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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luwarm 2014-11-14 11:04
先前读过《大败局 1 》，手书 10 页细节笔记，留下一段宏观感悟： “ 文人写企业，带着浓厚传奇色彩，有手捧英雄演义之感。在 20 世纪最后十年的民企草创期，新大陆般的广阔市场、激动混乱的商业生态圈、不问来路的各色野心家，构成了一个热血多于理性、自发性强的掘金时代。今而视昔，纸张上原始的错误，落到实践中可能又是新一轮的不可知。 ” 在 1 中，作者开篇便总结了中国一代草创型民营企业家共同的失败基因： 1. 普遍缺乏道德感和人文关怀意识； 2. 普遍缺乏对规律和秩序的尊重； 3. 缺乏系统的职业精神。而书中案例表现出来的牛皮癣式虚假广告（保健品行业）、假冒伪劣产品（保健品行业）、盲目的多元化扩张（巨人）、恶意价格战（家电行业）、脱离市场（瀛海威）、缺乏正确有效财务体系（爱多、巨人）等顽疾为其做了注解。 激情而混乱的时代毕竟一去不返，新时期新背景下的企业生存状况才更具思考价值。《大败局 2 》记录了 2000 年到 2007 年间 9 家企业的兴衰史（李经纬的健力宝、潘宁与顾雏军的科龙、唐万新的德隆、吕梁的中科创业、仰融的华晨、孙宏斌的顺驰、戴国芳的铁本、赵新先的三九集团、宋如华的托普），这 9 家盛极一时却最终轰然倒塌的企业交织存在着产权不清、与地方政府关系不善、过度扩张、沉溺于资本运作等问题，其主宰者往往采用“工程师 + 赌徒”的商业人格模式，用精妙资本经营手段轮番大跃进，且并没有意识到历来“政商博弈”中政府利益的不可侵犯性。最后，一旦在某一个关节处事发，便勃然触发银行信用危机、资金链断裂、政府部门打压、法制部门强行查封等一系列致命机关，最终被他人低价入主，这些企业家也大都难逃锒铛入狱、浪迹天涯的命运。 与第一部书相比，《大败局 2 》中的案例讲述更加精彩深刻，这得益于作者详尽的实地调研与访谈，也反映了我国经历民企草创期之后商业与法制的实质性进步。阅读到这些名企的跌宕经历，以及创业者们的“戎马平生”，我同样心生激昂澎湃之感，但与 1 相比，这部书更能触发严谨严肃而具有时代特点的思考。我将它们总结如下： 1. 国有企业 MBO 世纪之交，政府主导“国退民进”战略，“国有资本逐渐从完全竞争性领域退出”成为一大政策背景，而一手将破败工厂发展为大型集团的官办出身企业家们基于自身利益，也对企业最终的产权归属问题有了隐秘的思考与谋划。由此， MBO 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可以有效解决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国有股一股独大、管理者激励不相容、无效治理等一系列问题。但是，在政策法规不完善、资本市场不发达的限制之下，中国的国企 MBO 实践产生了诸多问题，一度被国资委叫停。 在本书中，李经纬的健力宝与顾雏军的科龙正是两大 MBO 典例。由于政商关系的破裂，健力宝 MBO 被三水市政府毅然决然的一手扼杀，“无情排斥现有经营层、盲目信任外来力量”使得健力宝几易其主、多经蹂躏、地位不复。我们应该明白，在地方政府、企业、经营层三者激励不相容时，在政企双方的资金实力、政策优势、最终解释权、抗风险能力悬殊时，“胳膊拧不过大腿”是简明易懂的道理和结局。 在科龙的案例中，我窃以为前半场里潘宁的识趣隐退比之李经纬的强硬抗争高明超脱得多（这是个“性格决定命运”的题外话），而后半场顾雏军颇具英雄主义色彩的铁腕治理和膨胀运作也可谓精彩纷呈（话说顾雏军此人也颇有意思，“草民完全无罪”有笑傲江湖的莫名喜感）。意外上演的“顾郎之争”引发舆论界对“国退民进”与“国有资产私有化”的大讨论，揭露出国企 MBO 过程中国有资产定价过低、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也成为了科龙和顾本人走向败落的导火索。反思科龙，正如周其仁所说的，“科龙的主要教训就是潘宁时代没有及时发起并完成产权改革，否则顾雏军就不会有入主的机会。” 从两个企业的案例来看，不论是强硬违背地方政府意愿为产权做一系列谋划的健力宝，还是顺从地方政府安排收购华宝空调继而走下坡路的科龙，最终都逃不过历经产权动荡变更期的困境，在挣扎摆脱中被耗竭的宿命。而一系列国有企业 MBO 操作失当的背后，是在恶劣环境中新生命剥离母体所必经的阵痛。 2. 产融结合 在《大败局 2 》中，“产融结合、资本运作”成为多家企业经营的特点与重点。“产融结合” 是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间的资本联系、信贷联系、资产证券化（股票、债券、抵押贷款或实物资产的证券化）以及由此产生的人力资本结合、信息共享等等的总和。包括金融资本主导的“由融而产”与产业资本主导的“由产而融”两种途径，金融资本主导型一般是由银行资本起家，由金融资本向产业资本渗透，用银行资本控制产业资本，二者融合成长；而产业资本主导模式是由产业资本旗下把部分资本由产业转到金融机构，形成强大的金融核心。由于我国政策规定商业银行不能投资实业，因而现阶段我国的产融结合多为产业集团从事金融业务，即“产业投资金融”。 这种模式是产业资本发展到一定程度，寻求经营多元化、资本虚拟化，从而提升资本运营档次的一种趋势，宏观上有利于优化国家金融政策的调控效果，微观层面有利于产业资本的快速流动，提高资本配置的效率。 在本书中，唐万新的德隆一例实乃“产融结合，双轮驱动”、“以资本运作为纽带，以产融整合为核心”等理论的惨烈实践。唐万新的最初商业梦想并非套现走人的小庄家模式，他认为立足传统产业才能拥有成熟的市场，但其在资本市场建仓坐庄所取得的战果无可遏制的远高于产业整合的业绩。德隆实业整合的绩效远不能支持其金融扩张所需的资金流量，除了坐庄配股、委托理财、控股商业银行等融资手段，“德隆系”中经营业绩较好的企业全部沦为融资机器，被拖进泥潭（如重庆实业、明克斯主题公园、 02 年一系列投资项目等“壳”资源）。一路狂奔中，德隆这头“金融巨兽”常常面临着恐怖的断血之虞，最终在股价暴跌的打击中轰然倒下。 反思德隆的裂变式产融结合道路，如牟其中所评：“企业利润是资本运作的基础，没有利润的资本运作，就是投机式的赌博行为；在中国金融改革之前，绝不与中国金融界及资本市场来往。”而“产融结合”这一舶来品，要想在中国得以妥当运用，我窃以为必须首先读懂“节制”一词。具体而言：要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尤其要建立必要的约束机制，避免产业资本控制的金融机构成为前者的“抽水机”；要设立必要的风险防范机制，在金融机构之间、金融机构与产业部门之间设立防火墙，避免风险的过度扩散。 而涉及到资本市场，书中吕梁的中科创业一例则足以体现中国 21 世纪初股市的赌场性质。正如作者所说“这个中国证券史上最为血腥和惊心动魄的往事将满足人们对这个商业时代所有狂暴的想象”， K 先生与小丁接手康达尔、构建中科系，利用操盘手体系、股评家舆论大肆操纵股价的传奇经历令人目不暇接，而朱大户的赖皮毁约点燃崩盘导火索。在中科创业与庄家们罪有应得的背后，是群魔乱舞的股市乱象与弱势的连声都发不出的股民。胡舒立对吕梁案有如此评价：“在震慑之余，前车之辙已经昭然，可知吕梁们的出现不是偶然，而庄家们的帮凶其实是一个完整强大的支撑系统。”不得不说，文化人吕梁之所以成为 K 先生，是一个制度性的产物。 3. 关于“控制” 在全书的最后，一则 ITT 公司总裁哈罗德·杰林的花边案例颇引人深思：“一切伟大的治理都是从学习控制开始的。不懂，就没有控制感，而没有控制感的经营注定会失败，其区别仅仅是时间的早晚而已。”书中孙宏斌的顺德、赵新先的三九、宋如华的托普均犯了不懂得控制扩张规模和速度的错误。房地产、中药、产业园区项目在过去的十年间均迎来了高速发展，而恰如作者所言，“在一个正处于蓬勃上升通道的行业里，孙宏斌居然将企业的成长做的如此刚性，实在是一个很让人遗憾的事实。” 这也让我们想起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所说：“中国的机会太多，以致很难有中国的企业家专注于某个领域。其实，进入一个行业，先专业化，然后全球化，这才是赚钱的唯一途径。”而这些企业却背道而驰，奢望“跑马圈地”继而实现“大一统帝国”，它们采取的多元化经营、带有骗局性质的项目投资、紧绷的刚性资金链使得其并未将手中的资源转化为核心竞争力与抗风险能力，外延式的疯狂扩张导致了最终的一脚踩空。“如果说成长需要梦想和勇气，那么，拒绝超出能力的成长似乎需要更大的理智和决断。以创造奇迹的心态经营企业，迟早会成为奇迹的吞噬物。”作者此语甚好，不仅仅之于企业，对于个体成长而言也会有颇多启示。 4. 政商关系 与第一部类似，作者开篇便指出此阶段企业“中国式失败”的三大原因，其中“政商博弈中的败局”列在首位，包括：产权明晰化过程中的政商破裂；宏观调控中的利益分野；地方利益格局中的牺牲者。作者认为，中国经济成长越来越呈现出国家商业主义的特征，跨国公司以及民营资本的政治博弈技巧显得非常重要。 在本书中，几乎所有企业都或多或少的受到地方政府意志的牵制与引导。不论是企业创设之初的政企和谐互惠，还是企业极盛之后的双方利益矛盾，乃至企业败局已定之后的一系列政府行为，都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政府在辖区内政商关系中的强势地位和不容侵犯性。在李经纬的健力宝、仰融的华晨、戴国芳的铁本三则案例中，正是宏观与微观的政商关系对企业的生死存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一切固有的显隐性制度将长期存在于中国企业生态圈，“政商关系”也像一个难以言说的黑箱、一团无法捉摸的云雾串联在商业经营与资本运作的链条之上。我不禁联想到冯仑在《野蛮生长》中提出的政商矛盾关系——“离不开，靠不住”，也许民营资本在对待国有资本时，确实需要听取冯仑的建议，“始终坚持合作不竞争、补充不替代、附属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裕如、持续发展”。但是，我们也坚定地寄希望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制化进程不断加快和完善，使得政企双方平稳度过变革期，在新构建的科学合理的治理结构下、在专业化的有效公司管理系统中运行出一条边界明晰、各有所得的公平之路。 读罢全书、写完感想，我仍然久久沉浸在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与企业传奇之中，虽为“大败局”，但其主人公们正是我国民营企业时代的光荣缔造者，是我国转型期民营商业模式的伟大实验家，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而作为经济学子，从宏观角度来讲，我们应该认清这些真实而残酷的具体案例背后中国经济转型期制度缺陷问题；从微观角度来讲，我们应该进一步研习公司理财与公司金融相关知识，从而锤炼宏观思路与微观技法，由真实经济世界的实践涵养出学院派的理论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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