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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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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tion 2017-2-15 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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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根基，是立国之本，资本市场必须从实体经济的内在需求出发，发挥优化资源配置、引导要素有序流动的积极作用。当前，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是积极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三去一降一补”五大重点任务，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积极贡献。 2016年，按照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会议精神和国务院有关工作部署，证监会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尽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的重要指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功能。一方面，按照依法监管、从严监管、全面监管的工作要求，加大整顿资本市场秩序力度，继续保持“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欺诈发行、违规信息披露、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净化市场环境，改善资本市场生态，切实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抓住市场时机，推动新股发行常态化，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同时，规范上市公司再融资行为，禁止募集资金用于类金融业务，限制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对上市公司忽悠式融资、跟风式融资严格监管。主要工作成效如下。 一是在充分考虑市场承受能力的基础上，顺势而为，及时调整，让新股发行和上市公司再融资审核回归正常状态，积极增加市场供给。2016年，全年IPO、再融资（现金部分）合计融资1.33万亿元，同比增长59%，IPO家数和融资额创近五年来新高，再融资规模创历史新高。 二是落实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助力西藏、新疆发展，推进精准扶贫。对西藏、新疆和贫困地区企业实施“即报即审、审过即发”的绿色通道政策，对西部地区企业优先审核。2016年西藏共有3家企业完成IPO，融资10.39亿元；新疆共有6家企业完成IPO，融资24.08亿元；受理7家贫困地区首发企业，其中安徽集友从受理到核准共用时不到200天。贫困地区企业均纳入现场检查范围，确保条件标准不降低、程序环节不减少、企业质量不下降。西部各省区当年均有企业实现首发上市。 三是通过审核工作积极推动经济发展转方式、调结构，坚决贯彻落实国家产业政策和中央“三去一降一补”的决策部署，严格限制钢铁、煤炭企业IPO和再融资，防止不符合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企业利用资本市场扩大产能。 四是积极推进中小商业银行发行上市，提升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能力。2016年共核准上海银行、杭州银行、江苏银行、贵阳银行等4家城商行，以及无锡农商行、江阴农商行、常熟农商行、吴江农商行、张家港农商行等5家农商行发行上市，融资295亿元。 五是推动中小企业发行上市，积极支持创新创业企业发展。全年共核准162家中小企业发行上市，其中多数为符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 下一步，中国证监会将继续按照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围绕“三去一降一补”五大重点任务，支持更多优质企业、创新企业、国家政策扶持企业发行上市，引导社会资金“脱虚向实”流向实体经济，构建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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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养老保险体系可持续性探微之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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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83581340 2016-8-27 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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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年来，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的建设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狂飙突进，例如：基本养老保险体系的建设取得较大发展，到 2012 年底，城职保和新农保，首次实现制度上的全覆盖，提前 8 年完成目标。但是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以及其他社会保险体系在实际的建设过程中也出现了大量问题，针对于此，党的十八大把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基本方针修订为“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的继续完善也应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进行，本文拟以此方针为切入点对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的发展与完善做一个考察。 要对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做一个考察，面临着从何处下手的问题，对此本文诉诸于十八大“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指导方针（下文简称“方针”），我们将从理顺其四个基本方面的关系中获得文章的探讨角度。 从动静关系上看：方针中“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的要求基本上属静态范畴，可视为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的建设与完善过程中应以一贯制的不变本质要求，其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与共识性倾向；而“可持续”的要求则是在动态历时性范畴下对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的建设与完善的要求。当然我们认为“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的要求与“可持续”的要求并不是孤立的，两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概念的内涵上看：“可持续”是一个内涵更丰富的概念，因为一个“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的体系不一定是一个“可持续”的体系，而一个“可持续”的体系内在的要求该体系具有“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的基本属性；于养老保险体系建设的目标层次上看：“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明显是一个基本要求（尽管这一目标的完成如何困难），而“可持续”则强调把一个具有“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属性的养老保险体系推向无限的未来以计长远。基于以上两点考虑我们得出如下结论：静态共时性的不变结构基质要求支撑着动态历时性的可持续性的成得，而动态历时性的可持续性的成得情况则能综合反映静态共时性的不变结构的基本情况。故而要探讨我国养老保险体系，从可持续的角度应该更具涵盖力，而现实中看一国养老保险体系是否完善与健康，可持续性也是一个基本的指标，故而本文对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的探讨从“可持续”的角度加以展开。 我们说，养老保险制度的设置主要是为了调整该制度指向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利益关系。 因此要看一个养老保险体系是否可持续，在排除各种外生性因素特别是自然的、历史的、社会的因素的情况下，单从一个体系的内源性上考量：主要是看其制度结构的合理设计是否很好的同时兼顾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因为，一个养老保险体系的设计唯有公平，其才具有公信力，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接受与支持，而这种接受与支持正是一个制度长久维系的必要条件，在方针中“广覆盖、保基本”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对公平的考量而设定的；而一个养老保险体系的设置唯有充分考虑到效率原则，其才能得到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从而使制度计于长远，关于只考虑公平原则而忽视效率原则的结果，西方高福利国家的“福利病问题”以及由于高福利而造成政府债务问题就是一个教训。关于一个养老保险体系的效率，我们这里要做进一步的具体化。养老保险体系对于效率原则的践行主要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说该制度本身应是效率的，主要包括运行效率与运行的效益（其中前者强调业务层面，后者强调制度运行要达成制度应发挥的功能）；第二个层次是说该制度地运行至少应不损害外部的经济社会的效率的实现，不能造成外部不经济、外部不效率的情况，有这种负的外部效应的制度，那么尽管从内部看其具有高效率但其也不应被认定为具有效率。在下文考察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关涉持续性的相关问题的实践中，公平与效率是文章始终遵循的规范分析原则，保持公平与效率的动态稳定与平衡是文章判定我国养老保险体系是否可持续的标准，亦是文章对实现可持续性的相关建议的原始依据。 公平与效率这一规范分析标准主要关涉判定体制可持续性的本质方面，其既是一个体制不可持续的最终的必然归因，亦是一个体制持续的最终不竭动力，因此公平与效率的规范原则始终是关于体制可持续性与否的抽象本质层面，但判定体制可持续性与否终究应首先从现象入手，因为必然的本质总是借偶然的现象实现自身，故此，现象既是我们践行规范分析的索引，又是反映体制可持续有否的直接窗户与口径，因此在考察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可持续性的研究中我们迫切需要基于现象层面的实证分析，特别是相关的经验实证内容。我们在取得相关经验实证内容时，将基于此“由果寻因”，发现体制不可持续的原因，再“由因导果”，给出一个制度具持续性的大致说明。故而下面文章将就本文应涉及的经验实证内容做一个说明。 在现象层面上，判断一个体系是否是可持续的，大概要看其是否能在发挥其预设功能的基础上长时段的自我协调与自我存续，即体系是否有一种自组织的自平衡能力。具体到养老保险体系上，由于该体系最主要的是一种为规避风险的收入再分配体系，那么体系自身的运转最终便与资金有最为紧密的关系，尽管从资金角度按养老保险体系的业务流程可分为资金的筹集与给付、基金的管理与运作等方面，但从资金的存在形态上看 : 就只有收支两途了，而我们认为在经验现象层面上收支的历时情况最直接反映出体系的可持续性情况（作为结果的可持续），再考虑到收支现象能更好的反映出体系内部关系的情况（一是反映体制运行效率情况，一是反映体系的运行效率情况）下，文章将把收支视为实证分析的主要角逐点，而收支的状况也对应的作为分析的最主要的直接指标用来说明作为一种结果的可持续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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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ZF遗忘 国企改革更容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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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wgjbly 2016-5-26 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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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F在国企改革中要放手给企业以更多的空间和自由度来试错。必要的时候ZF需要尝试遗忘，这对急需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的中国经济而言未尝不是一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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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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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tion 2015-5-29 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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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在海外 我们国家的新常态是什么呢？我想从增长率、失业率来分析。 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率会往下调。但是调到多少呢，调到7%、6%，还是多少？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的经济增长率从2010年一季度开始到现在，连续18个季度不断下滑，而且可能继续下滑，这个底可能是5%可能是6%。有一种 中国经济崩溃论，现在在国外非常盛行。 这种状况之下，我们的新常态，我们的经济增长的底在哪里？ 必须首先了解，从2010年一季度以后，经济增长率下滑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中国内部的结构性因素造成的，还是其他因素造成的？ 首先， 我们是一个转型中的国家，一个发展中国家，肯定有结构问题，这点不能忽视。 但我认为，从2010年一季度以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主要不是内部结构性的原因，是外部国际转型的结果。因为从2010年中国经济增速是10.4%，2011年是9.3%，2012年是7.7%，2013年也是7.7%，确实是不断下滑。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2011年平均增速是10.1%，2012年是5.3%，2013年是4.9%，和我们一样是下滑的，且下滑幅度比我们大。比如巴西，2010年增长速度是7.5%，2011年只剩下2.7%，2012年仅为0.9%，2013年只有2.2%。 不仅新兴市场经济体、发展中国家，一些所谓的高增长国家增速也在下降。 韩国2010年增长速度是6.3%，2013年只有2.8%；新加坡2010年是14.8%，2011年只剩下5%，2012年仅为1.3%，2013年为3.7%。它们的表现情形跟我们一样不济。 这些国家在同一个时间，经济增长的总态势是一样的，只能说一定有共同的外部原因。 分析一个国家的短期增长，主要看 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 从中国来讲，因为现在占世界经济50%的发达国家，美国、日本， 现在趋于常态当中，经济增长非常疲软，消费增长非常慢。 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当然就不像过去那么旺盛了，所以 第一驾马车就跑得慢。 第二驾马车投资，2008年发生经济危机以后，国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去搞一些投资项目。这些投资项目现在经过6年，不是已经建成就是即将建成，如果没有新的项目投资，增长率就下滑，第二驾马车就下滑。 整个经济就靠第三驾马车，就是消费。我们国内消费是比较旺盛的，去年消费增长率是9%，在此情况下中国才有办法维持7%的增长。所以中国增长下滑并不是像一些人说的那样，是内部体制机制的原因，主要是国际外部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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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宏观经济学导论—增长与经济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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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tion 2015-3-18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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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长期和短期的宏观经济理论 1.1 什么是宏观经济学？ 1.2 长期和短期的宏观经济现象 1.3 短期的宏观经济理论 1.4 长期的宏观经济理论 1.5 长期中的实际刚性或自然率水平 1.6 解释短期经济中的名义刚性 1.7 长期、短期的经济政策以及对传统的宏观经济学二分法的再思考 上部 长期经济增长、长期失业和结构性经济政策 第2章 繁荣和增长的事实 2.1 衡量一个国家的财富 2.2 富裕和贫穷，增长和衰退 2.3 收敛 2.4 长期增长过程 第一部分 关于繁荣和增长的基本理论和实证分析 第3章 资本积累与增长——基本的索洛模型 3.1 基本的索洛模型 3.2 基本索洛模型分析 3.3 稳态 3.4 结构性政策与黄金规则 3.5 基本索洛模型中的经济增长 第4章 财富积累和资本流动性——小型开放经济中的索洛模型 4.1 资本流动性的增加 4.2 小型开放经济中的索洛模型 4.3 模型分析：动态和稳态 4.4 开放资本账户的意义：全球化的利与弊 4.5 资本流动的成本和收益：再思考 第二部分 外生增长 第5章 技术进步与增长——一般的索洛模型 5.1 一般的索洛模型 5.2 分析一般的索洛模型 5.3 一般索洛模型中的稳态 5.4 一般索洛模型中的经济增长与收敛 5.5 增长的核算 第6章 教育与增长——含有人力资本的索洛模型 6.1 含有人力资本的索洛模型 6.2 稳态和含有人力资本的索洛模型的比较分析 6.3 含有人力资本的索洛模型的收敛 6.4 制度的重要性 第7章 增长的限制？——含有稀缺自然资源的索洛模型 7.1 含有土地的索洛模型 7.2 含有石油的索洛模型 7.3 含有土地和石油的索洛模型 7.4 无限替代？一个重要的问题 第三部分 内生增长 第8章 生产的外部性和内生增长 8.1 考虑生产外部性的增长模型 8.2 半内生增长（semi-endogenous growth） 8.3 内生增长 8.4 外生与内生增长 …… 下部 短期经济波动、短期失业和稳定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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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房地产的长期前景和短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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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pceo 2014-2-19 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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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一些其他国家不具备的特殊因素支撑中国房地产需求(比如中国家庭对住房的传统观念、城市化以及投资需求旺盛等等)，中国的房地产价格长期而言并不乐观。其一，中国经济经历30年快速增长之后目前面临明显的结构性减速，如何避免重蹈日韩的历史，是中国决策者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其二，尽管城市化对局部地区需求有支撑作用，但人口结构变化导致对房地产需求下降必然是长期趋势。 短期而言，房地产开发造成的地方ZF债务迅速膨胀，为中国未来几年的金融系统带来明显风险，房地产投资还对其他生产类投资造成挤压。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和美联储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过去5-6年的全球低利率时代将逐步终结。新兴市场今年所面临的国际金融风险，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敲响警钟。 2013年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席勒博士凭借他长期对资产泡沫的研究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后，席勒曾警告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泡沫。实际上，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警告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了。2009年席勒教授到上海讲学时就指出，上海的房价是普通家庭收入的几十甚至上百倍，这么高的房价是资产泡沫的表现，长期而言不能持续。 如果参考其他国外常用的房地产泡沫指标，中国房地产泡沫化的迹象似乎也很明显。比如中国很多城市的房价和年租金的比例都在30以上，房租的回报率甚至比银行存款还低。除非房价持续快速上涨，长期持有房地产显然是非常不划算的投资。另外，很多城市的新房空置率也非常高。不少人买了房子后根本不进行装修和出租，而是空置在那里等待升值后出手。这种把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作为主要收益的投资行为往往是资产泡沫的表现。目前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已经直逼甚至超过了东京、纽约和伦敦等城市的价格，而中国目前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居民收入远低于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这么高的房价和居民的收入水平并不匹配，因此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房地产存在严重泡沫，将在不久的未来破裂。 中国房地产市场究竟是否存在泡沫，未来发展趋势如何，短期会面临哪些风险？笔者在本文中对这些因素进行简单梳理。 尽管目前中国房地产价格逼近高收入国家，很多人对房地产市场仍然非常乐观。有人认为，中国存在一些其他国家不具备的特殊因素来支撑房地产需求，因此不能简单用国外的经验来判断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比如，由于传统观念，中国家庭对拥有自己住房的要求远高于西方国家。同时，由于子女入学等因素，也推高了中国居民对住房的需求。另外，城市化也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推高房价因素。中国城市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26%一路飙升到2012年的52.6%，增长了一倍多。伴随着城市化，大量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推高了住房需求和价格。而且在未来的20年，中国城市人口比例预计会进一步上升到70%左右。因此有人相信城市化会继续推动中国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 除了住房需求，投资需求也是推高中国房价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中国居民的投资选择非常有限，而且常见的几个投资渠道都不尽人意。由于利率没有市场化，银行存款利率往往还跑不赢通胀，造成实际存款利率为负，对存款人非常不公平。股民在股票市场也往往吃尽了苦头：经历了股票市场的几次大起大落之后，很多家庭认为股市投资风险过大，对股票市场失去信心，逐步退出投资。因此在过去十几年，房地产成为中国多数家庭投资的唯一工具。这种对房地产的投资需求也造成了中国房价偏高。 虽然有上面这些因素支撑，中国的房地产价格长期而言并不乐观。中国在过去30年经历了举世瞩目的快速经济增长，但目前面临明显的结构性减速。经济增长放缓必然降低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无法维持原有的房价增长速度。历史上，面临类似的快速经济增长和减速的国家都经历了房地产泡沫的扩张和破裂。图1是日本和韩国房地产价格指数。上世纪90年代前，这两个国家也经历了和中国类似的快速经济增长。当时两国的房地产价格也是突飞猛进，日本一些企业家甚至还发出了买下美国的豪言壮语。但上世纪90年代后日韩经济明显减速，房地产泡沫随之灰飞烟灭，经济增长长期低迷。中国在经历类似的经济减速时如何避免重蹈日韩的历史，是中国决策者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中国房地产发展面临的另外一个重要长期挑战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图2是中国人口在不同年龄段的分布图。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低于20岁的年轻人口迅速下降。这预示未来新增家庭个数和对住房的需求都会随之下降。因此，城市化等因素虽然可能对局部一些地区的房地产需求有支撑作用，但总体而言，中国房地产需求下降将是长期趋势，这将对中国的房地产价格造成下行压力。 即使短期，房地产过热也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多问题。比如过去几年由于房地产开发造成的地方ZF债务迅速膨胀，为中国未来几年的金融系统带来明显风险。另外，中国房地产投资占G D P的比例从2000年的5%左右快速上升到2012年的14%，几乎翻了三倍。房地产投资对其他生产类投资造成挤压，妨碍了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 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和美联储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过去5-6年的全球低利率时代将逐步终结。利率上涨会造成资金从高风险资产市场向债券等低风险市场转移，对新兴市场的房地产和股票等资产价格形成压力。因此笔者去年10月在达拉斯联储的一篇文章中警告，随着美联储在2014年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新兴市场的资产价格将受到冲击。新兴市场需要通过政策主动消除国内资产泡沫，控制由于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造成的金融市场风险。最近阿根廷和土耳其等新兴市场的货币和资产受到国际投资者的抛售，货币出现大幅度贬值，这些国家的央行不得不通过提高利率等方法稳定国际投资者。这些现象充分验证了新兴市场今年所面临的国际金融风险，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敲响警钟。 王健(美国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兼政策顾问。作者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和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以及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系统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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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问题有多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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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on01 2013-2-20 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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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债务、金融风险及劳动人口下降给中国带来严峻挑战，但对以上问题将遏制经济增长的担忧则被市场夸大，对于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我们仍然乐观。2012年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速为两年来首次加快，GDP同比增速由三季度7.4%的三年来低点回升至7.9%。鉴于GDP增速触底回升及其他积极的数据支持，2013年开端良好。我们预计今年内需（尤其是基建投资）将呈现良好的增长势头。与此同时，中国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市场最为担忧的三大结构性问题。 第一是地方ZF债务问题。地方ZF债务自2009年以来快速增长，主要原因是中国ZF为抵消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推出大规模的刺激计划。其中大部分资金流入基建项目。毫无疑问，自去年夏季起为扭转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而加快财政支出的举措也进一步增加了债务规模。但增加的规模相对有限，因为政策刺激较为温和，且金融监管部门对地方ZF融资平台企业的审查更为严格。我们预计，截至2012年底，地方ZF的债务规模可能在人民币11万亿-12万亿元左右。 尽管总额巨大且需要控制，但债务水平仍处于可控范围。如果采用较高的估计数字（即12万亿人民币），由于GDP增速较快，地方债务与GDP的比率已由2009年近27%的高位下降至约23%。如果加上中央ZF债务（我们预计2013年将由2011年的7.2万亿人民币增加至约8万亿人民币），全国债务与GDP的比率将维持在2011-2012年约38%的水平。这低于2009年约44%的水平。即便加入政策银行的债务余额，全国总债务为GDP的54%左右，远低于多数西方国家60%的水平。 同时，与多数欧洲国家不同的是，中国超过70%的地方ZF债务用于基建投资，地方ZF积累了大量的有形资产。因此，随着债务水平的提高，地方ZF资产负债表中资产项也有所提高。由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多数基建（尤其是市政及交通项目）都属必要。巨额基建项目依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资产的生命周期与贷款期限之间久期不匹配。 基础设施的使用年限通常远长于初期融资期限。例如，80%的地方ZF债务为银行贷款，通常为3-5年期。这意味着在未来数年内地方ZF必须对该项目再融资。与此同时，基建项目初期并不能产生足够的收益，造成地方ZF的流动性风险。 第二是金融系统的风险问题。市场对于中国金融系统的风险有所顾虑。这包括高信贷-GDP比、对房地产市场的敞口和影子银行系统。这些问题有多严重？ 首先看高信贷-GDP比率，2012年底以M2/GDP计算的信贷-GDP比由2008年的151%升至188%。这一比率确实大大高于其他国家，但在讨论信贷泡沫风险之前有必要先认清以下几点：中国经济正经历一个货币化进程，即所谓的金融深化。这与西方世界大量发行货币解决债务问题的情况完全不同。货币化意味着除了提供正常经济增长所需的货币外，还需要额外的货币实现之前并不通过货币进行的交易。例如1990年代末实施私有化之前房地产市场几乎不存在。金融深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这一点与许多其他新兴市场类似。2009年以来信贷-GDP比率的快速上升反映了大规模政策刺激以及大量新增银行基建项目贷款的影响。但过去两年对信贷增速已有所控制。尽管2012年夏天为扭转经济下行势头，中国ZF加快了财政支出和项目审批，但此次政策刺激的规模相对较小。 再看房地产市场敞口，银行对房地产市场的敞口仍相对有限。银行信贷主要通过三个渠道与房地产市场相关联：1.按揭贷，2012年末存量近8万亿人民币；2.开发贷款，2012年末存量近4万亿人民币；3.表外信贷，规模相对较小。银行对房地产行业敞口合计约占全部银行信贷的19%，较2011年一季度20%的峰值已有所下降。此外，中国家庭的杠杆率仍较低。尽管按揭贷款快速增长（2012年同比增长13.7%），但过去三年其占全部贷款比重基本稳定在13%左右。我们估计背负按揭贷款的中国家庭占比不到8%。 三看影子银行，有关中国影子银行系统的讨论已有很多，即金融稳定委员会描述的“正常银行体系之外的信贷中介活动”。毫无疑问，这一体系的资金规模快速增长，估计2012年末为约25万亿人民币，占GDP的48%，人民币贷款的39%。然而这一名称有所误导，因为大陆的影子银行在监管、业务结构和风险方面与发达国家并不完全相同。作为监管者，中国银监会对影子银行的关注程度正日益提高。事实上这些产品结构相对简单，并不含有那些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在其他地区带来毁灭性灾难的高杠杆和复杂金融工具。此外，多数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具有保本的隐含承诺，这是与国外典型影子银行业务的重要区别。整体而言，影子银行给那些难以从银行获得信贷的经济主体（尤其是小微企业）提供了传统银行之外的替代性融资渠道。信托公司作为影子银行体系的又一重要参与主体同样受到银监会的监管。2012年11月末，信托资产总额达6.98万亿人民币，较2011年增长45%。信托公司必须严格满足净资本要求-不低于全部风险资产总和的100%，不低于净资产的40%。这意味着将杠杆率水平控制在低位。信托公司向实体经济提供大量融资，期限在五年以内，这降低了久期错配的风险。我们认同理财产品需要加强信息披露和提升透明度，但我们同样认为不应夸大影子银行的风险。 第三个问题则是人口老龄化拉低潜在经济增速。人口结构的变化已无法避免，并可能拉低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去年，中国的劳动人口数量首次出现下降，减少了345万，至93727万。这使劳动人口比例相比2011年下降0.6个百分点，至69.2%。这一趋势在短期内不太可能逆转。但这一冲击的影响也不应被夸大，因为劳动力规模的增长向来就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对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速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劳动力增速只解释了中国 GDP年均10.4%增速中的1.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速的贡献约为90%。即使减去劳动力增速的贡献，中国仍可实现9%左右的潜在增速，通过改革以及更加有效地配置资源，能够使投资引擎继续运转，使生产率继续提高。 更有效地利用现有劳动力远比扩大劳动力规模重要。生产率的提高需要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幸运的是，最近几年中国在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一直在上升。2012年，中国在教育方面的财政支出同比激增28%；这是20年来首次得以实现教育支出占GDP比重4%的目标水平。 此外，向城市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将是生产率继续提高的关键。正如我们之前所预计的，目前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差距达到约5倍，远超韩国的3倍和日本的2倍左右。 这意味着，如果农村生产率可以达到非农部门的水平，则2.1亿左右的农民可重新配置到城市部门。即便农村生产率只达到非农部门水平的一半，也将产生约1.5亿的富余劳动力。 事实上，工人从农村向城市迁移，即城市化进程正在推进。自1995年以来，平均每年有1700万的农村劳动人口进入城市。城市与农村工人的收入差距将继续推进这一迁移过程。与此同时，中国领导层将城市化视作中长期增长动力以及释放全部潜在内需的最佳方式。他们正致力于“积极稳定地推进城市化并提高其质量”。怎么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在我们看来，关键在于确保高质量的就业增速，并加快促进劳动力流动的相关改革（例如，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及向农民工提供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福利。 这些问题有望通过一系列改革得到全面解决。目前的金融市场改革将提高资本的效率，并减轻小型企业面临的困难；放松对私人部门的管制是就业增长的关键，因为私人部门创造了大部分的就业机会。因此我们认为这些风险不太可能造成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增速的系统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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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4-27 10:47
标签: 结构性经管大学堂：名校名师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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