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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曾飞：权力、利益和教化
曾飞教授 2012-11-29 10:36
权力、利益和教化 曾飞 　　权力，历来被国人所尊崇，以至于权力早就上升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文人们于是用心构筑了“王道”的理论，也就是通往拥有最高权力之路的奇思妙策。权力也就成了中国社会的核心议题。 　　或有愚人老子者，相当出格地批判权力本身。老子曰：“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意思是说：想据有天下而随意摆布，我预见他不可能得逞。天下是所谓的“神器”，不可以随意摆布。随意摆布的以失败告终，占有的还要失去。而姜太公则干脆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似乎也敢于批判权力本身。然而，他语气一转，还是回归到了如何拥有权力的核心议题：“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依旧万变不离其宗，回到了永世的核心话题——如何独揽权力的政治游戏。老子对于权力本身的批判也就逐渐被人们所淡忘。 　　于是，数千年来中国的枭雄们争先恐后夺取天下而占为己有，以独揽天下大权为最高追求。项羽本纪曰：“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可怜一代枭雄项羽，不信老子的告诫，终于悲歌垓下，自刎而死。即使到了近代，还有袁世凯称帝的闹剧上演。一代枭雄袁世凯申令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于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文萦，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子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为了“救国救民”，只好当皇帝了。1915年12月11日袁世凯称帝，前云南都督蔡锷领护国军北上讨袁，袁世凯不得已宣布取消帝制，忧愤成疾，不治而亡。如斯悲剧，一代又一代，前赴后继：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到了今世，对于权力的追求达到了新的高度，熙熙攘攘，浩浩荡荡，单单今年血拼新科状元的大军就已经成了百万雄师，天下无敌。据国家公务员考试网《2013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将接近200万》报道：“由于2013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招录人数突破2万人，势必意味着有更多人投身到国考大军中，根据往年情况，国家公务员考试网分析，今年的报名人数很有可能接近200万。”这绝非什么工作稳定的吸引力，而是追求权力“伟大”传统的发扬与光大。君不见，除了这明火执仗考取功名的国考大军，背后还有更加庞大的谋官暗流，或者沾亲带故，或者买官卖官，或者迎合时代潮流拼搏而出人头地。如此谋官大军之规模恐怕早就胜于血拼新科状元的大军了。 　　2011年05月27日中华论坛《中国官员数量到底有多少？》的文章披露：中国官员数量到底有多少？目前好像没有公开的数字。昨天新闻报道：有142万人报考公务员，这意味着又有1万多人将加入公务员的队伍。中国的公务员、官员是多了还是少了？这些年考公务员的人数不断大增，如过江之鲫，其要害不是做公务员可以为老百姓谋取更多的福利而是可以分得更多的民脂民膏。国新办发表了《2009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在此份白皮书里，透露出了一个惊人的信息，即“2009年中国官员的数量竟然相当于加拿大全国人口的总和”！对此，白皮书里是这样描绘的，截至2009年，全国共有290多万少数民族干部，约占干部总数的7.4%。全国公务员队伍中，少数民族约占9.6%。根据此段话里透露出的数据，经过简单的计算，得出的具体答案是：截止去年为止，中国官员的总人数约为2146万，按照官员与普通公务员1：5的换算关系来看的话，保守估计中国普通公务员的总人数应为1.1亿。二者相加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目前享受“吃皇粮”待遇的总人数大约为1.3亿，换句话说， 也就是平均每10个中国百姓要养活一个国家公务人员。据统计，加拿大目前的总人口为2700多万，和中国官员的数量大体相当，但如果加上普通公务员的话，中国公务人员的总和约为加拿大全国人口的5倍。真是令人触目惊心呀！ 　　权力之所以值得追求，实在是其利益惊人之故。有事实为证：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城管执法中队中队长王宝林在任期间本人名下银行账户有2071.89万元现金存入。权力与两千多万的利益相关，不可不予重视。更有甚者，一个深圳社区的干部就坐拥20亿资产。南都讯 昨日，被举报坐拥60栋物业20亿资产的深圳社区干部周伟思接受媒体采访。“你问我有多少物业？我也不清楚，但有钱是肯定的，前几年深惠路改造，政府就赔了一个亿现金给我。”他说。昨日，龙岗区监察局牵头区相关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龙岗街道党工委决定，调查期间暂停周伟思社区常务副站长职务。昨日，经深圳龙岗区龙岗街道办出面找人做工作，南联社区干部周伟思接受了媒体采访。他表示，究竟有多少物业，自己也不清楚，都是他的两个儿子在打理。如果在香港，这些物业值20亿，在龙岗，价值没这么多。——权力的价值实在惊人！而且更加离奇还有新华网的新闻《深圳“坐拥20亿社区干部”举报人被捕》：“中国网事”记者28日从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了解到，深圳社区干部周伟思坐拥“20亿资产”一事的举报人周某某已于27日因涉嫌虚报注册资本案被该局逮捕，龙岗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与其举报周伟思无关。……对于《逮捕通知书》批准逮捕的批准机关为“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这一问题，该局的解释是：在执行逮捕过程中，因经办民警粗心，制作《逮捕通知书》时，将批准逮捕的批准机关“龙岗区人民检察院”误写为“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如今权力的游戏怪事连连，实在匪夷所思。 　　早在2008年5月30日，王来贵的博文《打破权力崇拜的思想囚笼》道是：在儒家看来，因为人间有不平等的事实，所以不平等就是无可指责的，人们要想达到和谐社会，想进入大同世界，首先要做的，不是约束权力，而是要安于“本分”，服从于权力的安排。今天有很多人号称“新儒家”，试图在门面上对儒家装潢一番以顺应形势。但遗憾的是，儒生们在对于权力的根本态度上，依然乏“新”可陈。如此一来，所谓的“继承传统”，不免又要落入跪拜的窠臼。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尴尬，与儒家思考权力的方式有关。在儒家看来，正确的权力应来自于“选贤与能”。于是这个问题实质上就变成“谁应该拥有权力”，或者是“应该由谁来统治”。 　　2008年12月11日，“江边客舍”的博文《王道政治：一种可供当代中国选择的政治哲学》则说是：当前我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到了需要整体性突破的时候，但是，经济改革并不能通过经济改革自身来突破自身，它的瓶颈在于政治体制而不在于经济本身。如何突破瓶颈将是对中国人的政治智慧与政治艺术最大的考验。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下一步的改革也难以一蹴而就，既不想全面放开，又不能止步不前。在本文看来，既然“西化”还如此地敏感，那么，寻求一个立足于本土而又最终能够达到最终目标的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为下一步的改革提供指导与支撑，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王道政治”就是这样一种可供当代中国选择的政治哲学。什么是王道？“天下往归谓之王”，故“王”就是能够吸引天下之人追随、归顺的人；“道，路也”，可引申为原则、规矩、当然之理。因此，“王道政治”所讲的就是作为“王”在政治生活中所要遵循的原则、规矩、当然之理。在儒家的思想中，“王道”并没有太多神秘主义的特征，而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思辩。比如说：对于孔子而言，“王道”就是西周王朝所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完整的礼乐文明与典章制度；对孟子而言，“王道”就是任何一个能够实现“仁心仁政”、“与民同乐”、“天下往归”的等目标的做法；对于荀子而言，“王道”就是一套既限制统治者的权威，又能保障百姓礼仪的礼法制度。我们从儒家的典籍中，很容易看出他们对于人的生存（“庶富教”）、尊严（“匹夫之志”）、言论自由（“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权力制约（“易姓革命”）、教育（“有教无类”）、秩序（“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福利（“老有所养”）、宽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方面的论述与阐发。所有这些内容，无一不是人类政治、社会生活中所需要的，无一不是《世界人权宣言》中的内容。可以看到，“王道”的关键，就在于关爱与保障任何一个“人”能够愉悦、幸福、快乐地生存于世间。 　　此前，就有朱健国在《胡适为何不反鲁迅？——八驳“公民写作”》一文中提到了鲁迅对胡适鼓吹王道的尖锐批判： 　　中国的帮忙文人，总有这一套秘诀，说什么王道，仁政。你看孟夫子多么幽默，他教你离得杀猪的地方远远的，嘴里吃得着肉，心里还保持着不忍人之心，又有了仁义道德的名目。不但骗人，还骗了自己，真所谓心安理得，实惠无穷。诗曰：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凭实验传。人权王道两翻新，为感君恩奏圣明，虐政何妨援律例，杀人如草不闻声。先生熟读圣贤书，君子由来道不孤，千古同心有孟子，也教肉食远庖厨。能言鹦鹉毒于蛇，滴水微功漫自夸，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这一处是鲁迅对胡适最为尖锐的一次批评，不但说胡适提倡的“人权论”，常常变成了“政府权”；而且以“胡博士到长沙去演讲一次，何将军就送了五千元程仪”，对胡适的人格是否涉嫌“受贿”提出质疑。 　　1934年3月，在《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且介亭杂文》）中，鲁迅一批胡适“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论—— 在前年，曾经拜读过中里介山氏的大作《给支那及支那国民的信》。只记得那里面说，周汉都有着侵略者的资质。而支那人都讴歌他，欢迎他了。连对于朔北的元和清，也加以讴歌了。只要那侵略，有着安定国家之力，保护民生之实，那便是支那人民所渴望的王道，于是对于支那人的执迷不悟之点，愤慨得非常。 那“信”，在满洲出版的杂志上，是被译载了的，但因为未曾输入中国，所以像是回信的东西，至今一篇也没有见。只在去年的上海报上所载的胡适博士的谈话里，有的说，“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彻底停止侵略，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不消说，那不过是偶然的，但也有些令人觉得好像是对于那信的答复。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这是胡适博士给中国之所谓王道所下的定义，然而我想，他自己恐怕也未必相信自己的话的罢。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胡博士，该是不至于不知道的。从《鲁迅全集》的注释来看，胡适确在1933年3月18日在北平对记者说：“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彻底停止侵略，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胡适在此越过了爱国主义与民族情感的底线。 　　而在近代西方，人们最崇拜的是商品交易，以此手段谋取金钱等直接利益。与中国不同的是，西方是直言不讳，赤裸裸地夺利，谓之“优胜弱汰，弱肉强食”的天然法则。权力也只不过是一种商品，用于牟利的工具之一而已，权力早就屈服于金钱的威力，失去了神圣的光圈。而中国则善于“韬晦”，明里不言利，而言义。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孟子倒是坦白一些，解释说曰：“义者利也。”义利殊途同归，一褒一贬而已。荀子则解释说：“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是荣辱之大分也。”（《荀子·荣辱》）义归根到底还是为了利，不过斯文一点，讲究点谋利之法，从而能够风风光光地长远地独霸天下之大利而已。 　　1938年西方出版了罗素的《权力论》。也开始把权力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罗素说：“人与其他动物之间有各种各样的区别，有智力方面的区别，有感情方面的区别。属于感情方面的主要区别之一，是人类的某些欲望跟动物的欲望不同，是根本无止境的，是不能得到完全满足的。”“动物只要能够生存和生殖就感到满足．而人类还希望扩展。在这方面，人们的欲望仅限于想象力所认为可能实现的范围。假如可能的话，人人都想成为上帝：少数人还不容易承认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在人的各种无限欲望中，主要的是权力欲与荣誉欲。两者虽有密切关系，但并不等同：英国首相的权力多于荣誉，而英王的荣誉则多于权力。但是，获得权力往往是获得荣誉的最便捷的途径。就公共事业的活动家而言，情形更是如此。大体说来，荣誉欲所导致的行动与权力欲所导致的相同，因此在最实际的意义上这两个动机可以看成是一个。正统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上的利己在社会科学中可以视为基本的动机。马克思也同此见解。在这一点上他们是错了。当追求商品的欲望离开了权力与荣誉两种欲望的时候，这种欲望也就有限得很了，只需适当数量的财富就能完全使它满足。真正所费不菲的欲望并非来自对物质享受的爱好。有这样一些商品，例如用贿赂收买来的立法机关，或陈列着专家精选的画坛大师作品的私人画廓——这类“商品”之所以为人所追求，是为了权力和荣誉，而不是为了里面有设置舒适供人栖息的场所。当适度的享受有了保证的时候，个人与社会所追求的是权力而不是财富：他们可以把追求财富作为追求权力的手段，他们也可以放弃财富的增加来确保权力的发展；但不论是前一种情形还是后一种情形，他们的基本动机都不是经济上的动机。正统的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犯的这种错误，不仅是理论上的，而且有极大的实际意义，并且使近代的一些重大事件遭到误解。只有认识到爱好权力是社会事务中重要活动的起因，才能正确地解释历史——无论是古代的还是近代的历史。” 　　其实人类的欲望之所以无止境，是因为智力的发展，想象力远高于动物，单一个体的欲望不可能止于自己当前的生存和生殖得到满足，还要把视野扩展到将来、家族、集团，直至世世代代无穷无尽利益的满足，于是欲望自然无止境。这并不能证明“个人与社会所追求的是权力而不是财富（按：应当表达为“利益”才准确）”。权力追求依然以利益追求为基础。差别仅仅在于是为了一己的利益、小团体的利益，还是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已。 　　这在中国被表述为：在最理想的大同社会“天下为公”，和睦相处，权力为的是大众的利益；在比较理想的小康社会“天下为家”，提倡礼让，权力虽然为了家族的利益，但能够兼顾其他人的利益。而在西方的理想社会，被马克思表述为：权力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 　　至于拥有了天下之权的统治者如何巩固自己既得的权力与利益则众说纷纭。 　　荀子《王制》曰：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人君之大节也。三节者当，则其余莫不当矣。三节者不当，则其余虽曲当，犹将无益也。”又曰：“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让人相信会照顾其利益而赢得民心者，谓之“王道”，暴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者，谓之“霸道”。两者似乎水火不相容，其实互为表里，历来王霸杂用之。 　　在西方则直率地表达为“胡萝卜加大棒”。用胡萝卜骗取人心，用大棒使人屈服。 　　人心的骗取最最上乘者无过于教化。诸如作为满清第一功臣的范文程为满人出主意骗取人心：“现在应当严肃申明纪律，秋毫无犯，宣谕我们进取中原的政策是：做官的仍然担任原职，民众百姓仍然从事原来的职业，录取使用贤德能干的人，抚恤有困难的人。这样，黄河以北，就可以传檄而定了。”范文程还建议“条兴屯四事，曰选举得人，曰开垦守获，曰积贮转运，曰责成考课。”而胡适博士则给日本鬼子出馊主意：“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彻底停止侵略，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这是胡适博士给所谓王道所下的定义。后来日本鬼子在中国的血腥杀戮就堂而皇之地称为建立“王道乐土”。 　　对于教化，荀子《王制．忠孝》曰：天下皆以孝悌忠顺之道为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顺之道而审行之，是以天下乱。皆以尧舜之道为是而法之，是以有弑君，有曲于父。臣之所闻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则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这也就是所谓的忠孝治天下的灵丹妙药。统治者以此愚化万民，俘获民心。而朱熹做得更绝：“存天理、灭人欲”，倡导“唯理是从”；西方倡导服从真理，说上帝的话就是真理。朱熹还说“同是事，是者便是天理，非者便是人欲。如视听言动，人所同也。非礼勿视听言动，便是天理；非礼而视听言动，便是人欲。”是者便是天理，何为是非？当权者说的便是，百姓说的便非。更进一步，当权者说的定为法，依法便是，违法便非。于是天理昭彰，万民臣服。 　　而西方近代的教化无过于“启蒙”。何为“启蒙”？在法语中，“启蒙”的本意是指“光明”。当时的思想家认为，迄今为止，人们处于黑暗之中，应该用理性之光驱散黑暗，把人们引向光明。关键在于“理性”的教育，使人们唯重理性思维。所谓唯重理性思维者，却以逻辑推理为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人民一旦习惯于逻辑思维而不及其余，则给人们一个预设的、隐蔽的大前提，人们自然会按照既定的思维方式习惯性地自己得出预设的结果。由此人们先信自己的思维结果，而落入统治者的套中，甚至引发理性疯狂而被人利用而不自觉。诸如日本军国主义者以日本人要活命就必须争取生存空间为预设大前提，于是在日本民众当中引发了发动侵略战争的理性疯狂，把整个民族引向灾难。再如西方刻意安排莫言在此刻得诺奖，要得就是借此潜移默化，强化中国人愚蠢落后，素质低下的预设前提，然后让那些精心培植的西化精英们逻辑地推出中国的国情就是国民愚蠢落后，素质低下，不得不充当美国经济附庸的结论。对于文艺的教化作用，美国的统治者是相当重视的，并且充满文化冲突论的思维，充满“软实力”的魔影。曾几何时，一首节奏感十足、鼓点平稳的舞曲旋律，配上众多精彩搞笑的视频，成就了《最炫民族风》的“全球化”演出。对于中国舞曲《最炫民族风》的突然走红，美国当权者甚是在意。杨魏玲花透露，其实早在1年前这首歌就在美国火起来了，“那时候我就从网上看见很多美国的健身房都用这首歌做健身的音乐”。如今，《最炫民族风》一点点退出舞台，《Gangnam Style》(译《江南style》)正在创造“神曲”界的神话，仅3个月就创造了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Youtube史上最受人“喜欢”的视频。为什么被普通美国人嘲笑为“笨蛋”的江南Style能够一夜风靡美国风靡全球呢？这不在于歌曲本身，重要的是全世界的名人都在四处推荐这部韩国神曲，使其传播力度增大，影响力也随之大范围地扩散开去。汤姆克鲁斯在自己的主页上竭力推荐江南Style，小甜甜布兰妮、罗宾威廉姆斯等舞蹈版本的横空出世、亚洲神话组合、李东赫和张东健等明星纷纷模仿神曲中的舞步，这些名人的粉丝看到他们的推荐和模仿不禁开始关注跟踪。甚至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等最重量级的政治人物都亲自出马狂跳马步舞，大力进行推广。而隐藏在背后的策划者和所投入的巨额推广资金则永远是一个迷。而中国的内应，正在刻意推广《江南style》，帮助其一点点替代《最炫民族风》，深入民心，让国人习惯于跟美国的流行风，也就更有利于习惯于当其附庸，其教化的意义尤其重大。似此，内外夹击教化愚弄中国民众，殖民化中国。 　　国民教育也被刻意异化了。在中国，教育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死读经书，接受了忠孝、天理教化的工具，国人于是被愚化为天国顺民；骗取民心就易如反掌。在西方，理性教育贯穿始终，于是造出了单一理性思维的国民，统治者要煽动理性疯狂也就易如反掌。东西方殊途同归，于是独占权力可以无忧，独占利益自然无忧。这就是伟大的权力哲学，骗子的哲理。 　　到了现代，教育进一步从原本的儿童心理的发展、人格的形成异化成劳动力的筛选工具。但筛选真正的目的却是要把社会分化成不同的等级：上等人和下等人，精英与贱民，建立精英统治贱民的等级社会，让不平等制度化，让官员权力与个人利益联姻体制化。与此同时，国内还有人高声呼喊：“在以后的改革顶层设计中，必须将改革所将带来的社会权力和利益再分配的方案明确下来”，使官员权力与特殊利益的直接挂钩合法化、体制化。 　　然而，人类社会被少数人独占公权力，独霸利益的时代就要过去；骗子的哲理一旦被万民看穿，他们的骗术也就到头了。 　　老子的至理名言：“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姜太公关于公权力的宣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终将成为现实。公权力必定会回归到它本来的面目：天下人共同的权力。也就是天下的正真主人（民众）聘任有品格有能力的人来代理运行公权力，监督代理人运行公权力，用公权力为天下人谋利益。权力回归为责任，一种再普通不过了的职务责任。官员也就褪去了精英、圣贤的光圈，还原成为再普通不过了的职场雇员，可以因其失职或能力不足而被新主人（民众）随时解聘。他们虽然可以因为尽职尽责而被真正的主人（民众）授以高薪，给予相应的奖赏和重用，但不再可以把民众所有的公权力拿来换取自己的利益。这才是理想社会的权力哲学。权力才回归它的本来面目，还原为民众谋取自身利益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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