并不一定“到家”，教授的话大众不一定会接受。我是一个高等教育问题的业余研究者，谈不上专家，也不是教授——我一直认为，专家的话并不一定“到家”，教授的话大众不一定会接受。大家在乎的，是你说的话，是不是客观、真实——真实，在现今社会已经足够了。权威不靠头衔，不靠行政评审和命名表彰，权威的“秤”在老百姓心里。 。大家在乎的，是你说的话，是不是客观、真实——真实，在现今社会已经足够了。权威不靠头衔，不靠行政评审和命名表彰，权威的“秤”在老百姓心里。 既然追求真实，就应该还原自己的“真实”。如果媒体再出现我的名字，建议有三种做法，一是沽名钓誉型——“编审，博士”，二是工作性质型——“高等教育问题业余研究者”，三是广告宣传型——“《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作者，出版各种书籍近 20 种 30 余版次”。中国教授已经很多，我不是，就不要“相当于”混进去。这也会坏了教授的名声。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cf4771010006qt.html 2013 年 1 月 20 日 ，《中国青年报》《熊丙奇 : 取消职称考试才能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熊丙奇说，企事业单位，尤其是事业单位的职称评聘，应该从“职称”回归“职务”，不应该再存在评职称一说，更不能把职称与工资、福利等挂钩。比如对作家来说，机构聘任其担任某一职务，就享有某一职务的待遇，如果不再聘任，就不再拥有这一职务和相应的待遇，这才是对人才的科学管理和评价。对大学教授也应如此，大学聘任某人担任教授岗位，其就是教授，不再聘任，就不再是教授。 2014 年，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发现，有的媒体罔顾事实，在报道中屡屡称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为教授。这使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不好意思。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认为有必要再次向公众澄清事实。 2014 年 12 月 26 日 ，熊丙奇新浪微博《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补记： 2006 年时，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贴在我的博客里。文章如下——记得钱钟书先生说过，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可眼下的现实是，每个“母鸡”下蛋时，就要表明自己的“身份”。似乎身份越高，下的蛋就会“更鲜美”，就会“更有营养”——道理很简单，同一句话，一个平民老百姓说，和一位北京大学的专家说，肯定是不一样的效果。 2004 年后，因为出版的《大学有问题》，在各类媒体上，我的姓名前，多了几个字符，或“高等教育问题研究专家”，或“青年教育学者”——这并非我本意，我想单独以我的姓名出现，不涉及工作的单位与部门，如果一定要有一个定语，可以是“《大学有问题》作者”，但有的媒体说，这有为你推销图书的“嫌疑”，总要有表明你身份的，就这吧？否则怎么具有权威性呢？当然，也有媒体接受我的建议的，于是有了“《大学有问题》作者熊丙奇”这个“广告嫌疑”很重的称呼，这个称呼，也引来各种我的身份版本：中山大学教授、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等等。 2005 年后，我的姓名后，又多了两个字：“教授”。因为这一年我评为“正高”职称。说实在的，我所在的职称系列，为编辑出版——从留在学校工作起，就一直在从事新闻宣传和报纸工作——我的职称，准确的说，是“编审”。更准确的是，我连大学教师也不是，因为我工作在机关，从事管理工作，根本就不是“教师编制”。根据同行经验，编审后面有时是可以加一个括符，括符里是“教授”二字，以此告诉别人，编审就是正高，就“相当于”“教授”。前来采访的记者说，你这个职称，和你谈的教育话题，不太匹配哦，我们就用“教授”吧，反正你也是“正高”——在《大学有问题》一书之后，我说要成就“正高梦想”，体会“教授感觉”。显然，素有“教授情结”的我流之辈，也就默许了。这一默许，就让其广为流传 , 也似乎就把自己的“业余研究”变为“正规研究”了——我的本职依旧是新闻宣传和主编报纸，研究高等教育还是业余的事——有学术会议，寄来邀请函，也寄到了高等教育研究所。我是一个高等教育问题的业余研究者，谈不上专家，也不是教授——我一直认为，专家的话并不一定“到家”，教授的话大众不一定会接受。大家在乎的，是你说的话，是不是客观、真实——真实，在现今社会已经足够了。权威不靠头衔，不靠行政评审和命名表彰，权威的“秤”在老百姓心里。既然追求真实，就应该还原自己的“真实”。如果媒体再出现我的名字，建议有三种做法，一是沽名钓誉型——“编审，博士”，二是工作性质型——“高等教育问题业余研究者”，三是广告宣传型——“《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作者，出版各种书籍近 20 种 30 余版次”。中国教授已经很多，我不是，就不要“相当于”混进去。这也会坏了教授的名声。这篇文章贴到博客后，有的媒体接受了我的建议，而有的媒体还继续以前的做法。当然，我的“身份”，也随着不断关注高等教育问题，有了不同的称谓，甚至有媒体称著名教育学者。这都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虚名，对问题的解读，并不会因身份而增加多少分量。 2007 年之后，我很少再用所在学校的身份发表文章、接受采访，并反复关照媒体。不是我不愿意，而是我被要求不要用学校身份撰文、发表意见，尤其是批评教育问题的意见。我理解学校承受压力的苦衷，再说，发表这些观念，本就是属于个人，与所在单位无关，因此，我也接受了学校的要求。可媒体发文总要作者提供一个机构，于是，我曾用“上海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之名发文，但又有媒体提出，这个身份好像与你发表的教育问题看法不符噢——真不明白，身份难道对发表意见很重要？后来，我终于找到志同道合者，被聘为非盈利性的教育公益机构——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副院长，兼职参与我感兴趣的教育问题研究，这个机构吸引全国诸多优秀的教育学者，共同关注中国的教育问题。当然，也有人质疑，作为公办大学的在职人员，参与民间机构的教育研究，这是不是不符合规定。而如你所知，参加教育公益机构展开研究，并没有任何教育利益，更重要的是，其开展的研究，也是为促进中国教育进步。——近年来， 21 世纪研究研究院后一直紧密参加国家教改的设计与推动，包括有的建议被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采纳。就这样，我在撰文、接受采访时，有了一个新的头衔：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这是过去 6 年多来，陪伴我最多的一个“头衔”。说实在的，这个头衔，只是为在当今的中国，发表文章、接受采访，有个“出处”，最重要的还是观点本身是否有价值。当然，我也乐意用这个头衔，因为让我不再受体制内身份的困扰，不必提什么编审、博士、教授之类，也保持发表意见的独立性。——意见是否有道理，由公众评判。再后来， 2009 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以及我不愿意放弃教育研究，我离开了学校原来的行政岗位，被转岗到校产企业，我不在乎这种安排，因为我已经没有在行政上发展的丝毫愿望，只要有一个地方给我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能安心研究教育问题就可以了。但新岗位身份，似乎更不适合发表分析教育问题的文章，我也只能继续延续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头衔”。而为了让自己有更充足的空间，我必须完成相应的项目指标，基本上靠自己养活自己。中国的教育问题非常深重，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我的“身份”或许就是问题之一。既然选择了前行，就没有什么可畏惧的。很多教育问题需要反复唠叨，于是几乎每天我都会早起撰写评论文章，每天都接受媒体采访。改革进展极为缓慢，像大学的问题，比 10 年前我写《大学有问题》一书时，没有多少减少，但不能放弃改革的努力。再旧事重提，且补记上最近几年自己的“身份变化”，还是希望还原自己的“真实”，媒体不要再称我是某大学的教授，我已经在这所学校的很边缘地带了，而且职称本来就不是教授；提某大学的编审也不必，因为我也已经离开以前的工作岗位，虽然还有这一职称；如果要用单位身份，就用“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研究人员”，连副院长也不必提——这不是什么官位，因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本就没有任何级别——如果不用单位身份，就用“教育研究者”或者“多年关注中国教育者”吧。最好，就用我单独的姓名，如同 10 年前，我希望的那样。不管是什么身份，哪怕没有任何身份，我对教育问题的关注不会改变。这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责任。 http://weibo.com/p/1001603792109227392935 http://xbqblog.blog.163.com/blog/static/1302041492009914641306/ http://xiongbingqi.blog.sohu.com/307313123.html 八年前文章《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补记 读完以上文字，读者可以看到，熊丙奇先后两次通过博客严正声明：“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 既然不是教师，似乎也就不宜称谓“教育学者”、“教育专家”、“教育问题专家”等等。以免被天下人耻笑。 2010 年 12 月 7 日 ，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希望全国各媒体注意，今后再报道，不要说熊丙奇教授了。好不好？拜托了。 如果有媒体称上海公民熊丙奇为“教授”涉嫌欺诈和误导。 以上内容约 6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以上内容约 3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发现新闻出版单位过度吹捧熊丙奇，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报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报电话： 010-65212870 、 010-65212787 国务院新闻办联系方式 总机：（ 8610 ） 86521199 记者联络室：（ 8610 ） 65592311 总值班室电话：（ 8610 ） 65592731 传真：（ 8610 ） 65592364/ （ 8610 ） 6559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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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作者熊丙奇系上海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若干篇文章
大庆商江 2015-1-29 03:56
作者熊丙奇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若干篇文章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打着 “ 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旗号在《第一财经日报》连篇累牍发表评论。美化西方教育制度，抨击中国教育制度，主张把中国教育制度全盘西化。举证如下：约 5 万字。有兴趣的可以继续搜索续补。 2010 年 2 月 4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教师绩效工资为何难落地？ 》：教育部人事司副司长吕玉刚日前表示，全国各省区市义务教育学校已经基本兑现了绩效工资中占 70% 的基础性绩效工资，占 30% 的奖励性绩效工资将在绩效考核后、春节前兑现。在 2008 年底下发的《关于义务教育学校实施绩效工资的指导意见》的基础上，吕玉刚补充说明，在同一县级行政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绩效工资水平要大体平衡；对农村学校特别是条件艰苦学校给予适当倾斜，争取做到同一区县同一职级的教师，农村工资高于城市。但教育部的要求，并没有完全能够落地。通过调研，教育部发现，绩效工资存在不同区县之间、同一城市市直与区属学校之间的水平差距较大等问题。这种局面令人无奈。如果教育主管部门，没有意识到实施义务教育绩效工资，要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那么，各地还是按照老办法，给好学校、城镇学校教师更高的工资，还可以理解。而现在教育主管部门，十分明确义务教育绩效工资应该有的“绩效观”，可各地学校之间绩效工资差距仍很大，更休想谈农村工资高于城市，就只能叹息“积重难返”了。如以往诸多好的设想，最终变为空想一样，新的“绩效观”难以落地，根源在于没有相应的机制。其一，缺乏经费省级统筹与直接拨付给学校的机制。国务院在部署义务教育绩效工资时，制订了“管理以县为主、经费省级统筹、中央适当支持”的原则，这一原则中，经费省级统筹是十分恰当的，但以县为主的管理，给地方政府按自己的“教育政绩观”重新配置资源提供了空间。从国家审计署对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情况的审计看，县级政府挪用、挤占、不按保障比例投入的情况十分严重，因而省级统筹的经费到了县里，能有怎样的结局，令人担忧。而假如县政府都依法把统筹经费用于教师工资，可在各学校之间分配资源时，很难避免出于当地办学政绩的考虑，把更多的经费投入到好学校。教育部调研得到的结果，在现实中几乎是必然的。改变这种情况，可结合省级统筹，建立将义务教育教师工资直接拨付给每所学校的经费保障机制，这防止地方政府的层层截留、挤占，也避免地方政府的教育锦标主义。这种经费保障机制，与保障各高校的经费一致，从技术操作上没有任何难题。在有的发达国家，如法国，甚至由中央财政统筹，将义务教育教师工资直接打进教师的账户。其二，中小学校内缺乏教师委员参与学校决策、监督的办学机制。在实施义务教育绩效工资中，教师的绩效评价，引发诸多矛盾，有的学校简单地以职称加工龄套绩效工资级别，有的则按行政职务论贡献。要让教师的“绩效”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必须发挥“同行评议”作用，中小学内应有教师委员会，对标准的制订、标准的执行、评价的周期进行审议、决策，对评价过程进行监督。其实，我国中小学内没有保障教师群体权益的教师委员会组织，已造成教师教育自主权的缺失，也使教师与学校的关系紧张，家校冲突增加。只有好的“设想”，只为大家描绘诱人的“愿景”，却没有可操作的办法、可保障的机制，近年来，很多教育问题的发展，都与此类似。这种发展教育的思路，应该调整。如果在今年即将展开的教改中，还利用这种思路，教育部高调宣布的“教育改革年”，很有可能又是虎头蛇尾。（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0 年 7 月 2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农民和农民工子女为何多读高职高专？ 》：教育数据公司麦可思的研究显示，农民与农民工、产业与服务业员工子女较多就读于高职高专院校，管理阶层子女较多就读“ 211 ”院校。 2009 届大学毕业生中，来自农民与农民工、产业与服务业员工家庭者，就读“ 211 ”院校的比例（分别为 38% 、 22% ）低于在生源中分布的比例（分别为 40% 、 25% ）。统计资料显示，在每年录取的所有大学新生中，农村户籍学生和城镇户籍学生大致持平，但是，在“一本”学校中，农村户籍学生最高比例不到 30% ，就连中国农业大学录取的农村学生也只有 30% ，其他的全国重点高校录取农村学生的比例只有 20% 左右。去年 1 月，新华社播发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在文章中，温总理特别谈到农村大学生减少的问题，他说：“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 80% ，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农村孩子上重点大学的减少呢？笔者以为，有如下一些原因：其一，农村的基础教育薄弱，农民与农民工的子女只能接受比城市家庭孩子更差的基础教育；其二，少数农民与农民工有条件将孩子送到城镇读书，但往往就读的是打工者子弟学校或城市中比较一般的公立院校；其三，农民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欠缺，我国的 2000 万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很难得到类似城市家庭一样的家庭教育；其四，应试教育体系之下，城市孩子有相当数量选择上培训班、兴趣班，假期则上夏令营、冬令营，而农民工与农民的孩子则往往望高昂的学费而兴叹；其五，近年来的高考试题，有浓重的“城市情结”，出题者大多偏爱城市生活，缺乏阅历和城市生活经历的农村孩子，在试卷面前或有些不平等；其六，从 2003 年开始的重点高校自主招生，由于采取“自主考试 + 面试”的方式，农民和农民工孩子难以支付赶考成本，同时在面试中沟通能力、表达能力明显不能与城市孩子相比，所以获得自主招生资格者有相当部分为城市生源。去年北京大学推出校长实名推荐制，试点的中学全是城市里的重点高中，虽然这些重点高中也有农村生源，但农村生源的比例不高。教育显示着社会公正。因此我国农村生源的高考劣势，既不利于教育公平，也不利于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严重制约了社会弱势阶层的上升空间。如何解决这一难题？有关人士提出的建议是，在高考升学中，对农村生源实行加分。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好办法，可是，在加分腐败丑闻频频爆发的社会环境中，恐怕这又会给有权有势者提供机会。在笔者看来，要扭转农村孩子在高考升学中的劣势，从长远看，需要推进基础教育的均衡，解决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求学的平等机会问题。而在当前，最有效的做法有两个：首先，应像限定重点大学在当地的招生比例（不超过 30% ）一样，限定重点大学招收的农村生源学生至少不得低于 30% 。这在发达国家的大学中，也是惯常的做法。其次，建立重点大学的“全国联考 + 自主招生”制度，全国各地的考生，不分户籍所在地，都可以报名参加全国重点大学的联考，自主招生高考分别设定对城镇学生和农村学生不同的评价体系，比如在提出统一的申请分数要求基础上，按地区的教育质量、考生的家庭出身，进行多元打分评价，对教育发达地区考生减分，对教育不发达地区考生加分。同时，在进行招生录取时，实行所有学生信息全公开。（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0 年 9 月 1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最好的网上课程与最无奈的学习选择 》：据国外媒体报道，比尔·盖茨近日在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论坛上表示，在不久的将来，年轻人将不必去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完全可以在网上自学。他说：“五年以后，你将可以在网上免费获取世界上最好的课程，而且这些课程比任何一个单独的大学提供的课程都要好。”单从网络课程评价，我认为，比尔·盖茨说的不错。麻省理工学院早就在网上开放了全部核心课程，我国国家精品课程也已上网，如果在未来五年，更多的世界一流大学开放课程，或者把所有顶尖大学的优质课程集中在网上开放，每一个受教育者确实可以在网上免费获得世界上最好的课程。但是，我不认为五年之后，在我国，会有多少年轻人选择不去大学接受高等教育，而在网上自学。因为“自学”，在我们这里，不是一个可以与“高水平”对接的学习方式，这是上不了大学之后，愿意继续求学的年轻人的无奈选择。更因为，就是读了这些课程，也难以获得学历证书，就是获得学历证书，也会被认为“很水”——这类证书，在考研时是通不过验证的，在求职时，是不被认可的。进而，你学到的世界一流课程知识，最多在自己创业中能发挥作用，就如盖茨先生那样。但有多少人能成为盖茨呢？没有学历证书的学习，通常被认为是无用的学习，哪怕学习过程很受用；反之，有学历证书的学习，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学习，哪怕你根本就不用学习。这就是目前我国的学校、教育、学历的简单关系。所以，这才有今日的“上大学有用，读书无用”，一个人读书再好，没上学校，就没有证据表明你读了书，似乎也就等于没读书。在网络课程的学习上，也有着这样的关系。把网络课程集中在一个平台上，得到行政许可，开办“网校”，学生参加招生考试，学完相关课程，可获得 “网校”学历，这类“网校”是有价值的，但价值要远次于“正规”学校。而那些不能颁发本科、大专学历的网络课程平台，哪怕课程再好，也乏人问津。我国流行留学热，海外名校更是学生们追逐的对象，然而，与“有形”的“留学热”对比，“无形”的留学却波澜不惊——国外一流大学的课程，在自己的宿舍里，就可点击免费获取，但没人对此感兴趣。道理很简单：我修读了这些课程，就算拿到课程的学分，我又不可能获得麻省的学位，谁会认同呢？还有很多学生对自己所在大学的课程不满意，认为老师很差，可是，同样在自己的宿舍里，注册、登录国家精品课程平台，就可以获得同一课程国内目前最高水平的课程——对精品课程的质疑是另一回事——但有多少学生，是这一平台的常客呢？现实是：无论是学校架设的开放课程平台还是国家教育部门推出的这一平台，利用率都不高，除非有校际学分互认，否则这门课的点击率是很对不起精品课程的名头的。开放的网络课程的诸多好处，包括提供多元的学习选择、便捷的学习方式、辐射优质教育资源、缩小教育差距，等等，不用赘述。然而利用免费的网络课程资源，却需要教育观念与人才观念的全新构建。比尔·盖茨在展望网络课程的前景时，也表示，“不论是在麻省理工学院学到的知识还是在网络课程中学到的知识，都应该被人认可”，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即便在美国，网络自学也存在着不被社会认可，或者认同度低于学校教育的问题。在我们这个学历至上的社会中，无疑需要更深入的观念转变。 (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1 年 1 月 4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怎样才能制订好大学章程 》：据媒体报道，近日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表示，该校在起草《复旦大学章程》，其中会划分和限定各种权力，包括校长的权力。杨玉良感慨，校长的权力不能无边。他表示，复旦已做出规定并付诸行动，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退出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复旦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形成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有效隔离。而且，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工作不是空架子，学校为此设计了专门的会议制度和“召见—问责”制度。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可以就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单独召开会议，形成独立决议。杨校长的这番言论，成为岁末年初很“给力”的教育改革新闻。作为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确定的 26 所进行“推动建立健全大学章程，完善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改革试点学校之一，复旦的改革举动，或意味着我国大学办学将告别长期以来没有大学章程的困境，真正依法治“教”。我国 1999 年 1 月 1 日 实施的《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设立大学须有大学章程，可至今为止，我国诸多高校并无章程。正如杨校长所言，划分和限定各种权力，包括校长的权力，是制定《大学章程》十分重要的内容。可问题随之而来，谁来界定权力、责任？建立何种机制落实这种权责界定？谁来监督落实《大学章程》？如果这些问题不厘清、解决，“校长的权力不能无边”、“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工作不是空架子”之类的表态，就很可能还是停留在口头上。从复旦校长所讲述的部分章程内容看，笔者以为情形并不乐观。比如，“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退出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复旦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改革措施，吉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近年来已经这么做过。这些大学都称，这是实行行政权和学术权的分离，然而，那是似是而非的。不妨来看看何为真正的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以耶鲁大学为例。耶鲁大学的传统之一是教授治校，经耶鲁董事会的认可，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院长、教授会和永久性工作人员委员会或其他治理机构。耶鲁学院和文理研究生院的全体教师构成了文理科教授会，并由文理科教授会执行委员会领导，后者由校长、教务长、耶鲁学院院长、研究生院院长组成。很显然，在学校的学术治理框架中，校长、教务长、研究生院院长等行政人员是在教授会里，且是“执委”。而校长在学校里能做什么呢？耶鲁大学现任校长雷文上任之后，就再也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博士生，没有挂名领衔做过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只出过一本专著——《大学工作》，还不是学术著作。他在《大学工作》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对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来说，压倒一切的目标是：吸引和培养第一流的师生。在他看来，大学校长是一个需要全神贯注、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去做的事业，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再去旁顾其他的事情。简单而言，真正的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不在于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而在于学者担任校长之后就做职业化校长，不再从事学术研究。这种情况下，校长也就不能再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谋求学术利益。这其实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通行规则，所谓利益回避。在这种情况下，校长参与学术机构是作为行政负责人，为学术决策、为教授服务。不约束校长的这一权力，只是从形式上退出，我们已知的结果是，那只是学术委员会从过去的摆设，到进一步成为摆设而已，因为大家都知道，权力还是在大学行政领导那里。大学领导们可以用行政权博得国家教学名师、首席科学家、院士头衔等教育荣誉和学术荣誉。复旦还设计了专门的会议制度和“召见 - 问责”制度，这看上去也赋予了学术委员会独立运作的权力，把学术委员会作为学校最高学术机构。可是，大学校长会在乎学术委员会的问责吗？学术委员会又敢对校长进行问责吗？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的大学校长是上级任命的，而非公开选拔产生的，这造成大学办学对上负责，而不对师生负责；我国大学内部的院长、系主任，也多是由学校组织部门考察任命的，而非教授们选举产生的，包括学术委员会的成员，也多为“当然成员”——即因为担任学院院长，就列为委员，而非选举成为委员。依照这种任命关系，院长们、教授们都是校长的下级，下级如何对上级问责？而大学校长也是上级部门的下级，又如何独立自主？笔者以为，要制订管用的大学章程，首先，必须调整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包括调整拨款制度、改革大学校长选拔机制、建立大学理事会治理结构，这三方面问题不解决，大学的财政独立性、大学的办学自主性、大学校长究竟是官员还是教育家，就难以明晰。在大学内部建立分权治理模式，基本上就是幻想。其次，必须在校内推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这包括实行校长职业化，要求校长与行政官员不得再从事学术事务；建立终身教授制度，保障教授的学术自治空间，防止行政人员以考核、聘用等名义干涉教授学术自由；建立学术共同体，教授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负责教师聘用、考核、评价、申诉等事宜，学校行政只是执行决策的机构。如是，才能把政府的财权、人事权转到大学，也才能把掌握在大学行政领导手中的教育事务、学术事务决策权转到教授手中。从而真正做到举办权、办学权、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受教育权明晰。要制订这样的大学章程，仅靠大学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的。而必须通过立法程序。对此，南方科大的做法值得 26 所试点改革的大学借鉴，这就是应将通过学校讨论、审议的章程，提交学校举办者所在同级人大常委会 ( 南科大对应的是深圳市人大常委会 ) 讨论、审议，这样通过、颁发的章程，使之成为法律。其决定的政府拨款方式、大学校长选拔机制、政府部门参与学校管理的模式、大学校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责，是必须依法执行的法律文本，不因政府换届、学校领导更替而变，社会司法机构、所有政府部门都得执行。 我们当然期待像复旦大学这样的国家重点大学，能通过大学章程的制定，开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也正是由于如此，对于大学章程的制订，必须强调决策的科学与民主，不能基于一些似是而非的理念 ( 实质是行政权换汤不换药的做法 ) 设计大学内部的分权模式，也不能违背基本的决策程序，把本该立法的章程草率地变为大学内部规章。 (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1 年 1 月 21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解决异地高考，还需改革思路 》：实行异地高考的关键，其实在于推进高考社会化，这就是打破集中录取制度，实行高校基于统一测试的自主招生。据媒体报道，教育部部长袁贵仁 3 月 3 日 表示，异地高考改革方案将很快出台，现在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教育部酝酿中的异地高考改革方案与山东出台的政策“思路上一致”。谈及方案公布时间表时，袁贵仁表示：用不了十个月。相对于此前教育部针对异地高考的多次表态来说，这一次表态，有明显的“进步”，就是指出了异地高考文件出台的时间表。可是，大家并不能高兴得太早，文件出台的时间表，并不是执行的时间表，而且，从袁部长的表态看，教育部文件可能只是一个总的指导思想，具体方案还得各省市自己出，如果各省市迟迟不出台自己的方案，那么解决异地高考就可能十分漫长。就异地高考涉及的复杂利益关系来看，解决异地高考问题，是不宜于由各省市自己出台方案的。不管是高考指标的划拨，还是户籍的开放，都牵涉到政府、高校、省市的沟通和各地的利益平等。有舆论对袁部长称异地高考改革方案与山东出台的政策“思路上一致”，感到很兴奋，认为各地都可能逐渐采取取消户籍的思路来推进异地高考，可在笔者看来，如果推进异地高考就采取这一思路，并等待各省市出方案，推进的速度将相当缓慢。山东能制订取消户籍限制的方案，具有很强的特殊性——本身是高考大省，高考竞争十分激烈，山东本省的考生都恨不得外出高考；同时，异地高考矛盾最突出的地区，基本上有着两大共同点，一是人口流入密集，进城务工人员多，像北京、上海；二是高考指标多，升学率高，像北京和上海，高考一本率达到 27% 左右，而在全国范围内，平均只有 10% 左右，有的地方只有 4% 、 5% 。在这些地区，解决异地高考，如果没有国家层面的部署、要求，而仅靠地方放开户籍限制，难度将很大。众所周知，当地政府和户籍拥有者都担心放开之后，引发人口大量涌入、“高考移民”。而近年来，一些地区打击“高考移民”，采取的办法就是户籍加学籍的双证报考要求，也就是说，高考报名限制不是放宽，而是变得更为严格了。按照放宽户籍限制的思路，推进异地高考，其中，最有可能的措施就是在目前的“户籍 + 学籍”要求基础上，放宽为居住证要求，就像上海，目前允许 10 类非户籍考生报考，这一放宽相对于按户籍报考来说，确有进步，可这取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如果办理居住证比较困难，那么按居住证报考，受惠人数将很有限，更多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由于只有暂住证，无法办到居住证，其子女还是面临回户籍所在地报考的问题，而这个群体，是进城务工人员中最为庞大的群体。通过取消户籍限制来实行异地高考的思路，本身就是存在问题的。实行异地高考的关键，其实在于推进高考社会化，这就是打破集中录取制度，实行高校基于统一测试的自主招生，当集中录取制度不存在，高考按户籍报名也就失去生存的土壤了。而对于打破集中录取制度，放权给高考实行自主招生，主动权完全在教育部手中，可从国家层面启动改革。其实，按照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高考改革思路，只要坚持推进招考分离，构建“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的考试、招生新格局，异地高考并不难实现。就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教育部只需再进一步，就可启动全国范围内的异地高考。其一，对 80 所自主招生高校的自主招生程序进行调整，只需取消获得自主招生资格的学生还必须参加统一高考、集中录取的规定，就可实现异地高考。目前的三大联考，就是全国统一试卷，各地考生自主报名参加，如果考生以联考成绩申请高校，高校独立进行录取，录取之后就不再参加统一高考、集中录取，这不就实现了异地高考吗？其二，高职高专院校的招生，已启动注册入学、申请入学的改革，对此，完全可以放宽户籍限制，允许考生不分户籍自主提出申请。鉴于高职高专现在面临严重的生源危机，而高职高专的整体录取比例占高考录取总数的一半，因此，这不仅给高职高专一条生路，也很大程度解决了异地高考问题。上述两方面如果共同推进，解决异地高考也就步入正途，既推进高考改革，又扩大高考公平。至于地方本科院校，由于其为地方出资建设，根据为地方服务的原则，倒是可以实行按户籍或居住证招生，在美国，州立大学把更多招生名额投放到本州，就是这个道理。 (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1 年 1 月 21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熊丙奇：干部落实就业“实任务” 越位和失职 》：据媒体报道， 14 日山东潍坊市毕业生就业工作座谈会上透露，市人事局给全体干部下了“死任务”，每名干部至少要为 3 个毕业生落实就业岗位。潍坊市人事局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逄峰说，给干部下达这样的任务是头一次，为了完成任务，干部们需要到企业、到社会上去找门路、想办法。为了保证落实这项任务，还采取旬报制度，定时上报落实就业的情况。这似乎是一幅十分令人感动的场面：干部们冒着酷暑、顶着风雨，带着学生的材料，奔走于社区、街道、企业间，积极向他们推荐学生。但我却无法被这样的场景感动。就如今年年初，我看到不少大学，也给导师下“死任务”，力保学生就业——清华大学有三个学院试点推出新政策，把研究生的就业去向作为考核导师的重要指标，如果学生就业情况不乐观，将直接影响到导师的职称评定，同时还会减少相应导师在新一年的招生指标；还有今年 3 月，中国地质大学 ( 武汉 ) 经济管理学院为了促进研究生就业，也出台新政，若导师指导的毕业生当年不能就业，则减少其下一年的招生名额。笔者以为，对于政府来说，关心大学生就业是题中应有之义。可是，要求机关干部赤膊上阵，直接给大学生找工作，却是严重越位。其弊端可谓重重：其一，破坏公平竞争环境。干部为何只帮大学生就业，而不帮高中生、民工就业呢？其二，此举破坏了企业的正常人力资源需求，官员通过自己的人脉出面，难免给企业形成不必要的压力，尤其是民营企业，怕得罪领导，很有可能硬着头皮要下学生；其三，这种做法缺乏可持续性。除了企业的可持续性、大学生本人的职业生涯发展的可持续外，大学生就业也需从长计议。对于教师来说，按照学校的要求完成培养任务，是教师的本职。可是，把招生、培养与就业紧密挂钩，却可能彻底丢了教育。首先，有广泛人脉、活动能力强的教师，肯定比那些一心做学问的教师，更能帮学生找到门路就业，这是否会片面鼓励教师追求社会活动而忽视教学研究？其二，招聘企业老板、高官做学生，然后利用他们的能量，帮助师弟师妹解决就业工作，可能成为导师们的如意算盘，这种情况下，招生不会讲质量，而成为权势、关系网的比拼；其三，导师可能不重视对学生进行所谓通识教育，培养研究能力，而会在研究生第一学期就发动学生去实习、打工，积累社会实践经验，一心想着为将来就业打好基础。而冷静分析当下大学生的就业难，一系列的越位与失职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就越位而言，政府为每所学校确定招生规模，这是越位，使得各校的办学条件无法满足人才培养质量的需要；政府统计并公布每所学校的毕业就业率，也是越位，使得所有学校围着就业率数据办学；学校包办本属于导师的招生自主权，为研究生布置公共课程学习，是越位。而就失职而言，政府没有根据高等教育的发展，调整产业结构，以扩大对大学生的有效需求；没有带头营造公平就业的环境，自己招聘人才也提出不合理的高学历要求；没有为贫困大学生提供合理的助学贷款制度，让每个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为上学承担过重的负担；学校没有探索合理的人才培养模式，没有保证学生的培养质量，重视科研，不重视教学，专业设置不合理，教育内容陈旧等。笔者以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难，在于政府和学校不越位，而各司其职。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却揽下来，看似矛盾，其实一体：就如足球运动场上，一个运动员失职丢了球，本队形势危急，为尽快扭转局面，他忘记了传球配合，拿球之后就往前冲，突然哨响，他越位了，无功而返。大学生就业难的处境，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突破困境，需要政府和学校回到自己的本位上，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1 年 2 月 9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教育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 》：据《广州日报》 2 月 6 日 报道，美国得克萨斯州一名中学生在课堂上对老师出言不逊，付出了 637 美元的代价。这是一件很值得玩味的事情。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去年 10 月 6 日一名学生在课堂上对教师莱娜使用不敬语言。于是学生被带至校长办公室，校方向她开具了 340 美元罚单；学生不服，辩称自己无罪；后来告上法庭，法院裁定其需缴纳罚金，总共合计 637 美元。该学生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没那么多钱。”为此，她现在在餐馆打工挣钱“还债”。课堂上的几句不敬语，就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可能出乎大家的想象。这么严格的规定，究竟对不对呢？换在我们这里，笔者推断，舆论可能会对学校的做法口诛笔伐，家长也会去找学校理论——这么点小事，就“上纲上线”，罚这么多钱，学校是不是想钱想疯了，难道没有比罚款更好的教育方式吗？而大致结果会是，学校取消对学生的罚款。接着，下一次，学生在课堂上会更大胆地对教师表示不敬……这其实就是眼下我国一些中小学的情况，学生们在课堂上“无法无天”，而老师也睁只眼闭只眼。笔者以为，美国学校的严厉程度大可商榷，但其制定规定以及执行规则的严肃，却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其一，学校的校规，通常是由社区教育委员会、家长委员会共同制定的，因此，无论怎样严格，各方都知情、参与并接受；其二，规定既已制定，就必须执行，校方根据事实，严肃地按规定对学生作出处理；其三，学生不服，可提出申诉，有关部门将根据申诉进行调查、处理；其四，学生本人承担罚款，要用自己的劳动“还债”，而不是由其家长代其交罚款。我国学校的校规制定与校规执行，却有很大不同。首先，在校规制定中，社区、家长基本不知情、不参与，这就使校规本身的合法性、合理性受到质疑，也不具备严格执行的基础；其次，在校规执行过程中，没有严密的调查、初步处理、当事人申诉、再调查、听证、处理等程序，且时常受行政干预，影响其公正性；其三，对当事学生的处罚，往往转嫁到家长身上，如果是批评，学校往往把家长叫到学校进行“教育”；如果是罚款，则由家长为学生的罚款埋单。这样的校规制定和校规执行，要么使校规成为社会、学生嘲弄的对象，诸如近年来一些中小学推出的“雷人”校规；要么使校规成为“一纸空文”；再就是，如果学校、老师严格执行规定，就将引来家长不满、学生不满等麻烦。于是，校规的价值和意义，全部被消解，学校的管理，则寄望于教师和学生的自觉。让受教育者形成规则意识，这是所有教育的基点，因为没有基本的规则意识，受教育者就无法成为合格的社会公民，他们离开学校走向社会，就会导致社会管理的失序，“明规则”失效、“潜规则”盛行。制定科学、合理的规则，并对规则严肃执行，对学生来说，就是最好的规则意识教育。我国的学校管理，对此不能等闲视之。要培养合格的公民，必须从完善学校的规定、严格执行学校的规定做起。（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1 年 2 月 23 日 ，《第一财经日报》（熊丙奇）《 应对“用工荒”，应转变传统职教发展模式 》：据《新京报》报道，中华全国总工会 20 日发布的一份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时间较长，专业技能较欠缺。其中，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比例为 67.2% ，比传统农民工高 18.2 个百分点。拥有中专（中技、职高）、大专（或高职）、大学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经历的比重分别是过去农民工的 1.6 倍、 2 倍与 2.3 倍。针对这一调查结果，加之此前出现的“用工荒”，重视职业教育的建议再一次被提出。具体思路是，扩大职业教育规模，改革职业教育模式，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然而，在笔者看来，受教育者年限提高，且有相当数量来自中职、高职，但专业技能欠缺，这需要对传统的发展职业教育的模式进行反思。发展职业教育没有错，可是，不能采取单列、将其与其他教育划分出来的方式，而应采取融入、与其他教育并行的方式。换言之，不是单纯扩大职业教育规模，而应在基础教育中，将其作为学生必修内容，以及在高等教育中，可以与普通教育进行学分互认的课程。尤其是在基础教育阶段，需要打破当下的升学教育模式，重视学生技能培养。客观上说，近年来，我国政府对发展职业教育十分重视。 2010 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达到 800 万人，与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大体相当；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占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一半以上。“十一五”期间，为社会输送 2500 多万名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 1100 多万名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然而，与职业教育规模大发展相伴的，仍是“用工荒”，是培养的技术人才数量还不多吗？还需进一步扩大规模吗？并非如此。在招工难的同时，存在大量就业难，究其原因，是有不少寻找工作者，无法达到用人单位的用工要求。前述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在农民工群体中，大专和本科学历者增加很快，而且他们中接受高中教育（中职教育）的比例大幅增加，可还是存在技能缺乏的问题。是什么导致这样的问题？笔者以为原因如下：其一，我国义务教育采取升学教育模式，大多服务于中考，在所有的教育教学内容中，与中考相关的科目是主科，而与中考无关的科目则是副科。在长达 9 年的时间中，学生根本没有多少生活教育、技能教育的经历；其二，在我国高中阶段，采取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分流”，表面上看，这可以加快职业教育发展，但却把职业教育变为低人一等的教育，不能进普通高中的，才选择职业高中；其三，由于教师和学生对职业教育的认同度差，加上监管缺位，一些地区的职业教育出现空心化的问题，貌似培养了很多职业技术人才，但专业技能匮乏。这些问题的综合作用，结果就是：没有考上大学的普通高中学生，毫无专业技能；进入职业教育的学生，对人生充满迷茫。将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的一个层次来发展，将很难摆脱职业教育地位低、人才培养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而如果在基础教育时就将职业教育作为平行的教育内容，与学科知识教育相融合、交叉，则能使每个受教育者的知识、能力与素质协调发展。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在美国，不少在社区学院接受教育 ( 很多为职业教育 ) 的学生，可以继续申请进入其他大学求学，在名牌大学求学的学生，也可申请转学到社区学院。在英国， 1986 年建立了国家职业资格制度，职业资格证书可以和普通教育的文凭、证书相对应，同时，职业资格证书可与普通教育高级证书一样，成为进入大学的资格证书。这种国家职业资格制度的实施，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英国职业教育的发展。（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1 年 4 月 12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教育的个体与模式 》：近日有两个惨剧让我们动容。一个发生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顾女士去接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儿子，在机场母子二人因学费问题发生争执，儿子竟从托运行李中拔出水果刀，向其母连刺 9 刀，导致顾女士当场倒地昏迷。另外一个则是澳大利亚华裔妇女田梅在其家中被杀，警方怀疑作案人是她的儿子李伟，但李伟已搭上了去新加坡的飞机，音讯全无。目前，涉嫌弑母的李伟遭到全球追捕。在药家鑫案开庭的当口，同样是音乐高材生、以几乎满分的成绩毕业于当地一所知名私立学校的李伟这样的行为，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在所有议论声中，我注意到两种观念，一是李伟虽是华裔，但在西方教育环境中长大，这表明在西方教育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也是有人格缺陷和心理问题的，我们大可不必羡慕西方教育模式；二是这又给华裔丢了脸，也给此前的“虎妈”教育模式一记响亮的耳光。李伟的行为，怎么就和西方教育模式联系起来了呢？在笔者看来，导致他做出极端行为的根源，根据媒体报道，极有可能是母亲对其要求太高，他不堪重负而产生严重的心理扭曲。如果要深入分析，应就事论事观察其成长经历、家庭教育等各种原因，从中吸取教训。这起事件无疑暴露出其家庭教育的严重问题，说明家庭教育如果只关心孩子的知识教育、技能教育，只追求功利的教育结果，一味要求孩子“杰出”、“优秀”，而忽视孩子健康的人格、心理培养。但是，笔者反对把个案贴上华裔的标签。这种把个体行为——不论好的，还是坏的——不分青红皂白就与集体“模式”、集体“形象”联系起来，在国内很常见。这种分析问题的思路，把个体淹没在群体语境中，甚至把问题的讨论导向“口水战”，恰恰贻误了问题本身的真正解决。前不久，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节目上，拥有哈佛学历背景的美籍华人安田搞怪不断，个性出场且大跳雷人舞蹈。而且，当心动女生就站在面前时，他却出人意料地选择放弃。对此，舆论议论纷纷，说这名“哈佛”男孩如何如何。安田就是安田，他不能“代表”哈佛，他只是哈佛成千上万学生中的一员，这样的学生出现在哈佛一点不奇怪。因为一所大学，不就应该由各种个性、特色的学生组成吗？如果觉得他“怪”，那是因为国内千校一面、千人一面，所有学生都按一个模式成长，没有了个体，只有“群像”，稍有不符合大家的“想象”，就成为另类，这才是教育的问题所在。在笔者看来，不关注孩子个体的内心需求，家长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孩子，希望其为家庭增光，做“人上人”；不分析受教育者的个性，学校把单一的成才模式、目标强加给受教育者，希望他们能成为这一模式中的“成功者”，其结果是，当孩子觉得做“人上人”太累，争取成为“成功者”的路太漫长，或者发现自己其实只能做“人下人”、“失败者”时，就会产生与父母、学校的严重冲突，乃至做出极端、过激的行为。其实，教育不应该存在“模式”，必须“以学生为本”，因材施教。有人担心“个性教育”不利于学生全面发展，也可能导致学生太“个性”而个人主义。这是对个性教育的误读，良好的个性教育不仅有利于学生发展自己的个性与特长，有利身心健康，更重要的是，会让每个个体对自己有责任感，进而对家庭、学校和社会也产生责任意识。眼下我国的教育，有多少孩子认为读书学习是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为了完成家长、学校的任务呢？对这样的教育进行评价，显然不能简单地用“模式”硬套，而要关注其具体的教育教学活动，是否结合学生的个性、特点，采取适合孩子的办法。此前，华裔“虎妈”广受舆论关注，笔者认为，这位华裔母亲的教育办法是富有她自身特点的方法，其教育方式可能适合她自己的孩子，但却不一定适合其他孩子，不能简单效仿。相对来说，欧美国家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更注重孩子的个性和兴趣发展，而我国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则普遍对学生的个性、兴趣关注不够。这是我们必须认清的现实。但毋庸置疑，就是在欧美那样的教育模式下，照样有学生存在严重的人格缺陷和心理问题。因此这样的悲剧更提醒了我们每个家庭、学校进行反思，对于每个孩子、每个学生，我们究竟了解多少，是否真正关心到他们的个性和兴趣，是否采取了正确的引导方法，这才是负责的态度。（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1 年 7 月 22 日 ，《第一财经日报》（熊丙奇）《 熊丙奇：逃回北上广凸显基层就业难题 》：　最近，年轻人“逃回北上广” ( 指北京、上海、广州 ) 的现象，引起社会关注。从当初的“逃离”，到现在的“逃回”，“北上广”还是“北上广”，并没什么改变，但年轻人却发生了变化，就是终于认识到：在“北上广”再艰难，也比其他二三线城市好。其实，这种“逃回北上广”现象早就在我国存在多年了，就是大学生到基层“初次就业”，然后纷纷回大城市“再就业”。大学生到基层就业，于政府、大学和大学生来说，都像是一个“美梦”，在现实中很快破碎。近年来，随着大学毕业生人数的持续走高——今年达到 670 万，人保部的预计是，未来五年，大学毕业生规模将保持在 700 万左右——每年政府部门和各个大学，都会出台政策，做大学生的工作，鼓励学生到二三线城市就业、到基层就业，认为这是发展地方经济、缓解地方人才缺乏困难、解决大学生就业、实现大学生基层创业的“多赢”。而且，政府部门和大学，已经就此总结出了大学生就业的重大变化，诸如“从集中就业 ( 集中地域、集中行业 ) 到多元就业 ( 分散地域、行业拓宽 ) ”，可是，相当数量到基层就业的学生的职业发展路径是：很快对基层工作环境、事业发展空间失望，继而想着离开基层，重回大城市。他们中有部分加入了考研、考公务员大军，有的则很快就“二次择业”。这其中还包括政府重点推进的基层就业工程的大学毕业生，比如农村特岗教师计划、大学生村官工程等。分析起来，大学毕业生到基层走一遭，又心系大城市，有如下原因：其一，基层单位并不如上级政府所设想的那样求贤若渴，并能很好理解上级政府的政策精神，因此，对大学生人才，只是听指令安排接收，并没有想好怎样培养、管理、发挥他们的作用，于是大学生感觉备受冷落；其二，由于缺乏长远规划，基层单位并没有编制解决这些大学生的长远就业，因此，就是大学生在完成计划、工程服务期之后，想继续留下来，也比较困难；其三，政府部门鼓励大学生基层就业的政策，诸如基层就业学生考研优惠、考公务员优惠，给人的感觉就是，到基层就业是权宜之计，大学生的出路还是要离开基层，在这样的政策导向下，很难重视提高基层职业本身的吸引力。这样的基层就业，能留下什么呢？最大的价值，可能就是延缓了部分大学毕业生的城市就业时间，以及告诉越来越多的学生，大城市才是就业的最终归属。很显然，这与政府和大学设想的政策初衷，严重不符。大学毕业生就业集中在大城市，这并非大学生就业不理性现象，而是反映出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高等教育发展的极不适应，这从根本上造成了大学生就业的困境——我国每十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为 8930 人，这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可大学生就业形势却十分严峻，主要在于服务业不发达，在 GDP 中仅占 40% ，而服务业是吸纳大学毕业生最多的领域。我国不发达地区、基层单位，所处产业集中为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服务业大多不发达，让大学生去这些地区就业，不匹配是情理之中的，除非这些地方努力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扩大服务业的份额，由此给大学毕业生提供就业和发展的空间。事实上，这正是解决我国大学生就业困境的长远之策，而且，由于高等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大，为这样的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人力资源支撑——高等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就是这样形成的。但遗憾的是，我国各级政府，由于各种既得利益因素的阻挠，并没有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科学规划和长远打算，地方追求 GDP 经济，谋求短期的政绩，这与大学的 GDP 教育相结合，使大学生就业也成为短期的政绩工程。 (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1 年 7 月 28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高等教育为何慢不下来 》：慢下来，慢下来，这样的劝诫，已经不止一次听到，但是，总是慢不下来，反而，速度越来越快。朱清时在担任中国科大校长期间，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把中国现行的高等教育比作一部高速飞驰的列车 , 方向错了 , 但是所有坐在车上的人都不敢跳车。这就已经不是慢下来的问题了，而是必须停下来，掉转方向的问题。但大家的选择依旧是，在这趟沿着错误方向飞奔的列车上，继续狂奔。大致在 2002 年，我国高等教育实行大扩招的第三个年头，就有强烈的呼声，要求停止扩招，停止学校大合并、制止学校升格风（从专科升为本科）、改名潮。然而，这样的呼声被淹没在高等教育迅速实现大众化，规模即将逼近世界第一的可喜成就中。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我国高等教育一直没有停止扩招的步伐，我国大学一直朝着“高大全”的方向疾驰。高等教育的严重问题，已经不用赘述，而需要深思的是，为何明知有问题，可却慢不下来、停不下来？须知我国高等教育世界第一的规模（当下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已达 3000 万），是教育部门的骄傲，多年前，在提到中国教育改革成功论时，这就是教育部门的一大证据。另外一大证据是，我国科技论文在 2007 年已达世界第一，而对这世界第一做出最大贡献的，无疑是身在高校的科研工作者。如果把速度降下来，我们怎能获得“世界第一”的“傲人成就”呢？同时大学校领导们的升迁，必须让大学发展快起来。就在大家大谈大学要教育家办学、遵循基本的教育规律和学术规律时，实现“跨越式”、“超常规”发展还是诸多大学治校的口号。各个大学、学院提出的发展目标，无外乎围绕论文、经费、课题、成果、专利——在去年论文数基础上增加三分之一，课题经费翻番，诸如此类。科研成了拍脑袋游戏，急剧增长的数字背后，不出学术不端、学术腐败，才叫做奇迹。高校巨额欠债，又怎能让大学停下来？早在 2006 年，有机构就指出，我国高校的贷款总额已超 2000 亿元，平均到每所大学是 1 个亿。一些大学，从举办之初，就走规模办学路线，期望学生学费维持学校正常运转不算，还能归还利息、实现学校赢利。对于这些大学，规模就是生命。用新的快速发展来处理过去快速发展带来的矛盾和危机，是时下的一种通行做法。 1999 年高等教育大扩招时，其中一个理由是延缓高中毕业生就业； 2003 年起，研究生开始迅速扩招，其中一个理由是解决日益严峻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近年来，研究生规模已经严重“超载”，但国家继续推行研究生扩招，意图很明显，就是给大学毕业生找个地儿。但这种做法，只是把危机往后推。在如此众多的利益、问题包围下，要让大学慢下来，实在太难。更要命的是，掌舵的，恰是那些既得利益者——政府部门官员、学校行政领导，他们决定大学的设立、招生规模，以及大学的学科、专业发展，所有的批评声、质疑声，都被挡在了权势和利益的围墙之外。怎样慢下来，是一个问题。这不能靠官员们的自觉和利益集团的幡然悔悟。（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1 年 10 月 27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打破集中录取，高考户籍限制不攻自破 》：谈到高考公平，户籍一直是绕不开的话题。必须按户籍报考，被指造成高考的地区不公平，也成为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地高考的难题。沿着这样的思路，取消高考的户籍限制，就成为推进高考公平的重要途径。谈到高考公平，户籍一直是绕不开的话题。必须按户籍报考，被指造成高考的地区不公平，也成为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地高考的难题。沿着这样的思路，取消高考的户籍限制，就成为推进高考公平的重要途径。这次 15 名学者上书国务院，也是建言取消高考的户籍限制。据媒体报道，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对此回应称，一年多来，一个由多方面专家组成的专门工作组，正在对高考改革涉及的相关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论证。这里提到的相关重要问题，应该包括户籍改革，而如果将高考改革与户籍改革联系在一起，经验表明，根本就没戏——放开户籍，城市人口膨胀、社会福利很难跟上、教育资源配置困难。对于这些问题，各级政府以及本地户籍人员都将会考虑到，进而反对高考取消户籍限制。其实，关于高考户籍限制制造了高考不公平，这个看似不需论证的问题，很有必要加以厘清。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高考要按户籍报考？对此众说纷纭，有称是地方保护主义，有称是发达地区的高考福利，还有称是分省命题，而根本原因是高考的分省按计划录取。如果高考不是分省按计划录取，那么又何来地方保护，何来高考福利？还有必要按户籍报考吗？简而言之，因为高考实行计划集中录取，所以才有与之对应的按户籍报考。按照这一逻辑关系，解决包括异地高考在内的高考公平问题，并不在于取消户籍限制，而在于打破集中录取制度。不妨假设，就是取消户籍限制，如果依旧保持集中录取，结果会怎样。大致有四种情况：一是取消户籍限制，各省分省命题，就地考试，回户籍地录取，这实质是异地借考，将涉及成绩折算等问题，考生还不如回户籍地考试；二是取消户籍限制，各省分省命题，就地考试，就地录取，由于各地录取率不同，这可能让本地户籍人口担心高考移民，为此录取方式可能是计划调拨方式，但这同样复杂；三是取消户籍限制，全国统一高考，各地自由报考，在户籍地录取，但需要高考考试改变为能力水平测试，与学科脱钩，否则，就涉及各地教材、课程必须全部统一的问题。另外，考生回户籍地录取，还是没有解决各地指标不均衡的实质问题；四是取消户籍限制，全国统一高考，各地自由报考，全国统一标准录取，这实质是全国的大计划集中录取，貌似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可各地教育质量的差异，可能会让教育薄弱地区很难有学生被重点高校录取。因此，取消户籍限制而不打破按计划集中录取，很难取得实质进展。而如果从打破集中录取着手，高考报名的户籍限制，完全可以不攻自破，也不牵涉到其他复杂的户籍改革问题。譬如，目前高水平大学的自主招生，不再与统一高考、集中录取嫁接，被高校自主招生的学生，不再参加集中录取，他们不是可以在全国任何地方报名，从而被大学自主录取吗？目前这些高校的笔试，不论是学校自己举行，还是联考，大都是全国一张卷，任何省份的学生都可报考的。至于自主招生的公平、公正问题，解决起来，会有成绩折算、指标划拨、全国统一中学学科、课程、统一标准录取难吗？这只需切实做到招生信息的全面公开，以及在大学自主招生中要求录取贫困生（或农村生）比例达到相应比例即可。从教育发展角度看，以上思路正是建立高等教育市场竞争机制、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的思路，其阻力不在其他，只在教育行政部门放权，就是把教育选择权给受教育者、考试评价权给社会机构，招生自主权给高校。（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1 年 11 月 2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富豪子女海外求学怎样影响中国教改》 ： 据《广州日报》报道，中国银行私人银行与胡润研究院发布的《 2011 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显示，高净值人群中拥有海外资产的已达三分之一，同时，有 14% 的高净值人群目前已移民或在申请移民中，还有近一半在考虑移民。其中，子女教育是这部分高净值人群进行海外投资的最主要目的，有一半将因为子女教育而进行海外投资。据《广州日报》报道，中国银行私人银行与胡润研究院发布的《 2011 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显示，高净值人群中拥有海外资产的已达三分之一，同时，有 14% 的高净值人群目前已移民或在申请移民中，还有近一半在考虑移民。其中，子女教育是这部分高净值人群进行海外投资的最主要目的，有一半将因为子女教育而进行海外投资。相比比尔·盖茨一边批评美国教育，一边投资教育、力推美国教育改革，我国的富豪们选择的是为子女海外求学而进行海外投资。一种说法是，这是受教育者以脚投票，最终会倒逼我国教育进行改革。如果这真能倒逼出教育改革，倒是值得庆幸的。但从目前教育发展的各种迹象看，倒逼机制很难行得通，在教育部门和学校看来，体制内的教改压力反而随着国际教育的开放而有所减少，改革的压力与动力更加不足。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让子女到海外求学，无疑传递出对国内教育改革的失望。笔者注意到，此前还有很多声音关注并批评国内教改，而现在，关注和批评的群体却在减少，究其原因是：不少人会觉得，既然教育改变不了，就让孩子出国吧。这种失望情绪，对教改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不管从哪个角度说，公众对教改的关注与参与，是推动教改的重要力量。对于富豪、企业家来说，他们如果能对教改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积极介入、推动教改，总会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教育部门和学校对日益升温的出国留学，并没有引起关注，以此反思国内考试制度和大学教育质量，反而，却持有另一种观点：不要埋怨现在的国内教育，有本事者可以选择出国留学，再说现在出国留学这么容易。甚至有教育官员称，国内学生不是没有选择空间，出国留学不是给了他们选择吗？我国教改的话语权和主导权，掌握在教育行政部门和少数比较牛的学校手里，而他们并不会感受到教改的紧迫性。以国内受教育者人数看，出国留学者就是每年翻番，也不过四五十万，相对八九百万考生，这只是零头；就是存在生源危机，也不会影响到目前处于一本、二本阶段录取的 985 高校、 211 高校和公办高校。再就是，他们自己的孩子，也因家庭有条件，或早已选择出国留学。而我国教育，不是融入高度竞争的国际教育环境，而在低水平中折腾，这很可能形成一种教育二元（国内与海外）格局，深远影响我国的人才培养和社会发展。（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1 年 12 月 27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周校长的原话，还是经不起推敲》 ：一则题为《北大校长称美国教育一塌糊涂》的消息，上周日引发了社会很大的争议。这则新闻，在报道北大校长周其凤在湖南长沙一中的演讲时提到，“对于现在很多人否定中国的教育，周其凤持不同态度，‘我认为美国的教育一塌糊涂，他们的每一任总统都不懂得尊重人，总是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别人，如此看来，他们的教育是一塌糊涂的。’周其凤认为中国的教育很成功，理由是中国这些年都在飞速发展，‘我们的国家在进步，靠的就是我们的教育培养的人才。’”不少人不相信这是周校长的原话，于是翻出视频，发现记者在报道时明显“断章取义”。中国青年报 12 月 26 日 的报道，还原了周校长演讲的原话——“现在大家都觉得美国的教育好，我们也在向美国学习，什么哈佛、 MIT 等等，其实美国的教育也不是那么好。它有它好的地方。怎么讲？美国的教育对于培养合格的或者说优秀的美国公民，这是很成功的，因为为美国培养了那么多人才，把美国建成为这么一个很霸气的强国。但是如果是从我们现在是个地球村、在培养世界公民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美国的教育是一塌糊涂。它培养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感到骄傲的是他们的总统，哪个总统懂得尊重人家？就想欺负人家，就想把它的价值观强加于人，就想按照美国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办。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的教育是一塌糊涂。”两相对比，此前媒体的报道确有“标题党”的嫌疑，也有失当之处。然而，周校长的原话其实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其对美国教育的判断是十分片面的，其中传递出的教育价值观同样令人忧虑。在谈到美国式教育方式时，周校长的意思是美国教育培养了合格的美国公民，但没有培养出合格的世界公民，也就是说在培养公民的世界观念上有严重欠缺。既是如此，那么外国学生到美国去留学应该说就相当“危险”了，除非原本就想成为美国公民。因为教育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引导一个人形成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那么来看看我国的现实吧：去年有 12 万名学生赴美留学，今年这一规模接近 15 万。周校长所在的北大，每年到美国攻读博士的有数百人，一些专业学生的平均出国率达到 70% 。这些学生为何要到培养世界公民“一塌糊涂”的美国去呢？就连周校长本人，上世纪 80 年代也曾赴美留学。周校长的原话，貌似较为客观，也提到了美国教育的好处，可他的重点其实是落在“一塌糊涂”上的，这恐怕与他此行演讲的招生宣传意图有关。所以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媒体“断章取义”阴差阳错地说出了周校长不太好意思直接说出的意思呢？那就是，在周校长心中，北大非但是中国最好的学校，学生不上“很吃亏”，而且那也是世界上最好的学校。在此需要注意的是，美国的教育的基本价值，就是培养 21 世纪的世界公民，周校长批评所指，就是美国的教育核心价值。不要说其他的，仅看一点，美国名校在录取新生时，十分看重其社会服务经历，尤其是到第三世界国家做志愿者的经历，而美国不少名校毕业生毕业后选择做国际志愿者，就可知道，其世界公民的培养，在全球范围内，也是首屈一指的。而我国教育在这一方面看，难以与其相提并论。另外，培养世界公民，是根植于合格公民基础上的。如果一国教育能培养出合格、优秀的公民，使他们有法律责任、道德责任，懂得维护自身的权益，同时不侵犯他人的权益，那么，可以想见，这样的人作为世界公民也差不到哪里去。反之，如果教育连合格的公民都不能培养，恐怕就不能奢望培养什么世界公民了。作为一所大学的校长，对自身国家教育的问题应该有更为清晰的认识，对他国的教育问题当然可以评价，但必须客观、有严密的逻辑，否则就可能是自说自话。姑且不说美国总统是不是就像周校长那样“就想欺负人家”，就是评价一国教育的整体，也要看整个国民基础，以及其对世界教育的贡献，这才是理性的态度。而只有在理性的教育之下，我国才能恢复教育常识，办真正的教育和大学。（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熊丙奇是美国的代言人吗？】 2012 年 1 月 18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谁来制定大学章程？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日前表示，今年要推动所有高校全面启动章程制定或修订工作，“高校的举办者、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应按照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原则，以章程明确界定与学校的关系，保障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日前表示，今年要推动所有高校全面启动章程制定或修订工作，“高校的举办者、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应按照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原则，以章程明确界定与学校的关系，保障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这听上去很令人振奋，我国大学终于可以摆脱无章程可依的办学困境了。可是，再看教育部出台的《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 ( 下称《办法》 ) ，却发现，上述目标，根本就不可能达到。根据《办法》，“章程草案经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后，由学校党委会讨论审定。章程草案经讨论审定后，应当形成章程核准稿和说明，由学校法定代表人签发，报核准机关”。这能制定出怎样的章程呢？其一，学校行政怎样去规定举办者、教育主管部门在管理学校中的行为？按照《高等教育法》和《办法》，章程要规定举办者对学校进行管理或考核的方式、标准等，举办者的投入与保障义务。学校当然希望举办者、主管部门能按照学校的设想，保障投入，且不干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可问题是，举办者和主管部门愿意吗？拿人事权来说，目前公办学校的校长，都是由上级主管部门选拔任命的，在校长、书记人选宣布之前，大学教授、学生连知情权也没有，更别提参与选拔了。去年底，教育部决定对两所部属高校——西南财经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的校长实行公选，并表示要在面试答辩环节进行民意测评，这种选拔方式略有进步，可是，如果选拔委员会的人员全部是政府部门的官员，那么，在初选一关，就把政府部门认为不合适的人选排除在外了，而在民意测评环节，如果测评意见不当场公布，测评就极有可能只是走形式。其实，学校选拔校长，也属于学校的自主权，应由学校自主确定选拔校长的方式和标准。《办法》对此规定，“章程应规定，学校负责人的产生与任命机制”。可教育部对此的解释是，校长和书记任命会有另外规范予以规定。而孙霄兵的说法是，高校章程是否写入有关高校中层领导干部的遴选问题，要看各个学校的意愿，但他个人估计在章程中予以明确的会比较少。这实质告诉高校，是不必把《办法》当真的，也于是，大学的章程中可能会回避掉这一条。财权也是如此。政府对公办高校有投入的义务，但却不能因为投入，就把高校作为自己的下属，直接参与学校的办学。我国高校的现实是，政府部门通过拨款，把几乎所有办学权都掌控在自己手中。具体的方式就是实行行政审批和行政评估，并把审批和评估与拨款联系在一起。为此，要落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就应该明确政府的投入义务，以及限定政府在投入之后的管理行为。这显然不是高校所能为的。其二，教师、学生怎样向学校行政要属于自己的权利？教育的行政化，除了表现在政府和学校的管理上，还体现在学校内部的运行中。我国大学内部，目前均由行政主导教育和学术资源的配置，所谓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不分。权力通吃情况十分严重。通过大学章程，重新界定行政权和教育权、学术权，十分必要。《办法》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为此要求，“章程草案应提交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学校章程起草组织负责人，应当就章程起草情况与主要问题，向教职工代表大会做出说明”，“章程应当明确规定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的地位作用、职责权限、组成与负责人产生规则，以及议事程序等，维护师生员工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参与学校相关事项的民主决策、实施监督的权利”。这有三方面问题，一是大学是否有独立发挥作用的教职工代表大会；二是大学能否按章程的要求，在学校设立能发挥作用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三是怎样保障学校行政听取教师、学生的意见？大学章程被认为是大学的最高宪章。在笔者看来，既然是大学宪章，就应该经过严格的立法程序，让其真正成为法律。由学校行政主导起草，再报主管部门审批而制定的大学章程，说到底，只是行政规章，根本不具备法律效力，管不了政府的办学行为，也得不到司法机关的认可，就无法确立学校的自主办学地位。只有将大学章程提交全国人大（对于目前的部属大学）或地方人大（对于目前的省属高校）讨论、审议，通过立法程序，才能明晰举办者、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和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权责关系，也才能促使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把相关权力下放给高校，以及调整大学内部的权力和权利关系。这才是制定大学规章的道路。（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2 年 4 月 26 日 ，《第一财经日报》（熊丙奇）《 南科大正式建立：被收编还是被认可？ 》：南方科技大学历时 4 年多，终于获准正式建立，舆论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南科大由此被“收编”成为一所体制内的公办学校。而另一种看法认为，这说明南科大的改革得到了教育部的认可。当然，大家期待的是，教育部以“去筹”同意建立的方式，来肯定南科大的改革。如果南科大今年的招生纳入计划内进行集中录取，那么，南科大确实被收编了；而如果南科大采取完全自主招生模式，或由学校自行举行测试、自主录取（类似去年的方式），或结合统一高考进行自主招生，那么就都表明，南科大的改革希望还在。公众还关心去筹之后的南科大，能否推进“去官化、去行政化”改革，这则取决于《南方科技大学章程》能否顺利通过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去年，深圳市已发布《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舆论称其为“南科大基本法”，这其实离基本法还有很远的距离，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是，没有提交人大讨论、审议，不过是行政规章。如果南科大在未来较长时间中不出台真正的章程，其探索现代大学制度的步伐就将难以加快。从这一角度看，去筹正式建设的南科大，依旧任重道远。（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2 年 5 月 2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学术维权为何采取“反学术”方式 ？》：据媒体报道，最近武汉大学法学院的一名副教授竟对该院的一名教授大出打手，原因在于“没能评上教授职称”，被打的教授是评审委员会成员之一。 媒体报道，最近武汉大学法学院的一名副教授竟对该院的一名教授大出打手，原因在于“没能评上教授职称”，被打的教授是评审委员会成员之一。打人肯定是不对的。而因未评上教授职称打人，除了斯文扫地，也实在让人诧异。本应是一起正常的学术维权，应采取合法的方式，为什么要闹到通过武力解决的地步？这里面当然有个体性格的原因，可能换成另一个人，即便对职称评审的结果很失望，对每个评审委员都不满，也不至于采取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但这名副教授采取这种极端方式，不但反映出其人格的缺陷，也暴露出了高校学术评审的缺陷：有正当申诉的途径吗？要赢得学术公正的途径，必须是学术途径。对于自己未能通过评审，其要维权，完全可以提出异议，举证评审过程中存在猫腻，由学校学术仲裁机构进行调查，做出处理。如果其检举的问题确实存在，处理的结果可包括取消这次评审的结果，重新评审，调整评审委员会成员，追究评审委员的责任。如果其检举的问题不存在，则据实回复，并维持原有评审结果。问题在于，大学是否给了每个教师这样的学术途径。当这样的途径存在，不按这一途径维权，是教师自身的问题；可当这样的途径不存在（或者名义存在可实质不存在）呢？事发之后，据媒体报道，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肖永平及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骆郁廷均表示“不接受采访”。而据被打教授的熟人介绍，事发后，校方一直在协调善后，准备给打人的副教授以记过处分，但对此处理意见他表示“不能让人接受”。既然事情已经发生，学校为何不采取公开的方式进行调查处理呢？学校可以给其一个平台，让其来陈述自己遇到的不公，同时举行教师听证会，调查职称评审中是否存在不公平、不公正的问题。假如调查结果显示评审存在问题，那么，学术的归学术，行政的归行政——对评审委员们要进行学术处理，而对于打人的副教授必须进行行政处理。所以，要治理当前学术评审、评价中的乱象，关键在于要实行学术本位管理，将学术问题的治理纳入学术轨道。这就要求大学建立能独立运行的学术委员会，负责管理、决策学术事务；建立每个教授都有参与权、表决权的教授委员会，公开选举进行职称评审的委员。这样，让教授会、学术委员会能摆脱行政因素的干扰，严格执行学术标准，也就能逐渐树立学术的权威和公信力。（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2 年 6 月 8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大学怎样获得应对生源危机的空间 》： 2012 年高考于 6 月 7 、 8 日举行。据教育部网站消息， 2012 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总数为 915 万名，比去年减少 2% 。在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减少的情况下， 12 个省（区、市）较去年人数增加，其中一半在西部地区。应届普通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报名人数占应届普通高中毕业生的比例，与前几年大致相同。 2012 年全国安排普通高校招生计划为 685 万名，预计今年全国平均录取率为 75% ，比去年增加近 3 个百分点。这是我国高考报名人数连续 4 年下降。随着高考报名人数的下降，我国一批院校开始面临严重的生源危机。据报道，我国高考大省山东省去年二本第一志愿缺额近 2 万个，近千所院校生源不满，几十所院校遭遇零投档，最后高职出现了 4.2 万的生源缺口。今年山东生源继续下降，有专家预测，完不成招生计划的高校还会增多。面对生源压力，不少舆论呼吁高校应转变办学思路，提高教育质量。这是很容易想到的思路。可是，不少高职、高专院校却感到十分困惑：在招生录取时，它们是最后一个批次录取，怎样去和一本、二本院校竞争？学校设置学科、专业、调整办学模式，都要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怎么能根据社会的需求，进行灵活的办学调整？对于高职、高专来说，更重要的问题，是教育质量得不到社会的认可。与高职、高专一样，其他本科院校也缺乏办学自主权，但重点院校、一本院校的一大优势是，由于获得国家更多的教育投入，有相对雄厚的师资，因此，教育质量普遍要比高职、高专好。在这种情况下，高职、高专要赢得生存空间，只有走特色办学之路。这就需要有办学自主权，根据社会的需求，自主设置学科、专业、课程。显而易见的是，如果高职、高专按照当前的办学模式，等待它们的，必定是由于招不到学生而难以为继。面对生源危机，高职、高专应寻求改变，而有关政府部门也应为高职、高专的改变创造良好的环境。在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已达 3100 多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26.5% 的情况下，笔者认为我国高等教育不能再采取单一的计划模式进行管理，这会使高等教育办学缺乏灵活性，失去竞争性，也导致学校没有个性和特色。教育部曾要求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高等院校要办出特色，但特色不是要求了就能出得来的，只有给予学校办学自主权，让学校到市场中去竞争，才能逐渐形成特色，也形成自身的竞争力。可以说，给予学校办学自主权，不但是我国所有高校提高质量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当前一大批面临生存危机的高校走出困境的唯一选择。（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2012 年 8 月 23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邹教授引出的大学危机应对 》： 21 日，北京大学前教授邹恒甫在实名微博上爆料，称北大院长、教授和系主任奸淫餐厅服务员，北大内酒店服务生走后门上北大学位班。北京大学新闻发言人蒋朗朗回应称“绝无此事”，并表示学校将保留追究邹恒甫诋毁或诽谤的权利。北大的回应是迅速的。但是，对于北大的回应，爆料者邹恒甫并不买账，他又在微博中写到，“北大蒋朗朗发言人，你最好在北大有钱的学院好好调查一个月再说话。我对北大淫乱之事了解太多了。你要打官司，我太高兴了。我等待你对梦桃源直隶会馆大膳鲂等等吃喝玩乐淫荡的报告。你急于否认，是你对北大不负责。”客观而言，北大的回应，并不谨慎，甚至有可能落入邹教授设计的“陷阱”——北大在回应中称“绝无此事”，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北大是否就此事进行了调查？如果没有进行调查，怎么能说“绝无此事”呢？对此，就需要讨论一个问题，北大是否有必要对这类没有明确事实依据的“炮轰”启动调查？由此看来，这起事件进一步反映我国高校在危机应对时，还没有建立起明确的规范，只是慌乱应对。对于没有明确事实依据的质疑，笔者以为学校的应对方式大致可以有三种：其一，不回应。邹教授的“炮轰”，无疑极为偏执，没有提供明确的证据，而是一竿子打了北大、院长、系主任、教授以及餐厅服务员。对于这样的“乱指”，北大可以不回应。其二，回应，但要批评者提供明确的事实依据。从目前的情况看，北大选择了回应，但却急于脱责。合理的回应，首先要请邹教授提供事实依据，说明是哪位院长、哪个系主任，与哪位服务员有钱色交易，而不是道听途说。其三，通过法律程序处理这一问题。邹教授的微博，从实际产生的效果看，已对北大和北大教授群体的声誉造成严重影响。对此，北大可以和涉事的餐厅一起报案，起诉邹教授诽谤学校。这是启动调查的有效途径。一方面，对于此事，北大并不适合进行调查，鉴于北大是当事的一方，由其进行的调查，结果会被质疑缺乏独立性和公正性。另一方面，只有调查，才能还北大一个清白。据媒体报道，北大发言人蒋朗朗还说，对于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事情，邹恒甫能说出这样的话，不知道其居心何在，“也许对几年前北大没有继续聘任他而有所想法”。其实不管邹教授是否与北大有利益纠纷，也不论其出于何种居心，他都可以质疑、检举，在此学校关心的不该是他有何动机，而是他举报的事实是否存在。现在，邹教授表示欢迎学校打官司，那么，北大如果真有“绝无此事”的底气，就应该走法律程序，把此事的调查交给司法机关。如果调查结果是子虚乌有，那么应追究邹教授诽谤学校的责任；而如果调查结果显示，北大校内确实存在教授道德败坏、权色交易的问题，学校则必须严肃对待，铲除毒瘤。在此笔者以为，危机应对，是我国大学在办学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成熟的、珍惜名誉的大学，要有严密的程序，从尊重事实出发，按照法律原则、学术规则来应对危机，属于法律的问题走法律程序，属于学术范畴的问题按学术原则进行解决。只有以求真、求实的态度，对待社会对大学的质疑，将学校的治理纳入依法治校的轨道，大学才能赢得社会的信任。（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2 年 9 月 19 日 ，《第一财经日报》（熊丙奇）《 熊丙奇：教改不应再走回头路 》：据媒体报道，我国准备探索国有大中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机制、体制的建设，最近国资委、教育部已联合批复了首家央企、世界 500 强企业――中国铝业公司牵头组建的中铝职教集团。 这被认为是国企向职业教育领域的“回归”，更多担负职业教育的责任。可是，这一“回归”，令人不是滋味。众所周知，我国此前已经启动国企“主辅分离”，让企业的归企业，教育的归教育，这符合建设现代企业的要求，也便于教育的统一管理，不少由企业举办的职业学校已逐渐转为教育部门管理。为什么现在走到中途，又要“回归”呢？而且，架势比过去还要猛，要搞成“集团”。我国职业教育近年来出现困境，从表面上分析，困境与企业的参与不够有明显关系。其一，职业学校的课程与企业的需求脱钩，很多学生学的知识和技能派不上用场；其二，职业学校的学生“顶岗实习”难以找到合适的地方，有的学校为安排学生发愁；其三，有的职校毕业生的出路存在问题，企业只招熟练员工，让刚毕业的职校生吃闭门羹。针对以上“原因”找对策，很容易就会想到，应该加强校企合作，让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也于是，由国企组建职业教育集团的思路出笼，有关部门的设想很“理想”――国企组建集团，职业教育的实习基地不愁、职业学校的“双师型”老师有了来源，职教课程也与企业接轨，再就是职教学生的就业也解决了大半。可是，这只是“理想”，而且完全是出于计划思维：国企组建了职教集团，难道其企业资源就被学校共享了？如果这一“理想”能实现，此前也就不会推行国企“主辅分离”了。可以说，由国企回归参与职业教育，以前的老问题依旧，还可能出现新问题，比如，职教集团会不会成为“产业集团”，集团内学生的“顶岗实习”和“订单式就业”会不会变得更加功利？其实，职业教育出现现在的困境，实质是我国教育管理改革不力。对于职业教育来说，存在三方面严重问题：一是被教育政策、就业政策歧视，职业教育显得低人一等；二是缺乏办学自主权，学校无法根据社会需求调整课程和教学内容，开设的课程过时；三是没有现代学校制度，学校内部管理不民主，教师和学生没有话语权，办学由行政主导，急功近利。这三方面严重问题，造成的“表象”就是职教培养的学生无法满足企业的用人需要。因此，要根本解决职业教育的问题，就必须深入推进改革。可是，改革意味着政府部门必须直面既得利益，切实放权――让职业教育平等发展，必须取消一系列不平等的教育政策和就业政策；让学校自主办学，必须推进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允许学校自主招生、自主设置专业、课程，而不再是层层报批；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必须调整校长任命机制，事项公开遴选，必须建立大学理事会治理机制，实行重大战略民主决策。所以，教育改革和发展就陷入困境，总体来说，当前所谓的“教改”，基本上都是以政府部门不放权，甚至增加权力来推进的，强化政府参与办学、评价的权力。与国企参与组建职教集团类似的，就有一些地方，恢复名牌高中举办初中，以及近来舆论呼吁恢复取消的小升初考试、不要再搞什么就近免试入学。本来，高中和初中分离，是从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的性质出发推进的，而重点高中复办初中，想解决的是初中优质资源匮乏的问题，并以此缓解小升初择校热。可是，重点高中办初中，其实解决不了择校热的问题，反而会因高中的背景，加剧择校热；同样，老百姓呼吁实行考试入学，是因为实在受不了现在择校的压力，还不如以分数择校来得简单。这其实反映出我国政府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方面并未见明显效果。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做的不是走回头路，而是应该针对导致义务教育无法均衡的根本原因，简单地说，就是政府部门没有依法保障均衡投入，转变资源投入模式。早在 2009 年我国制订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时，政府是否放权就被认为是教改能否成功的关键。现在看来，这正一步步被现实所印证。（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2 年 10 月 9 日 ，《第一财经日报》（熊丙奇）《 熊丙奇：似是而非的“父辈就业”认同 》：据媒体报道，湖南省委党校人口研究所学者豆小红做过一个研究，按地域、年龄、受教育程度等指标，他抽取了几组湖南高校毕业生样本，分析其“职业发展”与“家庭出身”之间的关系。调查结论是：父辈的职业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子辈的职业地位。对此，媒体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75.71% 的受访者对“父辈职业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子辈职业地位”表示认同。这一媒体调查结果，引起不少舆论关注，并引发议论。可是，笔者认为这一调查是似是而非的。 75.71% 的受访者对“父辈职业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子辈职业地位”表示认同，是指认为有这种现象，还是他们接受这种现象？如果是认为有这种现象，那么，其说服力还不如“职业发展”与“家庭出身”之间的关系这一研究来得客观――研究结果呈现的是客观事实，而对网友的调查，有着很大主观成分。而如果是接受这种现象，那么，则表明对于“父辈就业”，大家已经习以为常，这不再是一种就业腐败，而成为就业的一种途径了。在笔者看来，如果是社会接受这种现象，这比这种现象的存在更应引起关注。道理很简单，“父辈就业”是有违就业公平的，不利于求职者平等竞争。而在对大学毕业生的调查中，大学生就认为影响求职的首要因素是“关系就业”、“人脉就业”这类“就业腐败”。对于“父辈就业”，我们的社会应该高度警惕，有关部门应严格按照《就业促进法》，对不公平的就业行为进行调查并追究责任。然而，如果社会都对“父辈就业”不敏感，高度“认同”，很有可能出现的局面就是大家都为就业找关系。笔者发现，近年来很多求职者似乎有不少默认了这一现实，不再去抗争，甚至有一些职业规划指导老师直接告诉学生，发展人脉也是提高就业竞争能力的重要方面。在群体的无意识参与中，公平就业的理念很难得到践行。所以，这一调查，究竟反映的是“父辈就业”的现实，还是社会接受“父辈就业”这一现实，必须理清。如果这个问题没搞清，分析就缺乏依据。比如，很多舆论都围绕“父辈就业”大谈给“ ? 丝逆袭”创造平等的空间，可如果包括“ ? 丝”在内都认同“父辈就业”的不公平现实，那么谁又会来给他们创造平等的空间？需要注意的是，任何权利的获得，都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往往都需要每个个体去努力争取。这是很多调查经常出现的问题，把存在的现象与社会公众对现象的认识混为一体。比如，应试教育现象往往就和公众对应试教育的认识混为一谈。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因为问题长期存在，何为表何为里，大家已经分不清。要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研究者和决策者，应该有着清晰的逻辑，不能把问题混淆，看不清其本质。因此对于这一调查，笔者认为更能清晰反映社会认识的调查题目可以是：你认为我国社会存在“父辈职业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子辈职业地位”这一现象吗？你接受“父辈职业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子辈职业地位”吗？根据这一调查结果，才能得到更明确的对策。（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2 年 11 月 28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以动真格教改铲除教育贪腐的土壤 》：据媒体报道，记者从中国人民大学获悉，该校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因招生问题被调查。近日有消息称，蔡荣生持假护照从深圳闯关，欲赴加拿大被截获，其已交代招生等问题涉案金额巨大，校长前秘书胡娟被免职协助调查。人大官方回应称，尚未接到任何正式通报，但在密切关注相关信息。蔡荣生一案还需司法机关调查确证，但值得警惕的是，这再次暴露了高校在招生环节存在的贪腐问题。一直以来，高校的招生、财务、基建、后勤被认为是腐败高发的领域，有关部门也曾多次强调要把好决策权、招生权、财务关来加以杜绝，但在这些“关口”总会出现新的“案例”，而且，这些新案例的涉案金额、对公众的冲击都远超过往。据报道，蔡荣生涉嫌招生腐败，主要是利用自主招生、提前录取等机会收受贿赂，有舆论据此质疑高校的自主招生，而其实，目前的高校自主招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招生，而且高校也没有针对自主招生建立新的学校管理体系，由此滋生招生腐败。因此，遏制高校的教育腐败，并不是不要推进改革，而是要以动真格的改革来铲除在自主招生过程中的贪腐土壤。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招生，是学生和学校双向选择，一名学生可以拿到若干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再做选择。按照这种自主招生机制，受教育者拥有充分的教育、学校选择权，进而也就拥有对学校的监督和评价权，这势必要求学校招生公开、透明，对自身的教育声誉负责。可目前的自主招生，只是有限地扩大学校的招生自主权（给学生一定的录取分数优惠），却没有扩大学生的选择权—学生获得自主招生资格之后，必须填报志愿，把该学校填报在第一志愿位置或 A 志愿位置（针对平行志愿），高考成绩达到录取优惠条件后方被录取。这种自主招生，与高考加分没有多大区别，学校处于强势地位，一方面把自主招生变为抢生源的手段，另一方面则制造权力寻租空间，高考加分有腐败，“自主招生”也就难幸免。另外，大学实行自主办学，必须建立确保自主权能合法合理利用的制度，这就包括大学校长应该从行政任命变为公开遴选且取消行政级别，这样遴选的校长才会对学校办学负责，而不是对上级部门负责；大学内部实行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的分离，成立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独立负责学校的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具体到招生，就应成立独立的招生委员会，负责制订学校的招生标准，并监督职能部门具体实施。学校领导不能对招生指手画脚，更不能干涉招生结果，如果出现这类情况，校长将面临教授委员会的不信任，直至被罢免。说到底，要制约高校的教育腐败和学术腐败，不能指望行政领导自觉“把关”，而必须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有效制约学校行政的权力。这就必须推进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和学校内部治理改革。在高等教育管理改革方面，核心是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包括改革拨款体系、实行校长公开遴选、依法落实学校的招生、学科专业设置等自主权；在学校内部治理改革方面，核心是调整办学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责，明确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和学生自治，尤其要通过受教育者的选择，来督促学校转变办学理念—必须对受教育者负责。没有高等教育的市场竞争机制、没有受教育者的选择权，就很难改变学校的办学态度。这是一个系统的改革。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到位。如果只改变其中一个环节，而且这一环节还错漏百出，那么，出现问题是意料之中的。其实，我国三年前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就对上述系统改革设计了可行的方案—推进教育管理制度改革、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实行升学考试制度改革，但遗憾的是，改革没有得到系统推进，政府没有向学校放权，学校内部也没有实行行政权和教育权、学术权的分离，总体而言还是行政治校。一次次教育腐败案件的发生提醒大家，必须深化推进改革，就像《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指出的那样，而不能再贻误改革时间，影响教育的公信力。（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3 年 2 月 5 日 ，《第一财经日报》（熊丙奇）《 熊丙奇：教育培训不能走快速扩张之路 》：日前，各大媒体纷纷报道，创办 20 年、培训学员 1600 万、在美国上市的教育培训机构“新东方”，面临利润下滑、裁员、关校的不利境地——由于快速扩张，仅去年一年新东方就开设了 238 个学习中心，严重影响了利润。日前，新东方首席财务官谢东萤表示，未来新东方将关闭 15~25 个教学中心，四个月内还将裁员 1000~1500 名。这并不是“新东方”一家教育培训机构的境遇——近年来，不少教育培训机构为“抢占”地盘，四处布点，纷纷扩大规模，结果导致人力资源成本大涨，而教育培训质量却不断下滑，从而陷入困境。这表明，无论是体制内的学校，还是靠市场竞争立足的教育培训机构，都不能盲目扩大规模。我国教育培训业近年来发展迅猛，这也刺激了资本投入教育培训业的热情。据不完全统计，仅 2008 、 2009 年两年间，就有不少于 5 亿美元的风险投资流向教育培训行业。 2010 年 8 月到 11 月间，国内就有 4 家教育培训机构在美先后上市，更被很多人解读为中国教育培训业进入“黄金时代”。但随后不久，教育培训机构就出现不景气的迹象，在已经过去了的 2012 年，很多教育培训机构可谓苦苦支撑。为何会如此？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首先，教育培训机构希望通过做大来做强，这是背离教育发展规律的。我国高等教育扩招时，就有一个理论，即“教育规模效应”，一些人认为 1 个老师教 10 个学生是教，教 100 个学生也是教，这完全忽视教育的特性，仅把教育作为单向的知识灌输过程。按照这一理论，很多大学大规模扩张，结果是优质教育资源被快速稀释，教育质量下滑。教育培训机构的扩张，与此大同小异，不少教育培训机构希望多开教学点，做大经营规模，但却没有想到，任何学校、教学点的成长都是需要周期的，不能像生产车间那样简单复制。另外，教育培训机构认为只要开了门店，就占有了市场，这是十分错误的，学生群体在变动，吸引客户的不是谁先进入，而在于谁的质量高。其次，教育培训机构“同质化”情况十分严重，这和体制内学校的“同质化”程度相差无几。众所周知，我国体制内学校存在千校一面的严重问题，本来大家寄希望于教育培训机构能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色，但客观而言，具有个性和特色的教育培训机构不多。一方面，大多数教育培训机构的核心业务是考试培训——服务于国内的中高考、四六级考、考研、公务员考，或服务于出国考试；另一方面，鉴于考试评价，采取单一的分数标准，所以培训机构的“重要使命”是为学生“提分”。在这种市场竞争环境中，如果进入培训行业的机构多，再加上生源减少，就必然让所有机构都陷入混战，哪怕是一些“大牌”的机构。再次，由于缺乏行业规范，准入门槛低，教育培训机构恶性竞争不断，纠纷也不断。抢占地盘，其实就是恶性竞争的表现，除此之外，还有教育机构互相诋毁、攻击、挖教师以及挖生源。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培训，服务于应试教育体系，也受制于应试教育体系。教育培训机构能否走出困境，笔者以为取决于三方面：一是我国整体教育改革，如果我国推进教育评价体系改革，倡导个性化教育、多元教育，那么，教育培训机构可以在多元化、个性化教育方面大有作为，真正把培训回归到“个性”和“特长”、“兴趣”上。二是教育培训机构是否尊重教育规律，虽然笔者一直呼吁将教育培训机构作为教育服务公司，进行工商注册、工商监管，不再将其作为一所学校，但是，作为提供教育服务产品的公司，也必须遵守教育规律，要建设好师资力量，加强课程研发，创新教学方式，严格教学监督和评价，注重质量和品牌。虽然企业要追求利润回报，但急功近利是万万不可取的。三是建立教育培训行业协会，制订行业规范，加强行业自律。这对于快速发展的教育培训业来说，尤其需要。眼下严酷的环境，对教育培训机构来说，是挑战，更是机遇，是一次大浪淘沙的过程。由于教育培训机构是靠市场竞争获得生存空间，因此，希望永续经营的教育培训机构必然会积极调整、适应，按教育规律去经营，那些急功近利、想赚快钱的机构，将被淘汰出局。（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3 年 2 月 26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业内人士：“行政思路”治奥数热存方向性错误 》：继去年北京对“奥数”痛下措施整顿后，本月 21 日，教育部召开座谈会，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表示，将“奥数”与入学挂钩的，要严肃追究校长责任。郑州一所初中因借比赛名义组织“小升初”选拔考试，而在教育部网上被通报批评。这也是教育部首次对违规学校进行公开通报批评。其实，早在 2005 年教育部就明确规定，公办初中、小学禁办奥数班；随后又逐步取消了奥数加分、免试入学等政策。因此，教育部此番对奥数的整顿，可以有两种解读：一是真正“动真格”执行 7 年前就出台的政策；二是坚持以前的治理路线，向“奥数”开刀。这两种解读，都很难看到奥数治理的乐观未来。教育部门应该思考的问题是，为何对奥数治理了 7 年，却没有多大成效，其中可能有治理措施落实不严的问题，更有治理的思路亦即方向出了问题。如果是方向性错误，那么越是“治理”，可能局面越乱。我国的奥数热之所以高烧不退，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义务教育严重不均衡，由此存在“择校热”，奥数只是服务于择校的工具；二是中高考制度采用单一的分数标准选拔学生，而数学是十分重要的考试科目，上奥数培训班，是为了把数学学深一些、学难一些，由此提高中高考数学成绩。而要解决这两个根本性问题，一要增加政府对教育的投入，转变教育资源配置方式，缓解“择校热”；二要推进中高考制度改革，建立多元评价体系。而如果这两个根本性问题不解决，单单去治理奥数热，必然会出现治标不治本的结果：取消了奥数与升学挂钩之后，会涌现出其他的挂钩项目，或将挂钩转移到地下——对应择校热，必定会有择校工具；取消了奥赛加分后，奥数培训热依旧，其实大家在乎的不是获得证书加分（能获奖的毕竟是少数），而是提高数学成绩。这种治理结果已被现实反复证明，可有关部门却依旧坚持原有的思路，一次又一次地对奥数出“重拳”，一次又一次地无功而返。之所以如此，不是有关部门没有意识到方向性问题，而是他们不愿做对自己没有“好处”的事。目前治理奥数的措施，对政府部门来说，通过发禁令增加了自身的权力，也就增加了权力寻租的空间——无论是查培训机构，还是查学校，行政禁令越多，政府部门的权力空间就越大，所以在这方面行政部门特别乐意去做。而真要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和改革中高考制度，则意味着政府要履行投入责任，同时必须推进教育放权。推进义务教育均衡，需要根本改变目前的教育经费配置模式，建立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教育投入预算，并监督政府按预算投入，如此一来，政府部门就不可能想怎么拨款就怎么拨——这种由政府说了算的拨款体系，直接造成教育投入不足，以及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改革中高考制度，按照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需要政府部门将考试组织权、评价权交给社会专业机构，将招生自主权交给学校，将选择考试、学校的权利交给考生，建立“教学、招生、考试”分离的新体系。简单地说，中高考制度改革，就是政府放权回归本位，扩大学生考试选择权的过程。很显然，行政部门是很难自觉地放弃手中的权力的。要让政府部门自动放弃行政治理思维十分困难，这就需要建立起权力制约机制，让教育行政部门必须放权，不得越权。其关键在于严格执行教育法律法规（并按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尽快修订教育法律法规），界定政府、学校、社会机构的权责边界，要求政府依法办学，不得越权干涉学校自主办学。当行政部门的权力被约束，也就会在法律框架内行事，对奥数热这类教育问题的治理才会有正确的方向。（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3 年 3 月 14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职称考试需要的不是改革而是取消 》：全国人大代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晓初 11 日说，设立于计划经济年代的职称制度设计有缺陷，目前人社部正在进行职称制度改革顶层设计，将分类推进各行业的职称制度改革。目前正在就职称外语改革进行试点，试点的方向是按不同专业领域进行划分，并且突出实践要求。王副部长说得没错，目前的职称制度是计划时代的产物，需要改革，但是，笔者认为具体到职称 ( 外语、计算机 ) 考试而言，则不是该改革，而是该彻底取消。虽然王副部长辩称，职称考试不是行政许可，但从实际运作看，几乎所有人评职称都要事先参加职称考试，“过关”后才能评，这不是行政许可是什么？说白了，行政部门想考察的其实并不是人才的英语、计算机能力，而只是设置一道体现权力的关卡而已——有实际工作能力的因英语、计算机考试不过，而不能晋升高一级职称，而实际能力较差却通过英语、计算机考试者，反而能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按职业分类实行专业化考试，也解决不了这一问题。这还是行政评价的思路，分类之后行政的关卡不依旧存在吗？为何一个人的工作能力要通过考试来评价呢？他已经在岗位上工作，聘用单位完全可以根据岗位的任职需要，对其进行考核、聘用，用得着英语、计算机的岗位，当然要提出英语和计算机的要求，而用不着英语和计算机的岗位，提这些要求又有何必要呢？推行人事制度改革，笔者认为，职称应由职务替代——一个人被聘担任什么职务，就享有这一职务对应的待遇，而如果不再聘任，则不再享有职务的待遇，这才是合理的。比如某人被 A 校聘为教授，不再被 A 校聘任或离开 A 校，就不再是教授。当然，对于这样的职务聘任，应该建立学术同行评价体系，按工作能力、业绩来评价其贡献和水平。其实， 2010 年 6 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纲要》，已明确指出，要“围绕用好用活人才，完善政府宏观管理、市场有效配置、单位自主用人、人才自主择业的人才管理体制”，“规范行政行为，推动人才管理部门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和规范人才评价、流动等环节中的行政审批和收费事项。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这就要求人才管理、评价去行政化，按照这一纲要精神，职称考试、职称评审的命运就是逐渐淡出人才管理和评价体系。但对于行政部门来说，推进这样的改革，无疑就是在动自己的奶酪——多年前，舆论就呼吁取消职称考试，但这一考试一直取消不了，就在于背后有着庞大的既得利益链条，从书籍出版、发行到培训、考试，这也无怪乎一些主管部门的负责人一直为这一制度辩护，还称是社会舆论误解。其实不是舆论误解了这一制度，而是权势、利益误导了正常的人才管理和评价，因此，改革必须打破既得利益。简单地说，职称制度改革，不能由人事部门作为主导，而需由全国人大推动，要求政府放权，履行自身职责，回归本位。 (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3 年 7 月 9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海外夏令营 》：韩亚航空失事， 2 名参加学校组织的夏令营的中学女生遇难。这引来社会舆论对暑期夏令营安全问题的质疑。据悉组织夏令营的学校所在地浙江衢州，已叫停夏令营。更多的地方恐怕也会暂时叫停夏令营。在安全事故发生后，大家来反思安全问题，加强安全防患，这十分必要；可若因“安全问题”而因噎废食，那不是好的作为。 1931 年，徐志摩先生因飞机失事，去世时年仅 35 岁。蔡元培先生为徐志摩题写的挽联是：“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 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里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这挽联，表达的意思不错。诚然，由于这次飞机失事，造成了参加夏令营的学生伤亡，是大家都不愿看到的悲剧，可是，就此推论夏令营安全问题严重，则不免太过武断。从夏令营的组织角度说，如果从出发地到机场，学校包的车没有运营资格、超载，或者到达目的地后，学校和当地的安排漏洞百出，安全隐患严重，这可以说是夏令营组织上的问题，可把飞机失事也归为夏令营的组织问题，就有失妥当了。如此论断，恐怕会导致我国学生一步步走进“圈养教育”的怪圈：出国不安全在国内到其他省市也不安全市内走动也难保安全，到最后只有放在家里最安全。这起事件中，传言一名学生没有系安全带，导致整个人被抛出机舱，这暴露出安全意识的薄弱和安全教育的缺失。坐过飞机的人都知道，在飞机起降时，都会有广播通知系好安全带，可还是有一些人不系安全带可这在事故发生时，就是生与死的区别。不仅坐飞机如此，平时乘车时，不系安全带的也大有人在。有人会说，现在的夏令营组织比较混乱，有的机构就是为了赚钱，说是让学生游学，其实是“游而不学”。对于夏令营的变味，当然要批评并检讨，要求监管部门严格监管资质，夏令营的组织方要对参与者负责，消费者要理性选择。但是，这和飞机失事是两码事。有的媒体想以此为由头，深入报道海外夏令营的问题，这本无可厚非，但要注意的是，不要混淆事件的本质，还没有揭露出夏令营“变味”，反让家长、社会对学生的各类社会实践活动产生抵触。现在不少中小学取消了春秋游，就是一例。本来，学校组织春游秋游，可以让学生接触大自然，同时增进同学间、师生间友谊。然而，由于某校发生一起安全事故，使得春秋游在安全责任的高压线下，逐渐退出了校园，不少学校已经明确取消春秋游既然只要外出就可能有安全事故发生，那么，消除安全隐患的最好办法，似乎就是不外出。因担心安全责任被取消的活动，还不止春秋游，有的学校要求学生下课后不得随意离开教室，包括上厕所也得请示教师，原因是，学校担心学生在课间追逐打闹，会出现意外伤害事故。因为只要一出事故，学校校长以及整体办学业绩，就可能被一票否决。这是不依法治教的结果。对于教育教学活动中出现的安全责任事故，应该教育的归教育、法律的归法律，深入调查，依法理清责任，而不能动辄把责任都归到学校身上。不然，学校承担了太多自己承担不了的责任，就会出现严重的扭曲。当然，要做到依法治教，首先需要做到两点，其一，公众有权参与教育法律法规的制订，即要把民意纳入立法过程，法律法规不能由行政单方面主导；其二，学校应有家长委员会参与学校办学管理和决策，诸如学生参加海外夏令营这类活动，从收费到活动方案，再到安全保障，都应听取家长的意见，让家长参与决策，并接受家长的监督。如果有家长参与了学校管理的机制，校方的做法也更容易得到理解，家校之间的冲突、矛盾也可得到化解。（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3 年 9 月 17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没有教育改革，就只有教育利益 》：“国外大学的实践表明，学分制是一项扩大学生选择权、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制度，可为何我国大学实行学分制改革，却遭到家长和学生的反对呢？”一名记者在采访山东最近推出的按学分收费改革后，这样问我。他在采访中发现，很多家长都不赞成学分制，认为这只是学校变着法儿提高学费。如果一项“教育改革”的结果，就是老百姓要掏更多的钱，那我认为，这根本就不是改革，而是打着改革的旗号，谋求教育利益。遗憾的是，分析我国的教育改革，几乎全是这种性质，“教改”之后，教育主管部门的权力没有丝毫减少，反而增加；受教育者的权利没有增加，反而被削弱。拿学分制改革来说，真正意义的学分制改革，应该是给学生自主选择课程的自由，学生读完规定的学分，即可毕业。实行这样的学分制，首先需要给予学生选择课程、教师、授课时间的权利，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结合对课程质量和老师上课水平的判断，选择课程、选择教师、选择授课时间，迫使学校、教师重视提高教学质量；其次需要学校增设课程，扩大学生的课程选择空间，目前，我国高校的必修课太多，占到 80% 以上，就是给学生选择权，也无法选择；再次，调整传统的学籍管理、助学服务和就业服务措施，实行学分制后，学生的求学年限会发生变化，有学生 3 年毕业，有学生则可六七年毕业，如果还按学年对学籍进行管理，按学年将学生纳入助学计划、就业计划，那么，即便有学分制，最后还是学年学分制。我国大学最早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实行学分制改革，但观察已经实行学分制的高校，几乎全部是学年学分制。除了每门课程给予一定学分、按学分收费之外，学校的课程体系、授课模式、学籍管理方式全部和学年制时一样。所谓学分制改革，留给大家的感觉就是按学分收取学费改革。为何会如此？这是因为如果实行真正的学分制改革，意味着学校必须增加投入，同时放权给学生，把学校在教学管理中的强势主导角色，变为被学生选择的角色。这样的改革，有多少学校愿意干？—完全是吃力不讨好。而借学分制改革之名，提高学费标准，而不增设课程、不改革传统的管理模式，这却是某些办学者所喜好的。那么，怎样才能让学校既增加投入，加强课程建设，又放权给学生，给学生充分的选择权呢？这需要关注三方面。其一，整个高等教育有无市场竞争机制？美国高校之所以推行学分制，设置众多课程，供学生选择，不是学校舍得花成本，而是高等教育制度使然。由于美国大学入学实行申请入学制度、教育培养实行自由转学制度，整个制度已经给学生选择学校的权利，那么，如果学校办学质量不高、教育服务落后，学生就可以不选择这所学校，就是选择了，也可随时抛弃。面对激烈的竞争，学校只有在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改善教育服务上下功夫。学分制就是一种选择。其二，学校的办学决策有无公众参与渠道？现在，有不少家长质疑按学分收费改革，可是，他们的意见却无法纳入决策程序。而在美国，大学实行理事会（董事会）治理，其中，理事会的成员来源广泛，还包括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社会人士，对于学校的重大改革，理事会拥有决策权，而在决策时，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和社会人士，就会代表各自群体的利益，表达意见。像只有提高收费，而无教育质量提高、教育服务改善的决策，是难以通过理事会决策的。其三，学校内有无学生自治？在现代大学中，学生自治是重要的办学力量，学生自治组织有权参与学校办学管理、决策，并维护学生的权利不受侵犯。像学分制改革这样与学生利益直接相关的改革，必须听取学生的意见，得到学生的同意。如此看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应该是建立市场竞争机制、公众参与教育决策的机制和学生自治机制，没有这些基本的机制，管理者、办学者嘴中口口声声的改革，都可能不是改革，而是伪改革和反改革。（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3 年 10 月 24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高考英语改革 》：北京日前公布新高考改革方案，从 2016 年起，英语分值变为 100 分，一年考两次，成绩三年有效，与此同时，语文总分升至 180 分。从各地公布的高考改革方案看，新一轮的高考改革有拿英语科目开刀的趋势，基本的做法就是降低英语的权重（降低分值或只计等级），并实行一年多次考（整体多次考或口语、听力多次考）。对此，有不少媒体记者来采访我，问是否会对培训市场产生影响。在笔者看来，分析考试改革对培训市场的影响确有必要，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观察考试改革成败—如果改革的结果是中小学学科考试培训业生意更加红火，那么，改革者降低学生负担，缓解培训热、补课热的初衷就没有达到。从表面上看，北京的英语高考降低了分值，增加了考试机会，会减轻学生的英语学习压力，可深入分析高考录取规则，就不难发现，这一改革有可能进一步增加学生、家长的英语学习焦虑，应试英语问题会依旧严重。英语培训非但不会降温，还可能升温。按照北京的新高考方案，一名考生如果高一时参加英语测试就获得满分，这名考生就可以把接下来的时间用到其他科目的准备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些学生会努力在初中学英语，以便争取第一次考试就可以考出好的分数，此后不再关注英语学习。针对考生和家长的这种需要，初中毕业到高一阶段的英语培训将会极为红火，而教育考试部门引导中学改变英语教学的目的很难达到—学校必然针对一年两次英语考来安排教学，以让学生考出好的分数。而由于高考录取时，是取最好的一次英语成绩计入总分，那些第一次考就考出 90 分的学生，也必然会继续应考，以考出自己期望的最高分。很显然，围绕这一年两次考，培训业又有了新业务。问题在于，虽然英语分值降低、一年多次考，但集中录取制度未变，教育考试部门还是会根据考生高考总分从高到低结合学生的志愿排序投档，多次考服务于一次集中录取，所以，基础教育的应试教育思维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学校的教学还是围绕高考指挥棒转，学生追求的还是高考分数，与之对应，由应试教育“培育”出来的教育培训业，也就不可能受到多大冲击，反过来，会寻找到新的“商机”。“商机”不但在被舆论普遍认为“弱化”了的英语科目上，还在被“强化”了的语文科目上。不少人期待语文分值提高会引导基础教育更加重视语文教育，由此提高国人的人文素养，这一期待是很难实现的。在应试教育模式中，我国所有学科教育都存在应试化和功利化的问题，英语教育如此，语文、数学教育也如此，这不是靠调整分值就能解决的，甚至可以说，一门学科的分值越大，就会“应试化”得越厉害。针对语文分值增加，可想而知，有多少学生、家长为了提高语文分数，会在学校学习之外，报培训班。另外，高考英语权重下降，在中学办学中，有的乡村学校从现实师资（乡村学校英语师资普遍较弱）和高考利益出发，很可能就会降低对英语科目的关注，如此一来，希望在社会化英语考试中获得好成绩的学生，就需要求助培训班了，这也会带来农村学校（农村生）和城市学校（城生）新的不公平。再者，现在高考英语降低权重，如果大学四、六级考试继续保留，不改革或取消，学生进大学还是要过英语门槛，这不又为培训机构带来大批用户了吗？针对种种问题，甚至有网友调侃：“我觉得这是培训界的阴谋，因为学校不重视英语了，考四六级、考托、考研等难度加大，不得不去外边的英语培训机构学习，噢耶！”高考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绝不是靠科目以及分值调整就能起到改革效果的。我国高考制度的根本问题是教招考一体化—大学将高考成绩作为唯一依据录取学生，考试成为基础教育的指挥棒，中学教学完全围绕考试转，如果这一模式不改革，基础教育的应试局面不可能有丝毫变化。即便高考升学率已达到近 80% ，可全社会的高考焦虑仍旧十分严重。有关调查显示，我国的教育培训产业已达 3000 亿元，其中针对考试进行的学科培训占到 80% 。何以至此？乃因高考改革，一直就只进行科目调整，包括 3+1 、 3+2 、 3+x 等，而从未触及集中录取制度，就是 2003 年推出的自主招生改革，也是将大学的自主招生和集中录取制度嫁接，并没有给予学校完全的自主招生权，更没有扩大学生选择学校的权利—每名考生只能获得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只有打破集中录取制度，推行教招考分离—中学自主教学、考试社会组织、大学自主招生—我国的应试教育才可能有改观。（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3 年 11 月 6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四级考试与学位挂钩是自主办学吗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争议又起。近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再次重申：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并未制定学士学位授予与英语四级考试挂钩的办法。英语四级考试与学位授予联系在一起，是高校的“自选动作”。对此，有人认为，高校自主决定将四级考试与学位授予挂钩，是学校的自主权，无可厚非。这种观念很有迷惑性，表面上看，学校有权对学生提出英语教学考试的要求，也就可将学位授予与四级考试成绩挂起钩来，可是，大学施行自主办学，其“自主权”并不能由学校行政单方决定，而必须由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参与决策，同时要听取学生意见。以此分析大学“自主”决定要求学生必须参加四级考试，并与学位挂钩，是滥用“自主权”。不妨设想，如果学校要求所有学生都必须参加 TOEFL 考试，考得不好就不给学位，社会会是怎样的反应？而其实，学校要求学生参加四级考试与要求学生参加 TOEFL 考试，是一个性质。唯一不同的是，四级考试是教育部门主导的，而 TOEFL 考是社会化考试。学校要求学生参加四级考试，并硬性与学位挂钩，这也是逼迫学生参考，同时这背后也存在行政、利益等因素。高校如果要把四级考试与学位挂钩，必须过“两关”：第一关是教授关，这一影响全校学生英语教学的教育事务，应由学校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决策，而不应由学校行政领导或教务部门决定。教授委员会在决策时，要针对四级考试本身的质量、本校学生英语教学情况和英语能力评价进行充分的讨论。目前看来，鲜有学校的四级考试与学位授予挂钩是教授委员会决策的结果。甚或说，很多大学根本就没有独立运行、负责教育决策的教授委员会，大多数教育事务就由行政领导拍板。这种决策模式，让教育行政部门主导的四六级考试在高校畅通无阻—教育部门称没有要求学校将四级考试与学位挂钩，可为何要将这一考试交给学校组织考试？难道不可以设置标准化考点，由学生自己选择报考？而且，在此前的教育评估中，四六级考试成绩为何被列为评价高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指标？第二关是学生关。对于社会化考试—比如 TOEFL 、雅思、 GRE —学生是有权选择是否参加的，英语四六级考试也是社会化考试，学生当然也拥有选择权。如果学校以四级考试成绩作为英语学位考试成绩，这就剥夺了学生的选择权。包括一些已宣布四级考试不与学位授予挂钩的学校，其实也是要求每个学生都参加四级考试的，其操作方式是，学生参加四级考试，如果达到规定的成绩要求，就不再参加学校组织的英语学位考试，没过的学生再参加英语学位考试，过了这一考试，也可拿到学位。问题是，学生可不可以不考四级，直接参加学位考试呢？对于影响到学生具体权益的事务，学校也应听取学生的意见，在得到学生同意后方可推行。自主办学是现代大学办学的重要特征，但自主办学不意味着学校随意办学，也不是学校行政自主。（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3 年 11 月 21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高校就业质量报告应由第三方统计发布 》：教育部近日发出通知，要求今年起由各高校编制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的基本内容应包括毕业生的规模、结构、就业率、就业流向等；相关分析主要是对毕业生就业状况的数据分析、结论总结等。客观而言，相对于此前高校只统计公布就业率数据来说，统计并发布就业质量报告，是一种进步，因为就业率数据只能反映学生就业的量（有多少比例的学生实现就业），但却无法反映就业的质。此前，舆论根据研究生就业率不如高职就业率，判断研究生就业不如高职，就引起争议，因为研究生就业岗位、起薪和职业发展空间并没有通过就业率数据体现出来。但统计发布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笔者以为还需解决三方面问题。其一，以何时为统计时间节点？近年来的就业率数据统计，很多地方教育部门和高校很重视初次就业率，即截至当年 6 月 30 日毕业生离校时的就业率，这导致高校为提高就业率不惜压缩教育时间，让学生去实习、跑就业市场，有的高校把毕业这一年都作为就业年。后来，教育部门提出要统计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以便更准确地掌握就业情况，也给学生就业更多的时间。在国外，统计学生就业情况往往在毕业一年以及三五年之后，我国民间机构的调查也显示，毕业生毕业一年之后的就业情况有很大变化。但对于这一数据的重视并不如初次就业率，而且，毕业半年后的统计数据也难以反映学生真实的就业质量，从就业质量看，适合统计发布中长期就业质量。 其二，就业质量报告与高校的利益挂钩吗？我国高校发布的就业率，一直遭遇质疑。原因之一是，由于就业率直接影响专业的生死—教育主管部门明确规定，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 60% 的专业将控制招生规模，这无疑直接影响这一专业教师的饭碗，而为了保住饭碗，就出现了就业率弄虚作假、学生“被就业”和被要求就业的丑闻不时发生，一些学生甚至在网上购买就业协议书。可以预见，如果就业质量统计仍与学校的具体利益挂钩，由于统计数据更细，行政要求的指标会更多，有可能出现更多的造假现象。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到要建立现代治理体系，对于大学来说，现代治理体系就是政府不能介入学校办学，管评办分离，政府可发布学校的招生、就业等信息，推进信息公开，为学校办学、社会机构选择合作伙伴、受教育者选择学校服务。也就是说，政府部门不是根据质量数据确定学校该怎么办学，而是由学校根据这些信息自主调整办学，以及让受教育者根据这些信息选择学校，最终以受教育者的选择推进办学质量提高。其三，就业质量报告不应由高校自行统计、上报教育主管部门审核发布。正是由于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是由学校自行统计，再由上级主管部门发布的，这给虚报就业数据提供了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学校是教育部门的下属，在就业政绩数据方面，两者是利益共同体。过去多年来，舆论曾多次曝光就业率造假，但对此教育部门几乎都未回应，即便启动调查，调查的结果也是就业率数据是真实客观的。如果就业质量统计继续沿用这种统计发布机制，很难确保报告的公信力，从而失去对办学的监督、推进价值。从提高就业质量报告的公信力出发，应该采取第三方统计发布的新机制。我国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到，要对高等教育实行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由第三方统计高校办学情况并进行发布，是实行专业评价的积极尝试。（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4 年 1 月 30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高价售学位”实为政府推卸责任 》：据媒体报道， 1 月 26 日 ，在广东省人大茂名团分组讨论会议上，广东省人大代表、广东实验中学校长郑炽钦透露说，广东实验中学高中校区的投入中政府借贷占了四成，相应的，高中四成的学位都被拿来高价“出售”用于还贷。对此，广东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称，实验中学的做法是经过省政府批准实施的。“主要考虑引入新机制，尝试吸引社会资金，提供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同时，该负责人非常不赞成“高价”售学位拿来还钱的说法，表示非常不应该称作“高价”。我实在不理解这是怎样一种“新机制”？难道向银行贷款建学校，再出售学位去还贷，是“新机制”？根据广东省教育厅负责人的回应，这所中学的做法是存在的，只是政府部门认为这是“创新机制”，而实际上，这种做法就是“卖学位”，把本该政府投入的责任转嫁给受教育者，也制造教育不公。有了这种“创新机制”的“卖学位”，大家也就可以理解择校费为何难以治理了。择校费之所以难以治理，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政府部门的支持或“默许”。一方面，“默许”学校收取择校费，政府部门可以由此减少对学校的投入，择校费可以冲抵政府教育经费投入；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可以从择校费中分一杯羹，在一些地方，择校费是以捐资助学费的方式交到教育部门，再和学校“分成”的。各地、各校的具体情况不同，但基本逻辑差不多，政府部门投入不到位，但权力却无孔不入。我以为，要取消择校费，减轻受教育者的负担，推进教育公平，就必须明确政府对教育的投入责任。早在 2007 年，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司长就表示，要认真落实高中阶段教育以政府投入为主的政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降低公办高中择校生收费标准，直至全部取消。但广东却对择校费有自己的“创见”，同年，广东省分管教育的副省长指出，“择校费”取消的前提主要是看教育资源是否公平。在当前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必须有一整套科学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否则，单纯宣布取消“择校费”，还不到时候。而直到 2012 年，广东才表示力争 3~5 年内使义务教育择校乱收费得到缓解，对于高中择校费则并没有涉及。解决择校费问题，确实需要科学的办法，而“科学”之处，就在于政府部门履行自身的教育投入责任。依照我国《教育法》、《义务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学校举办者必须保障学校的办学经费，作为非营利的事业单位，无论是大学，还是高中，都不可能靠经营收入归还贷款，所以学校不能作为主体去借债。虽然《教育法》规定，“国家鼓励运用金融、信贷手段，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这是针对举办者而言的，政府缺钱可以借贷（再由政府财政归还），以保障学校投入，但却不能把债务转给学校，并靠学校自身的资源来解决还贷——靠学校解决还贷，途径无非有三，提高学费标准，收择校费，再就是学校办校产经营。这就是过去 10 年来我国大中学校学费高、乱收费，学校不务正业搞经营的根源所在。政府不愿增加教育投入，却鼓励学校借贷发展，再用学校资源去还贷，貌似很“创新”，实质是教育产业化的思路，以及推卸教育投入责任的不负责任做法。这种思路和做法不调整，就不可能治理好择校费问题。说到底，解决择校费问题，应该明晰政府和学校的权责边界。目前存在的“权力择校”和“金钱择校”，与政府和学校的权责边界不清有关——权力择校，表明权力可以干涉学校的招生、办学；金钱择校，表明教育拨款体系不健全、学校财务不透明。对于我国教育和学校发展来说，真正的创新，是改革教育管理制度，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其中两个环节最关键，一是建立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制订教育预算，监督政府必须按预算拨款；二是建立社区教育委员会、学校理事会，由教育委员会、学校理事会制定学校发展战略、遴选校长，摆脱政府对学校的行政管理，实现学校的自主办学。只有实行上述改革，我国的教育质量才能提高，教育公平也才有制度保障。（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4 年 4 月 21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别把高校领导岗位变为官员“后花园” 》： 2 月 19 日 ，教育部颁发《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直属高等学校领导班子建设的若干意见》，要求直属高校年满 60 岁的领导班子成员要及时退出领导岗位，领导干部原则上担任同一职务时间不超过两届或 10 年，党委书记和校长一般不担任校学术委员会主要职务。 我国公务员系统，对官员的退休有严格的规定，副部级官员干到 60 岁就退休，相对而言，高校领导的退休年龄却没有那么严格，一般来说，副部级高校领导的退休年龄会放宽到 65 岁，我国直属高校中，有干到 67 岁才从党委书记任上退下来的。这次教育部要求直属高校年满 60 岁的领导班子成员要及时退出领导岗位，是将高校领导的退休与一线领导接轨。 本来，高校领导放宽退休年龄，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毕竟校领导应该是教育家而不是官员，只要其能胜任教育管理的职责，就可以继续干下去，就好比朱清时从中科大校长岗位退下来后，还被新创立的南科大遴选为创校校长。但是，鉴于我国高校领导，有副部或者正厅行政级别，领导延迟退休，就意味着继续拥有行政权、行政资源，这被认为是高校领导的福利。 近年来，高校领导到 65 岁才退休的做法，还演变出新的问题来，由于有 31 所 985 高校的党委书记、校长是副部长级，党委书记、校长的岗位，成为了一些行将退休的厅长、副部级官员的去处，比如，某位副部级官员已经 58 岁，马上就面临退休，可如果转任高校党委书记或者校长，就可继续干下去，直到 65 岁。有调查显示，目前 75 所教育部直属高校中，共有 29 位高校的党委书记由党政官员转任，比例接近四成。虽然也有人认为，官员可为学校带来资源，但必须承认，这某种程度加剧了高校的行政化，把高校领导岗位视为官员官升一级的驿站和后花园。—这更多是对官员进行安排，而不是从如何发展好大学出发。所以，教育部规定高校领导满 60 岁退休，并不仅仅是实现领导班子年轻化，而是有意图扭转地方即将退休官员转任高校领导这种行政化倾向。但由于这还是基于把高校领导作为官员管理，因此其去行政化的作用还有限。一方面，目前的意见，还给部分领导延长退休年龄开了一条口子，意见称，“年满 60 岁的领导班子成员要及时退出领导岗位，党政正职领导干部可根据工作需要适当延长。”可根据工作需要适当延长，这是一个“万金油式”理由，用在任何人身上都合适，一“适当延长”，就延长到 65 岁了。其实，目前各高校副职领导基本都在 60 岁前就退休了，只有正职，尤其是副部级正职领导延长到 65 岁。实行 60 岁退休这一规定，应该主要针对这一部分。另一方面，高校领导选拔、管理改革，应该立足于去行政化、职业化、专业化。这次教育部的意见，也传递了这方面的意图，但去行政化、职业化、专业化，还不坚决。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提出，要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可这在实践中，还看不到半点影子； 2011 年年底，教育部启动了部属高校校长公开选拔试点，这比以前直接任命迈出了一步，可总体而言，公选还由行政部门主导，行政因素还是选拔校长的重要因素；教育部在此次下发的意见中，要求党委书记、校长一般不担任科研项目主要负责人，这试图让校领导职业化、专业化，但“一般”也为书记、校长继续担任科研负责人留下空间。在笔者看来，困惑高校的不只是领导的退休年龄，而是学校是否有现代治理结构，转变政府管理学校的模式，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取消学校行政级别，实行校长公开遴选，在校内推行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分离，做到这些，校长也就摆脱了官员身份，而成为教育管理者，他的年龄和任期都不是问题，只要公选委员会认为其符合学校的任职要求，就可以继续担任—在国外，干大学校长长达 20 年的大有人在，我国却基本上是短任期制—而其权力也就限制为行政权，是为教授们的教育决策、学术决策服务的，不能动用行政权为自己谋求教育和学术利益。这才是我们应该努力追求和探索的教育管理和学校治理模式。（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4 年 9 月 15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高考改革实质是权力问题 》：据《山东商报》 6 月 3 日 报道，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戴家干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考试制度改革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考试公平是底线。教育部考试中心也在积极参与。最后出台的改革方案要遵循《教育规划纲要》的精神，面向社会征求意见，还要邀请国外考试机构、评价机构进行研讨。昨日是 2011 年高考第一天。南科大 45 名学生拒绝参加高考成为一大话题。据《京华时报》 6 月 6 日 报道，南科大校长朱清时明确反对让学生参加高考，他说：“高考成绩好不好姑且不说，回去参加高考就是让所有人都回到体制内。这样的实验还有什么意义？”对此，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自主招生是很重要，但要看自主在什么地方，考试要考，分数要有，不然你怎么判断学生质量？自主在于不同学校不同院不同系，可以设定不同的分数线，上线的学生还要进行面试，这是在政府定的规章里面，一部分的自主权。不然怎么选拔学生呢？不参加高考，自己出卷，三五个人出的题目，是不是就一定比高考命题组的质量好？我理解吴家玮先生的意思是，自主招生应该是基于统一考试基础上的学校自主。这是我一直赞成的一种自主招生模式。但是不是由此可以推论出南科大的学生参加高考也是合适的呢？考虑教育公平和学校自主权的高考改革究竟又该怎样推进？从学校的自主权分析，自主招生大致有三种境界。其一，学校完全自主。这就是考试、招生完全由学校操作，可称为学校完全自主。但这种模式只适合精英教育以及小规模招生。而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情况下则不合适，每个学校自行考试录取，不但增加学校招生成本，也使考生疲于应付，而且，也确实有公平、公正之虞。其二，统一社会化测试 + 学校自主。在这种模式中，考试由社会机构组织，学校自主认可，想报考某校的考生自主选择参加某一考试，并以这一成绩去申请大学。其中，统一的社会化考试靠市场竞争确立地位，为学校招生提供公平的底线，也减轻学校自行举行测试的成本。美国大学的入学制度，基本上就是这种模式，可供学生选择的考试有 SAT 、 ACT 等， SAT 和 ACT 的成绩是申请大学入学的基础。其三，国家统一考试 + 学校自主。这类自主招生，考试由带有政府性质的机构组织，由行政赋予考试的权威性，所有大学的入学都要以这一成绩作为基础，在此基础上再根据各校的培养特点自主招生。我国周边的韩国与日本就采取这种模式，如吴家玮先生所言，体现了政府要求和学校自主的结合。（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4 年 9 月 17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 EMBA 本不该是政商交会的高级会所 》：据媒体报道， 9 月 8 日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官网的 EMBA 学员名单中还有 3 名现任省部级官员的名字； 9 月 9 日 ，这 3 人的名字已被删去。一个多月前，中组部发文严禁领导干部参加高收费的培训项目， EMBA 、后 EMBA 、总裁班等被明确列为高收费社会化培训项目，“领导干部一律不得参加”。这引发了领导干部 EMBA 退学潮。有教育培训从业者担心，这会打击我国的 EMBA 等教育培训项目。对此笔者不以为然，认为这反倒是清理只办高级会所、不搞教育培训的所谓高端培训项目的契机。如果领导干部退学，就导致 EMBA 项目、总裁班办不下去—随着领导干部退学，其他学员也跟着退学—那么，这样的培训班本就没有继续开办的价值。最近几年来，我国 EMBA 等教育培训项目迅猛发展。支撑其迅猛发展的，并非本身的高教育回报，而是畸形的“平台模式”。不少 EMBA 项目，公然以搭建政商交会的平台为招生的“卖点”，先以免费或低学费“吸引”高官就读，再以已有高官参加培训去吸引企业高管。笔者认为，这种招生模式是不健康的，是办学的歪门邪道。可在我们这里，这甚至被作为一种经验推广。进而，甚至有些项目的学费定价，并不是论教育质量，而是论官员学员的级别高低。现在，领导被禁止参加这类高端培训，这类教育培训的问题，也到了彻底清理的时候。在此过程中，笔者认为，由专门的高等教育评价机构对这类教育培训的招生、教育过程、质量管理、学历授予进行评价，客观公正地指出其招生、教育管理中的问题，并向社会公布评价结果，比禁止领导参加这类培训班更为重要。禁止领导参加，只是行政的规定，能管多久，还要看行政治理的力度，而由教育中介机构评价、认证教育培训项目的质量，才是促进教育培训规范教育的长效机制。从国际范围看，对于学校自主办学、自授文凭，应该建立起社会教育认证体系—行政部门只负责注册和资质审核，对于具体的办学质量，则由社会的专业评价机构评价，那些办学质量低的教育机构，得不到专业机构的评价，只是“野鸡”教育机构。近年来，在国内引起轰动的“洋文凭工厂”事件—我国内地学生以假材料被国外大学录取，再以伪造的成绩获得国外大学文凭—都是通过国外的高等教育评价机构调查发现的，有效遏制了高等教育机构的权钱交易、弄虚作假。如果我国也有这样的教育评价系统，那些用高官做招生诱饵，致力于把教育培训打造为高级教育会所的机构，其性质就是得不到认证的“野鸡”学校。但遗憾的是，我国现在并没有建立这样的教育评价体系。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指出，我国要对高等教育实行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因此，积极培育独立的教育专业评价机构，对教育进行有公信力的专业评价，对我国教育的健康发展极为重要。（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4 年 10 月 10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大学章程的有限进步 》：据媒体报道，近日教育部核准发布了北大、清华等 9 所高校的章程，两所国内最高学府有了“宪章”性质的自主管理规程。北大的学术委员会有学生代表加入。 舆论把北大等校发布的大学章程称为“大学宪章”，这可以理解，因为大学章程的本意，就是大学依法治校的宪章，但按照我国大学章程的制定程序，目前北大等校发布的大学章程，还不是大学的“宪章”，只是在目前的大学内部治理中略有进步。真正意义的大学宪章，必须具有法律效力。虽然也有不少人认为，目前的大学章程，经过主管部门审批，也具有法律效力，但究其实质，这只是行政规章，不是法律。作为法律的大学章程，要通过立法程序制定，在学校、学校举办者中通过后，要提交立法机构讨论、审议，以法律形式颁布，颁布之后，与学校办学相关的部门、机构、人员都必须遵守，处理学校的教育和学术事务，都将依据大学章程。没有经过立法程序制定的大学章程，在执行中很可能遭遇有无法律效力的质疑，而且，也可能因学校行政的变化，大学章程的地位也受到影响。这并不是说目前的大学章程就无任何价值。相对于没有章程来说，有章程是一大进步，大学在处理各种关系时——包括学校与政府的关系，学校和教师的关系，校内行政与教育、学术的关系，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时，以前可能凭行政的决策，现在则必须按章程办事，这可以在一定程度内规范学校的办学。大学章程在现实中有两种走向，一种走向是成为摆设，另一种走向是推进学校建立现代治理结构。这两种走向，一方面受学校行政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师生怎样看待大学章程。如果行政积极推进校内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分离，按大学章程建立独立运行的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监督委员会，这可给大学带来新的管理局面，但如果行政不愿意动真格放权，只是在形式上建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这就需要教师、学生用好手中的权利，促使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更加独立。在大学章程中，都提到给教师和学生权利，比如北大，就在有的委员会设置学生委员，那么，学生委员对待参与学校事务工作的态度，就将直接影响学生的声音是否在委员会中体现。针对学生委员的产生，全体学生可以要求学校采取选举方式，并要求学生委员向全体学生汇报参与学校决策的过程。同样，学术委员会的成员可由教授选举产生，那教授也就应珍惜手中的权利。希望师生们能把大学章程当一回事，积极参与学校事务，积极维护自身权利，利用好章程释放出来的教育和学术自主空间。（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注：请问熊丙奇，你把《宪法》当一回事了吗？】 2014 年 10 月 21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五年培养了半数研究生不是一项成就 》：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 10 月 18 日 在中国研究生院院长联席会 2014 年国际论坛上说 , 自 1981 年我国学位制度建立以来， 30 多年间共培养博士研究生 49 万人，硕士研究生 426 万人，其中近 5 年培养的研究生约占培养总量的 50% 。从媒体报道看，教育部是把研究生规模的快速扩大作为重要的教育成绩，而且，很可能进一步加快发展研究生教育，因为“我国大学生规模超过其他国家，但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无论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自身需求相比，都还有较大差距。我国目前在学研究生总数约为 170 万人，大致相当于美国上世纪 80 年代注册研究生的规模。 2012 年我国博士生毕业总数为 5.6 万人，约为美国的 40%; 硕士生毕业总数为 56 万余人，不到美国的 70% ”。教育部门列出这组数据，似乎想为研究生教育大规模发展做辩护，也为进一步扩大研究生教育规模做铺垫。笔者认为这值得警惕。发展研究生教育 , 当然很有必要，但如果过度重视规模和数量，而忽视研究生培养的质量和特色，以及研究生教育和社会需求的接轨，那么只会制造研究生泡沫。事实上，我国的研究生教育泡沫已经出现，而且有越吹越大之势。我国高校曾在 2009 年前后降低研究生扩招的幅度 ( 控制在 5% 以内，但近年来借研究生培养结构调整，一些高校还在增加研究生招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追求“教育 GDP ”的思维未变。现阶段研究生的数量，就是教育部门和高校的重要“ GDP 数据”。不少高校认为，只有大办研究生教育，甚至做到研究生规模超过本科生规模，才是学校高水平的表现。面对近年来旺盛的考研热，高校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也有充足的“底气”。而且，相对于本科教育来说，大幅扩大专业硕士招生 , 是更方便、更赚钱、更能增加学校的研究型大学味道的事。但他们没有想过，为什么研究生报考这么热 ? 考研热，最直接的原因是大学生就业难，一些学生把考研作为就业的“避风港”，加之我国社会存在“学历情结”，于是考研成为很多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出路。可这并非好的出路，把考研作为就业的避风港，那么，研究生毕业找不到工作怎么办 ? 认为提高学历就能提高就业竞争力，可没有与学历相匹配的真实能力，最终会让学历贬值，也让研究生教育贬值。这些问题 , 教育部门和高校并非不清楚 , 但要扭转扩张趋势，面临强大现实利益的阻力，包括 : 如果缩小研究生招生规模，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出路就会进一步减少 ( 考研是本科毕业学生的重要出口之一 ,2013 年 , 我国研究生招生 61.14 万人 , 比上年增加 2.17 万人 , 增长 3.68%); 有的高校还想进一步升格 , 办学术性大学 , 希望增设硕士点、博士点。在这种情况下 , 笔者认为 , 教育部门要对研究生发展结合国家人才的实际需求、高校办学的实际情况 , 进行科学决策。当初大学扩招时 , 也是拿发达国家大学人口每 10 万有 2 万左右的数据 , 来论证我国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必要性 , 直到今天 , 还有很多人认为我国大学文化人口并不多 ,10 万人只有 1 万不到 , 而美国 10 万人里有本科学历者达 2.4 万 , 如果简单对比 , 会得到我国应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结论 , 可是这需要全面分析美国的情况 , 美国 GDP 中 , 服务业附加值的贡献占 80%, 而我国服务业的附加值仅占 GDP 的 45%, 而服务业是容纳大学生最多的行业。服务业不发达 , 是造成我国大学人口比例不高 , 但大学生就业却十分困难的重要原因。如果不顾这个事实 , 盲目扩大高等教育规模 , 会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 (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4 年 11 月 13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美放宽学生签证有效期会如何影响中国教育 》：正在访华的美国总统奥巴马 10 日在北京宣布，美中双方已缔结签证有效期延长的条约，两国之间、商务旅游签证有效期从 1 年延长到 10 年；学生与交流签证有效期也从 1 年延长到 5 年。根据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 2014 年出国留学趋势报告》， 2013 年，我国赴海外留学人数共 41.39 万，其中赴美留学人数是 235597 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在美国读高中的学生已经超过三万人。可以预见，新的签证政策推出后，会进一步引起留学美国升温。 这对于增加中国学生的教育选择机会，扩大中美教育的交流、合作，无疑是利好。但另一方面，我国教育部门和学校必须思考，在国际教育竞争面前，如何吸引优秀学生选择自己？ 目前，国内舆论普遍存在一种说法是，通过出国留学来“倒逼”国内教育改革。然而在笔者看来，如果没有改革教育管理和评价制度的主动性，“倒逼”说只会是说说而已。出国留学“倒逼”国内教育改革，有两大理由 : 一是与出国留学热对应，我国一批高校因生源不足，已面临破产关门困境，要走出困境，唯有提高办学质量。以每名出国留学学生平均年花费 25 万元人民币计算，就是 800 多亿元，如果能提高办学质量，留住准备出国留学的学生，这不仅对国内教育发展有利，而且对过国内经济发展也有利。二是我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一流的生源，如果国内优秀学生都选择出国留学，我国大学是很难办成世界一流大学的。但面对竞争以及现实生存的压力，近年来，教育部门和高校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改革举动。对于因生源危机而濒临破产的高职高专、地方本科院校来说，最好的办法，是开放招生，“宽进严出”—在出国留学中，有一部分属于“垃圾留学”，这些学生由于无法在国内达到专科录取分数线或本科分数线，而无奈选择出国留学，那么，为何不通过开放招生来为这些学生提供求学的机会呢？但实行这一改革需打破现在的高考集中录取制度，给大学充分的自主权，同时，要求高校进行管理制度改革，重视人才培养，建立质量监控体系，才能做到“宽进严出”。对于正准备建设一流大学的 985 高校、 211 院校来说，留住优秀人才，最根本的办法是办出学校的个性、特色，培养有创新活力的人才，这需要学校能自主设置学科、专业，开设课程，采取适合本校人才培养定位的教育教学模式。简单地说，就是要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但实行这些改革，需要推进教育部门向学校放权，学校行政向教授、教师放权。可放权的改革，势必触动既得利益，于是喊了多年的改革，难见踪影。笔者认为，发展我国教育，要有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的新思路。笔者担心的是，在既得利益的阻力下，我国的教育改革仍旧迟缓，这会进一步让出国留学热升温，还会滋生出一种社会情绪，即：既然有国外的选择，就不要再和中国教育玩了。这反而会降低对中国教改的关注，近年来，本应对教育改革、发展十分关注的群体—企业家群体、中产阶层群体—却越来越对中国教育漫不经心起来，原因在于，这些人中的相当比例已准备让孩子出国留学。还有一些教育官员、学校领导，面对家长对教育问题的批评，不是反思自身的问题，而是对家长冷嘲热讽：你有本事让孩子出国留学啊！这种态度，怎么能应对开放带来的国际教育竞争压力？而众所周知，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没有竞争力的教育，在未来的国家和社会发展中，何来创新人才去推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熊丙奇和《第一财经日报》的关系处得不错。但是，我不理解，熊丙奇为什么以“ 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的身份出现在《第一财经日报》。 “ 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和“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是什么关系。 以上内容约 52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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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1-24 05:45
熊丙奇对上海纽约大学频频发号施令属于忘乎所以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百度百科》介绍，上海纽约大学 (NYU Shanghai) ，于 2011 年 01 月 19 日筹建，是美国纽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两所著名高等学府的强强联合办学 ，也是世界一流大学携手中国 985 工程重点大学创建的第一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美合作大学，与阿布扎比纽约大学（ NYU AD ）、纽约校园 (NYU NYC) 共同组成纽约大学全球系统中的三个具有学位授予权的门户校园。学校 2011 年首先启动招收本科生。 2011 年 03 月 28 日，上海纽约大学正式奠基陆家嘴 ，开始高等教育的全新尝试。该校 2012 年 8 月 15 日，正式挂牌成立，华东师范大学原校长俞立中任首任校长。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披着“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外衣，打着“ 教育问题专家” 招牌，对上海纽约大学频频发号施令。举证如下： 2011 年 04 月 29 日 ，《经济观察报》《上海纽约大学：南科大第二？》：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表示：“如果说上海纽约大学跟其他中外办学的学校采取差不多的方式，比如说纳入国家统一招生，或是在国内培养两三年再到国外学校去读一两年，我觉得它的突破意义是非常有限的，并不会对中国的教育产生多大的触动。” 熊丙奇表示：“如果这些学校在内地完全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将真正促进高等教育的市场竞争。但现在体制还很脆弱，内地高校还没做好应对竞争的准备。” 2012 年 4 月 8 日 ，《晶报》《 熊丙奇：上海纽约大学靠什么吸引世界一流生源 》：作为第一所获得教育部批准筹建的中美合作大学，上海纽约大学正按计划加紧建设。高起点建设的上海纽约大学，被舆论寄予厚望。该校首任校长称，上海纽约大学要招收的肯定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一批学生。但要吸引最优秀的学生，不是靠“中美合作”的招牌就可行得通的。上海纽约大学要办成为一所一流大学，必须在办学制度上进行全新的探索。从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的历史经验看，在诞生之初，相关学校都受到舆论的追捧，希望其能办出一流水平，同时也为我国教育改革做出贡献，可实践的结果，却并不令人满意。客观上说，中外合作办学，由于其收费标准高，引进了国外的课程体系和师资，因此，教育教学质量总体不错——不然，将不可能有学生拿高于内地高校几倍的学费去接受低质量的教育——但是，由于他们的办学还受到现行教育管理制度的制约，并没有能力推动国内高等教育的竞争，促进中国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按照目前的教育管理制度，中外合作办学的学校招生都纳入国内高考。如此一来，其在我国内地的招生，要么放在一本，要么放在二本，很难竞争过内地的一流院校。更重要的是，由于考生在高考录取中，只能拿到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所以中外合作办学的高校，在我国高考体系中，只是增加了一所大学的选择。这还只是一方面。这些学校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是否拥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教师在教学中，是否有充分的教育自主权？学生在学习生活中，是否有自治空间？这都直接关系到学校的教育教学目标能否真正实现。如此种种局限，导致这些合作办学高校的地位很尴尬，同时很难促进内地高校的竞争。以纽约上海大学来说，如果还是采取纳入统一高考、集中录取的方式，那么对于成绩优秀但家庭经济情况不佳的考生来说，可能会选择上学费低的华师大，而不会选择上海纽约大学；对于成绩优秀、家庭经济情况不错的学生来说，可能会选择直接出国留学到纽约大学，而不是选择上海的纽约大学。这些是上海纽约大学在办学中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我国教育管理部门需要思考的问题。要改变这种状况，有两条路可走。其一，给予中外合作办学大学充分的办学自主权，让他们自主招生、自主设置学科、专业，开展教育教学。这可以结合我国推进高考制度改革同步进行。其二，按照分校模式经营中外合作大学。我国目前还不允许国外大学直接到内地办分校，那么，完全可以按照分校模式，来经营一所中外合作办学的大学，鉴于纽约大学在办学制度和教育质量上的领先地位，为何不可把上海纽约大学，当作为纽约大学（上海分校）来思考其在我国内地的招生、学科设置、专业设置，以及自主授予纽约大学的学位呢？这只需把纽约大学成熟的管理模式、教育模式拿来即可。如果按照这种模式发展，其很有可能走出一条完全不同的新路来，而校方所称的吸引一流的世界生源，也就是迟早的事了。 2012 年 10 月 15 日 ，新华社（记者 许晓青、仇逸）《上海纽约大学成立 将成中美教育合作“试验田”》：经教育部批准，我国第一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美合作创办的大学——上海纽约大学１５日在上海正式成立。教育部将这所大学定位为“探索建设高水平中外合作大学的有益尝试”。中美两国教育家称，上海纽约大学是中美教育领域的“试验田”，同时也为中国深化教育改革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２１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认为，单靠一两所学校来促进中国教育改革，力量是极其有限的。关键是要赋予中外合作办学在招生录取、校内管理等方面更多的自主性，提供更为宽松的政策环境。当这样的试验与中国高考制度的改革相结合，很有可能走出一条新路来。 2012 年 10 月 20 日 ，《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专栏：上海纽约大学，不要成为“富人大学” 》： 10 月 15 日 ，上海纽约大学宣布正式成立。明年开始面向全球招生，第一届本科生 300 名，其中中国大陆 ( 内地 ) 学生 151 名，国际学生 149 名。第一届中国学生的学费暂定为 10 万元人民币一年 ( 《新闻晨报》 10 月 16 日 ) 。虽然该校校长强调，上海纽约大学不是“富人大学”，只是有钱并不能被录取，品学兼优的寒门弟子拥有同样的机会。学校还设立了基金会，全球筹集资金。但是，这么高的学费标准，无疑会降低这所大学的吸引力，也影响其改革实验意义。 10 万元一年的学费，是目前计划内中外合作办学学校 ( 项目 ) 学费标准最高的——— 西交利物浦大学的学费标准是每学年人民币 6 万元，上海交大密西根学院的学费标准是 3 万元。而从中外合作办学学校 ( 项目 ) 的招生看，学费是影响学生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上海高考志愿填报中，在让考生选择专业调剂时，就列出“除中外合作之外”。考生和家长可以相信上海纽约大学的教育质量是很高的——— 如果没有高的教育质量，显然无法对得起超过公办学校 10 多倍的学费——— 但是，就是上海纽约大学完全达到其向公众宣布的办学条件 ( 比如师生比 1 ： 8) ，优秀学生选择该校的热情也不会很高。如果家庭能拿出每年 10 万的学费 ( 还不包括生活费、住宿费 ) 、英语过关、成绩优异，何不直接选择出国留学？或者到香港地区高校读书？如果家庭拿不出 10 万、学生成绩不错，在内地选择华师大也可能比上海纽约大学强——— 四年所有开销就在 10 万，文凭得到的认可度要比这所新建学校高。上海纽约大学的生源对象，更多是那些准备出国留学，但却没有申请到国外一流学校的学生，换言之，只是在出国留学市场上“分一杯羹”。这不仅是上海纽约大学的尴尬，也是其他中外合作办学学校的尴尬。客观而言，由于中外合作办学学校的学费较高，学校还是比较注重教育质量的，由于引进国外原版教材、外籍教师上课，这些学校的教育质量还是得到学生的认可，可是，说到底，这还是“中外合作”，不是国外名校来内地独立办分校，学校是纳入我国传统的教育管理加以管理的，这不但导致学校的自主办学空间不像国外母体学校大，导致其对内地高校的推动与促进作用极为有限。这也直接影响学校获得更多的社会资金，而只有社会资金涌入，大学才能降低学费标准，设置更多奖学金，就像哈佛大学那样，宣布家庭收入在 6 万美金以下的全免学费。拿上海纽约大学的招生来说，根据学校的介绍，实行“三位一体”的招生，“录取时，会结合学生高考成绩、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情况。”这种招生模式，与我国 80 所高校的自主招生和南科大今年的招生相比，并无新意。对于我国高考来说，有突破意义的改革，必定基于扩大学生选择权，这就是允许学生可同时获得多所大学录取通知书，再做选择。如果一个学生可同时获得复旦、华师大、上海纽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然后再做选择，上海纽约大学靠优厚的奖学金吸引学生选择自己而不选择其他校，那么，全新的高考格局形成，上海纽约大学对中国高校的促进作用也才能体现。退一步说，假使目前不能做到这一点，上海纽约大学也该采取类似香港地区在内地的招生模式，允许一名考生同时申请港校和上海纽约大学，在这一招生竞争过程中，才能体现出学校办学的含金量来。因此，上海纽约大学要办出特色，并对内地教育改革有促动，就必须在招生、培养、管理上有更大的自主权，否则，就只可能给内地学生增加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选择，而很难起到促进内地高校竞争的作用。而从这一角度分析，笔者更看好引进海外知名高水平大学到内地直接办分校的模式，分校招生标准和方式与母体学校完全相同，自主设置学科、专业，在校内实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自主授予文凭，不把文凭纳入我国的学历授予体系而是采取全新的认证体系。这样的大学无疑比中外合作更有吸引力，而且，将切实推动我国的教改。 (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2012 年 11 月 3 日 ，凤凰网“熊丙奇的博客”《 上海纽约大学不是纽约大学上海分校 》： 日前，上海纽约大学宣布正式成立，计划于明年开始面向全球招生。而差不多同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学院）启动筹建。诸多迹象表明，我国内地正加大引进境外知名高校来内地合作办学的力度。 这是贯彻落实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必然，该纲要明确指出，“吸引境外知名学校、教育和科研机构以及企业，合作设立教育教学、实训、研究机构或项目。”在笔者看来，我国高等教育要从高等教育大国，建设为高等教育强国，对外开放是重要途径之一，中外合作办学是其中的一种方式，除此之外，还有必要尝试更为开放的方式。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两方面问题，一是整体教育制度的局限，具体表现在政府管得太多，将管理权、办学权、评价权都集中在自己手中，学校缺乏办学自主权；二是学校内部的课程设置、教材选择和编写、师资队伍、教育教学方式方面落后，满足不了受教育者需要，也与社会对高素质创新人才的需求脱节。后一方面的问题又很大程度受制于前一方面问题。从近年来我国已经实施的中外合作办学学校（项目）看，相关办学方都称可以通过合作办学，引进海外学校的师资、课程、教材和教学模式，提高办学质量，以此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客观而言，这些学校和项目，确实引进了海外先进的课程和教材，也多由外籍教师任教，教育教学质量得到了学生的好评，可是，其对我国内地教改的促进作用却有限，原因在于没有解决前述的第一方面问题，即推进政府部门放权，促进内地高校自主竞争。这和引进境外名校的模式有关，不少舆论把上海纽约大学称为纽约大学“上海分校”，这是对学校办学模式的误解。中外合作办学和分校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果是纽约大学上海分校，那么，这所学校的招生、培养、管理、学位授予都应该采取和母体校一样的方式，完全自主招生、自授学位；但中外合作则不同，学校的整体管理，是纳入我国内地的高等教育管理体系的，在招生时，考生不可能同时拿到上海纽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和内地其他学校录取通知书再做选择；在学位授予时，上海纽约大学授予的是国内统一承认为文凭而非学校自主授予、社会专业机构认证。概而言之，引进海外名校合作办学，在我国内地，可为受教育者新增一所办学质量不错的学校——这所学校因为不菲的学费、有限的招生规模，对扩大内地学生的选择空间也有限，却难以直接推进教育制度改革。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目前已有 2600 多所高校，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已走过数量时代，步入质量时代，高等教育的改革，重点在解决质量问题而不再是数量问题，而只有突破现有教育管理制度的局限，才可能整体提高内地高等教育的质量。因此，笔者期待我国引进海外知名高校，应在目前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探索分校模式，如果海外名校能直接到内地办分校，那么，我国内地马上就会收获完全按现代学校制度举办的大学，而且，由于学校“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将给内地其他高校带来强烈的冲击，促进高校间的竞争。 2012 年 11 月 21 日 ，《中国科学报》《 熊丙奇：上海纽约大学招生模式应更自主 》：近日，上海纽约大学在官方网站和微博上公布了招生方案，宣布正式招生。与国内其他高校不同，上海纽约大学招生强调“合适性”，考生的高考 ( 微博 ) 成绩必须达到一本线以上，此外，参加社区服务等学业以外因素也将被重点考查。（现代快报 11 月 10 日 ）说实在的，笔者并没有看出上海纽约大学的招生和国内其他试点自主招生的高校有多大不同——这些学校的自主招生，也强调“招到适合本校的学生”。按照上海纽约大学的招生方案，经考核评价“适合”该校的学生，还将参加高考，高考成绩必须达到一本线以上。从中不难看到，上海纽约大学采取的招生方式，和内地其他高校的自主招生方式几乎完全一样。我国内地试点自主招生的高校采取的方式是，先对申请的学生进行笔试、面试，给予符合标准的学生自主招生资格，获得自主招生资格的学生必须参加高考，填报志愿，高考成绩达到该校承诺的录取条件（达一本线即可录取，或者低於本校在当地的录取分数线 20 ～ 60 分）才能被录取。这一与高考集中录取制度相嫁接的自主招生方式，带来诸多问题。首先，并没有打破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考生要参加高考集中录取，因此高考分数还是评价学生最重要的指标﹔其次，学生的选择权并没有增加，获得自主招生资格的学生必须把相应学校填报在 A 志愿（对於实行平行志愿的地区）或第一志愿（对於实行传统志愿的地区），否则将失去自主招生资格，这导致自主招生成为大学抢生源的手段（包括联考成为集团圈地抢生源），增加了学生的考试成本却没有增加选择机会﹔再次，没有推进高等教育市场竞争机制的建立，学生只能拿到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所以大学并没有感受到被选择的压力。这样的话，受教育者的权益并未得到重视，只关注招生不关注培养的情况在我国大学中依旧存在。对于上海纽约大学的招生，需要追问的是，获得该校招生资格后，考生参加高考是否要把该校填报在第一批的 A 志愿？如果是这样，该校的招生，只不过是在内地高考中增加了一所自主招生高校而已，存在於其他高校自主招生的问题也将存在於上海纽约大学。上海纽约大学当然可以提出考生的高考成绩要求，可是，具有改革价值和意义的招生方式，应该是在高考成绩公布后，学校自主提出达到一本线的学生都可以自主申请，然后再结合学生中学学业成绩、综合表现和“校园日”面试考查，评价录取学生。这就给学生更大的选择权。这其实就是香港地区高校在内地自主招生的方式，上海纽约大学完全可以尝试，如果考生同时申请上海纽约大学、香港地区高校，可以同时拿到多校录取通知书后再进行选择，才会意味着上海纽约大学迈出了更大的改革步伐。需要注意的是，不仅港校的自主招生提出内地考生要以高考成绩申请，就连澳洲的悉尼大学也宣布须达到高考一本线的内地学生方可申请。将自主招生放在高考成绩公布之后，以高考成绩作为笔试成绩，向学校提出申请，考生可同时申请多所学校、获得多所学校录取通知书，再根据录取学校、专业、奖学金等情况选择，这是我国内地高校自主招生改革的思路。这一思路，也是符合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高考改革精神的。《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探索“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的考试招生新模式。如果基於统一高考成绩的高校自主招生探索成功，那麽，就可以对统一高考的内容、形式进行进一步改革，包括从现在的学科考，转变为学业水平测试﹔从一年一次，变为一年举办多次。上海纽约大学在回答申请者的提问时，强调该校的招生“与美国纽约大学的招生过程相似，所有申请入读上海纽约大学的中国和国际学生都需要填写并提交通用申请（ Common Application 是美国高校用来采集申请者定性信息的在线申请系统）”，客观而言，其与纽约大学相似的只有学校评价部分，从招生过程分析，却相差太远。在美国，大学实行自由申请入学制度，学生可拿着 SAT 成绩（一年考 7 次，考生缴一次费用可考 3 次，可拿最好的成绩去申请大学）去申请，学校自主评价并独立录取。一名考生可同时获得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等多校录取通知书，再作选择。这才是学生和学校自由双向选择的自主招生。从其招生规模和合作方的招生经验看，上海纽约大学做到这一点并不难，那麽，为何不采取这种模式呢？ 2012 年 11 月 27 日 ，新民网《 熊丙奇：上海纽约大学招生创新的步伐可以更大些 》：近日，上海纽约大学首届中国大陆地区本科生招生简章甫一出台，立即引发公众关注，特别是针对该校强调的必须参加中国高考、对奥赛获奖者优先考虑等“中国选拔元素”议论较多。对此，俞立中校长称，高考也是检验学生基础知识掌握情况的一个重要途径，不该把中国高考“妖魔”化。从统计学意义上来说，高考成绩不错的学生，其基础知识往往掌握得比较好。上海纽约大学还会通过“校园活动日”的方式，考查学生基础知识以外的能力，弥补高考的不足，不搞“一考定终身”。（《新民晚报》 11 月 27 日 ） 我国内地试点自主招生的高校采取的方式是，先对申请的学生进行笔试、面试，给予符合标准的学生自主招生资格，获得自主招生资格的学生必须参加高考，填报志愿，高考成绩达到该校承诺的录取条件才能被录取。根据上海纽约大学的招生简章，其和国内其他试点自主招生的高校没有太大区别，经考核评价“适合”该校的学生，还将参加高考，高考成绩必须达到一本线以上，而在对“偏才”的关注中，也和内地高校的眼光基本相同。上海纽约大学当然可以提出考生的高考成绩要求，然而更具有改革价值和意义的招生方式，应该是在高考成绩公布后，学校自主提出达到一本线的学生都可以自主申请，然后再结合学生中学学业成绩、综合表现和“校园日”面试考查，评价录取学生。这就给学生更大的选择权。这其实就是香港地区高校在内地自主招生的方式，上海纽约大学完全可以尝试，如果考生同时申请上海纽约大学、香港地区高校，可以同时拿到多校录取通知书后再进行选择，就意味着上海纽约大学迈出了更大的改革步伐。将自主招生放在高考成绩公布之后，以高考成绩作为笔试成绩，向学校提出申请，考生可同时申请多所学校、获得多所学校录取通知书，再根据录取学校、专业、奖学金等情况选择，这是我国内地高校自主招生改革的思路。这一思路，也是符合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高考改革精神的。《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探索“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的考试招生新模式。如果基于统一高考成绩的高校自主招生探索成功，那么，就可以对统一高考的内容、形式进行进一步改革，包括从现在的学科考，转变为学业水平测试；从一年一次，变为一年举办多次。 在美国，大学实行自由申请入学制度，学生可拿着 SAT 成绩（一年考 7 次，考生缴一次费用可考 3 次，可拿最好的成绩去申请大学）去申请，学校自主评价并独立录取。一名考生可同时获得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等多校录取通知书，再作选择。这才是学生和学校自由双向选择的自主招生。从其招生规模和合作方的招生经验看，上海纽约大学做到这一点并不难，那么，为何不采取这种模式呢？而如果上海纽约大学在招生方式上没有突破，其办学对我国内地高等教育改革的价值，也是十分有限的。（作者系著名教育学者，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2013 年 9 月 26 日 ，《科学时报》《 熊丙奇：中外合作办学不能盲目大干快上 》：由武汉大学、美国杜克大学和昆山市政府三方合建的昆山杜克大学已获中国教育部正式批准设立， 2014 年秋季全球招生计划正式启动。正式设立之后的昆山杜克大学将首先招生全球健康、医学物理学和管理学三个硕士项目。 ( 《文汇报》 9 月 18 日 ) 这是继上海纽约大学后，我国引进海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创办的又一所中外合作办学学校。与此前其他中外合作办学不同，这所新创的中外合作办学学校，以招收硕士作为“起步”，在本科教育阶段目前仅推出一个学期的“交换生”计划—在全球招生 100 人，国际生和国内学生各 50 人。杜克大学想通过“谨慎试点”为日后开展本科生教育积累经验，而不是在学校举办初期，就大干快上。在笔者看来，这种“谨慎”探索是值得肯定的，表明杜克大学在认真选择适合其中国办学的模式。首先，举办本科教育，相比举办研究生教育，由于周期长、课程多，对办学条件、师资力量有更高的要求—举办三个硕士项目，由于规模较少，合作方投入的师资相对较少。这是杜克对本科教育的认识，与国内教育系统对本科教育的认识有些不同。当然，这也与杜克当初在国内高校合作办学时是从商学院开始有关。商学院只有硕士教育项目，因此，以之前合作为基础举办的中外合作学校，选择硕士教育作为办学的开端，也就顺理成章。其次，在中国内地举办合作办学项目，研究生教育受到的障碍相对较少—客观而言，相对于本科教育，我国当前研究生招生的培养，学校拥有更大的自主权—也更容易取得突破。此次杜克准备招生的三个硕士专业，基本都属于应用型人才培养，这在我国内地也刚刚起步。很多学校的专业硕士教育由于缺乏个性，职业化不够，课程与学术性硕士没有多大差别而引起社会质疑，杜克完全可以以其举办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经验，在这方面形成办学的特色。以管理学硕士 (Master of Management studies) 为例，杜克大学要求学生在 10 个月中学习 15 门课程，每门课以案例教学、实践教学为主，主要在于完成学生的职业化过程，培养学生的自我认识、团队意识和职业素养，而不是空谈理论。除此之外，学校还给每位学生配备一名职业导师，并建有完备的校友数据库，学生们在求职时，可以方便地查询校友求职去向、工作去向，由此向校友咨询求职事宜，并得到校友不同程度的帮助。这就做到职业教育真正以就业为导向，给学生有价值的教育。可以说，这些教育在国内开展不会存在多大问题，只要校方坚持质量，就可以给国内高校带来新的专业硕士人才的培养方式。再次，关于本科教育 ( 包括招生、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模式 ) 如何在我国内地取得突破，这确实需要探索。目前来看，其他中外合作办学的学校，以本科教育为主，一开张就招收成百上千名学生，由于培养规模大，教育部门对其改革十分“谨慎”，结果是突破并不多。比如，招生都纳入集中录取 ( 要么在提前批，要么在第一批，有的甚至在第二批 ) ，高考成绩还是重要的录取依据，学生的选择权也没有增加，这些学校对内地教育改革的推动被普遍认为价值有限。而且，由于已经把很多学生招收进来，即使改革发生偏差，学校也会面临骑虎难下的困境，结果往往是办学理想向现实利益妥协，很难坚持、走远。杜克大学校方透露，学校希望先小规模地以交换生方式进行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通识教育，以此检验这些教育在中国内地的反应，也让杜克大学的教授们有一个观察中国教育、体验中国教育的过程。为让这一计划顺利开展，杜克在校内成立了一个“中国事宜教授委员会”，专门负责讨论有关在中国内地办学的事宜。按照杜克大学的设想，如果小规模试点成功，学校在五年之后将招收本科生，全面启动本科生教育。虽然办学速度很慢，甚至被有的舆论称为“龟速”，但是延续了杜克大学一贯的谨慎办学风格。这是中外合作办学选择的又一种模式。希望有更多的不同模式在未来的引进海外优质资源内地办学中出现。如同教育部在批文中期望该校“通过创新教育教学模式，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实用型人才，为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提供宝贵经验”，笔者一直呼吁，引进海外优质资源内地办学，要走出单一模式困境，这既包括要在中外合作模式之外探索学校直接办分校模式，也包括对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的多元尝试。只有办学多元化，才能满足受教育者的个性需求。而实现教育多元化，正是教育改革的目标所在。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对上海纽约大学频频发号施令属于忘乎所以。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常常忘记自己是谁，忘记自己是干啥的。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似乎不知道上海纽约大学不同于南方科技大学。 第一、上海纽约大学位于直辖市上海。南方科技大学位于广东省深圳市。两个城市的级别不同。 第二、上海纽约大学属于中外合作办学，南方科技大学属于国内办学。中外合作办学有其特殊性。 第三、上海纽约大学属于国家教育部直接管理的。南方科技大学属于广东省管理的地方高校。 第四、上海纽约大学办学目的是解决群众上学难问题。南方科技大学办学目的是实现校长个人宏愿 — “去行政化”。 由于以上原因，上海纽约大学容不得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指手画脚，吆五喝六。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披着“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外衣，打着“ 教育问题专家” 招牌，也无济于事。也正因为如此， 2013 年以来，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对上海纽约大学不再发号施令。 以上内容约 95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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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1-11 10:14
上海公民熊丙奇为什么与《成功学》势不两立？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百度百科》介绍，成功学是无数成功研究者以及成功人士所共同创造出的智慧结晶！成功是一门科学，是有很多规律在里面起作用的，不一样的人，有着相同的成功规律。成功是很简单的事情！如果找到成功的规律，成功就变成了非常简单的事情！“成功学”实际上是一门关于自我管理的学问，或者说是理想信念与目标行动教育方面的内容，可以开发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辅助课程。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对成功学颇为不满。几次谈到成功学都显得慷慨激昂。 2011 年 6 月 29 日 ，南方网《 熊丙奇：原来中国大学也能办好毕业典礼 》：最近是大学的毕业季。近日一则新闻是，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毕业典礼时特地请上普普通通、深受大学生们爱戴的宿管员吴阿姨上台致辞，广受好评。吴阿姨不到 800 字的讲话，总共被学生热情的掌声打断了 11 次。另一则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在学生毕业晚会上的致辞视频在网上走红，何院长对学生们说：“四年前你们带着很好的理想到政法大学，那时理想很丰满；而四年以后，现实却很骨感，而正是因为现实很骨感，我们的理想才必须继续丰满。”“你做不成包公可以，但你不能陷害忠良。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底线的分数。”有网友评论指，这是一堂简短而生动的公民教育课，值得所有学子深思。毕业对于大学生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外大学无不重视毕业典礼的举办，会邀请学生家长与会，见证孩子获得学位的重要时刻，同时精心设计毕业典礼的发言，邀请本校校友或社会人士演讲，旨在利用好这一课，给学生们难以磨灭的印象和教育。在很长一段时间中， 我国大学的毕业典礼十分程式化，毕业典礼上除了领导致辞外，能获得发言机会的大都是某些成功人士，向毕业生宣讲“成功学”理念。 近年来，国内高校也开始注重毕业典礼与学生毕业离校环节的活动，而从“效果”看，有不少舆论对大学毕业典礼上请宿管阿姨，以及何兵在毕业晚会上的致辞大加赞赏，认为这是大学人文精神的回归。而对于有的大学把女生的横幅“不管以后是谁的男人，你们永远是我们的男生”收走，舆论的意见也很一致，觉得这样的大学太无趣，连学生们的真情实感表达也限制，一点人文关怀也没有，相反，日前中山大学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不少学生在领完证书，不忘与校长“抱抱”，有的还扮扮鬼脸，历史系一名女生领完学位证书之后，上前紧紧拥住“亲吻”校长。中大的毕业典礼由于充满感性，也让“吻别”具有别样的意义。 说实话，办好一场毕业典礼，对大学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只要用心，可谓事半功倍，而从学生们对充满人文关怀、体现大学精神的毕业典礼的欢迎来看，虽然近年来大学的教育丑闻、学术丑闻不断，但很显然，只要大学出现一点“亮点”，舆论和学生都是不惜给予大学赞美之声的。这种“赞美”之声，是对大学的期盼，也是大学改革的良好外部环境所在。在我国大学内部，校领导普遍感慨，大学办学自主空间有限，但就像学校在毕业典礼上，安排宿管阿姨作个性演讲，这完全属于自主范畴之内的事，没有上级部门规定一定要安排谁发言；而学校允许学生悬挂横幅，也是学校可以做主的。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大学自主招生，如果一所大学，把本校自主招生的学生信息，详尽地公示，公众可以方便地查阅这名学生除隐私之外的高中学业成绩、自主招生笔试成绩、自主招生面试评价，还有谁会质疑自主招生有潜规则？而大学做到这一点，可谓举手之劳间就可获得社会的好评。又或者，如果一所大学，把学校的所有收支全部公开，接受纳税人 ( 学校的国家拨款来自纳税人 ) 、学生 ( 学费收入是学校的基本收入之一 ) 、捐赠者的监督，大学的账本被晒在阳光之下，还有谁担心大学的经费被挥霍？如果一所大学，对于任何学术不端的举报，马上启动独立的调查，并根据独立调查的结果，就事论事，对当事人实施严肃的问责，今日大学之中，还会有那么严重的学术不端，以及围绕学术道德的纷争吗？大学很多可以做的好事，非不能，而是不为。这背后既有教育理念的问题，也有大学既得利益者的原因。当然，相比公示自主招生信息、公开学校账本、认真处理每一起学术不端来说，让一位宿管阿姨发表演讲，是很细微的、不涉及其他利益的小事，能做好这一件好事，并不表明大学能一步步去做好其他好事，但我们期望，有了做一件好的小事的基础，大学应该意识到，遵循教育规律，让大学充满人文精神，充满爱，而不是处处与教育规律唱反调，让大学面目可憎，是一件更快乐的事。 2011 年 8 月 25 日 ，《新京报》《 熊丙奇：成功学的幽灵游荡在高校上空 》：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学生们普遍陷入焦虑与迷茫之中。如果有一个“成功人士”出现在身边，巧舌如簧地告诉学生如何“两年之内有车有房”，是十分具有蛊惑性的。广州周边大学校区不少学生心中的一个成功人士、“万人迷”的“创业导师”，能通过激发潜能的“过火海”和“心灵穿刺”的类传销体验，对接受培训的学生进行控制和洗脑，实施欺骗、剥削和性诈骗，成为危险的“导师”。 23 日，在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负责人的陪同下，两位受害女生前往广州大学城的小谷围派出所报案。（《南方都市报》 8 月 24 日 ）这样的消息读来令人震惊。这一事件之所以发生，除了涉事“导师”自身的道德问题外，还暴露出目前高校职业生涯规划指导的欠缺与相关管理的缺位、混乱，以及部分大学生批判思维能力的不足。这给危险的导师“作乱”提供了空间。从 1993 年实行自主择业时起，国家教育部就要求各校重视对学生的就业指导和服务，然而，这些要求并没有完全落地。学生们的职业生涯规划能力十分低下，与此同时，由于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学生们普遍陷入焦虑与迷茫之中。这种情况，在目前的二本、三本高校、高职高专中尤甚———学生在“身份”上比不过一本院校，在接受的教育质量上也“缺斤短两”，这似乎注定他们的就业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成功人士”出现在身边，巧舌如簧地告诉学生如何“两年之内有车有房”，是十分具有蛊惑性的。媒体报道的情形正是如此，一位同学说，她所在的专科，地在偏远郊区，学术人文类讲座极少，对外兼职实习机会也几乎没有。于是，校园讲座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商业类培训机构打着公益牌子做的。她说，面临极大的就业压力，而课业却很悠闲，一年下来学校只有两次讲座，让她很迷茫。“这时候有这么一个培训机构宣称可以给我们实践机会，可以锻炼我们的协调能力，口头表达能力，有一个社会经验丰富的老师教我们，可以给一个角度让我们更好地看到社会与外面的世界，我当时的感觉就像是拿到救命稻草似的。”这反衬出学校教育的严重“空心化”。有的高校个人或集体，还与某些机构有利益关系，因此，学校就成为这些机构大胆运作的背后靠山，这增加了这些机构的“权威性”与“迷惑性”。需要注意的是，涉事的“导师”在谈起学生受骗时，指出她们已是“成年人”，言外之意是，这些学生是应该有判断力的，不要高估了他的“洗脑”能力。而问题是，这些大学生，虽然年龄已经成人，心理却没有成人，她们在过去的学习生活中，一直被家庭、学校规划，一直关注书本知识学习，服从多于思辨。另外，由于接触社会很少，“涉世未深”是社会对她们的评价，某种程度上说，她们只是孩子，很容易相信“成功学”这类快速成功的法术。整个社会和教育体系的功利，也让今天的学生只关注成功，且可以为成功而不择手段。近年来，针对大学生群体的灰色技能培训很红火，而在这起事件中，学生在“导师”要求脱衣的命令下，最后选择服从，是因为她们相信“导师”的成功理论———“你如果可以跟一个你不爱的男人做爱，你还有什么做不了的？”这可谓被成功“鬼迷心窍”。怎样帮助每个学生做好职业规划、人生规划，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面临的重大课题。毋庸置疑，由于教育投入有限、办学定位模糊、办学监督乏力，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存在严重的下滑趋势，学校的很多教育服务都不到位，如果继续这种趋势，将产生严重的教育问题和社会问题。【 熊丙奇 教育学者 】 【注：《新京报》根据什么认定熊丙奇为“ 教育学者” ？熊丙奇万一当真怎么办？】 【注： 2015 年 1 月 4 日 ，《齐鲁晚报》《我是熊丙奇 , 是一名 教育学者 。》】 2011 年 12 月 2 日 ，《青年时报》《 熊丙奇：“成功学”害学生也害“导师” 》：创新工场 CEO 李开复道歉了。这位因被方舟子质疑学历不实从而更加出名的“青年导师”，近日在微博中公开致歉。李开复称，其自传中描述的 26 岁副教授与实际担任 AP 时的 28 岁事实不符，深表歉意，并将在下一版中作出修改。对此，方舟子称：“李开复算不上造假，是拔高了自己的职称。”李开复的做法值得肯定。虽然还有力挺者认为，这没有什么大不了，不过略微有些夸大，但李开复仍旧选择了诚恳地道歉，诚如他所说，“作为被人尊敬和学习的公众人物，我理应受到更加严格的监督。”这是一个公众人物应该有的立场。 相比另一公众人物唐骏，学历被指造假，却至今拒不承认错误，两人完全是不一样的境界。近年来，在这一问题上，不少人都爱用“搅混水”的方式，让自己过关——你给他谈道德，他给你谈法律，说法律没有禁止的事都可以做；你给他谈诚信，他给你谈能力，说文凭不重要能力才重要；你给他谈榜样，他给你谈官员，说官员假文凭、假学历更甚，总而言之，造假无错，拒不道歉，照样行走江湖。如果李开复不是一个公众人物，没有写自传，没有被很多青年学生视为导师，他怎么给同事吹牛说自己 26 岁就是名校副教授，和多少国家政要是好朋友，这都没有关系，听者不过一笑置之。而作为公众人物，这种没有根据的放大，在确凿的事实面前，还拒不承认，就将起到很坏的负面影响，不但会严重影响自身的公信力，而且会对青年学生进行反教育。方李之争可以说告一段落。但是，怎样做好公众人物，却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在接连爆出的“青年导师”、“青年榜样”诚信问题中，不少人已经对榜样们产生怀疑，进而对社会失去信任，也对前途感到迷茫。某种程度上，这是“成功学”对学生和“导师”的双重伤害。当下，整个社会盛行成功哲学，学生们也渴望快速成功，为此，能引起学生兴趣的，往往就是那些有着成功光环的“牛人”，在这一过程中，那些能力本已很牛，但觉光环不足者，往往就会想方设法增添自己的光环，给自己的成长经历添油加醋。这确实可以很快获得学生的青睐，并鼓动学生的成功热情，但是，从人生的长远发展看，这种“成功学”对学生们是有害的——试想，“牛”如他们，都需要夸大、包装来给学生展示成功，有多少学生能真正达到他们描绘的“成功”呢？其结果是，很多学生有着成功“躁狂症”，纷纷幻想 35 岁之前就达到事业的顶峰，而在现实中，对身边的小事不屑一顾。告诉学生脚踏实地，有自己明确的定位，为自己的理想付出坚持不懈的努力，这远比向他们大谈成为成功人士更重要，我想，少谈功利的成功，多谈奋斗与人生价值，这才是公众人物在树立公众形象时更要注意的。从这一角度看，李开复先生的道歉，是一次很好的对学生人生价值的教育。试想，“牛”如他们，都需要夸大、包装来给学生展示成功，有多少学生能真正达到他们描绘的“成功”呢？其结果是，很多学生有着成功“躁狂症”，纷纷幻想 35 岁之前就达到事业的顶峰，而在现实中，对身边的小事不屑一顾。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凤凰网“熊丙奇的博客”《 熊丙奇：用“成功学”当职业规划是反教育 》：最近走访一些高中，学校领导告诉我，他们希望给学生的讲座，充满激情和励志，让学生听完之后，激动起来、兴奋起来，然后全力以赴投入高考。学校领导们所说的讲座，以我的理解，其实就是“成功学”励志演讲，这种演讲往往现场气氛特别浓烈，很是煽情，大家都觉得效果不错，但不得不告诉校长们，这种“成功学”对学生的发展并没有多大好处，如果以此作为对学生的职业规划教育，那更是走错了方向。近年来，无论是大学，还是中学，都比较流行“成功学”，有一些学校，就直接把成功学导师引进校园给学生讲课，一项调查显示，高三学生阅读的书目，有四成左右的学生填写的是小清新的青春读物或是流行的成功学读物，而北大教授郑也夫在最近的一次访谈活动中提到，“面对一个生命，应当消极一点，保守主义一点，亚当斯密一点，洛克一点，而不要太凯尔斯，别太 GDP ，别太成功学，别太哈佛女孩。”这是对眼下流行的“成功学”的清醒反思。重视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已被大中学校提上议事日程，但对于何为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很多学校并不了解，他们理解中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就是“成功学”励志，这不但使教育效果突出——通常讲座都是“激情四溢”，又可以把学生的热情，集中到追求“成功”上，符合学校的办学目标。这符合功利的教育价值取向，却背离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对学生有用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是教育学生理性，而非盲目的追求某个目标；是引导学生做适合自己的规划，而不是追求他人眼中的成功。这要求职业生涯规划指导老师富有理性，教给学生做规划的科学的方法，要有清晰的逻辑思维，而不是“成功”目标下的颠三倒四。 这也是职业生涯规划不被学校待见的原因。成功学告诉高三学生，再奋斗多少天，考上名校，就获得一生最大的成功；而职业规划告诉学生，上大学，只是获得一个学习的机会，并不是求学的终点。成功学告诉学生，努力会使自己成为人上人，享受特权、不一样的生活，而职业规划告诉学生，努力使自己成为最好的自己，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要尊重他人、包容差异；成功学告诉学生，获得成功可以不择手段，你可以复制他人的成功，而职业规划告诉学生，任何规划的前提是遵纪守法，每个人有不同的个性，要走属于自己的路；成功学告诉学生，金钱和财富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志，职业规划则告诉学生，不要被金钱和财富迷住了双眼。与目前的办学目标对照，成功学显然更受学校欢迎，这直接服务于学校“育分”的功能、也满足大家“上名校”，今后升官发财的“心愿”，但这种教育是有害的，有学生真以为上名学之后就成功了，于是不再努力，大一多门功课不及格，被退学回家；有的学生上大学后才发现，大学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于是十分失落，迷失方向；有的则为“成功”不择手段，包括在考场上作弊，在大学里习得“潜规则”，近年来，一些“成功学”导师纷纷曝出学历、经历造假的丑闻，还有的违法犯罪，可对于“成功学”的追捧一点也没减少，“成功学”的幽灵一直盘旋在校园。成功学的流行，不是说学校重视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恰恰相反，这表明学校没有真正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要引导学生认识职业、认识自我、确定适合自己的目标、要为目标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而成功学则把职业分为三六九等，认为只有做某些职业才成功，其余的则不成功；让学生没有自我，而是盲目跟从，用成功学来代替职业生涯规划，将给学生错误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这是必须警惕的。其实，不独职业生涯规划教育，选择极为功利的成功学，其他一些教育，比如感恩教育，也选择极为煽情的大型活动，这都暴露出教育者的功利，忘记了教育需要润物细无声的长期熏陶。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既是生活教育，也是说理教育、公民教育，让学生培养起健康的意识、掌握科学的方法，比点燃一时的激情重要得多。要让这些教育能在学校落地，需要学校摆脱功利追求，关注每个受教育个体的发展，这需要两方面努力，一是给学校办学自主空间，不以分数、文凭论英雄，二是教育家治校，懂得按教育规律对学生进行教育，而不是以教育为名却给学生反教育。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新闻晨报》（熊丙奇）《 一次成功学讲座管不了一辈子 》：最近走访一些高中，学校领导告诉我，他们希望给学生的讲座充满激情和励志，让学生听完之后激动起来、兴奋起来，然后全力以赴投入高考。以我的理解，此类讲座其实就是成功学励志演讲，往往现场气氛特别浓烈，很是煽情，大家都觉得效果不错。但不得不说的是，这对学生的发展并没有多大好处，如果以此作为对学生的职业规划教育，那更是走错了方向。近年来，无论是大学还是中学，都比较流行成功学，有一些学校直接把成功学导师引进校园。一项调查显示，高三学生阅读的书目，有四成左右的学生填写的是小清新青春读物或是流行的成功学读物。北大教授郑也夫在最近的一次访谈活动中提到，“面对一个生命，应当消极一点，保守主义一点，亚当·斯密一点，洛克一点，别太 GDP ，别太成功学，别太哈佛女孩”。这是对眼下流行成功学的清醒反思。讲座“激情四溢”，把学生的热情集中到追求成功上，这符合功利的教育价值取向，却背离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对学生有用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是教育学生理性，而非盲目追求某个目标；是引导学生做适合自己的规划，而不是追求他人眼中的成功。这要求职业生涯规划指导老师富有理性，教给学生科学的规划方法，要有清晰的逻辑思维，而不是“成功目标”下的颠三倒四。成功学告诉高三学生，再奋斗多少天考上名校，就获得一生最大的成功；而职业规划告诉学生，上大学只是获得一个学习的机会，并不是求学的终点。成功学告诉学生，努力会使自己成为人上人，享受特权、不一样的生活；而职业规划告诉学生，努力使自己成为最好的自己，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要尊重他人、包容差异。成功学告诉学生，获得成功可以不择手段，你可以复制他人的成功；而职业规划告诉学生，任何规划的前提是遵纪守法，每个人有不同的个性，要走属于自己的路。成功学告诉学生，金钱和财富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志；职业规划则告诉学生，不要被金钱和财富迷住了双眼。 2014 年 1 月 1 日 ，搜狐“ 熊丙奇的博客”《编造“哈佛校训”，不过是成功学“励志”把戏 》：关于哈佛大学的校训在中国互联网上盛传已久。近日，哈佛大学图书馆官方网站惊现留言：有人问，在哪里可以看到传说中的哈佛大学校训？对此，哈佛大学校方在其官网上表示，这些校训都是假的，在哈佛墙上看不到所谓的校训，并称所谓校训都是编造的。 ( 环球时报 12 月 31 日 ) 其实，这根本不用哈佛大学来回应，就可以判断，所谓网传的哈佛校训，就是编造出来的“成功学”励志格言，这些网传“哈佛校训”，其实就是对学生进行“成功学”灌输，只不过是把一些成功、励志的话语，借哈佛校训之名加以传播。你可以想象一所大学，把“此刻打盹，你将做梦；而此刻学习，你将圆梦。”“我荒废的今日，正是昨日殒身之人祈求的明日。”“觉得为时已晚的时候，恰恰是最早的时候。”“勿将今日之事拖到明日。”作为学校的校训吗？这最多仅是对学生的“励志”格言而已。所谓校训，是一所学校的灵魂，反映学校的办学理念和治校精神，诸如清华大学的“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而哈佛大学的校训，是“真理 (Veritas) 。”反映学校的办学理念是崇尚真理。网传的哈佛校训，都集中在一点，就是鼓励学生考出好成绩、接受好的教育，诸如，“幸福或许不排名次，但成功必排名次。”“学习并不是人生的全部。但，既然连人生的一部分——学习也无法征服，还能做什么呢？”“投资未来的人是，忠于现实的人。”“教育程度代表收入。”“请享受无法回避的痛苦”，这些不是平时老师们灌输给中学生的成才观念吗？不是高三学生面对高考时，被用来励志的话语吗？不同的是，借哈佛校训之名，将这些励志格言变得“高大洋”了——哈佛都这样教育学生，你们为何不努力学习呢？为何不以享受的心态迎接高考，战胜高考困难获得考场的高分呢？编造的哈佛校训，在网上流传，与目前中学流行的“成功学”励志有关，在我国，甚至有学校把所谓的“哈佛校训”，刻在学校的墙壁上，用来教育学生的。这其实是“成功学”的继续，一些成功学导师，就爱用各种励志故事、励志格言，包括编造的自己或他人的故事、名人或名校的励志格言，来达到所谓“励志”的效果。他们就是知道哈佛的真实校训是什么，也故意掩盖，因为很显然，“真理”这样的校训，对学生来说，是没有多大“激励”作用的，就如国内有大学的校训是“求是”，也有人觉得太陈旧了。肆意编造励志故事、格言，是“成功学”励志的拿手好戏，国内一些“成功学”导师（青年偶像），已经被曝光假学历、假经历，但很多人还在“潜伏”，毕竟被教导的学生很少会理性地去追问这是否是真的，反而被其成功的光环、说话的“气场”所蛊惑，盲目相信，失去判断力。如果稍微有理性，就不会相信哈佛会有这样的“校训”，还会把这样的“校训”刻在哈佛图书馆的墙上。——作为办学灵魂的校训，会有这样的吗？“现在淌的哈喇子，将成为明天的眼泪。”而且，国外学校，与我国大学、中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不会动辄在学校里挂横幅、写标语，我在哈佛大学参观时，就没看到教学楼、图书馆有什么口号、标语，学校的办学精神、治校理念，不是喊出来的，而是融入每一个办学的具体行动中，可我国学校却喜欢挂横幅、写标语，诸如“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师第一、学生第一”，但有多少是踏踏实实做到的呢？而喊口号、写标语，也是“成功学”的常用手段之一，我在不少中学，都看到过学生宣誓高考的场景，老师领着学生们喊口号，而每个班级的墙壁上，就写着各种励志格言，这样的教育环境，能不催生出“哈佛校训”吗？这种“哈佛校训”，与高考作文中有学生编造名人格言有什么两样呢？他们最终追求的目标，不是哈佛校训说的“真理”，而是功利的所谓“成功”，为此不惜使用一切手段。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要引导学生认识职业、认识自我、确定适合自己的目标、要为目标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而成功学则把职业分为三六九等，认为只有某些职业才成功，其余的则不成功，让学生没有自我，盲目跟从。用成功学来代替职业生涯规划，将给学生错误的教育。这是必须警惕的。其实，不独职业生涯规划教育选择极为功利的成功学，其他一些教育，比如感恩教育，也选择极为煽情的大型活动，这都暴露出教育者的功利，忘记了教育需要润物细无声的长期熏陶。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既是生活教育，也是说理教育、公民教育，让学生培养起健康的意识、掌握科学的方法，比点燃一时的激情重要得多。要让这些教育在学校落地，需要学校摆脱功利追求，关注每个受教育个体的发展，这需要两方面努力，一是给学校办学自主空间，不以分数、文凭论英雄，二是教育家治校，懂得按教育规律对学生进行教育。（ 作者熊丙奇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网易公开课 熊丙奇，著名教育学者，博士，上海交通大学编审，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上海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 【观点 不要轻信“成功学”！】 【网易公开课】 ：有人说“望山跑死马”，理想存在的意义，究竟是实现它，还是努力实现它的过程呢？成功学引领社会舆论的当下，”重要的是过程“似乎完全败给了赤裸裸的结果主义？ 熊丙奇 : 我比较反对时下流行的“成功学”，大学生要取得成功，一要有理想，二要坚持不懈的努力与奋斗，那种“轻轻松松”、“一不小心”就获得成功，是骗人的鬼话。 http://v.163.com/special/openclass/mastertalks002.html 读完以上文字，我困惑。 上海公民熊丙奇为什么与《成功学》势不两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也许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有他自己的道理。但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的想法未必被所有的人认同。 以上内容约 9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发现新闻出版单位过度吹捧熊丙奇，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报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报电话： 010-65212870 、 010-65212787 国务院新闻办联系方式 总机：（ 8610 ） 86521199 记者联络室：（ 8610 ） 65592311 总值班室电话：（ 8610 ） 65592731 传真：（ 8610 ） 65592364/ （ 8610 ） 6559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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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ChinaTunnelExpo2015国际隧道展」6月与您相约国家会展中心（上海虹桥）！
bridge01 2015-1-7 11:32
时间：2015年6月10日-12日 　　地点：国家会展中心（上海虹桥） 　　发起媒体：地下工程与隧道网 　　《隧道与地下工程》杂志 　　主办单位：HNZMEDIA鸿与智商业媒体 　　UTM联合贸易媒体 　　承办单位：上海鸿与智实业有限公司 　　合肥联贸媒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作为亚洲地下工程与隧道领域最大的行业例会，「ChinaTunnelExpo国际隧道展」竭力为业界人士提供最新行业资讯及优质的贸易一体化解决方案，依托于《隧道与地下工程》杂志、地下工程与隧道网以及约见隧道界等媒体品牌的大力推动下，「ChinaTunnelExpo国际隧道展」为企业打造了一个专业的商贸平台，开拓飞速发展的中国市场以及展示最新的隧道设备最新技术和产品，在构建企业展示平台的同时关注用户与买家，为市场提供合作贸易的最佳空间。「ChinaTunnelExpo国际隧道展」充分利用专业展和贸易展相融合的模式，汇聚业内生产商、经销商、配套商及服务商，设置采购会、研讨会等一系列同期活动，积极打造亚洲首屈一指的隧道典范展会。 　　「ChinaTunnelExpo2015国际隧道展」（第九届中国国际地下工程与隧道技术展览会）即将于2015年6月10-12日在上海盛大开幕，展会将集中隧道与地下工程施工机械、勘察测量仪器和设备、安防与通风设备与材料、照明产品以及特殊建筑施工材料等领域的最新成果，为国内隧道施工、业主单位与供应商企业提供一个信息传播、技术交流和经贸洽谈的优质交流平台。 　　展品范围 　　隧道与地下工程施工机械设备及配套：隧道掘进机械；凿岩钻爆机械；地质勘探机械；地下采矿机械；混凝土输送机械；小型挖掘机械；桩基础施工机械；地下装运设备；井下提升设备；顶管机；管片钢模；锚喷支护设备；隧道衬砌系统；泥水处理设备；地下通风设备；空压设备；泵、阀门及管道；气动风动设备；硬质钻头钎具；减速机及变频控制设备；索缆、夹具；模板及脚手架；建筑工地设施等； 　　勘察、测量仪器与设备：勘察测量仪器；隧道检测仪；激光检测仪器；管线探测仪；GPS定位系统；断面测量仪；地质雷达；施工导向设备；传感检测设备等； 　　照明技术与产品：LED照明、户外照明工具等； 　　安防设备与材料：防火防爆产品；人员逃生设备；地下抢险设备；控制系统以及软件等； 　　通信系统：通讯设备、软件、；网络系统；对讲系统；管理系统；无线电系统；地下通信；视频系统等； 　　建筑特殊材料：防水堵漏材料；化学注浆材料；土工合成材料；混凝土添加剂；专用密封油脂；防腐蚀材料；钻掘专用泥浆等； 　　通风与发电设备：通风设备；地下监控设备；动力设备及发电机组；地下供电设备等； 　　建筑施工、监理：建筑设计软件、户外作业设备等；规划设计、服务咨询等； 　　同期活动：前沿思想深度交流，行业人脉广度累积 　　数场同期专业论坛，聚焦行业热点话题 　　50+新技术、新市场主题发言 　　500+隧道技术及贸易企业 　　500+隧道领域专业人士 　　1000+现场技术及贸易交流机会 　　行业权威百强评选，推动隧道行业创新力发展 　　持续创新，驱动未来为主题 　　市场调研、专家评审、权威提名 　　凸显行业差异，覆盖众多领域 　　全程覆盖宣传，更有现场颁奖盛典 　　参展程序 　　1、确定意向：全面了解展会相关信息并联系主办方提交参展需求 　　2、预定展位：主办方安排展位并与参展商确认一致 　　3、报名参展：双方签订正式的参展合同并按照合同条款支付展位费（逾期未收到款项，预定展位将不予保留） 　　4、成功参展：成为展商，定期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参展商手册》等各类参展资料 　　注：展位安排按照先提交先安排原则进行 　　联系人：袁荣 　　联系方式：021-31007290 　　传真：021-33275350 　　邮箱：tunnel@utmgloba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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