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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鹤教授的反民粹论误导经济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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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飞教授 2013-10-23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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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鹤教授的反民粹论误导经济发展方向 曾飞 对于刘鹤的反民粹论，人大经济论坛网友Rousseau评论说：“实际上我们这里对穷人没有承诺任何福利。这一点刘鹤他杞人忧天了。……对于富人，毫无疑问，遗产税能否启动是一个标志。当然我们这里不便展开过多财经类细节。在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不能实现行政官员对选民负责的情况下，任何财税结构的设计都不可能是合理的，因为这一切的设计都被设计者首先用来照顾自身和自己小家或者周围人的利益。没有民主的民生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讨论民生必须先开始讨论民主制度的设计。” 民生与民主制度的关系，最好找王沪宁教授讨论，他才是影响中国政治制度设计的理论权威，而刘鹤教授是影响中国经济制度设计的理论权威，在这里最好讨论他对经济的权威指导。 然而网友Rousseau显然击中了要害之一：“实际上我们这里（整个中国？）对穷人没有承诺任何福利”。然而“代表”度极高的人民代表申纪兰铿锵有力地加以否认。据报道说：“……中国唯一一位连任12届的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在山西开放团上发言，她铿锵有力的脱稿发言结束后，会场响起了长达十秒的热烈掌声。……申纪兰……滔滔不绝，声音高亢而有力。养老金的发放也让申纪兰倍感暖意。“能得到养老保险金，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做到这一点，我感到非常高兴。”（2013年03月08日新快报《申纪兰：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发养老金》） 网友省登宇评论说：“看了申纪兰代表的报告，我才知道自己有多无知多幼稚，我一直理所当然地以为像美国、英国、日本、法国这些国家都是拥有完善的社保制度，是发养老金的，弄半天，原来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发的！顿时有了优越感，小尾巴都翘起来了。” 老徐时评说：“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发养老金这样的弱智论调，竟还能得到长达十秒的热烈掌声。难道山西团的代表都跟着弱智了？两会，就是这样不断给全国人民制造着笑料。” 如今理论权威刘教授挺身而出，断喝“走上了民粹主义道路，对穷人承诺不切实际的高水平福利、教育，但政府实际上没有足够财力支持”的严重危险性。似乎老代表申纪兰所指称的农民养老金 等福利如今承诺得实在太多了似乎已经危及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民生了，不厉声断喝已经不行了！由中国的栋梁之才接着给全国人民制造着笑料。难怪网友Rousseau大喊冤枉：“实际上我们这里对穷人没有承诺任何福利。这一点刘鹤他杞人忧天了。”其实这何止是杞人忧天倾，简直就是无中生有，顾此而言他。 从某种角度来说，或许刘鹤他杞人忧天倾实在并不为过。须知，人是越有钱越想钱，越是吝惜，越是对穷人手里的那一点活命钱眼红。如今美国的大佬和中国官僚土豪钱多得不知道怎么花，譬如首富比尔盖茨并不嫌自己的钱太多 ，他从一九九○年开始，花了七年时间建成一幢独一无二的豪宅，享受帝王般的生活；盖茨用总值约一亿一千三百万美金亿盖起了自己的安乐窝还不够，竟然伪善地捐出了他的巨额财富，用以消灭“垃圾人口”， 为穷人手里还拽着那么一点活命钱不统统归阔佬们所有而红了眼。中国土豪也不甘示弱，耗资3800万港币，用380公斤的黄金打造黄金厕所炫富。 然而，中国的养老金却不知道叫哪帮子官僚败类洗刷一空，而无人敢深究。于是养老无钱的危机火烧屁股。于是善于拍马挣钱争地位的中国砖家们喧声四起：“延迟退休的趋势不可逆转”、“延迟15年领退休金（清华大学杨燕绥主任）”，喊声震天！（按：穷酸老人们饿死更好，那就不会民粹福利了！三国尽归司马懿——当今尊称土豪。）”反应稍迟钝的家伙赶紧寻找别的战机，也跟着起哄，什么“俄国走上了免费医保的邪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建议国人不要幻想所谓“免费医疗”（朱恒鹏教授 ）等等，还有一帮子大多数并不研究农业或生物科学的院士们，竟然联名上书，要求推广转基因水稻。犹如菜市场，嘘嘘嚷嚷，争先恐后叫卖灵魂，不一而足。 那么令刘鹤如此担心的中国社会福利究竟是不是快要陷入民族粹主义的泥潭了呢？ 据2009年03月17日中国经济网《卢迈：2020年福利支出的GDP占比将达9%》的报道：“中国经济网北京3月17日讯(郭彩萍) 今天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CDRF)发布了2009年研究报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在接受中国经济网专访时，详细解读了报告中“关于构建全民共享的发展型社会福利体系”的观点。卢迈表示，“所谓社会福利体系应涵盖所有社会成员。我们党把目标定为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它的基本标志应该是社会福利体系完善。”……卢迈说，中国财政支出中用于福利开支比例太低。2005年大概占GDP的5%。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系统不健全；二是整个财政改革还未完成。财政本身占整个GDP比例相对较低，而预算外的财政收入没有进入。“我们预计到2020年，中国政府应该能够把财政在福利支出方面的比例提高到50%，达到GDP的9%，这样才能满足社会福利建设的需要。”卢迈表示。 要到2020年，中国政府才能够把财政在福利支出方面的比例提高到GDP的9%。这是不是太民粹了呢？对比一下世界各国的比例即可明白。 没能找到官方正式的资料。权且参考一下凤凰网“省己”博格转载的资料： 2010-12-15《请问中国的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例是多少?》 请问财政部/税务总局, 中国的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例是多少? 美国：穷人医疗政府买单，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21%； 法国：种1公顷农田补贴400欧元,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34.9%英国：难民也享受高福利，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25.9%； 德国：买“伟哥”也报销，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27.6%； 加拿大：穷人教育一路免费，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23.1%； 瑞典：丈夫有9个月的全薪产假，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38.2%； 挪威：带全薪休病假，社会福利占GDP的33.2%； 丹麦：全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37.9%； 澳大利亚：低收入者购药2.6澳元封顶，社会福利占GDP的22.5%； 日本：医院不得盈利，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18.6%； 非洲：不少国家实现了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 或许这些国家都走上了民粹主义的邪路？或许没有了刘鹤教授的理论指导，后果就是这样严重吧？ 至于让刘鹤焦心的中国民粹主义福利是啥概念？譬如让老人民代表申纪兰倍感暖意的农村养老金是啥个滋味呢？ 2013年05月28日新华网《中国农村老人期待调高养老金》报道说：记者在北京、黑龙江、河北、广西等地采访了解到，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主体部分的基础养老金，自试点开始以来，一直没调高标准，已明显低于其他社会保障水平。由于基础养老金占农民人均收入比重逐渐降低，其正效应逐渐衰减。2009年中国启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并于2012年底实现制度全覆盖。农村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最突出的亮点，是由中央财政向符合享受条件的农民提供每月不低于 55元的等额基础养老金 。 对比一下中国官僚土豪的一餐饭你就懂得是啥概念了。大众网《有的干部一顿饭要花上万元》披露：“南都讯 在昨天召开的吉林省委常委会议上，省委书记王儒林痛斥公款吃喝，……省委书记王儒林说，吉林省目前有159万城乡的低保人口，城市86万，农村73万，城市多于农村。 有的领导干部一顿饭要花上万块钱 ，而一些困难的老百姓吃饭都成问题，……” 吉林省委书记王儒林痛斥的现象是真的吗？ 看看一个事例：北京晨报2010-01-20《无锡一豪华会所专供官员吃饭 2月赚180万》的报道披露，一则“无锡豪华顶级会所只准官员入内”的帖子近日在网上流传。发帖人直取网名为“屁民不得入内”，称曾经有网民驱车前去实地查看却被保安挡在门外，说是会馆只对政府官员开放。18日，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发现该会所居然是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开办的一个“特殊食堂”，刚刚开张两个月，开发区就在这儿消费了至少180万元的餐费。——真实情况是中国没钱养老。搞福利，有钱让官员饕餮和周游世界。砖家们当然没那个胆量指责高官，而教训草民的胆量还是有的。于是一拥而起。这已经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而且惊人的饕餮风甚至已经从官僚土豪向“为人师表”的神圣领域扩展。网易教育频道综合2013-06-16《豪华谢师宴一桌三万元 学生爆料费用只多不少》爆料：高考结束，随之而来的是同学会和谢师活动。近日，一则关于“天价谢师宴”的帖子引起网友热议。昨天，记者就此事进行了了解。……记者向温州中学进行核实，该校一位副校长表示，已经通知所有老师谢绝参加任何形式的谢师宴。“其实，每年高考结束时，许多同学和家长有邀请老师参加谢师宴的习惯，……”可怕的是“习惯”两字，官僚土豪明星甚至师尊都已习惯！ 中国的学风如是，也当习惯之。 然而，刘鹤焦心中国民粹主义福利吃穷国民经济而不焦心中国官僚土豪挥霍无度吃穷国民经济，也实在太让人晕菜了。特别是他如此的国之栋梁。 拉美经济的教训真的主要就是民粹主义吗？根本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却是陷入依附经济和新自由主义的陷阱。如果真的涉及民粹，也不过是其次，根本不不足一提。 《刘鹤：拉美经济的主要挑战和经验教训》一文曾经指出：“民主派上台后， 为了取悦于民和获得更多的政治选票，纷纷向 国内民众做出较高的政治承诺和福利承诺。 由于国内财力有限，普遍采取了对外举债和对内超发货币的通货膨胀政策，短期内人民获得一点虚幻的实惠， 但很快被极高的通货膨胀税所冲销。高通货膨胀使当届政府下台，大量资本外逃，造成经济萧条。新一届政府上台后，又作出同样的政治承诺。这就形成了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的恶性交替，政客与大商业集团在经济大起大落中获得巨大利益，而广大人民群众 的利益受到极大损害。当地学者认为，如果说‘拉美病’或者‘拉美教训’，这一点是最根本的。”次要变根本，实在另有文章。 其他学者《拉美经济社会危机的教训》的论文则明确指出：“二战以来，拉美国家与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几乎同时步入发展主义轨道。虽然在工业化初期，这些国家的经济建设大都取得了不俗的业绩，但几十年过去之后，结果却大相径庭：前者继续保持了较好的发展态势，而后者却在贫富分化的危机中停滞不前。……发展理论在依附论与放任论闻摇摆。长期以来，拉美国家并没有形成符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建设理论。如果说有的话，也就是二战以来，由拉美学者提出的 依附理论 、边缘化理论、内部殖民主义理论等。然而，这些理论大都是作为批判武器，而不是以建设理论的形式出现的，而且还隐含着某种封闭的发展观。事实上，虽然拉美国家在1950～1980年期间经历了军人干政、政权更迭和社会动荡，但经济却维持了近30年的持续增长，这主要得益于其普遍采用了“进口替代”的内向型模式。然而，就在东亚地区于1960年代转到“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发展时，拉美国家却抱着陈旧观念不放，从而导致十年(1980～1990)发展机遇的丧失。应该说，这与依附论等理论有莫大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已形成了一批不愿改变现状、却能影响政府决策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在1980年代拉美国家陷入债务危机而一筹莫展时，就将“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全盘接受下来。然而，这种“放任论”并非灵丹妙药，在使经济稍有起色的同时，却导致了更加扩大的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近年来，在民众强烈不满的情绪中，拉美国家“政治左转”的集体“变天”，就说明了“ 新自由主义 ”发展观的某种失效。或许说，拉美国家在两种极端发展观的摇摆中，还要面对更为严重的社会危机。” 而陷入依附经济与新自由主义也正是中国许多经济困境的根本原因。其严重教训刘鹤教授则避而不谈，可能是这危及的不是广大民众的利益，而是华尔街与中国官僚土豪的利益，睿智的专家学者回避 都来不及，哪敢论及——立场决定观点，屁股决定脑袋实在明智。基于这样立场的刘鹤教授所推出的理论能不误导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而真正利国利民吗？于是，人们无语了。 然而事关民族兴亡，黯于世故的糊涂学人们还是不得不说话。在当年苏式理论压倒一切的时候，就有“母亲英雄”论！众学者浑浑而呼应。然而忧国忧民仍然不乏其人， 马寅初就敢说话，在著名的《新人口论》中，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提出了“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命题。如今改革了，苏式理论不吃香了，但万变不离其宗，改成美式理论吃香了，众学人依然 浑浑而呼应。中华民族的前景依然令人担忧。然而清醒者还是多数。诸如，2013年10月10日环球时报《丁进：美国是“小政府，大资本”》的评论指出：美国政府自10月1日 “关门”，已经持续多日。这种状况1976年以来已发生18次，不少学者以此认为美国是“小政府，大社会”，即使政府暂时不能提供公共服务，整个社会也能正常运行。不过，笔者认为，从政府停摆去认识美国，并不能让我们深刻了解美国政治的实质，美国并非想象的“小政府，大社会”，而是“小政府，大资本”。……美国政治表面上是“三权分立”，其内核却是“资本”支配“行政”。联邦政府可以停摆，美联储却一天也不能，屈指可数的金融财团正是通过美联储牢牢控制着美国，在联邦政府停摆时，“大资本”依然维系着整个美国社会的运作。可以说，美联储拥有不受监督的金融特权，它的性质几乎决定着美国政治的实质。有鉴于此，2008年的美国总统候选人罗恩·保罗在其著作《终结美联储》中奋笔疾书：“只有让美联储关门大吉，美国才会重现经济繁荣，人民才能恢复自由，才能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 金融财团对美国控制的力度之大、程度之深，恐非国人所能想象。美国权力的真正核心其实就是永远不会因为两党龃龉而打烊的美联储，但关于美联储的相关信息人们始终知之甚少。美国政府停摆而美联储不停运转，显示美国并非所谓的“小政府，大社会”，而是“小政府，大资本”。（作者丁进是江苏省行政管理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由刘鹤发起，成员中包含着美国资本资助的“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张维迎等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已经开始深度影响中国政府的走向。中国从“人民政府”向美国式的“小政府，大资本”蜕变的危险如影相随，令人不寒而栗。 中国经济50人论坛官方网站自我介绍说：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是论坛每年一届举行的重要会议，参加年会的除论坛全体成员外，政府高层部门、经济研究机构、大型企业和主流媒体也应邀出席年会。年会由论坛学术委员会根据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和发展趋势确定主题，与会专家学者发表专题演讲，并围绕主题展开自由讨论和交流。年会还对论坛年度工作进行总结，确定下一年度的工作内容。 论坛历届年会都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在国内外 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理论研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但何雪飞的文章披露，茅于轼等人受到了美国 福特基金会资助 ，而福特基金会是一家与美国政府、情报机构和国外政策集团有紧密联系的私人免税基金会。茅于轼：1986年福特基金会资助，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吴敬琏：1983年福特基金会资助，美国耶鲁大学访问学者。张维迎：1987年福特基金会资助，英国牛津大学进修。美国福特基金会成立于1936年，但真正发挥作用是在1953年改组之后。二战后，美国政府为了做自由世界的领袖，认为必须研究和了解苏联。通过美国国会的立法和参众两院的推动，美国政府正式由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与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联手，大批拨款，提供赞助，在各大名校建立区域研究的机构。在1953—1966年十几年的时段里，福特基金会即给了美国三十四所著名的研究大学两亿七千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二十多亿美元），进行所谓的区域研究。1966年中情局的一份研究报告强调，“货真价实”的基金会，如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等“是最好的，也是最不易被怀疑的资助掩护机构”。 此外，环球观察：《网传接受共济会福特基金会资助的100中国名人》还披露其中还包含经济学家厉x宁、林x夫、樊x纲、胡x钢、周x川等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此等疑云是否具有真实性，有关方面确实需要向民众作出解释。 美国实施“小政府，大资本”垄断资本统治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资本收买大量的学者专家为他们代言。金钱万能在这里被充分体现。如此“软实力”用到中国，中国的政治家是否有足够的抵御能力？拭目以待。 但人们可以相信，一小部分学者专家把灵魂出卖了，但大部分学者专家依然有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出淤泥而不染”的传统精神，必定会与绝大多数人站在一起，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大胆放，而并不畏惧“民粹主义”的大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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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鹤教授新发展方式基本逻辑的谬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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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飞教授 2013-10-18 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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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鹤教授新发展方式基本逻辑的谬误性 曾飞 2010年10月31日财新-新世纪《刘鹤：改革必须有顶层设计 不能走民粹主义道路》一文披露了刘鹤教授、博导新发展方式的基本逻辑： “新发展方式的基本逻辑，三点格外重要：创造世界前列的大市场，稳步推进城镇化，高度关注民生。” “第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定位。中国经济要把握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新定位，创造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合作的新优势。我们既要保持制造大国的地位，这是我们的 比较优势 ，又要成为居全球前列的大规模的市场。《建议》提出，要逐步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这是核心、关键的一句话。对国内来说，是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扩大中等收入人群，实现共同富裕。” “第二，扩大内需必须稳步推进 城镇化 。城镇化意味着更多的就业和服务业比重的提高，意味着更大规模的中等收入阶层，意味着规模效益提高，意味着现代公民理念的形成，其深层的意义非常丰富。……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是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 “第三，高度关注民生，特别要处理好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关系，既能创造社会财富，又能公平分配社会财富。……拉美国家发展战略一度出现失误。首先是坚持内向型经济和重化工业的发展战略，使得普通劳动者失去了就业机会，没有收入，大企业高度垄断。此外，在处理增长和分配的问题上，走上了民粹主义道路，对穷人承诺不切实际的高水平福利、教育，但政府实际上没有足够财力支持。……对于其起因，国内外一个共识是美国采用宽松货币政策，但我们要看到，盲目提高没有支付能力阶层的住房产权率是金融危机的重要起因。……强调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强调 机会公平 ，同时要调节高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规范灰色收入，打击违法收入。” 刘鹤教授的“新发展方式基本逻辑”与先前的主流经济学家厉以宁、张曙光、龙永图、林毅夫等的基本逻辑一脉相承，同样是美国华尔街利益诉求的中国版本，只是表白的方式比较温和隐蔽，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以美国垄断资本利益和官僚资本利益的共同诉求来做为中国13亿人的新发展方式的基本逻辑，其荒谬性不言自明——这个“理论”不以中国绝大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为出发点，反而将其扣以“民粹主义”的大帽子来加以虐杀，其违背人本与中道基本精神的“特色”十分荒谬。 何以断言刘鹤、厉以宁、张曙光、龙永图、林毅夫等主流经济学家是以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诉求来做为中国13亿人的“新发展方式基本逻辑”呢？请看事实。 其一，扎卡里·卡贝尔在他所著的《中美国》一书中描述了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诉求：如果中国的优势只是生产低成本商品，那么中国只能是另外一个墨西哥，只不过人口数量更多而已。在过去几十年里，包括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70年代的中国台湾，80年代的韩国和90年代的东欧国家在内，许多国家依靠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削弱了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基础。在一个贸易壁垒日益减少的世界当中， 比较优势理论 是适用的，该理论认为，哪里的生产效率最高，产品就会在哪里生产。” 2007年04月06日中国网《龙永图：丰富的低成本劳动力是中国最大优势》：“龙永图认为，在国际贸易分工中，中国是有自己的相对优势，这就是中国有着丰富的低成本的劳动力队伍，这是中国最大的相对优势。中国应当充分地利用这个优势，以从世界经济全球化中获取最大的收益。” 2012年07月06日《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超越凯恩斯主义》指出：在林毅夫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之前，全球经济学界已经有两版发展经济学，分别是二战后流行的“结构主义”和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盛行的“华盛顿共识”。前者强调政府作用，要求发展中国家发展重工业等“进口替代”产业；后者则强调市场作用，要求发展中国家实行私有化和市场化。但是，这两者都没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新结构经济学”采纳了“旧结构主义”关于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产业机构不断调整和升级的过程这一观点，提出了国家应该在发现、培育和扶持具有比较优势产业上扮演积极的角色。 早在2007年03月《林毅夫理论对中美经济的影响》就指出：林毅夫先生的比较优势理论是根据自由主义思想提出一个理论，在他所构想的自由世界里，每个人、每个国家只要信守各自的等级秩序地位，强国和弱国、大国和小国、资本家和劳动者、富人和穷人各安其位，就能够自由地在按照这种等级格局中发展构造出一个和谐自由的理想世界。按照比较优势理论的设想，每个国家每个地方每个群体只需认清自己的优势所在，并由此形成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分工，每个部分按照自己的优势做好自己的那份事情，则天下就完美无缺，天下太平美好了。将比较优势理论运用于观察中美经济关系就能发现，中国的优势在于人口众多，且由于教育文化的相对普及，具备大量一定素质技能的劳动者，所以中国要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但是，中国与美国相比，中国在科学技术经济实力方面相对美国较弱，所以中国的密集型产业在国际分工中就必然居于世界经济产业链的下游地位，而美国等西方强国则居于上游地位。即相当于中国居于食物链的下端，而美国等西方强国则居于食物链的上端。所以才有九亿条裤子换一架大型客机的故事发生着流传着嘛。于是乎，美国等西方强国就心安理得地凭借其高端地位不断地瓜分占有更多的利润份额，吸食占有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果实。对于中国来说，随着私有化程度的深入，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社会内需能力必然日益萎缩，而生产的各种商品则出现严重的相对过剩现象。于是，中国的这些商品必须到更广阔的世界市场上去开阔市场，并且大量价廉物美的商品必然流向美国等这些富裕的西方国家。 可见，世界分工论，比较优势论保证了美国处于利益链的顶端，而中国等不发达国家则处于最低端，美国垄断资本借此掠夺不发达国家而暴富，这只不过是美国垄断资本基本利益的宣示，而只不过包装着“经济学理论”的外皮罢了。中国的林毅夫、厉以宁、刘鹤等经济学家的任务也只不过是在进行中式包装之后加以推销而已，其角色似乎也就是美国垄断资本的买办而已。这一点是明摆着的。 而刘鹤教授的“新”逻辑也只不过是遵照 比较优势理论 来进行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定位——“创造”一个屈居于被掠食者地位的美国垄断资本的以低端制造业为主的大市场。定位于低端制造业大国地位的经济体，注定要被顶端掠食者所鱼肉，剩下的残羹剩饭充其量也只能理性地让中国的官僚土豪们实现“共同富裕”的美梦，而没有全民共同富裕的现实基础（正因为如此，免费教育和医疗等全民福利才必须被扣以民粹主义的罪名而判处死刑）。这就是美国垄断资本与中国官僚资本利益的交集，共同诉求。因此，中国的精英集团心才心甘情愿地接受世界霸主的掠夺格局。当然其间也会有某些纷争，但基本和谐。因而，全民“共同富裕”也只不过是一种名不副实的迷你装饰而已。 在如此比较优势理论指导下的定位，所导致的现实版的“共同富裕”就是官僚土豪们的共同富裕。2013年09月12日中国江西网《17名赣商闯入胡润千人富豪榜》披露：“胡润研究院发布2013中国富豪榜，上榜人数共1000名，最低财富门槛20亿元。……今年胡润千人富豪榜中，平均财富64亿元，相比去年上涨了18.5%。前5名的平均财富比去年翻了一番，前1000名的上榜门槛从去年的18亿元提高到20亿元。今年新上榜的115名富豪中，从事IT行业的人数最多，其次为制造业，第三是地产……”2013年08月16日发展论坛《震撼！见识煤老板奢侈生活》称：“买豪车，买豪宅，团购飞机……煤老板的奢侈生活无处不在。在中国豪华车消费领域，有种怪现象总在上演——只买贵的，不买对的。汽车本应该是代步工具，但当被贴上‘地位’、‘身份’、‘品位’的标签之后，奢靡风、攀比风接踵而至。‘路虎的炒作成功和中国煤老板崛起的轨迹是一致的。’著名车评人钟师说，煤老板是暴富群体，很容易盲目地攀比跟风。一个人买了揽胜其他人不管多少钱也要买，不能丢面子。’”于是乎在中国出现了官僚土豪奢侈糜烂成风的“土豪金”千古奇观！伤不起的中国啊！好个比较优势下的“共同富裕”！ 其二，2012年04月04日经济导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 更加重视结构性改革》公开给中国当局发布实行“城镇化”改革的指示，下达“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0%”的定量指标。据新华社电 城镇化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发展潜力，能否正确处理城镇化对中国发展有重要影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3日上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称，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0%，在此过程中，中国还需要不断推进结构性调整才能推动经济增长。佐利克认为，城镇化会在基础设施建设、水资源、卫生体系等多方面带来更高要求。如果处理得当，这一过程中 新增城镇人口 的需求将会进一步推进经济发展，为未来经济快速升级打下坚实基础。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何许人也？2012年06月27日《佐利克宣布将加入哈佛和华盛顿两家智库》报道称：腾讯财经讯 北京时间6月27日晚间消息，即将在本月底结束任期的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周三宣布，他将在本周结束之后离开世界银行，并加入位于哈佛大学和华盛顿的两家智库机构。……作为共和党人的罗伯特佐利克之前曾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和副国务卿，并被普遍视作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在11月6日的总统选举中胜利之后的财政部长热门人选。——显然佐利克是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代表 。 为什么美国垄断资本认为城镇化如此重要呢？道理十分简单：其一，依附于美国的中国低端大市场需要新的廉价劳动力才能继续为他们创造财富；其二，需要新的土地矿产等资源 才能继续为他们创造财富。当年英国用圈地运动达到了这两个目的，掠夺了大量的耕地作为牧羊场，为纺织业增长提供了资源；同时把破产农民赶进了城市（这就是人口城市化）形成了廉价劳动力的集中营——贫民窟。有了土地等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这两个财富的源泉，于是实现了英国贵族的共同富裕。而当年的北美则用贩卖黑奴的海盗活动和印第安种族灭绝行动达到了这两个目的，掠夺了北美印第安人大量的土地资源，用黑人来充当最廉价的劳动力——北美具有特色的城市化。有了土地等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这两个财富的源泉，于是实现了新暴发户的共同富裕。把这些资本发迹的老经验用到中国，那就是掠夺农民土地，并把他们赶进城市的所谓城镇化运动。没有进一步扩张的资源与劳动力，那么进入中国大市场的美国垄断资本就没有了进一步进行财富掠夺的机会，中国的官僚资本也就没有残羹剩饭可吃。 而中国的经济学家厉以宁说：“展望今后十年，第一个问题，发展优势的创造。现在经常流行这么一句话，中国发展到现在，红利已经用完了，人口红利，廉价劳动力没有了，资源红利，土地越来越少了，第三改革红利，原有的改革措施，作用已经发挥完了。这就产生了一种悲观的情绪，……”（2012年12月18日中国企业家《厉以宁：中国发展到现在改革红利还没有用完》）厉以宁还说：“我认为，新人口红利、新资源红利和新改革红利正在替代旧的红利。”（2012年12月17日北京日报《厉以宁：新三大红利正替代旧红利》）又说：“中国城镇化率太低了，必须加快城镇化。假定今后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那么，从2009年的46%城镇化算起，10年后，到2019年，我们的城镇化率将达到56%；20年后，到2029年，我们的城镇化率将达到66%；30年后，到2039年，我们的城镇化率将达到76%时，如果中国人口总数为15-16亿人，76%为城镇人口，大约是11.4亿人-12.2亿人；农村人口大约是3.6-3.8亿人。”（2010年12月03日经济观察报《厉以宁：中国需加快城镇化》）一语道破重点：城镇化就是要把11.4亿人-12.2亿农民赶进城，丢下他们的大量 耕地林地则是不言而喻的，于是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都会有的！ 刘鹤教授的理论则换汤不换药，他说“城镇化……意味着规模效益提高”，“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是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转为城镇居民干嘛来着？充当廉价劳动力，“创造”所需要的“比较优势”。所以说这是一脉相承，本质一个样。 其三，2013年02月05日红旗文稿《没有公平就没有持续发展》：“美国学者罗尔斯就在他的《正义论》中提出了正义两原则：第一，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并且，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7页）罗尔斯这一思想对我们认识公平、自由与发展关系是有帮助的，但总体上他和新自由主义者一样，仍然坚持认为 自由与机会公平 对提高效率至关重要。” 而中国经济学家张曙光的中国版则宣称：“因为市场经济不能解决公平的问题，市场经济效率充分发挥后往往会形成经济结果的不公平，形成贫富分化。但如果政府从经济结果角度强行再分配，一是会增加经济成本，二是可能使更能创造财富的人(富人)失去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三是可能会让一些本应努力工作的人(穷人)产生依赖而不再努力工作，从而产生公平对效率的损害。西方经济学在分析公平与效率问题时，一般将公平问题分为三个层面：一是社会政治权力的公平；二是经济机会的公平；三是经济结果的公平。中国社会现状确实有经济结果的不公平，但社会矛盾的焦点更多的是集中在前两种，即 经济机会的不公平 （即所谓的“机会公平”论）上。”（2009年06月16日凤凰网财经 《张曙光：如何改变我国收入分配模式》） “在2006年发表的《拉美经济的主要挑战和经验教训》一文中，刘鹤率先对中国是否会陷入拉美陷阱进行系统性研究。当时他就认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两极分化是拉美经济面临的严峻挑战。在拉美经济增长过程中，广大劳动者并没有被吸纳到现代部门中去，二元结构现象始终被强化。而要扭转这种格局，本质上就是要稳步推进城市化，发展服务业和非国有经济。”“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学者李成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世界银行在2012年公布的一份主张加速市场化改革的报告中，将刘鹤列为‘主要合作者’，而他也被普遍视作金融 自由化 的支持者。”（2013-10-10每日经济新闻《刘鹤被称中国经济发展操盘手 正起草改革蓝图》）刘鹤的理论换汤不换药，他说“高度关注民生……强调 机会公平 ……”把关注民生当为机会公平理论的豪华包装。但强调的依然是 自由与机会公平。 所以说这是一脉相承，本质一个样。 美国的经济学家和中国的买办为什么要强调“自由与机会公平”呢？ 这首先要看什么叫做自由与机会公平。哈佛大学哲学教授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认为：作为公平的正义包括两个基本的正义原则：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⑴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且⑵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上述两个正义原则，第一个可称为“平等自由原则”，第二个中的第一方面可称为“差别原则”，第二方面可称为“公平机会原则”。 对此类自由与平等的理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早就指出：杜林认为，平等都是绝对的好事，不平等都是绝对的坏事；不平等起源于暴力，是两个人之间一方对另一方施行暴力的结果。恩格斯指出，暴力不是产生不平等的根源，不平等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只要存在经济上的不平等，就会产生意识上的从属观念，而不一定通过暴力。无产阶级要求的不是少数人的平等，而是要实现人类的真正平等。只有消灭了阶级才会出现人人平等，而到了那时，也就没有平等不平等的问题了。“ 在经济关系要求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地方，政治制度却每一步都以行会束缚和各种特权同它对抗。 ”“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在如今两极分化的中国社会现实里各种各样机会均等的宣示都是虚伪的。诸如，在市场里先富起来的机会均等就是一句 假话。掌握权力的高官及其亲朋豪友，可以在国企私有化的公平机会中“白手起家”成为亿万富翁，可以任意享用凤凰古城、庐山景区、矿产、森林和土地等资源的公平机会，而 手中没有权力与资本的普通平民则很难享用这样的公平机会。在自由投资价格不断高涨的楼房以先富起来的机会中，似乎也机会公平，人人都可以借此发财致富，然而连吃饭穿衣都很拮据的贫民来说机会根本就不存在 享用这种公平机会，而只有手握权力和资本的官僚土豪才能自由享用这样的机会公平的制度安排。即使在公考、高考的“机会公平”的制度安排下，官僚土豪的子女可以自由享用这样的机会（甚至不必参加公考或高考）而成为 公务员或享受北京大学等优质教育资源，从而出人头地，进入精英阶层的圈子里。普通平民就少有公平享用这种机会的可能性。公考第一而落选不是新闻；高考高分而不能进入名校也不是新闻；至于农村的贫困儿童甚至连享受义务教育权利都被贫穷 和艰难的上学路途所扼杀，一个因此而辍学的儿童能在机会公平的高考制度下享受公平的教育机会吗？只要有阶级或等级差别存在，自由与机会公平就只能是骗人的空话。显然，刘鹤新发展方式基本逻辑的直接后果就是两极进一步分化的结果不平等，也就根本不可能达到公平分配社会财富的结果。 其所要达到的结果不仅仅是国民收入一次分配向官僚土豪倾斜，而且用反对“民粹主义”的手段进一步扼杀二次分配向平民倾斜的可能性，这样的经济发展逻辑就是维护两极继续分化的逻辑，是维护官僚资本利益的逻辑。 总之，在“比较优势”和“城镇化”的发展逻辑之下，以“自由与机会公平”来“关注民生”的宣示只不过是社会两极分化极度不公平现实的遮羞布。它的作用只不过是制造一种幻想以缓解平民的不满情绪。如此理论的荒谬性一清二楚。依照这样荒谬的理论来指导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 所实施的4万亿刺激经济政策和20亿的地方债务安排所造成的贫富更加悬殊，社会风气更加败坏，环境污染更加严重的后果就是沉痛的教训。但愿现今当政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会盲目以此来作为经济决策的理论依据。似此，中华民族之幸。 另外，如果以利民利国为基本诉求，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尊重经济发展的原本规律性，那么刘鹤教授关于新发展方式的基本逻辑至少应当修正如下，以便消除谬误，使理论具有现实合理性： “第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定位。中国经济要把握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新定位，加强科技创新和人的科技劳动素养的教育培训，竭尽一切可能引进和消化先进科技 和科技教育，并形成自己有实效的创新体制和职业教育体制，有重点地突破高新产业，提高中国经济在世界产业链中的地位，使 经济结构合理化 ，注重保护生态环境，保持中国经济的独立性、可持续发展特性 与国际竞争力。创造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合作的新优势。我们既要保持制造大国的地位，又要成为居全球前列的高水平的市场。对国内来说，是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扩大绝大多数居民的消费能力，特别是农民，以实现共同富裕。形成以内需拉动为主，兼顾外需拉动的良性循环。 “第二，扩大内需必须稳步推进 城城乡一体化 。城城乡一体化意味着一二三产业的平衡发展，意味着更大规模的中等收入阶层，意味着国民经济效益提高，意味着现代经济结构的形成，其深层的意义非常丰富。……推进城城乡一体化的重要任务是城市农村化，农村城市化，逐步消灭城乡差别， 以现代信息系统和高速交通体系紧密联系城乡，合理地利用资源，努力提高全部人口的健康、文化与劳动力素质，形成强大的生产力。” “第三，高度关注民生，特别要处理好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关系，既能创造社会财富，又能 公平分配社会财富 。强调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都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强化公有资本与资源的 全民的控制力度，发挥其主导作用，改革公有资本与资源的管理体制，摆脱行政官员的直接控制，竞争选择名副其实的职业经理来经营管理， 严格区隔官员与商人，不得互换位置和互相勾结。必须形成民众能够监督的国有企业的市场经营体制，使公有资本与资源的管理健康化，充分发挥其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导作用。同时扶持真正的民营经济（ 非官僚土豪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使之与国有企业形成有机的企业群体，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充满活力。合理化劳动力、资源、资本在一次分配中的比例，从源头上引导分配的公平合理性；同时合理化二次分配的调节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允许的范围内扩大全民福利，尤其是逐步强化全民教育、卫生保健、 养老保障、食品安全、环境维护和住房保障的合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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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6-3-29 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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