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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的日子
西门高
2015-10-12 08:37
今天是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的日子,究竟花落谁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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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金融学研究成果的借鉴意义
accumulation
2015-7-4 16:58
2002年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行为金融学家———丹尼尔.卡恩曼和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维农.史密斯,以表彰他们在结合经济学和心理学理论来研究人们的决策行为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行为金融学(behavior finance)正式登堂入室,近年来发展较为迅猛,并大有与现代金融理论并驾齐驱之势,行为金融理论也成为当代金融学研究的热点和前沿。认识行为金融学,并利用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成果指导我们的投资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对现代金融理论的检验与批判———行为金融学的产生 1965年,法玛提出了经典的有效市场假说(EMH),夏普、林特纳和莫辛将EMH和马科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以一般均衡框架中的理性预期为基础的投资者行为模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CAPM和EMH成为现代金融学的两大基石。 CAPM和EMH等现代金融理论产生后产生了大量的实证检验。实证研究表明,根据一组投资顾问或互助基金买卖股票的建议而选出的股票与整个市场进行比较,这种投资效果与“投掷飞镖”选择证券的效果相同。对互助基金的业绩跟踪也显示,如果将一个时期表现最好的基金与随后的任一个时期相比较,则业绩好的互助基金在后一时期并未超越整个市场。以S.P500指数为例,很难有基金的业绩能够持续长期超越S.P500指数,市场是如此的有效,以至于我们只要采取钉住指数的长期持股策略就可以获得市场的平均收益。近年来,美国的指数基金发展速度很快,我国目前也推出有华安180、天同180、博时裕富等指数基金。数据统计显示,2000年~2002年,剔除新股配售收益后,现有市场上流通的基金中有60%以上没有超过大盘。市场的发展也出现一系列无法用传统金融理论解释的现象,如羊群效应、小公司和规模效应、股权溢价之谜等一系列“异象”的出现给现代金融理论构成强有力的挑战,行为金融学也随之产生。 对CAPM、EMH理论的批评首先来自于假设。CAPM、EMH理论的假设前提之一是人都是“理性人”,投资者可以对作出理性的判断,并依据效用最大化原则进行决策。但经济学家西蒙(1976)基于经济行为人自身信息的非完全性和计算能力的有限性,提出了“有限理性”假定:个体决策者只有有限理性,只能追求较满意的目标。近几十年来,大量证据显示人的情绪、性格和感觉等主观心理因素会对行为人的决策构成重要的影响,而预期效用理论、贝叶斯学习和理性预期无法对个体行为人的决策过程进行有效描述。 现代金融理论和EMH是建立在有效市场竞争的基础上,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幸存下来的只有理性投资者。而相关研究表明,某些情况下,非理性投资者实际上可以获得比理性交易者更高的收益,非理性投资者仍然可以影响资产价格。 行为金融研究表明,每一个现实的投资者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理性人,其决策行为不仅制约于外部环境,更会受到自身固有的各种认知偏差的影响。行为金融学的研究表明人并非完全是“理性人”,一些以前成功或者失败的经历将影响当前或者以后的决策。如证券市场的“处置效应”。1985年,Shefrin和Statman发现在股票市场上投资者往往对亏损股票存在较强的惜售心理,即继续持有亏损股票,不愿意实现损失,而愿意较早卖出股票以锁定利润,这种现象称为“处置效应”。2001年,我国学者赵学军和王永宏对中国股市的“处置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得出了我国的投资者更加倾向于卖出盈利股票,继续持有亏损股票,而且这种“处置效应”的倾向比国外投资者更为严重。“处置效应”的存在表明投资者并非完全理性。 此外,金融市场并非是完全有效的市场。实证表明,现实的市场并非完全是有效的市场,国外对于市场效率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在一些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中能够达到“弱型有效”,但要达到“强型效率”市场几乎不可能。虽然目前尚无有力证据判断我国证券市场已经进入“弱式有效”,但实证研究均表明我国证券市场并未进入“半强型效率”的,而达到“强型效率”更是一种理想中的状态。信息在市场中的传播有一个过程,信息不会迅速而无差异的迅速在价格上得到充分体现,信息的传递是有摩擦的,我国的证券市场也远非完全有效率的。 行为金融学研究成果的借鉴意义 金融市场上各种异常现象的累积,模型和实际的背离使得现代金融理论的理性分析范式陷入了尴尬境地。在此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行为金融理论悄然兴起并开始动摇了CAPM和EMH的权威地位。期望理论是行为金融学的重要理论基础。1994年,Shefrin和Statman挑战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提出了行为资产定价模型。1999年,他们提出了行为组合理论行为金融学。一些学者也提出了许多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如BAPM 模型,指出市场上有两种交易者,一种是信息交易者,信息充分,严格按照传统的CAPM 模型进行资产组合,不会犯认知错误,并具有均值偏好,而另一种交易者是噪声交易者,他们不会按照CAPM 模型来构造自己的资产组合,会犯认知错误,没有均值和方差方面的偏好。行为金融学在应用心理学研究的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的理论体系。 2000年,行为金融学家美国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希勒教授出版了《非理性繁荣》一书,该书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对美国股市的泡沫进行了研究。希勒教授经过实证研究后,得出了一路上扬的美国股市是“一场非理性的、自我驱动的、自我膨胀的泡沫”,指出美国股市存在巨大泡沫。该书出版一个月后,纳斯达克指数由5000多点跌至3000多点,随后股市泡沫开始逐步释放,行为金融学在挑战传统金融理论的过程中取得了辉煌胜利。 市场上的许多行为从传统的金融学理论上往往无法解释,传统金融学严格的假设条件影响了其在实践中的运用,而行为金融学更加接近市场,一些研究结论对证券市场投资也有较大的启发和指导意义。从我国的实践角度来看,行为金融依然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并对对证券投资有较大帮助。 1、羊群效应。 羊群效应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观察并模仿他人的交易行为,从而导致一段时间内买卖相似的股票。在信息高度不对称的市场环境下,投资者无法直接获得别人的私有信息,但却可以通过观察机构投资者的买卖行为来推断其私有信息,此时容易产生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的羊群行为,出现“群体压力”等情绪下贯彻的非理性行为。 长期以来,我国证券市场上存在较为典型的“羊群效应”。庄家行为、股评效应等极为显著,寻找庄家建仓等待拉升一度成为市场追捧的投资策略。随着庄股的破灭以及价值投资理念的崛起,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行为也成为信息弱势群体研究的重点。近年来QFII的行为引起市场的积极响应,尤其是瑞银等QFII参与个股的良好表现更是吸引了市场无数目光。机构投资者的行为也往往带来市场的跟风,不过我们也开始发现QFII介入的个股也出现较大程度的亏损,盲目追求时尚并非较好的投资策略。因此,在借鉴他人优势的同时,我们也应防止陷入新的“羊群效应”,在追随潮流的同时,也应保持独立的判断能力。 2、小公司效应。 小公司效应是指小盘股比大盘股的收益率高。1981年,Banz发现股票市值随着公司规模的增大而减少的趋势。随后,Reimganum也发现了公司规模最小的普通股票的平均收益率要比根据CAPM模型预测的理论收益率高,且小公司效应大部分集中在1月份。由于公司的规模和1月份的到来都是市场已知信息,这一现象明显地违反了有效市场假设。 我国证券市场上也一度存在小公司效应。如小盘股、小市值的公司往往成为炒做的重点。一些庄家借助于送股、转赠等题材不断炒作,一些公司的股价出现了非理性上扬。而2001年是小公司股票噩梦的开始,小盘股由于定价明显偏高出现大幅下挫,小公司的跌幅甚至比整个市场跌幅更大。 前期由于股权分置试点消息影响,中小企业板表现较为出色,小公司效应似乎有卷土从来的味道。小公司效应产生的根源在于其投资价值,处于成长期的小公司往往比成熟的大公司有更高成长性。随着价值中枢的持续下移,一旦市场转暖,小公司效应仍有继续出现可能。 3、反应过度与反应不足。 反应过度和反应不足是投资者对信息反应的两种情况。人们进行投资决策时存在两种错误范式:其一是选择性偏差,即投资者过分重视近期数据的变化模式,而对产生这些数据的总体特征重视不够,这种偏差导致股价对收益变化的反应不足。另一种是保守性偏差,投资者不能及时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修正自己的预测模型,导致股价过度反应。在证券市场上的表现就是“涨过头”、“跌过头”。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反应过度与反应不足现象较为突出,如2000年网络股泡沫出现的反应过度,投资者热情的膨胀将股价不断推高。而在市场的下跌趋势中也会对利好表现麻木,市场弥漫悲观氛围时也会对具有投资价值的公司视而不见,市场既有出现非理性上涨的冲动,也会造成非理性的恐慌性抛售。 4、动量交易策略和反向投资策略。 所谓的动量交易策略是指早期收益率较高的股票仍会在接下来的表现超过早期收益率低的股票,而反向投资策略就是买进过去表现差的股票而卖出过去表现好的股票来进行套利的投资方法。1993年,美国学者Je-gadeeshkg与Titman在对资产股票组合的中间收益进行研究时发现,以3至12个月为间隔所构造的股票组合的中间收益呈连续性,即中间价格具有向某一方向连续的动量效应。一些研究显示,如选择低市盈率(P/E)的股票;选择股票市值与帐面价值比值低、历史收益率低的股票,往往可以得到比预期收益率高很多的收益,而且这种收益是一种“长期异常收益”。而在我国市场上,热点的切换以及投资者偏好会经常发生转变,网络股的一网打尽以及历史上重组概念的破产等显示长期异常收益难以持久,实证研究也表明动量交易策略和反向投资策略在市场中并不可行。其中蕴涵的指导意义是趋势性投资、买进超跌股票依然有较大风险,及时调整投资品种,顺应市场变化或许会有更大的投资收益。 行为金融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的核心是:根据市场现象,分析市场主体行为,揭示行为背后的秘密,并提出相应的分析或预测结论,以指导市场的实战。 由此可见,行为金融学的研究对象是“市场现象”,但要揭示的却是“市场秘密”,目的是指导实际投资。但由于市场现象千变万化,不可穷尽,因此,研究的难度是比较大的。如果不注意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则很容易落入“形而上学”的窠臼。 比如,我们最常见的一种所谓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方法是对“股票集中度”的研究。它的现象是:一些股东人数持续减少的股票表现不错。于是,有人研究主体行为,认为:主力建仓或加仓的时候,每个帐户买进的股票数量比散户要多。所以,当主力建仓的时候,股东人数将减少。根据一个隐含的前提“有主力建仓的股票会上涨”,所以可以得出结论:股东人数减少,说明股票要涨。所以,有人就专门研究股东人数的变化,并根据变化情况不断推出黑马,希望能获得很大利润——但是,在笔者看来,这就是“伪行为金融学”,是一种“伪科学”。 道理很简单,它的所谓“假设”是根本无法成立的。第一,有主力建仓的股票未必一定会上涨。因为主力的判断可能是错误的:他看错了大势,或者看错了个股。第二,主力未必一定赚钱,他也会亏损。既然如此,股东人数减少的股票,即使真的意味着主力建仓,又有什么必然一定会上涨呢? 经过研究,我们认为市场上最少有如下十种伪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方式在流行,如果接受这些研究的结论,难免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些错误的思想列举出来,供参考。 1、研究股东人数增加与减少,并根据这个结果研究有没有庄家。这种研究没有实质意义——且不说主力可以制造虚假的股东人数,关键是有的庄家会亏得很惨。比如最近的兰州民百(600738),也是庄股,一旦真的跳水了,根本没有救生圈。 2、研究大股东背景,并根据该结果判断股票表现。比如,最近长和系控股的一家企业即将发行上市,有的人就开始炒作什么李嘉诚概念。这种炒做毫无意义,因为大股东好,股票未必一定好。比如在香港上市的庆丰金(0501),李嘉诚控股的企业就是第一大股东,但他们去年以0.2元买的庆丰金股票,只过了一年多,就跌到了0.005元,跌幅超过97%。李嘉诚为什么就不搞点资产包装一下,也炒作一把呢?企业的业绩摆在那里,业绩上不去,大家都不买帐。乱炒作什么大股东,害人也害己。 3、研究“某某系”,是一种研究大股东的变形。比如中科系、德隆系、明天系、张海系、银河系,等等。它的潜台词是,这些资本市场的大鳄会有相似的行为、相似的炒作风格。因此,如果跟进会有相似的利润。这种研究的荒谬一如前言。作新闻可以,作市场分析,不成。 4、研究QFII,选择一些股票,等着外国的大鳄做好事。它的潜台词是:外资进来就会涨,外资以前怎么做的,现在还会怎么做。这可能吗?几十年前台湾有过的QFII模式,今日的中国大陆凭什么就一定会有呢? 5、炒作外资概念股——比如外资收购啊,等等。象前期的深圳发展银行被新桥投资参股,有人就当成利好,这是崇洋媚外者的伪行为金融理论——国内的大股东搞不好,难道换了国外的大股东来,就能搞好了?一份研究显示,新桥投资1999年年底入主“韩国第一银行”,最近2年收入和利润都出现大幅度下降。2001年1-9月,该银行利润还有2723亿韩元,但今年1-9月则只有904亿韩元。人家老外过来也是为了赚钱啊,只要能赚钱,他们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呢?国内的一些著名中外合资企业连续若干年不盈利,目的就是为了回避国内税收,把中国企业看成是自己全球事业的组成部分,为什么不可以呢? 6、搞证券分析师预测调查。现在,各个电视台都在搞什么“名家看市”,有的人将其做为正向指标,有的则作为反向指标。其实,任何指标都不是——很多所谓的名家缺乏自己独特的研究而只凭感觉或简单的技术指标来判断市场——如果没有自己的独门暗器,他们与散户有什么区别? 7、搞散户持仓比例研究。谁说散户一定是反向指标?如果是,为什么全国那么多券商还会严重亏损?他们完全与自己公司的数万散户对着干,不就可以了吗?其实,如果调查的样本很少,显然没有意义,但如果调查的样本太多——比如全中国的散户一起参加——不就更没有意义了吗?散户买什么、卖什么,并不决定市场如何。作为一个整体,全体散户的集体决策一定是有人买有人卖,做这种调查,只不过是浪费时间和金钱而已。 8、研究基金持仓变化。道理同上,基金作为一个整体,也不过是个大散户而已。 9、研究大券商增仓什么股票,减仓什么股票。同样没有意义! 10、研究管理层的想法,推断好消息和坏消息。其理论假设是:管理层可以左右股市。问题是,美国政府9.11后控制住股市了吗?台湾当局的数千亿元基金托住股市了吗?治标不治本的政策能改变股市的运行趋势吗?1996年6月24日,让所有股票涨停板的制度不是又让股市创下新低了吗? 上述十种研究,都是貌似行为金融的研究而实质是“伪科学”,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害人不浅,如果一任谬误流传,难免损害了行为金融学的名声,也降低了金融研究的科学性,更容易造成投资者的不应有的重大损失,故特别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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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市场与诺贝尔经济学奖
accumulation
2015-7-4 14:08
有很多人关注股票价格的变动,但并非很多人能买卖股票赚钱。经济学家当然对股价的变动也感兴趣,还写了不少文章,但他们还是赚不了钱。本文阐释经济学家对股价变动的了解和买卖股票不能赚钱的理由。由此,我们可以介绍本年三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的贡献。因为要讨论比较专门的问题,虽然我尽量用简单的文字来说明,但读者仍需慢慢阅读才能完全了解。 芝加哥大学的尤金法玛(Eugene Fama)教授得奖是因为他在1970年研究和命名的“有效市场假说”,有效市场意味市场已经高效地决定了股票的价格,人们难以用更高的智慧买卖股票来赢利。芝加哥大学的另一位教授拉尔斯·皮特·汉森(Lars Peter Hansen )在研究理性预期在经济模型的应用有重大的贡献。“理性预期”我们将在下面说明。这种模型可能用来解释股票价格。与之相反,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教授发现股票价格的变动大于经济模型所能解释的变动。 要了解上述的理论,我们可以(1)试用经济模型和理性预期的假定来解释股票的价格。这样便应用了汉森的方法;(2)用适当的经济模型代表有效市场信息来解释股票的价格,以便决定法玛理论是否成立。之后,我们再讨论股价格的变动是否多于经济模型所能解释,如席勒所主张的。我在《经济学与统计学杂志》(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89年11月发表的文章包括了上面两项研究的例子,可以用来讨论三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的贡献。 我做上面两项研究时,应用了“现值理论”来解释股票价格。根据此理论,股票今天的价格 p(t)应等于它一年后可偿还款项的预期,E /(1+r).。这里p(t+1) 是一年后的股价, d(t+1)是一年内收到的利息,E 代表预期。预期E 除以(1+ r), r 是利率,把一年后预期的价值折现今天的价值。这一理论说如果一年后预期从某股票获得某一价值,人们今天肯用同样价值的钱来买它。 做第一项研究(1)我用了1871 到1986 年关于美国标准普尔500股票价格指数的数据来代表p(t)然后看它是否等于E /(1+r)。这里E 代表理性预期。要算出理性预期值,我们先建立p(t+1)和d(t+1)的经济模型。一般模型是用这两变数过去的价值来解释它们。从这一模型我们可以算出两变数的理性预期,或说平均值。研究结果显示,根据理性预期不能解释p(t)。如此,虽然理性预期概念能在很多经济模型应用,也有重要的模型不能应用它。就是说汉森的方法,有些地方不能应用。 做第二项研究(2)我用了过去p(t+1)+d(t+1)的数据和“部分调整的预期”作为市场的信息。以x 代表p+d,我们应用部分调整的预期来计算 E = E 。部分调整预期的定义是:假定Ex(t) 是今年的预期,明年的预期E 等于 bx(t) + (1-b)Ex(t)。就是说当我们观察到今年的x(t),我们会用这方程调整Ex(t )来求E 。用同样的方程可以求去年的预期E = bx(t-1) + (1-b)Ex(t-1)。这样我们可以用过去的数据x(t), x(t-1), ... 来计算出 E 系列。在市场买卖股票的人可以利用同样数据来计算股票的价格。我的研究发现,使用E 可以很好地预测股价,证明这一理论是对的,同时证明了法玛所说股票价格是由市场的数据来决定的。 席勒说经济理论不能完全解释股票价格的变动也是对的,因为用计量经济模型来解释任何现象总是有误差。但席勒的观点更进一步,他指出股票市场中用经济模型不能解释的误差十分大。这种误差可以用心理学来解释。他有名的著作《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 )举了例子。当股价猛升的时候,大家拼命去买,把价格抬得非常高,以后总会跌下来,这是经济理论不能预兆的。“不理性的繁荣” 与“理性预期”的行为相反。 虽然经济学家的贡献有不同的观点,如果它是有原创性的发现,都可以被认为是重要的。还有,看不同的经济理论,像摸大象不同的部分,会发现它们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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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物理学
accumulation
2015-4-30 16:19
2009年诊断2008年美国起源的金融危机,源头在金融寡头挤出实业的美国病。提出国际金融改革的核心为建立国际反垄断法,以拆分金融寡头的竞争政策稳定国际金融秩序。 2012年研究金融危机期间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流动性陷阱,发现希克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提出的线性单调的IS 曲线不可能成立,因为市场对利率降低的反应不是一种、而是三种可能性:正常状态下会增加投资,不确定时持有现金,危机状态下资本出逃。宏观经济学的单向因果性思维必须改变为多重的复杂思维。 2014年提出代谢增长论(metabolic growth theory), 挑战索罗(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外生增长论和罗默(Paul Romer)的内生增长论。 2014年和唐毅南合作,提出用高阶矩和生灭过程分析股市指数的方法,发现马科维奇(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提出的均值-方差理论不足以刻画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3-5阶矩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和危机中会暴涨上千倍,比席勒(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提出的幅度变动法和经济物理提出的幂律(power law) 能更好地预警金融危机的到来。生灭过程可以构造复杂金融的统一理论,把安静市场(有效市场的近似)和动荡市场的两种机制包容在统一的生机市场(相对偏差稳定可持续的市场)理论之中。 陈平关于演化经济动力学的综述论文,和 I.Prigogine,H.Simon, H.Haken, R.Nelson, S.Winter, P.David 等前辈经济学家一起作为“原创”特邀撰稿,收入 K.Dopfer 编辑达十年,剑桥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的论文集 “经济学的演化基础”。 至今在新兴交叉学科 - 复杂系统科学和非线性经济动力学中从事前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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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物理学
accumulation
2015-4-30 16:17
2006年对东欧前苏联的转型研究发现,一般均衡理论的阿罗(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德布日(198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模型,可以解释战后西德的艾哈德奇迹,但是不能解释转型经济,因为AD模型忽略了产品的生命周期,就无法解释不同商品市场价格收敛的速度不同。作者也发现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软约束理论,不足以解释国企的问题,同时误导了转型萧条时期的反凯恩斯政策,导致国企不必要的大面积破产。 2007年指出科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零交易成本”世界等价于第二类热力学永动机。工业化和分工发展的过程总的废热(熵,或交易成本)是增加而非减少。 2008年指出计量经济学使用的一阶差分(FD)滤波器是高频噪声放大器,也即“均衡幻象”的发生器。格兰杰(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片面否定频谱分析在计量经济学的应用是错误的。单位根模型、协整模型,和Samuelson(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加速-乘子模型的问题是共同的,即线性动态模型的持续冲击解或周期解只有一维的边界稳定性,参数的微小扰动即变为爆炸解或收敛解,只有非线性动态模型(如我们的软边界振子)的参数空间才有可持续的区域解。我们发现典型股市指数的白噪声水平不到50%,在HP滤波器分解趋势后的多重周期信号和NBER观察到的经济周期大体相符。趋势-波动分解的HP (Hodrik-Prescott) 滤波器(普利斯格特是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作用,等价于宏观和金融经济学的哥白尼参照系,而传统的 FD滤波器等价于宏观金融的托勒密参照系。在HD滤波器下分析经济时间序列,可以建立宏观与金融的统一动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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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物理学
accumulation
2015-4-30 16:15
1999年发现弗里希(计量经济学奠基人,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于1933年提出的噪声驱动的阻尼振子模型不能解释持续的经济波动。并发现其获得首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工作(等价于热力学第二类永动机)从未正式发表,且早被物理学家的工作否定。弗里希本人自1934年后对此工作一直奇怪地保持沉默,为科学史上一大疑团。 1999年发现卢卡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创始人,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提出的宏观波动的微观基础理论违背概率论的大数原理,和理性预期下的套利行为互相矛盾,从而提出市场经济结构的三层次(微观--中介--宏观)而非流行的两层次(微观--宏观)理论(2002年发表),也即经济波动的中观基础论。 1999年用理论生物学和复杂系统理论中复杂性和稳定性间的此消彼长(trade-off)关系解决斯蒂格勒(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于1951年发现的亚当-斯密佯谬,既亚当-斯密的两个著名定理(看不见的手=完全竞争市场,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垄断竞争)在均衡理论下是不能兼容的矛盾。 2002年提出长期设备过剩和投资过度波动的技术竞争模型,探讨宏观持续波动的微观动力学机制。 2005年指出金融理论的布朗运动与随机游走模型的不稳定本质,生灭过程比代表者可以更好的描写金融模型。期权定价的布莱克-苏尔斯(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模型的误差将随时间增大,因为BS模型的基础几何布朗运动模型的本质是爆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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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之谜与中国的兴衰—问题
accumulation
2015-3-20 14:46
(l)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将经济增长分为前现代经济增长和现代经济增长,这两种增长有何异同?产生这两种不同增长方式的原因是什么? (2)何谓“高水平均衡陷阱”?为什么“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不能解释工业革命没有起源于中国? (3)何谓科学革命?为什么科学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前提?人口规模大是否就能发生科学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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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热点八卦】八一八经济学是如何算婚姻的成本与收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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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7-27 17:31
当浪漫的爱情与理性的经济学相遇,会擦出让你意想不到的火花,恋爱婚姻是需要支付成本的,寻找目过程中是需要耗费的时间、金钱、财物。 用经济学解析婚姻是贝克尔(Becker)的发明。1981年,美国经济学家Becker首次把经济学方法引入对婚姻行为的分析,写了《家庭论》(A Treatise on The Family)一书,贝克尔“将微观经济分析的领域扩大到包括非市场行为的人类行为和相互作用的广阔领域”,因此于1992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贝克尔的著作没有也不可能穷尽婚姻问题的各个方面,时代的变迁和国情的差异使我们有了发挥的空间。 爱情是人间最美好、最崇高的东西,千百年来被人们歌颂赞美。经济学以人类的自私本性为假设,是研究在资源约束条件下人们如何做出理性选择以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学问,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庸俗的科学”。用庸俗的眼光来观察崇高的爱情,确实让人不习惯和难于接受,甚至使有些人极不高兴,认为是“狗眼看人低”。但无论如何,人可以看狗,狗也可以看人,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你各不同”。事实上,从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个问题,总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在文学家眼里,爱情是两颗心灵碰撞的火花,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在哲学家眼里,婚姻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人要结婚是必然性,跟谁结婚是偶然性,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在社会学家眼里,婚姻是出于社会协作的需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政治学家眼里,婚姻是一种政治行为,林妹妹不会嫁给焦大;在生物学家眼里,爱情婚姻与植物受粉动物交媾没有什么不同,都是繁衍的需要。那么,用经济学的眼光看,爱情婚姻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就让我们来看看这对“狗眼”是如何看待爱情婚姻的。 婚姻的性质 上帝从生理上安排了男女之间的需求。 男人是女人最大宗的消费品和客户,同时,女人也是男人最大宗的消费品和客户。 男女双方在婚姻中是单个的经济自由体,拥有自身的完全产权。婚姻是对耐用消费品的购买,跟一般商品交易不同的是,所付出的不是货币,而是他(她)们自己。每个男女都是一个制造爱情的个私企业,交易的内容是对方的性别差异、物质金钱、权力名声、容貌才气等等。人人心中一杆称,爱不会平白无故的产生。人们在寻找对象之前,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形成一种择偶标准,如年龄、身高、容貌、学历、职业、收入、健康状况、家庭背景等等。如果我们把上述各种因素进行适当归类,会发现主要有三个主要条件:身体条件、社会条件和物质条件。身体条件主要包括年龄、身高、容貌、健康等;社会条件主要包括学历、地位、家庭背景等;物质条件主要包括收入、财产、职业等因素。在这些变量中,身体条件是随年龄增长而衰变的,是爱情婚姻中的减函数。社会条件和物质条件的增减是可以凭经验进行预期的。学历、地位、家庭背景的高低好坏以及收入、财产、职业等,预示着将来家庭收入及精神生活质量的好坏,即婚姻效用的大小。一般来说,男子对女方的选择较为看重容貌,因为男人自信有能力养活对方,容貌能够给自己带来心理满足,还具有正的外部性(别人看着顺眼)。女人则更看重男方的社会条件和物质条件,女人因其先天的生理构造,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处于弱势,比较重视婚后的物质支撑。 在以上诸要素中,综合得分最高的人,就成了抢手的商品,如香港的李泽楷被捧为“钻石王老五”。但必需看到,每一个要素都是可变量,有的人很有钱,他(她)可能就不是太在乎对方的物质条件,而会把对方的社会地位和年龄、美貌等当成重要的参数。有的人缺钱,就会把钱看得很重要,这就可以解释一些年轻帅哥为何选择年龄较大的富婆做老婆的现象了,这就是各得其所。理性的个人总是在自身客观条件的约束下选择合适的对象以实现婚姻效用的最大化。恋爱是男女双方各方面条件均衡和博弈的过程,结婚则是对爱情交换的一种确认,结婚证就是一个标准合同。 用经济学的眼光看,婚姻是一种交易。从找对象到结婚的过程就是一个寻找目标市场、考察双方需求、认同商品交换条件直到签订交换契约的过程。有需求就必然有市场,婚姻交易存在着各种途径。婚姻介绍所是专门搜寻、处理、提供婚姻产品信息的职业机构,是为降低婚姻交易成本而产生的,它靠收取信息服务费和交易场地费来维持运转。媒人与红娘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仍不可小视,但他们往往会为了得到一份厚重的彩礼和酬金而夸大当事人双方的信息特征,隐满某些对双方不利的信息。当代人最主要的求偶方式是在婚姻市场上自由寻找,通过舞会、聊天等社交活动来寻找目标。近年来又出现了 “玫瑰之约” 一类进行婚姻速配的电视栏目,把婚姻市场的概念诠释得一清二楚,对反对婚姻市场论的人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网络是一个新的婚姻市场,网恋的兴起源于低廉的搜寻成本。在网上搜寻一个异性只需要几钞钟,送一束电子鲜花根本不花钱,同时还避免了面谈的紧张和尴尬,有人做过调查,容易陷入网恋的大都是性格内向、工作繁忙、外表不出众的网民,他们在现实中恋爱比一般人需要付出的成本要高。由于网络给人留下的想象空间太大,难于掌握对方完全、准确的信息,因此网恋者“见光死”的机率也非常大,交易成功率非常低。 哲学家叔本华主张父母包办婚姻,他一再强调因爱情而结婚的人必定生活在悲哀之中,由婚配双方父母安排的功利婚姻常常比爱情婚姻更加幸福。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自由恋爱的婚姻模式更能体现自由市场交易的效率原则。前者重观察结果,后者重逻辑分析,都可以举出实例来证明各自的观点。我当然是支持经济学分析的,中国旧时代的包办婚姻的确比较稳定,但我认为并非原于“包办”本身,而在于制度约束。 说过婚姻,我们不妨再回过头来看看爱情。毕竟爱情和婚姻是有关系的,尽管不是必然联系。爱情是个恒久的话题,至今没有人能够给它下一个权威经典的定义。我不想引用别人下的定义,因为爱情实在是个性太强,似乎找不到共性。我只想说,爱情也是一种交易。贝克尔说,“上帝目光所及,均可交易”。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爱情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源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它的运作也始终遵循着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 一般认为,爱情是一种只讲奉献,不讲索取的非功利现象,但在经济学的视野里,爱情不管是出于何种非理性动机,都会对经济行为作出反应,没有任何爱的付出是完全不需要回报的,用更哲学一点的话说,表面上是我们爱对方,实际上是爱自己,因为所爱之人其实是自我的对象化。只要我们对爱情现象稍作一些观察,就会发现这样一些事实:一.爱情是男女之间的一种愉悦情愫,其本质是快乐之美,人们从爱情中能够获得甜蜜与快乐;二.爱情的享受,是人们用约会时间、甜言蜜语等主要投入,辅以花前月下楼台馆所等要素投入而生产出来的;三.生产爱情的收益,取决于当事人在这方面的天赋和人力资本投资,如语言天赋、性爱技巧以及得自文艺作品的爱情观念。在这三个判断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爱情是一种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是一种交易。 “鲜花插在牛屎上”是爱情交易中的一种特殊现象,这可以从人的消费偏好与信息不对称理论中得到解释。不同的人或同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不同时间里的偏好是不尽相同的,胖瘦高矮,各有所好,这一点很容易理解,不再赘述。信息不对称是指相互之间的了解程度不一至,局外人对局内人的了解有局限。一对在别人看来极不般配的男女,他们也许正爱得死去活来,那是因为他们已经发掘出对方潜在的,别人所不容易发现的优点。 成本与收益 恋爱婚姻是需要支付成本的。直接成本是寻找目标过程中所耗费的时间、金钱、财物。 你要与对方见面,得牺牲一些时间,还要请对方吃饭喝茶,为了给对方留下一个好印象,你还要刻意修饰一番,比如买件体面的衣服等等,这些都是直接的成本。你为了追求对方,必然要放弃做别的事情,放弃对另一个目标的追逐,这是机会成本。从寻找目标到谈恋爱到结婚,都是成本的耗费过程。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出现了婚姻介绍所、出现了电视速配。在成本和收益的比较中,人们不会做亏本的买卖,时间多,金钱多,爱情光顾的机会也更多。 选择结婚和选择单身都是人们在成本与收益间权衡的一种理性的选择,结婚的目的在于希望从婚姻中获取最大效用。结婚给人带来的收益是十分明显的,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获得性的满足和情感的寄托。康德认为,婚姻的意义在于“合法使用对方的性器官”。研究表明,性快感是仅次于毒品提供的生理快感。婚姻使性伴侣长期化、稳定化,使性生活安全化。特别是在艾滋病威胁人类的今天,稳定健康的性伴侣对谁都有好处。二是通过男女互补,促进资源的充分利用,实现规模经济,获取规模经济效益。具有不同专业化优势的、在能力与收入方面存在差别的男女,通过婚姻的形式可以使双方的收益达到最大,是一个互补双赢的方案。最明显的例子是,一个人和两个人的生活开销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比如住房和家具,一个人生活用一套,两个生活也是用一套。再比如男主外女主内,或者女主外男主内,要比每个人既主内又主外效率更高;三是互相提供信用,协调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比如一个人支持另一方做生意,最后实现总效用的增加;四是起到防灾保险的作用,比如一方生病了,有人照顾,并且在因生病的失业状态下有人支付医药费用。印度农村流行女儿远嫁,明显具有防止农业欠收风险的功效,两亲家不在一个农业区,同时受灾的可能性较小,若一方遭灾另一方有能力接济。五是可以分享家庭商品增值。婚姻作为耐用消费品,具有逐渐积累增值的特点,在规模效应的推动下,婚姻的某些独特效用会逐步显现出来,比如情感的寄托、家庭的福利、知识和智慧的交融、小孩带来的乐趣等等。有了那么多的好处,大多数人当然选择结婚了。婚姻是一种缺乏需求和供给弹性的商品,“一个石头一个坑”,综合得分再低的人最后都有一个归宿,除非男女性别比例失调。 但是也有不少人选择独身,尤其是女子单身现象有逐渐增长的趋势。这些现象可以用成本分析模型加以解释。我们常常看到那些女博士、高级白领及一些事业有成的人找不到对象,原因就在于他们进入爱情门坎的机会成本太大。现代社会,一个优秀的职业女子面临着许多选择,她们有很好的工作机会,经济独立,前程美好,无须依赖男性,如果选择婚姻要放弃的东西太多,或者投入的成本太大,她都会舍不得。相比之下,单身反而有更好的预期回报,她们自然选择独身。社会提供给女性的工作和发展机会越多,单身女子的群体就会赿大。可是上天就是那样吝啬,不可能把好处全让你占了。单身女子事业心赿强,赿希望有美好的感情,以获得补偿,但是在期望值较高的情况下,婚姻变得更加不易,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用最接近经济学意义的话说叫“路径依赖”。 严格意义上的独身(一辈子不结婚)现象是很少的,更多的则是迟婚。迟婚的原因除了以上分析的因素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一是受教育时间长,从小学到博士,在学校里足足要呆20年,好多商机都错过了。二是性开放的影响,婚姻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解决性问题,在不结婚也很容易获得性生活时,许多人会不忙于结婚。三是社会约束条件的变化改变了婚姻的成本和相对收益,比如住房价格上升导致婚姻成本上升,被迫迟婚。 婚姻中的另一个现象是“红颜多薄命”。红颜薄命,古今皆然。西施、貂蝉、王昭君、杨玉环,号称中国古代四大美女,虽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貌,但结局却无一善终;褒姒、赵飞燕与皇帝们誓结生死,却均被处死,还落得祸国殃民的罪名;还有大家所熟悉的,张爱玲凄凄惨惨,黛安娜香消玉殒,梅艳芳英年早逝……对这一现象,经济分析方法也可以做出合乎情理的解释。从产权经济学和契约经济学的角度看,帝王们与美人签订的契约为“私人契约”,与臣民们签订的契约为“江山契约”,国家出现问题的时候,人们总爱把原因归为“红颜祸水”,在江山与美人之间选择江山是最理性的选择。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了江山,美人难保,江山巩固,何患无美人呢?两相权衡,自然是牺牲美人以保江山。 对于普通美人的命运多舛,我们可以利用博弈论原理,从两方面来分析。一般来说,美女是男人们追逐的热点对象,假如最初有10个男人追,美女们总是在10个男人之间挑肥减瘦,并从一些外在信息上对追求者做出判断和选择。随着追逐者的增多,男人们也对美女的道德人品产生了怀疑,好男人们逐渐失去信心,纷纷退出角逐。在众多男人的博弈中,“劣币驱逐良币”,有钱有权的花花公子成了最后的胜出者,女人的命运也就注定要悲惨了。这就是为什么优秀的女人总找不到优秀男人的道理。研究表明,美女家庭的暴力发生率比一般家庭要高得多。而在不幸的婚姻中,男子更具有先动优势,又具有较低的退出壁垒,而女子则处于明显的后动劣势,面且有无限高的退出壁垒,结果自然是女人吃亏,难免红颜薄命的结局。另一种情况是,美女们自侍先天的美貌资源,“学得好不如长得好”,放弃学习上进,但毕竟红颜难驻,最后缺乏的是自立能力。她们从最初在众多男人的追逐中捞取好处(比如经济实惠、虚荣心的满足等等),到最后游戏人生,玩弄男人,跌入万丈丈深渊,甚至走上犯罪道路,最终毁灭了自己。 性事和生育 说到婚姻就不能不提到性。我们悲观的看到,现代婚姻家庭正从复杂的感情关系中剥离,只剩下性和经济两种功能。它们是支撑婚姻大厦的两根再也不能拆除的柱子。然而,性资源是有限的,20岁开张,60岁打烊(男人可能稍长一些,据说有些人的性事可以相伴终身,但我没有见过),总共才40年,也就是14000天,如果按平均3天一次性事,一辈子能消费的性资源也就4600单位。性资源的过分开采会危及婚姻企业的持续经营,资源闲置浪费又会导致无序开采,红杏出墙。资料显示,在离婚案件中,80%以上与性危机有关。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性是参与者互有所得的生产和收获,换句话说,也是一种交易。性交的生产过程和其他生产过程相同,也有会计成本,包括机会成本、直接支出、间接开销、怀孕风险、体力的支销、违反道德标准的精神负担以及可以扣税的支出。性行为是有成本的,在决定性选择之前,双方需要有个理性的思考:是否能预见并能负担得起这些成本,或者换句话说是性行为的后果。还要考虑使用减少负面结果的手段,比如安全套,避免意外怀孕和性病艾滋病。世间没有免费的性事,做爱必需是参与者充分合作才能产生“效应”的人生体验,要达到理想境界必需具备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双方不能逃避其应付的责任;二是彼此都要明白身兼施受双重角色。就是说,性行为的伙伴都在追求同一目标,这种特性使性爱和一般日常活动尤其是商业交易有所不同。性行为与生俱来,但具有强烈的理性成分,比如艾滋病令人们在性爱方面较为谨慎。 对体制内的交易双方来说,性就象一块永远嚼在嘴里的口香糖,它的好处是随时都有东西让你咬,不至于空虚,不至于牙痒,缺点是赿嚼赿无味,到最后就成了一种纯粹的习惯。老婆漂亮且不收费,男人们为什么还要拈花惹草呢?除了前面所述边际效用递减的原因外,还可以从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中找到答案,因为妓女们的专业化分工使其性技艺精湛,能够提供妻子所难于提供的“差别化”服务。 说到婚姻和性,生育也就不得不顺便提一下了。爱情的结果是婚姻或性事,现实中我们所能看到的爱情只到性事为止。性的结果是生育,注意这里所说的是性的结果,不是说目的,性的目的主要是快乐,生育只是性的副产品,婚姻的目的之一才是生育。现在人们关心的中心问题是生育的数量和质量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观点完全相反。著名社会学家马尔萨斯认为,收入的增加将导致家庭规模的扩大,原因是好的医疗条件会使儿童死亡率降低,收入的增加将会使人们早婚并且不大节欲,从而导致生育率提高。贝克尔则从经济学的角度,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富裕家庭会生较少的孩子,贫困家庭则倾向于多生孩子。我是赞成贝克尔的观点的。与贫穷家庭相比,富裕家庭的父母一般有较好的职业和较高的收入,以及舒适的生活事业环境,如果想多养孩子,那么就要支付巨大的机会成本。因此,富裕家庭的父母更注重孩子的质量,更愿意在提高孩子质量方面增加支出,也就是说,他们养育孩子的直接成本也是很高的。利益权衡之下,富裕家庭就更倾向于在生育较少孩子的同时提高孩子的素质。 生男生女问题,也是困扰国人的一大心病。重男轻女现象至今难有改变,尤其是在农村。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男子在家庭中起支柱作用,他们承担着重体力劳动,并且由于男子社会活动范围较广,他们预测和抵抑风险的能力也较强,生男孩意味着更保险。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生育一个男孩和生育一个女孩的成本是相同的,但收益却悬殊较大。生育女子的收益主要来自于彩礼、女孩的乖巧带来的便利和愉悦。但生养男孩的收益则是倍数效应,生了一个男孩,还会引进一个女孩,而且在多数家庭中还是男子说了算。在成本一定的条件下,收益的大小是决定生男生女的关键因素。 婚姻的风险 如何看待婚姻的风险问题,经济学也可以小试牛刀。一般地说,在婚姻变故中,男方主动的较多,换句话说,花心的往往是男人,陈世美占多数。有人从动物学的角度分析说,这是因为(男人天性中带有动物的原始性)雄性动物天性喜欢多吃多占,再加上女人生育子女后,生理上发生了改变,降低了性快感;女人因为(生产的疼痛和生活的烦琐)忙于带孩子,产生性冷淡,男人得不到满足等等,总之是女人的折旧率高于男性,这就使得男人们总爱寻花问柳。经济学家们则用效用论来解释婚姻的衰变。边际效用递减是经济学的一条基本原理,说的是人们在消费同一种商品时,其效用随着单位数量的增加而递减。比如一个饥饿的人吃包子,第一个很好吃,效用最高,感觉最好,赿到最后,赿没有感觉,如果继续吃下去,就会恶心呕吐,产生负效用。如果我们把这条规律套用到爱情上,就会得到相同的结论,爱情的满意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初尝禁果的滋味一辈子不会忘记,年久月深,慢慢成了习惯,没了感觉,就象“左手摸右手”。既然在一起味同嚼蜡,各自另觅甘果,离婚也就顺理成章了。 婚姻变故的另一个原因,经济学往往用信息不对称来解释。几乎所有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在谈到信息不对称时都会提到二手车市场这个经典模型。在二手车市场上,车主总是比买者更了解车况。在对车况不太了解的情况下,吃亏的总是买主。男女恋爱过程中,双方既是车主,又是买主,他们总是隐满那些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公开或放大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如掩饰自己的缺点,张扬自己的优点。对方看到的往往是完美的你,正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连情人头上长的虱子都是双眼皮的。有一些信息是难于捕捉到的,比如性偏好、对父母的孝顺、发展潜力等信息。可一旦婚姻交易成功,进入了制度框架的约束内,双方的缺点就会慢慢暴露出来,如果这些缺点不碍大事倒也罢了,人们总是宁愿修修补补,继续维持下去。你不情愿花20块钱车费去挑换一件缺一颗纽扣的衣服。倘若严重影响到婚姻生活质量的话,那么,重新选择另攀新枝就在所难免的了。 这里又涉及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离婚的成本问题,这些成本包括因离婚给各自带来的经济损失和名誉损失。离婚的成本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婚姻合约前的沉没成本,主要是双方在实现婚约中的交易成本,婚姻持续时间赿长,沉没成本赿大。二是道德成本,即因离婚导致的品头论足,社区和同事对你的舆论等。三是离婚对家庭、对自己心灵伤害的成本以及对下一次婚姻的负面影响。四是解除婚约的交易成本,如诉讼的费用、耽误的时间和精力等。如果离婚成本太大,人们就会继续维持下去,特别是在把离婚与道德问题联系起来的环境中,很多人会选择不离婚而维持“白开水”式的婚姻。倒过来看,如果婚姻的成本为零,就不会有人结婚。 与婚姻纠緾不清的另一个问题是“二奶”现象。为什么“包二奶”这一现象赿来赿突出,我们只能用成本理论来做出合理的解释。 首先,“包二奶”是一种纯粹的经济行为。当事人不是典型意义上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而是采取定时定量交钱,随时随地供货的方式来进行交易。其次,“包二奶”是一种理性的经济决策。它有两个参照系:一是纳妾。这是一种事实婚姻,男人要承担对此“姨太太”丧失性趣之后的“法定”支付,花费相对较大;二是嫖娼。对于有身份的男人而言,这种行为有失体统,且安全系数太小。同时,以上两种参照系在大多数国家都属违法行为,而“包二奶”则避免了这两种选择的弊端,采取的是阶段性占有,随兴趣享受的消费方式。被包的女人,既不是妾,又不是娼,既免了长期受苦的可能,又免了被人轻视的身份。双方各有所得,皆大欢喜。第三,包二奶又是一种相对经济的投资。市场是变动的,各种资源的余缺、供需、价格、质量都是一个变数,要立于不败之地,就要适当地储藏一批,虽然需要投入一些保养费,但可以随时支配。这也符合养兵逻辑: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一句话,“包二奶”的经济意义,就是将某种资源进行阶段性屯积,暂以租借或短期购入的方式,转化为内部可支配的生产资源,以备随时投入到使用程序中。 总之,婚姻是一种交易行为,而任何交易都是存在风险的。 投资理论认为,“不能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蓝子里”,但婚姻的制度约束及婚姻的性质决定了婚姻只允许有唯一的赌注,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由于女性的折旧率高于男性,因此女性的婚恋风险也较男性大得多。 婚姻的风险来自多种复杂的因素,为了规避风险,人们在选择对象时,总是陷入周密的计算与考虑之中,房子、票子、车子、对方的职业、健康等非纯粹爱情因素成为婚姻是否安全的重要考量指标,婚前财产公证、家庭开支AA制等各种杂音乘虚而入,使原本应是两情相悦的爱情婚姻蜕变成对数量的计算与追逐,使得爱情的领地越来越小,这种理性牢笼成为现代人婚恋中的不能深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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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诺贝尔经济学奖
Everdoing
2012-9-30 18:38
2011诺贝尔经济学奖(每日一贴直到2012出来) 2011年10月10日,瑞典皇家科学院于晚19点宣布,将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给美国经济学家、纽约大学教授萨金特(Thomas J. Sargent)及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西姆斯 (Christopher A. Sims)。他们得奖的理由是“对宏观经济中因果的实证研究”。 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里斯托弗·西姆斯(Christopher Sims) 他创立了名为 向量自回归 的方法来分析经济如何受到经济政策的临时性改变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他及其他研究者使用该方法来研究诸如央行加息对经济的影响等诸多重要问题。 纽约大学的托马斯·萨金特 (Thomas J.Sargent) 他对宏观经济模型中预期的作用、动态经济理论与时间序列分析的关系等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工作。 个人小结 两位大师都是动态宏观方面的,运用实证方法来构建模型,主张ZF政策无效用论,且都具有计量经济学背景!都算技术型吧!都是数学大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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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Everdoing
2012-9-30 18:28
彼得·戴蒙德 (Peter A. Diamond)生于1940年,1960年毕业于 耶鲁大学 ,获数学学士学位;196 3年,年仅23岁就获得了 麻省理工学院 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在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开始教学生涯。自1966年起至今,戴蒙德一直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2002至2003年,戴蒙德被推选为 美国经济 协会主席。上月13日,美国总统 奥巴马 提名他为美联储委员会理事。据了解,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是 世代交叠模型 的提出者,社会保障、养老金和税收问题专家。 戴尔·莫滕森 (Dale T. Mortensen)教授来自美国 西北大学 ,研究领域集中在劳动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经济理论,尤其是在工作搜寻和失业理论(the theory of job search and search unemployment)方面颇有造诣,并且将其扩展于劳动调整、研发、个人关联以及劳动再分配(labor turnov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labor reallocation)等方面的研究。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 (Christopher Pissarides)教授来自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英裔、 塞浦路斯 籍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瑞典揭晓。美国经济学家彼得·戴蒙德和戴尔·莫滕森,以及具有英国和塞浦路斯双重国籍的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季斯三人共同分享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殊荣。 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天发表声明说,这三名经济学家凭借对“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失业率”理论的进一步分析,摘得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三人的理论可以解释许多经济现象,包括“为何在存在很多职位空缺的时候,仍有众多人失业”。三人建立的经济模型还有助于人们理解“规章制度和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失业率、职位空缺和工资”。 现年70岁的彼得·戴蒙德,曾被经济学泰斗保罗·萨缪尔森誉为经济学“神童”。他1960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数学学士学位;1963年,年仅23岁就获得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 自1966年起至今,戴蒙德一直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2002至2003年,戴蒙德被推选为美国经济协会主席。此前,美国总统奥巴马曾提名戴蒙德为美联储委员会理事。 据了解,戴蒙德是世代交叠模型的提出者,是社会保障、养老金和税收问题专家,他在许多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包括:ZF债务与资本积累、资本市场与风险分摊,税制优化,劳动市场上的买卖互相配对,社会保险问题。他的代表作品有:《社会保障改革》、《税收、不完全竞争与社会保障》、《按时》 等,并即将出版《拯救社会保障:一种平衡的路径》。 现年71岁的戴尔·莫滕森是美国西北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在美国威拉米特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之后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从1965年至今在美国西北大学任教。 莫滕森在劳动力市场研究和相关理论领域的学术成果具有开创性。此外,他在就业市场劳动力调整和安置领域的研究也颇具建树。莫滕森还获得过2005年IZA劳动经济学奖,2000年成为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1979年成为美国计量经济学会会员,1965年获得亚历山大-亨德森奖。 来自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季斯,于1948年出生在塞浦路斯,1970年在埃塞克斯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71年在同一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此后他到伦敦经济学院求学,于1973年在该校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生导师是数理经济学家森岛通夫。 皮萨里季斯现任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教授,是该校经济表现研究中心负责研究项目的主管,1976年以来他一直在该中心任职。他还是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和英国计量经济学协会会员。 他的主要学术贡献包括基于失业匹配函数的宏观经济搜寻及匹配理论,经济的结构性增长等。他还推动了匹配函数概念的确立,该函数用于解释某个特定时间段内失业至就业的流动状况,他还是利用这一函数进行经验估算方面的先驱之一。近来他的研究方向集中在宏观经济学的多个领域,其中最主要的是劳工、经济增长和经济政策。皮萨里季斯还于2005年与莫滕森共同获得了IZA劳动经济学奖。他的代表作是《失业均衡理论》,至今被看作是失业经济学领域的标准教科书。 有专家认为,这三位经济学家之所以能获得2010年诺贝尔奖,与当前全球经济在高失业率条件下复苏的大背景有关。戴蒙德在世代交叠模型上的贡献有助于寻找刺激消费的药方、莫滕森和皮萨里季斯对失业的研究和贡献有助于找到化解无就业增长的病症,这些都是当今世界经济主要经济体亟须解决的问题。 据瑞典皇家科学院介绍,三名获奖者将分享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46万美元)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奖金。 近些年宏观经济学好像要霸占说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因为联系到是实际,及一系列经济危机!鼓励研究与实际联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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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位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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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9-30 18:27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位女性) 北京时间2009年10月12日下午7时,诺贝尔基金会宣布2009年度 诺贝尔经济学奖 授予美国印第安纳州大学政治学教授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 奥利姆·E·威廉森 ,以表彰他们对经济管理行为的卓越分析,尤其是奥斯特罗姆对公共经济管理行为的贡献和威廉森对企业边界经济管理的分析。 诺贝尔经济学奖(The NobelEconomicsPrize)并非诺贝尔遗嘱中提到的五大奖励领域之一,是由瑞典银行在1968年为纪念诺贝尔而增设的,全称应为“纪念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 瑞典银行经济学奖(TheBankof Sweden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AlfredNobel)”,通常称为诺贝尔经济学奖,也称瑞典银行经济学奖。 其评选标准与其它奖项是相同的,获奖者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评选,1969年(该银行的300周年庆典)第一次颁奖,由挪威人弗里希和荷兰人丁伯根共同获得,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弗里德曼等人均获得过此奖,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 保罗·克鲁格曼 。 与去年相同,今年诺贝尔奖每项奖金仍为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40万美元)。按照传统, 2009年诺贝尔奖 颁奖仪式依然将在今年12月10日诺贝尔逝世纪念日这一天举行。除和平奖颁奖仪式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以外,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文学奖和经济学奖都将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 资料: 奥利弗·威廉姆森 简介 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Williamson,1932.9.27— ) “ 新制度经济学 ”的命名者,被誉为重新发现“ 高斯定理 (又译科斯)”的人,至少是由于他的宣传功劳,才使高斯的交易费用学说成为现代经济学中异军突起的一派,并汇聚了包括组织理论、法学、经济学在内的大量学科交叉和学术创新,逐步发展成当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新制度经济学”就是威廉姆森对这一新分支的命名。当代所谓的新制度经济学,已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以凡勃仑、康芒斯、加尔布雷斯等人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它是以制度经济学方法研究制度,因此能被当代主流经济学派所接纳的新领域。此分支的启蒙者高斯本人荣获1991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继他之后;道格拉斯·诺思也戴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不仅肯定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学术地位,而且显示了当代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交叉和融合的强大生命力。 1932年,奥利弗·威廉森出生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苏必利尔镇。自1998年以来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爱德华·F·凯泽”名誉企业管理学教授、经济学教授和法学教授。曾任美国政治学与社会学学院院士(1997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94年);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1983年);计量经济学学会会员,(1977年)。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简介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Ostrom)是印第安那大学政治学系阿瑟·本特利讲座教授,该校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共同所长,制度、人口与环境变迁研究中心共同主任。她对制度分析理论、 集体行动理论 、可持续发展、公共资源等领域的研究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因而获得了众多的荣誉。她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中西部政治学会、公共选择学会、国际共有财产研究学会等组织的会长,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和国家科学院院士,获得著名的弗兰克·塞德曼政治经济学奖和约翰·斯凯特政治学奖,并被密歇根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荷兰社会研究院等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她曾任或现任众多杂志的编委,包括《美国政治学评论》、《美国政治学杂志》、《理论政治学杂志》、《制度经济学杂志》、《社会科学季刊》等。她著述甚丰,其重要著作《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已被译成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希腊文、中文等多种文字。 获奖原因: 艾利诺-奥斯特姆(Elinor Ostrom)的获奖理由是对经济管理的研究,特别是在公共选择方面的研究,艾利诺-奥斯特姆的研究证明了用户组织(user associations)如何成功管理公共财产。 奥利弗-E-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特别是在企业边界方面的研究。奥利弗-威廉姆森的理论显示,企业能够扮演解决冲突的角色。过去三十年,他们的研究促使经济管理从经济学边缘研究成为前沿研究。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1933年出生于美国。她供职于美国 印第安纳大学 ,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 政治经济学 家、行政学家和政策分析学家,美国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之一。 2009年 10月12日,奥斯特罗姆成为 历史 上第一个获得 诺贝尔经济学奖 的 女性 。 研究与贡献 奥斯特罗姆,中文名“欧玲”,1991年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2001年当选 美国国家科学院 院士,她曾在众多美国学术协会和顾问委员会担任职务。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以及公共和环境事务学教授,也是该校“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研讨会共同主管。 奥斯特罗姆是 印第安那大学 政治学系阿瑟·本特利讲座教授,该校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共同所长,制度、人口与环境变迁研究中心共同主任。她对制度分析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可持续发展、公共资源等领域的研究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因而获得了众多的荣誉。她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中西部政治学会、公共选择学会、国际共有财产研究学会等组织的会长,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和国家科学院院士,获得著名的弗兰克·塞德曼政治经济学奖和约翰·斯凯特政治学奖,并被密歇根大学、 瑞士 苏黎世大学、 荷兰 社会研究院等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她曾任或现任众多杂志的编委,包括《美国政治学评论》、《美国政治学杂志》、《理论政治学杂志》、《制度经济学杂志》、《社会科学季刊》,以及《跨国公司》杂志(TNCR)特别顾问等。她著述甚丰,其重要著作《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已被译成德文、意大利文、 西班牙文 、 希腊文 、中文等多种文字。 2009年 10月12日, 瑞典皇家科学院 宣布,将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 奥利弗·伊顿·威廉森 ,以表彰他们在 经济管理 分析方面所作的贡献。奥斯特罗姆是有史以来第一位获得 诺贝尔 经济学奖的 女性 。 瑞典 皇家科学院发表声明说:奥斯特罗姆因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 公共资源 管理上的分析”获奖,威廉森则因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司边界问题的分析”获奖。奥斯特罗姆严格说应该是一位 政治经济学 家,而此次并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次授予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1986年, 詹姆斯·布坎南 就因在公共选择理论研究中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奥斯特罗姆被中国学术界所熟悉,是其著名的公共政策著作《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该书的中译本于2000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书中针对“公地悲剧”、“囚徒理论”和“集体行动逻辑”等理论模型进行分析和探讨,同时从小规模公共资源问题入手,开发了自主组织和治理公共事务的创新制度理论,为面临“公地选择悲剧”的人们开辟了新的途径,为避免公共事务退化、保护公共事务、可持续利用公共事务从而增进人类的集体福利提供了自主治理的制度基础。 身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的奥斯特罗姆,现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她曾经担任美国政治学协会主席、美国公共选择学会主席、公有产权研究协会主席等学术职务。奥斯特罗姆曾在2005年获美国生态学会颁发的可持续科学奖金,2006年获得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对人类有杰出贡献的荣誉 博士 。 影响与交流 她和她的丈夫所建立的多中心研究网络已经遍及世界各国,他们建立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在国际政治学界、行政学界以及经济学界都有重要的影响。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多中心治理、复合共和制政治理论、民主制行政理论以及公池类资源的自主治理理论,都是其重要的学术贡献。在公共选择领域里,已经成为布卢明顿学派。 奥斯特罗姆十分重视中国学者的研究及其发展。目前,每年都有2-3名中国学者和学生到其创办的研究所系统学习其宏观和微观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为期一年,为中国学者的职业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她曾先后于1997、2007、2009年三次访问中国。 主要经历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1966年开始在印第安纳大学做助教,1974年评为教授,1980-1984年任系主任。从1973年开始,她同时担任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研讨会的合作主任;1984年起又兼任公共与环境事务学院教授。同时还是美国亚里桑那州立大学制度多样性研究中心的创建者。1991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2001年又当选为 美国国家科学院 的院士。 她是美国政治学协会的前任主席,也曾担任过公共选择学会、中西部政治学协会和公有产权研究协会的主席。她还是美国哲学学会和政治学和生命科学协会的成员。她曾经服务于许多顾问委员,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警察长官国际协会、法律实施协助管理局、美国行政科学院、刑事司法准则与目标国家顾问委员会、国家州长协会和校际政治与社会研究方法联合会。 她曾在2005年被美国政治学协会授予詹姆士·麦迪逊奖金,2005年还获美国生态学会颁发的可持续科学奖金,2006年得到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对人类有杰出贡献的荣誉 博士 。 研究方向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如何利用认识 科学 中的研究成果建立可行的模型,以探讨和 解释 人类在不同制度安排下的选择问题;各种制度如何产生帮助个体进行决策的信息;在不同方式的集体决策过程中存在哪些偏差和调整;在各种制度架构中的互动过程里,不同的偏好是如何被放大和修正的。 研究思路 奥斯特罗姆的思想是在1990年的《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中系统地表述的。基本思路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她指出传统的分析公共事务的理论模型主要有三个,即哈丁的公地悲剧(1968)、Dawes等人的囚徒困境(1973,1975)以及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1965),但是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不是市场的就是政府的,而且得出的结论往往是悲观的;然后,她指出当前解决公共事务问题的或者以政府途径(利维坦)为唯一或者以市场途径为唯一的途径是有问题的,她怀疑仅仅在这样两种途径中寻找解决方法的思路的合理性;最后,她从理论与案例的结合上提出了通过自治组织管理公共物品的新途径,但同时她也不认为这是唯一的途径,因为不同的事物都可以有一种以上的管理机制,关键是取决于管理的效果、效益和公平。 学术著作 多中心理论 为美国印弟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与文森特。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夫妇共同创立。在二战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并被统一标签为新 政治经济学 的诸多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的流派之中,这一理论以严谨的理论关怀、实践关怀精神展示了其颇具现实 解释 力的理论风采,以严密的制度分析、理性选择的逻辑论证展示了其制度理性选择学派的独到魅力。 多中心理论汲取了几乎遍及所有社会科学,甚至包括一些自然科学领域的智慧,与此同时,它也为众多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代表作是1990年出版的《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此书中译本由 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0年出版,是 制度经济学 和 公共政策 研究领域里的重要著作。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曾多次访问中国。 学术地位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对公共事务从建设性角度提出新的集体行动和自主组织的创新方案。在公共管理与可持续发展方面,正是奥斯特罗姆的研究冲破了公共事务只能由政府管理的唯一性教条,冲破了政府既是公共事务的安排者又是提供者的传统教条,提出了公共事务管理可以有多种组织和多种机制(多中心主义)的新看法。这就是所谓公共管理的印第安纳学派或制度分析学派。 获奖 2009年10月12日,美国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成为 历史 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女性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获颁 2009年 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她对经济治理的分析,尤其是对普通人经济治理活动的研究”,而瑞典 科学 院将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颁给奥利弗·威廉森 ,以表彰“他对经济治理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司的经济治理边界的分析”。 两位经济学家将各获得一半奖金。 诺贝尔奖金原本分为 物理学 、化学、 生理学 或 医学 、文学、和平奖五项。诺贝尔经济学奖并非诺贝尔遗嘱中提到的五大奖励领域之一,是由瑞典银行在1968年为纪念诺贝尔而增设的,全称应为 “纪念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 瑞典银行经济学奖”。经济学奖获奖者由 瑞典皇家科学院 评选,1969年第一次颁奖。 按照传统, 2009年诺贝尔奖 颁奖仪式将在2009年12月10日举行。除和平奖颁奖仪式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以外,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 化学 奖、 文学 奖和经济学奖都将在 瑞典 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与2008年相同,2009年诺贝尔奖每项奖金仍为1000万 瑞典克朗 (约合979万元人民币)。 2012年06月12日,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因癌症不治在美国逝世,享年79岁。奥斯特罗姆的代表作是1990年出版的《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此书中译本由 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0年出版,是 制度经济学 和 公共政策 研究领域里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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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Everdoing
2012-9-30 18:26
瑞典皇家科学院 诺贝尔奖 委员会2008年10月13日宣布将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保罗·克鲁格曼 (Paul Krugman)。以表彰他在分析国际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的地域等方面所作的贡献。克鲁格曼整合了此前经济学界在国际贸易和地理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在自由贸易、全球化以及推动世界范围内城市化进程的动因方面形成了一套理论.保罗·克鲁格曼,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克鲁格曼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变化理论。他创建的新国际贸易理论,分析解释了收入增长和不完善竞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他的理论思想富于原始性,常常先于他人注意到重要的经济问题,然后建立起令人赞叹的深刻而简洁优雅的模型,等待其他后来者的进一步研究。他被誉为当今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贸易理论家之一,而他在1994年对 亚洲金融危机 的预言,更使他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地位如日中天。他目前担任着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策咨询顾问。1991年,他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获得克拉克经济学奖的第五人。人们普遍认为,克鲁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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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Everdoing
2012-9-30 18:24
2007年诺贝济学奖于2007年10月15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公布,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分享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们为机制设计理论奠定基矗他们分别是 明尼苏达大学 的 赫维茨 、 芝加哥大学 的马斯金,以及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中心的罗杰·B.迈尔森。他们三人将分享1000万 瑞典克朗 (约合154万美元)的奖金。诺贝尔经济奖是瑞典中央银行于1968年以“瑞典银行的名义为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而设立的经济学奖”,该奖于1969年第一次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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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Everdoing
2012-9-30 18:24
2006年10月09日 瑞典皇家科学院 宣布将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 埃德蒙·费尔普斯 ,以表彰他在加深人们对于通货膨胀和失业预期关系的理解方面所做的贡献。他获得了总额为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37万美元)的奖 费尔普斯1955年获美国阿姆赫斯特学院文学士学位,1959年获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诺奖得主詹姆斯·托宾教授。现为 闽江学院新华都商学院 院长。曾执教于耶鲁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1971年起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同时担任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社会科学院院士、纽约科学院院士、美国经济学协会副会长、布鲁金斯经济事务委员会资深顾问、美联储学术会议专家、美国财政部和参议院金融委员会顾问、 《美国经济评论》 编委等。费尔普斯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宏观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包括就业、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储蓄、公债、税收、价格、工资、微观主体行为、资本形成、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他最有成就的领域———经济增长问题,被誉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费尔普斯教授最重要的贡献在于 经济增长理论 。 费尔普斯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对当时盛行的“菲利普斯曲线”理论提出了挑战。根据当时的这一理论,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稳定的负相关关系,即此消彼长的关系。费尔普斯指出,通货膨胀不仅与失业有关,也与企业和雇员对价格和工资增长的预期有关。 埃德蒙·费尔普斯教授的研究方向集中在宏观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被誉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经济增长理论,他指出通货膨胀不仅和失业率有关,也跟企业及雇员对价格的预期有关,并将基于理性预期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引入到就业决定理论与工资-价格动态均衡和提出经济增长的资本累积黄金定律等。2006年,埃德蒙·费尔普斯因其“在宏观经济跨期决策权衡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就”而获得 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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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终于不是美国人了)
Everdoing
2012-9-30 18:23
瑞典皇家科学院把200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罗伯特·奥曼Robert J. Aumann和美国马里兰大学的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以表彰他们通过对冲突与合作的博弈论分析,增进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我们生活的世界一直存在着冲突与合作,一些个人、组织和国家能成功地进行合作,而另一些个人、组织和国家经常遭受冲突的困扰。社会科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试图弄明白冲突与合作的根本原因。奥曼和谢林把博弈论或者交互作用论作为解决这个老问题的主导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带来了启迪。 罗伯特·奥曼及其贡献 罗伯特·奥曼,1930年生于德国法兰克福,目前拥有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1955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数学博士学位。现任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理性分析中心教授、纽约州立大学斯坦尼分校经济系和决策科学院教授、以色列数学俱乐部主席、美国经济联合会荣誉会员等。曾先后获得以色列颁发的科学技术哈维奖和经济学奖。他对博弈论和其他许多经济理论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乃至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奥曼的诸多贡献中,长期合作的研究对社会科学的影响最为深远。在许多真实的情形中,长期合作关系要比单次合作更易维持。他表明合作常常是重复博弈的一个均衡解,即使在两个有激烈短期利益冲突的参与者之间,也是如此。重复博弈可以增进我们理解合作的先决条件,即为什么在下列情况下合作较困难:存在许多参与者;他们很少交互作用;交互作用可能中断;时间范围很短或不能清楚观察到其他行动。关于这些问题的观点有助于解释诸如价格战、贸易战的经济冲突,以及为什么一些团体在管理共有资源方面比其他的更为成功。其实,奥曼最早对无限次重复博弈进行了成熟的正式分析。重复博弈理论目前是社会科学中长期合作分析的一般框架。另外,奥曼和其他研究者在不同方向上扩展和推广了他的结论,例如关于偏离合作的“惩罚威胁”的可信性。他还与马希勒Maschler一起建立了不对称信息的重复博弈理论。 奥曼的其他重要贡献有:对共同知识的概念进行了形式化;定义了强均衡的概念;引入了相关均衡;提出了完全竞争的连续统模型,等等。 托马斯·谢林及其贡献 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1921年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1951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曾在美国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学院教学长达20年,担任政治经济学教授,并获得退休名誉教授称号。之后他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和经济系担任教授,并获得退休名誉教授称号。他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包括军事战略和武器控制、能源和环境政策、健康政策、对烟草和毒品的政策,以及国家政策和商业战略中的道德问题等。他的理论和思想不仅促进了博弈论的发展,还加速了它在整个社会科学中的应用。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核武器竞赛的背景下,谢林开始把博弈论方法应用于全球安全和军备竞赛。他的贡献主要在于如何处理冲突。他在1960年发表的《冲突策略》一书成为研究解决矛盾冲突策略的经典著作,影响了几代策略思想者。在该书中,他把博弈论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统一分析框架,分析了讨价还价行为和冲突的处理。讨价还价总是带来一些利益冲突,因为各个参与者通常会寻求尽可能有利的协议,会根据自身对达成协议的考虑,权衡自己追求更大利益的努力。他研究了一个参与者为达成对自身有利结果所使用的讨价还价策略,尤其强调为达成妥协,减少自己可供选择的策略数量是有利的。他表明一个参与者能够通过公开减少自己可选择的策略数量来巩固其地位,不确定的报复比确定的报复更可信、更有效,等等。这些观点对于解决冲突和避免战争的努力是非常合适的。 一些研究者还扩展了该书中的一些概念,如关于可置信威胁、限制一个人的可选择策略数量等,后来被1994年的诺奖得主泽尔腾(Selten)加以正式化。值得注意的是,他关于策略性承诺的分析解释了从企业的竞争策略到政治决策权力委托等许多现象。另外,谢林的重大贡献还体现在种族隔离、自我控制等问题的分析上。 奥曼与谢林当之无愧 奥曼和谢林都认识到博弈论的视角具有改造人类交互作用的潜力。奥曼说明长期社会交互作用可以使用正式的非合作博弈理论进行全面分析。谢林表明许多熟悉的社会交互作用可以被看作包括一致和不一致利益的非合作博弈。当前冲突与合作的经济分析几乎一律是建立在奥曼和谢林铺垫的基础之上的。奥曼和谢林的理论目前被广泛应用在解释社会中不同性质的冲突、贸易纠纷、价格之争以及寻求长期合作的模式等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 奥曼和谢林进一步发展非合作博弈论,并将其应用于社会科学的主要问题。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处理这一主题,奥曼从数学的角度,谢林从经济学的角度。奥曼的主要贡献是使用数学分析工具形成概念和假设,用简洁的陈述规定它们,得出精确的结论。他曾经把他的研究比作艺术创造。而谢林的优势主要在于他能够用最少的数学技术,引入新颖的思想和概念。 虽然,作为学者,奥曼和谢林各有特色,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对于已有理论所忽略方面、发展新的概念和分析工具进而扩展分析范围等都非常感兴趣。他们的重大贡献填补了经济学与其他行为和社会科学之间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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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Everdoing
2012-9-30 18:22
挪威经济学家基德兰德(Finn Kydland)和美国经济学家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由于揭示了经济政策和世界商业循环后驱动力的一致性而共同获得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美国经济学家连续第5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基德兰德(Finn Kydland)、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实际经济周期学派的代表人物。提出真实经济周期模型。 真实经济周期模型认为:正的技术冲击引起劳动生产率提高,就业、投资和产出提高,总供给曲线上移,经济高涨;反之则反是。商业周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经济基本趋势本身的波动,而不是经济围绕基本趋势的波动,即周期不是对均衡的偏离,而是均衡本身暂时的波动,既然是均衡,便具有帕累托效率,不存在市场失灵,ZF没有干预经济的必要。 诺贝尔经济学奖并非诺贝尔遗嘱中提到的五大奖励领域之一。它是由瑞典银行在1968年为纪念诺贝尔而增设的。 200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研究成果一览 瑞典皇家科学院已决定将200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卡内基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校区的基德兰德教授(挪威公民)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联邦储备银行明尼阿波利斯分行的普雷斯科特,以表彰他们对动态宏观经济学所作出的贡献:经济政策的时间连贯性和商业周期的驱动力量。 商业周期的驱动力量和经济政策的设计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对这些领域内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他们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宏观经济分析领域,而且还应用于许多国家的金融和货币政策之中。 如果家庭预计未来资本税收将走高,那么他们就会减少储蓄额。如果企业预计货币政策将更为宽松、通货膨胀率将增 涨,那么企业将会提高价格和工资。这两位获奖者阐述了这 种对未来经济政策的预期所导致的时间连贯性问题。如果经 济政策的制订者缺乏提前作出某种特定决策能力的话,那么 他们通常就无法在稍后的时间里执行最理想的政策。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货币政策的目标是物价稳定的情况下仍然会出现高通货膨胀率。他们的工作奠定了经济政策可信性和政治可行性研究项目的基础。这一研究项目的结果在过去十年对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改革和货币政策的设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两位获奖者的研究工作还改变了商业周期的理论,他们将商业周期的理论融入经济增长的理论之中。先前的研究强调了宏观经济的震荡对经济需求方面的影响,这两位经济学家则阐述了对供应方所产生的震荡也可能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力。在他们的商业周期模型里,技术发展的现实波动使国内生产总值、消费额、投资额、工作时间都产生了变化。先前的商业周期模型都是建立在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之上的。这两位获奖者建立的商业周期模型则更为合理,它认为家庭和企业对消费、投资、劳动力供应等许多因素的预期都影响到商业周期的变化。他们的模型已在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基德兰德1943年出生于挪威,现年60岁,是挪威公民。1973年从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现在是卡内基梅隆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圣巴巴拉校区的教授。 普雷斯科特1940年出生在美国的纽约州,现年63岁,美国公民。1967年从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现在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 、联邦储备银行明尼阿波利斯分行的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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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Everdoing
2012-9-30 18:21
瑞典皇家科学院2003年10月8日宣布,把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恩格尔和英国经济学家克莱夫·格兰杰,以表彰他们在“分析经济时间数列”研究领域所作出的突破性贡献。 美国人罗伯特·恩格尔和英国人克莱夫·格兰杰今天因一个实施预测和评估风险的新框架而共同获得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改进了对包括经济增长指标、价格和利率的时间序列的分析。 罗伯特·恩格尔1942年11月出生在美国纽约州锡拉丘兹。他于1969年获得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成为麻省理工学院副教授。1975年,他转到圣迭戈加利福尼亚大学工作,并于1990年升任经济学系主任。1981年,恩格尔成为美国计量经济学学会和美国艺术科学学会会员。他因对分析经济时间序列的贡献而被授予诺贝尔奖。作为金融市场分析家,他从1999年开始到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任金融服务管理教授。他对金融计量经济学的兴趣涉及 证券 、利率、汇率和期权。 恩格尔已婚,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在学术和专业界中都经常作演讲,已发表100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三本著作。 克莱夫·格兰杰1934年9月出生于英国威尔士的斯旺西。1959年,他在诺丁汉大学获得统计学博士学位。他的研究兴趣主要在统计和计量经济学、预测、金融、人口统计学和方法学等方面。格兰杰于1991年成为国际预测师协会会员,曾获得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和卡洛斯三世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他因研究出了用于稳定型时间序列研究的统计学方法而荣获诺贝尔奖。格兰杰现为圣迭戈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荣誉退休教授。 美联社8日报道说,这位69岁的英国教授目前正在新西兰做访问学者。他说,他的经济模型研究“可以广泛地用于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和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也可以被其他行业借鉴”。运用他的研究,经济学家可以更容易解释所建立的模型和做出更准确的预期。 法新社8日的报道说,公司、ZF、智囊团和经纪行业雇用经济学家并付给他们高薪的一个最重要目的是预测未来,以及使经济政策和投资安全。虽然冗长的数字清单、评估多年积累的数据和检验看起来模糊不清的假设似乎很乏味,但经济学家知道利害攸关。正确的预测能使国家预算成功或失败,也能决定投资者在股市上的盈亏。因为实施预测非常有风险,经济学家要利用能获得的一切帮助,因此他们格外有理由感谢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恩格尔和格兰杰,因为两人极大地改进了经济学家在实施预测时对统计数据的分析方法。 诺贝尔奖评委会说,“克莱夫·格兰杰的工作改变了经济学家处理时间序列数据的方法”,而恩格尔研制了处理风险评估的“改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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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Everdoing
2012-9-30 18:20
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10月8日15:30(北京时间8日21:30),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丹尼尔-卡恩曼(Daniel Kahneman拥有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和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弗农-史密斯(Vernon L. Smith)。 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被广泛认为是一种非实验科学,大多数的经济学研究依赖于各种合理的假设,这些假设在决策中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现今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始尝试用试验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修改和验证各种基本的经济学假设,这使得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多的依赖于实验和各种数据的搜集,从而变得更加可信。这些研究大多数扎根于两个有着明显区分但目前却融汇在一起的领域,即认知心理学家有关人为判断和决策的分析和实验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理论的实验性测试。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就是这两个研究领域的先锋。 丹尼尔-卡赫内曼将源于心理学的综合洞察力应用于经济学的研究,从而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卡赫内曼的主要贡献是在不确定条件下的人为判断和决策方面的发现。他展示了人为决策是如何异于标准经济理论预测的结果。他的发现激励了新一代经济学研究人员运用认知心理学的洞察力来研究经济学,使经济学的理论更加丰富。 维农-史密斯为实验经济学奠定了基础,他发展了一整套实验研究方法,并设定了经济学研究实验的可靠标准。维农利用实验展示了选择性市场机制的重要性,他还率先采用了“风洞测试”的新方法研究选择性市场设计。维农的成就对于将实验作为一种工具应用于实验经济学分析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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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
Everdoing
2012-9-30 18:19
斯蒂格利茨 博士先后执教于 耶鲁大学 、 普林斯顿大学 和 牛津大学 ,并从1988年开始在 斯坦福大学 任教。他主讲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 公共部门经济学 、金融学和组织经济学,包括在该校最受欢迎的《经济学》。他的数十名博士在世界各地任要职。 他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信息经济学 的创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所倡导的一些前沿理论,如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已成为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标准工具。他是世界上公共部门经济学领域最著名的专家。 他所著的教材是世界上最通行的教材之一,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斯蒂格利茨教授是数以百计的 学术论文和著作的作者和编者, 包括十分畅销的本科教材《公共部门经济学》( 诺顿 公司)和与安东尼·阿特金森合著的《公共经济学讲义》。1987年,他创办的《经济学展望杂志》降低了其他主要经济学杂志所设立的专业化障碍。他曾经担任 美国经济 协会副主席。 斯蒂格利茨博士是 美国 最著名的经济学教育者之一。他先后执教于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学,并从1988年开始在斯坦福大学任教。他主讲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公共部门经济学、金融学和组织经济学,包括在该校最受欢迎的《经济学》。他的数十名博士在世界各地任要职。 2008年,他在CNN专栏针对由于 华尔街 房产泡沫出现的经济危机提出了几个预防经济危机再度出现的措施(见《斯蒂格利茨:如何防范下一个华尔街危机》)。相关的中文版书籍:《经济学》第二版,《经济学》小品和案例 《经济学》第一版,《经济学》第二版导读。 人物生平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斯蒂格利茨1943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那州一个叫做 加里 的小城, 此城以生产钢铁闻名,但除此之外,这个小城还诞生了两位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一位是萨缪尔森, 另一位就是斯蒂格利茨。 24岁时,本科毕业仅三年的斯蒂格利茨就获得了 麻省理工学院 博士学位,此后在 剑桥大学 从事研究工作。1969年,年仅26岁的斯蒂格利茨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正教授,三年后他被选为计量经济学会的会员,这是一个经济学家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之一。1979年,36岁的他获得了 美国经济学会 两年一度的 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该奖项用于表彰对经济学做出杰出贡献的40岁以下经济学家,1988年他成为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同年起-在斯坦福大学任经济学教授。1993年,斯蒂格利茨步入政界,成为 克林顿 政府的 总统 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并从1995年6月起任该委员会主席。1997年起,他又担任了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自2000年至今,斯蒂格利茨执教于 哥伦比亚大学 。2001年,因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信息经济学的创立做出的重大贡献,斯蒂格利茨获得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 。 对于斯蒂格利茨博士在2001年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和有些学者一样,还是感到有些失望。 林毅夫 教授认为他应该早在1982年就获得诺贝尔奖,因为他几乎对经济学的各个领域都做出了贡献,而且还不仅限于经济学领域,还包括另外一个重要领域——经济政策。萨缪尔森在一封推荐信中说,“斯蒂格利茨是 印第安纳州 加里市 出来的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显然,伟大的萨缪尔森认为斯蒂格 利茨比自己还要伟大。 瑞典皇家科学院 在颁奖典礼上特别说明,在当年的三位获奖者中,斯蒂格利茨博士对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理论的贡献最大。斯蒂格利茨曾多次强调假如不考虑信息的不对称性的话,那么经济学模型很可能是误导性的。他的这一警示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因为就不对称信息来说,不同的市场会有不同的特征。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公共管理的研究领域。可见斯蒂格利茨的一系列论著不仅是进一步探索信息经济学理论的主要文献,而且也是有关领域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他的有趣的理论,用简单的语言来表述,听起来就和非经济学的常识一样。传统的经济学认为,在自由的不受管制的市场中,个人追求各自的利益会使整个社会的福利最大化。斯蒂格利茨认为现实世界并不是那么回事,相反,他认为,因为市场参与者不能得到充分的信息,市场的功能是不完善的,常常对人们的利益造成损害。所以政府和其他机构必须巧妙地对市场进行干预,以使市场正常运作。 斯蒂格利茨博士在信息经济学文献中堪称是被人们引用得最多的经济学家,在更广泛的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 领域内也是如此 。他所倡导的一些前沿理论,如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已成为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标准工具。 他所著的《经济学》在1993年首次出版后,一版再版,被全球公认为最经典的经济学教材之一,成为继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曼昆的《 经济学原理 》之后西方又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入门教科书。 斯蒂格利茨博士注重发展中国家的状况,常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阐述问题。他曾尖锐地指责引导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有关国际机构漠视贫困人群的利益,在消除贫困,促进社会公正方面无所作为。对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和世界银行的“消灭贫穷计划”——自由贸易,斯蒂格利茨的观点是,“与19世纪一样,欧洲人和美国人在亚洲、 非洲 和 拉丁美洲 到处冲破壁垒打开市场,却阻碍第三世界的农产品进入他们的市场。鸦片战争中,西方用战争来推行他们的不平等贸易;今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使用 的金融和财政手段几乎一样有效。” 斯蒂格利茨博士提倡突出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认为获得持续增长和长期效率的最佳方法是找到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适当平衡,使得世界经济回到一个更加公平、更加稳定的增长进程中,使人人都受益。 如果追溯斯蒂格利茨这些思想的起源,可以先了解一下他的成长过程,他会提到他的父母和他生长的小城,在那里,他的同学们----那些钢铁工人的子女们,使他了解到破产和解雇带来的苦痛。他有一个勤奋的家庭,他的父亲95岁才从保险代理人的岗位上退休,他的母亲,在67岁时按规定从小学教师的岗位上退休后,又开始教人纠正阅读,一直工作到84岁。斯蒂格利茨博士在大学的时候,学习成绩非常优秀,对社会活动也很感兴趣。1963年,也就是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成了 学生会主席 。那期间, 美国民权运动 正如火如荼,斯蒂格利茨博士在 华盛顿 参加了马丁.路德.金博士领导的大游行,那次游行的高潮就是金博士名垂青史的演讲《我有一个梦》。这些社会活动对于塑造他为人和善、天性乐观的性格和他成名后的力倡公平、公正的市场思想应该说都具有很大影响。 人物履历 1943年,斯蒂格利茨出生于印第安纳州的加里市。 1964年,获阿墨斯特学院学士学位。 1967年,在他24岁的那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哲学搏士学位,此后他先后工作过的大学包括:耶鲁大学(1970—1974年)、斯坦福大学(1974年—1976年)、牛津大学(1976—1979年)、普林斯顿大学(1979—1988年)、斯坦福大学(1988—2001年)、哥伦比亚大学(2001年至今)。 1970年,年仅26岁的斯蒂格利茨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正教授。 1979年,他获得了美国经济学会两年一度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该奖项用于表彰对经济学作出杰出贡献的40岁以下经济学家。 1993年,开始成为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的主要成员。 1995年,6月起任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主席。在此期间,他是克林顿总统顾问班子的关键成员。 1997年,到2000年任世界银行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2001年,他又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现任美国 布鲁金斯学会 高级 研究员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主要著作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1942- )的经济学著作涉及面很广,但却始终如一地集中于竞争过程中不完全信息和昂贵的信息的作用。在若干篇开拓性的论文中,他证明了,经济单位具有关于可供选择的市场机会的完全信息这样一种常见的假设并不象它看起来的那样无害, 这些论文总结在他与Stanford.J.格罗斯曼写的《信息与竞争价格制度》(information and competitive price systems)(《 美国经济评论 》),1976年第二期中。一旦放弃一这个假设--如果我们现实些的话就必须这样--,就不可能再证明完全竞争会使 经济福利 最大化。确实,甚至不可能证明完全竞争疳必然导致需求与供给的均衡;对于完全竞争适用的对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甚至更加适用。这些论文技巧高深,并且推广了从保险市场分析获得的结论。他们的观点虽然还没有渗入到基础的教科书里面,但是斯蒂格利茨在信息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是包括注意交易成本、产权、不完全契约及不确定条件下决策分析的更广泛思潮的一部分,而这已经开始影响大学教学。现在,一年级学生在基础经济学课程中所学的许多简单真理在中级的和高级的课程中却没有讲授。 斯蒂格茨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甚丰,但他却仅写过两本书:一本是与A.B.阿特金森合写的《公共经济学讲义》《麦格劳-希尔图书公司,1980年》,这是一部财下政学方面的高级教科书;另一本是与D.M.G.纽伯里合写的《商品价格稳定理论》(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1年)。此外,他也同宇泽弘文(H.Uzawa)合编了一部书《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选续》(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9年)。 思想简介 在美国,没有哪一个群体对经济理论的排斥程度超过政治家。对政治家们来说,经济理论纯属空想。因此,当杰出的经济学家在华盛顿担任要职时,他们的上司总是持怀疑、排斥、甚至直接拒绝的态度。 约翰逊 政府的首席经济学家—— 阿瑟·奥肯 ,曾经坚持认为,如果 政府削减税收 ,又同时在越战和社会福利上花费过多的话,通货膨胀将加速。约翰逊没有理睬他。同样地, 里根 也没有接受 马丁·费尔德斯坦 关于大幅度削减税收和增加预算赤字的理论。高赤字政策的神话在此后的15年间就破灭了。 现在轮到斯蒂格利茨了。虽然他也许是同代人中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但在白宫总统经济顾问团的四年中(其中后两年担任该团主席),他并没有受到重用。不过55岁的他没有退回 斯坦福 去当教授,而是在去年接受了一个更引人注目的职位——世界银行高级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在那里,以 亚洲金融危机 为契机,他静静地使用理论来重塑政策,而远离了自己从不擅长的政治角逐。 斯蒂格利茨为人和善,天性乐观,乐于在演讲台上阐述自己的观点,在经济学领域中是一名无可争议的巨人。他的名声来自于一种有趣的理论,这种理论用简单的语言来表述,听起来就和非经济学家的常识一样。 传统的经济学认为,在自由的,不受管制的市场中,个人追求各自的利益会使整个社会的福利最大化。斯蒂格利茨认为现实世界并不是那么回事。相反,他认为,因为市场参与者不能得到充分的信息,市场的功能是不完善的,常常对人们的利益造成损害。所以政府和其他机构必须巧妙地对市场进行干预,以使市场正常运作。 斯蒂格利茨利用经济学界最为推崇的工具——模拟经济行为的数学和计算机模型——来修正传统的理论。这为他赢得了一大批追随者,尤其是年轻的经济学家。 “我采用的逻辑和使人们相信市场有效的那种逻辑一样,”他说,“我只改变了信息完全的假设,找出一种把不完全信息模型化的方式。当你运用这个新模型的时候,你会发现市场总是无效的。” 来看看保险,这是70年代使斯蒂格利茨成名的课题。保险公司不能完全区分高风险和低风险的客户——例如那些房屋毁于火灾的可能性极大的和房屋不太可能起火的客户。对所有人索要同样高的保险费,只会吸引风险最大的顾客,而那些风险小的客户很可能就不买保险了。过多的高风险客户很快就使保险公司债台高筑。 所以保险公司要“干预”。他们限制保险额度,对每个人都不给足他想要的偿付额,使他们有安装防火装置和采取其他预防措施的动机。此外,全额保险的保费非常的高;低风险的客户通过提高可扣除费用,只需支付少得多的保费。 出于同样的逻辑,斯蒂格利茨认为,政府的干预是有正当理由的。他的入门教材《经济学》(诺顿公司,1997年),虽然在本国销量一般,但在 中国 和 日本 非常畅销。这本书开头就引述1980年 联邦政府 为克莱斯勒公司作担保的故事作为政府成功干预经济的例子。自由市场的倡导者认为克莱斯勒的破产会把工厂、工人的原材料解放出来投入更有效率的使用,虽然这个转换的过程很痛苦,但是他提到克莱斯勒在得到政府从未为其支付的担保后东山再起。他说,不仅工人的工作得到了保护,政府还节省了数亿美元。因为如果克莱勒倒闭,政府必须支付这笔钱。 克莱斯勒的事例是规则,而不是例外。“在我的模型中,我总是能找到一种特定的干预方式,使人人都受益。”斯蒂格利茨说。 代表作品 与其他同类教科书相比,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有其突出的特点。 首先,本书将经济学基本原理的阐述同现代经济学的最新进展的评价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读者既可以从中掌握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该学科的最新发展又能够有充分的了解。 其次,作者给予了信息经济学足够的篇幅。信息经济学是过去的几十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经济学分支,并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等领域都有广泛的影响(斯蒂格利茨正是因在这方面的开创性的贡献而获得去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现在,诸如“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之类的概念已从前沿的理论研究进入了一般的政策讨论。斯蒂格利茨将这些问题纳入到了经济学原理教科书中,用两章的篇幅进行了详细讨论。 第三,与竞争模型贯穿整个微观经济学课程的传统写法不同,斯蒂格利茨对不完全竞争的关注贯穿整个微观经济学部分,并且还给出了两章的篇幅讨论不完全竞争和寡头垄断。 第四,其他教科书中一带而过的其他一些重要问题(比如金融),本书给予了认真的处理。实际上,据笔者所知,在经济学原理教科书中,只有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才为读者展现了金融问题如何与当代经济学的其他一些重要问题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作者不仅说明如何可以在经济学入门教科书中引入时间和风险,而且说明了它们如何与传统教科书中所涉及到的其他一些概念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为了解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如何运行的,读者必须了解厂商是如何融资和管理的,而斯蒂格利茨从一系列简单的经济原理入手为读者给出了一个清晰的背景。 其五,本书十分强调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和经济增长。读者通过三个模型——从微观基础上建立具有灵活价格的增长模型、存在失业的固定价格模型和价格与工资缓慢调整的失业与通货膨胀的模型,对宏观经济学能够有更清晰的了解和更准确的把握。同时,这种处理方法使读者在一开始就能了解到增长问题的重要性。作者还在微观经济学部分就用了一章的篇幅讨论了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技术进步(第17章)。 第六,国际经济学的重要性得到了具体反映,并将它融入到了全书的分析中,比如,对诸如贸易问题和贸易政策、 国际资本流动 、汇率的决定以及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在国际方面的含义都辟出专门的章节进行讨论。 最后,这部教科书充分反映了作者最近在政策制定中的参与。特别是其几乎每章都有的“政策透视”专题,涉及到大量政策问题实例。比如“再造政府”、 微软 反托拉斯案、 和平红利 、空中交通控制系统的公司化等。另外,几乎每章都有的“经济学应用”专题则用一些实例来说明基本的经济学思想。即使单独阅读这些专题,也饶有趣味。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学》第二版中译本中,斯蒂格利茨为中译本写了“序言”,而且还专门为中译本加写了一章,即最后一章“中国:近期与未来的挑战”。这一章虽然是为中译本加写的,但对中国读者来说,它是该书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读者在掌握了 西方经济学原理 之后,可以通过这一章来学习如何利用现代经济理论来分析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有关的问题。 媒体评论 美国为何紧盯美中贸易逆差不放? 在文章中,斯蒂格利茨表示,在经济衰退初期,很多人担忧 贸易保护主义 将恶性抬头,“事实果真如此,20国集团中就有17个成员在2008年11月的第一次会议之后介绍了贸易保护措施。在美国经济刺激法案中的‘只买美国货’条款受到最多关注。”他认为,持续的全球经济疲软增加了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风险。 斯蒂格利茨相信,这种风险与美国自身经济刺激不足紧密相关,随着美国财政赤字的攀升,第二轮 经济刺激计划 不可能出现,受到货币政策自身局限性的影响,通胀鹰派也无法受到牵制,寄希望于国会给予帮助几乎不可能,所以贸易保护主义只能自豪地抬头。 贸易保护在很多情况下都直接源自对本国货物进出口数字的不满。据 美国商务部 统计,2007年美国创下7116亿美元的贸易逆差纪录,2008年逆差也高达6959亿美元。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美国经济衰退影响了国内消费与进口,加上美国政府采取了控制逆差、促进出口的政策,2009年美国贸易逆差下降至3807亿美元。 “美国政治家紧盯美中贸易逆差不放,但其实我们看看美国和 沙特 的贸易,会发现两国的贸易逆差更大, 沙特阿拉伯 对美国的经常账户盈余达到本国 国民生产总值 的11.5%,超过中国同类统计数据的两倍。若不是美国对沙特进口军火物品,沙特的贸易盈余还将远远大于这个数。” 斯蒂格利茨说。 在全球经济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经常账户盈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斯蒂格利茨表示,中国盈余数比日本与 德国 相加的数字要少,仅占GDP的5%,而后者占5.2%。 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标签对美国有害无益 斯蒂格利茨在上述文章中指出,美国对中国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战斗仍将持续。很多美国人指责对中国人民币的低估是美国贸易逆差的罪魁祸首。尽管在今年 美国财政部 发布的汇率报告中,并未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但是美国财政部表示, 中国外汇储备 的数量和巨额贸易顺差显示了人民币汇率被低估。 对此,斯蒂格利茨称,“货币操纵”的概念,即政府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行动来影响汇率,其本身就存在缺陷。“这么说的话,那些无节制的财政赤字以及低利率都会导致货币的疲软,直到近期的希腊危机爆发,美国才从较低的美元/欧元利率中获利,如此说来,欧洲是否也该指控美国‘操纵’了汇率,以损害欧洲的利益来扩大出口呢?”斯蒂格利茨反问道。 其实,除汇率会影响贸易差额之外,很多因素都会产生影响。比如,很关键的因素就是本国的国民储蓄。他举例说,“若美国的国民储蓄不大幅增加的话,美国多边贸易赤字不可能会大幅减少。尽管经济衰退致使人民越来越愿意存钱,但是所增加的储蓄也会很轻易地被政府增加的财政赤字所抵消。” 调整汇率也仅仅能使美国改变它的纺织品以及服装的进口地,比如从中国这个市场转向 孟加拉 或者 斯里兰卡 。同时,汇率的上升很可能会导致 中国贫富差距 增大,因为中国贫穷的农民将面对来自受到美国高补贴农场更大的竞争。这就是世界经济中最为真实的贸易扭曲现象:由于美国对世界上最富裕的农民进行帮助而导致发展中国家数以万计的农民们受到伤害。 斯蒂格利茨说:“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稳定的人民币为整个亚洲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样,整个世界都因此而受益。” 目前,中国人民币升值问题存在巨大争议。他认为,汇率的变化确实会影响经济增长模式,中国此时脱离对出口带动型增长的高度依赖是符合自身利益的,就汇率问题开展贸易战对抗是不明智的。 斯蒂格利茨断言,“由于中国的贸易顺差是举世关注的经济问题,美国纠结于对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标签只会损坏这种 多边贸易体系 ,对美国也是百害无利的。对于美国来讲,应该寻找多变的、基于制度规定的解决方式。” 斯蒂格利茨认为,无人能在因贸易不平衡而引发的贸易战中获胜,“因此,美国对于自己很可能会在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环境中点燃贸易战应该保持谨慎态度,尽管政客能够以此作为国内高失业率的转嫁方式。”但他表示,全球危机因美国而起,所以美国必须向内看齐,从自身找原因,这不仅仅是为了恢复经济,同样也是为了防止危机的再次到来。 斯蒂格利茨早前接受国际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于如何使得国际贸易更加平衡、公平,最重要的一点是营造一个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减少发达国家对其产业实施的各种形式的补贴,因为这让发展中国家难以参与正常的竞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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