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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宫玉振：自由主义为何在后发国家遭遇“滑铁卢”？: accumulation 2015-5-31 01:44; 题记：当我们回顾19世纪德国的历史，发现自由主义在法兰克福议会上功败垂成，历史以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以三次战争的方式干净利索地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落下帷幕。为什么在后发国家，自由主义不过是奢谈？在目标和手段之间，孰重孰轻？本文中宫玉振老师经过对历史的条分缕析，得出结论：后发国家的自由主义往往是从外部传入的，因而通常更多地是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很难凝聚起广泛的政治力量。与此相反的是，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民族主义的诉求却往往是社会各阶层最大的公约数。 19世纪德意志历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就是自由主义的最终失败。19世纪上半叶，自由主义运动在德意志一度取得了蓬勃发展之势，然而19世纪下半叶以后，当年的自由主义者却纷纷放弃了自己的原则与理想。这一现象的背后，是自由主义在后发国家中所遭遇到的特殊困境。德意志的自由主义始于启蒙运动和拿破仑战争的影响。在二者的影响下，1806年普鲁士开始了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改革运动。1830年到1848年，是德意志自由主义最有活力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除了最保守的势力之外，甚至连官僚、政客更不用说形形色色的思想家，都把自由、民主挂在嘴边，许多邦国也都开始了宪政改革。德意志自由主义运动的高潮则是1848年革命。500名德意志自由派代表齐集法兰克福召开法兰克福议会，制定了联邦宪法，并准备成立一个自由统一的君主立宪制德意志国家。在那一刻，自由主义者离实现自己的理想，似乎只有一步之遥。然而，法兰克福议会却以失败而告终。被法兰克福议会推选为德意志皇帝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不屑地拒绝了自由主义者送上的皇冠，议会也最终被普鲁士军队强行驱散，自由主义者四散而逃，法兰克福议会的失败也就成了德意志自由主义运动失败的标志。法兰克福议会失败的原因，在于自由主义者没有办法解决德意志的国家统一问题。自由主义是从英、法这样的国家传入德意志的。对于英、法来说，自由主义所面临的任务就是建立宪政体制，而对于德意志来说，自由主义者却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双重的任务，这就是既要建立自由的政体，还要完成国家的统一；自由固然是现代政体的基础，但没有统一的民族国家，自由就只是空想而不能真正落地。然而正是在国家统一的问题上，德意志的自由主义表现出了其软弱无力的一面。自由主义者以知识分子为核心，自身并没有完成国家统一的实力，用当时《十字架报》嘲讽的语言来说，自由主义者“没有金钱，没有土地，没有法律，没有权力，没有人民，没有士兵”，只是“被扔掉的人民主权论的破产投资者”而已。对于德意志的发展来说，1848年自由主义运动的失败所带来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德意志的历史由此走向了另外的方向。美国历史学家科佩尔·平森有这样一段评论：“如果自由派民主主义不能实现德国统一，如果人民用自己的行动不能实现所有德意志人的最高目标，那么，这就意味着自由派民主主义失败了。而如果统一可以靠武力，靠挥舞刀剑战斗，靠阴谋、外交手腕和战争来取得，那么，这些政治行动的手段就是正当的，因为它们实现了这个高尚的目标。” 俾斯麦基于实力的“铁血政策”便由此登场。在著名的铁血演说中，俾斯麦毫不客气地说：“普鲁士在德意志的地位将不取决于它的自由主义，而取决于自己的力量。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可以沉湎于自由主义，但不会有人让它们发挥普鲁士的作用。……当代世界的重大问题将不是由演说和多数人的决议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和1849年的重大失误，而是要用铁和血。” 俾斯麦说到做到，以三次战争的方式干净利索地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而容克贵族也在胜利的欢呼声中将自己置于时代最显赫的地位。也正是在容克所取得的空前胜利中，自由主义者一步步地放弃了自己的立场，变成了容克势力心甘情愿的追随者。自由主义的喉舌《普鲁士年鉴》曾是俾斯麦政策的坚定批评者，然而当普鲁士取得了对丹麦战争的胜利后，它却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们不愿低估业已取得的成就，因为命运已注定我们的民族计划要由另一派人来完成。”“我们的目标是国家统一，或者采取意思一样的另一种说法，是普鲁士国家权力的扩充。至于通过什么道路达到这一目标，对我们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 而普奥战争结束后，《普鲁士年鉴》又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如果德意志需要在统一和自由之间作出抉择，它必须依据自己的历史和处境，无条件地选择前者。……无论是要走征服的道路，还是走独裁的道路，甚至在军事独裁面前，它都不应畏缩不前。它必须心甘情愿地追随专制的领袖，如果这个领袖能使德意志得到国家的完整，得到生存，得到与别国平等的地位，从而得到自己的前途的话。” 后发国家的自由主义往往是从外部传入的，因而通常更多地是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很难凝聚起广泛的政治力量。与此相反的是，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民族主义的诉求却往往是社会各阶层最大的公约数。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就很容易受到民族主义目标的挤压。更重要的是，在后发国家，即使是自由主义者，往往首先也是民族主义者。对于这样的自由主义者来说，自由主义往往既是原则和理念，也是实现民族主义目标的手段和工具。在目标和手段之间，目标显然有更大的优先性。当自由主义无助于达成民族主义的目标时，人们就很容易接受更有助于达成目标的手段，哪怕这一手段与自由主义的理念是相悖的。在人类的历史上，几乎所有后发国家的自由主义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19世纪德意志自由主义运动的失败，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宫玉振教授简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副院长、教授、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主要从事不确定环境下的领导力与竞争战略、孙子兵法与战略管理、战略文化与战略行为、大国国家发展战略等领域的研究与教学。已在《中国军事科学》、《军事历史研究》、《领导科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并出版有《大道至拙——曾国藩与中国式领导力》、《取胜之道：孙子兵法与竞争原理》、《中国战略文化解析》等专著。先后获国家图书奖特别奖、军事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中国大学出版协会学术著作一等奖、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优秀成果奖等。本文是作者为《看历史》2014年10月号撰写的专栏文章，原文标题为《自由主义的失败：理解19世纪德意志国家发展的一个视角》; 个人分类: 宏观经济学|0 个评论

分享我国光伏丧失谈判筹码化解美对华二次双反希望渺茫: wwy6631 2014-11-14 18:27; 　　中国光伏丧失谈判筹码化解美对华二次“双反”希望渺茫　　此前中欧光伏争端的“和解”，绝不是各自礼让的结果。而是因为谈判筹码的分量足够　　 ■ 本报记者于南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已落下帷幕，有关美对华光伏二次 “ 双反 ” 的问题最终没能成为席间议题。　　而这可能是中国光伏的 “ 不祥预兆 ” 。就在几周前，美国太阳能产业协会 (SEIA) 副总裁 John Smirnow 还曾预测，若中美间就 “ 双反 ” 达成某种类似 “ 价格承诺 ” 的 “ 和解 ” ，其最适合的公布时间便是在 APEC 峰会上。　　彼时， John Smirnow 强调，囿于可供化解矛盾的时间已所剩无几， “ 若两周内没有相关消息披露，那么，中美间通过 ‘ 价格承诺 ’ 就 ‘ 双反 ’ 达成和解的可能性便会大大降低。 ” 　　根据美方计划，美国商务部会在今年 12 月 11 日公布对华光伏产品反倾销、反补贴的终裁结果。而其距今只剩下不足一个月的时间。要知道，美对华光伏二次 “ 双反 ” 落定，将祸及中国光伏逾 30 亿美元的出口额。　　谈判结果取决在手筹码　　相对美国二次 “ 双反 ” ，最具参考意义的案例，莫过于欧盟 2012 年时对中国光伏发起的那场贸易战。　　在经历了将近一年的拉锯战后， 2013 年 7 月，这一可能令中国光伏遭受致命打击的 “ 中欧光伏争端 ” ，终于以中方承诺 “2015 年前，中国输欧光伏产品价格下限将被设定为 0.56 欧元 / 瓦，总量限定为 7 吉瓦 / 年 ” ，双方各让一步的方式达成 “ 和解 ” 。　　或许基于前车之鉴，也基于 “ 价格承诺 ” 的可操作性，在美国对华发起二次 “ 双反 ” 后，国内业界便希望并着力以同样的方式 ( 价格承诺 ) ，化解中美贸易争端。　　然而，如上文所述，这样的希望正在渐趋渺茫。　　 “ 必须认识到，中欧光伏争端的 ‘ 和解 ’ ，绝不是各自礼让的结果。而是因为谈判筹码的分量足够。 ” 一位深谙国际贸易规则的业界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强调， “ 其实是我们手上的两张牌，最终把对手逼回了谈判桌。其一是对欧盟红酒的反倾销；其二是对欧盟多晶硅的反倾销 ” 。　　事实的确如此，在我国商务部正式宣布对欧盟葡萄酒进行 “ 双反 ” 调查的当天，法国总统奥朗德便提出要求欧盟制定统一对华贸易政策。彼时媒体分析，奥朗德的表态意味着其已充分感到来自国内葡农的压力；而除了葡萄酒， 2012 年 11 月，我国商务部还曾对原产于欧盟的太阳能级多晶硅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案调查。这则是中国光伏手握的另一张牌。　　应对美 “ 双反 ” 也有张牌　　就美国对华二次 “ 双反 ” ，中国光伏手上本来也有一张牌。　　 2012 年时，在我国商务部对原产于欧盟的太阳能级多晶硅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案调查前，就曾展开对原产于美国和韩国的进口太阳能级多晶硅反倾销调查及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太阳能级多晶硅反补贴调查。　　 2014 年 1 月 20 日，经过详实的调查，我国商务部实施了 “ 对美国进口太阳能级多晶硅征收 53.3%-57% 反倾销税 ” 的贸易救济措施；此后又于 8 月 14 日暂停了太阳能级多晶硅加工贸易进口业务申请受理 (“58 号文 ” ，相当于暂时禁止了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口太阳能级多晶硅 ) 。　　根据商务部、海关总署发布的 “58 号文 ” ，之所以会暂时禁止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口太阳能级多晶硅，原因是我国 “ 2014 年 1 月 20 日对自美国和韩国进口太阳能级多晶硅和 2014 年 5 月 1 日对自欧盟进口太阳能级多晶硅采取贸易救济措施后，我国加工贸易项下多晶硅进口出现了激增 ” 。　　业界普遍认为， “58 号文 ” 是一补救举措。如此一来， “ 对美国进口太阳能级多晶硅征收 53.3%-57% 反倾销税 ” 的贸易救济措施才能真正产生威慑力，通过给美国多晶硅 “ 巨头 ” 施加压力，从而迫使其游说ZF和业界，在美国对华光伏二次 “ 双反 ” 中让步。　　 “ 这一战略是符合逻辑的，在美国只有多晶硅企业可能对 ‘ 双反 ’ 施加影响，因为电池组件企业和 SolarWorld 是同一立场。如 SunPower 、 FirstSolar 等都希望美国ZF阻止中国光伏产品进入其市场。 ” 一位光伏业界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介绍， “ 如 Hemelock 是美国一家具有超过 60 年历史的大型化工企业集团，是半导体时代超过德国瓦克的全球最大多晶硅企业，在美国业界和ZF层面的影响力巨大 ” 。　　自相矛盾 “ 双反 ” 战机延误　　奈何，如今这张牌的效力正在丧失，甚至消耗殆尽。　　日前，有色协会硅业分会的报告显示， 2014 年 9 月份我国多晶硅进口总量为 9942 吨，环比增加 18.7% ，再创历史新高！其中从美国按加工贸易方式进口 1698 吨，占美国进口总量的 90% ，即除去不在反倾销范围内的 189 吨半导体用多晶硅外，其它太阳能级多晶硅则 100% 以可规避反倾销税的加工贸易方式进口！　　《证券日报》曾报道， “‘58 号文 ’ 发布后的两周内 ( 8 月 14 日 - 8 月 29 日 ) ，基层部门突击审批了大量加工贸易申请 ” ，是造成即便管理层 “ 暂停了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口太阳能级多晶硅 ” ，我国 9 月份由美国进口的太阳能级多晶硅仍然 100% 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口的原因。　　 “ 一些重点企业 ( 地方扶持对象 ) 获得了 ‘ 特殊待遇 ’ ，例如它们可能钻了 ‘58 号文 ’ 的空子，享受了 ‘ 以企业为管理单元 ’ 及 ‘ 可在合同有效期内执行完毕 ’ 的双重待遇。 ” 一位知情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透露， “ 基层部门在两周内的突击审批多晶硅加工贸易进口总额达到逾 10 万吨！这超过了以往任何年份的进口总额。一些合同期限甚至跨过 12 月 31 日 (‘58 号文 ’ 对以企业为管理单元的联网监管企业设定的合同执行完毕期限 ) ，最长的则到了 2015 年 8 月 ” 。　　这一切引发的连环反应是，美国多晶硅企业可继续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向中国倾销。突击审批的 10 万吨加工贸易进口总量，相当于美国企业获得了来自中国为期一年的市场需求保障。这为其已展开的策略调整 ( 应对未来无法对华倾销 ) 赢得了宝贵时间。更为关键的是，如 REC 、 Hemolock 等不再感到压力，也就无需游说美国ZF为中国光伏企业 “ 松绑 ” 。　　据《证券日报》记者整理，今年， REC 已与 SolarCity 等三家新的美国客户签约，其甚至预计， 2013 年至 2016 年，美国市场的需求将年均增长 27% ； Hemlock 也在今年第三季第保持销售势头。其母公司道康宁 (Dow Corning) 公布集团收入为 15.2 亿美元，较 2013 年提高 7% 。净收入为 1.09 亿美元，而去年同期为 2800 万美元；德国瓦克化学 (Wacker Chemie) 在一些多晶硅设施正进行维护的基础上，仍然实现了今年第三季度息税费前利润率从第二季度的 32.2% 提高到了 71.4% 。　　 “ 或许正是这一原因导致美国对华光伏二次 ‘ 双反 ’ ，最终没能成为 APEC 席间议题。 ” 上述业界人士向记者表示， “ 如今看来，我们对美国发起的多晶硅双反，对其产业的威胁微乎其微。究其原因，中国光伏产业上下游无法合力，下游企业只考虑自身利益，担忧禁止进口海外多晶硅，会引发成本上升。种种原因，造成我们内部难以形成一致意见，最终拖延了时间，延误了战机。而相对于此，国外企业却知道利用中国企业之间的矛盾，有策略地阻止中国ZF采取措施。美国上下游间会搁置争议，一致对外 ” 。文章关键词：中美贸易争端，光伏，二次双反; 个人分类: 贸易摩擦|8 次阅读|0 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