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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上海商学院学报：财经版
【原刊期号】20102
【原刊页号】71～76
【分 类 号】F107
【分 类 名】区域与城市经济
【复印期号】201008
【英文标题】Review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World City Theory
【作 者】苏宁
【作者简介】苏宁，上海社会科学院 世界经济研究所，上海 200020
苏宁，福建厦门人，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世界城市研究。电子信箱：suning＠sass.org.cn。
【内容提要】本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探讨世界城市理论的主要成果进行综述。文中对世界城市的理论演进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总结学界对世界城市的完整认识，以及世界城市理论的近期进展。在理论总结的基础上，提出国内外学者在世界城市问题上的主要争论领域，即：内涵、发展模式、西方中心倾向、发展瓶颈、发展依托。
【摘 要 题】理论探讨
【英文摘要】This article brings a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World City theory. The author analyzed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papers and monographs focusing the world city studies from the 1990s. Through the review, the key concep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world city which acknowledged by international academic field were summarized. It also demonstrates some main arguments in the Urban Studies field on the issues of World Cities, such as the extensive meaning, the development mode, the negative effects and the dynamic force for World City.
【关 键 词】世界城市理论/研究趋势/综述
world city theory/research trend/literature review
【正 文】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37-324X（2010）-02-71-76-06
作为全球经济、资本的汇聚地，要素的流动枢纽和控制中心，“世界城市”（World City）的发展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并成为城市学界研究的热点领域。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世界城市”的概念、特征以及发展趋势进行了阐述。同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世界城市的内涵也不断产生新的延伸，全球城市（Global City）、全球城市-区域（Global City-Region）等理论已成为对世界城市的新的理解视角。因此，对国内外世界城市理论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这一理论体系的沿革和发展方向，并为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世界城市的理论演进
作为学术用语，“世界城市”（World City）的概念最早由盖迪斯（Patrick Geddes）于1915年提出，他在《进化的城市》（Cities in Evolution）一书中，明确提出这一名词，并从经济和商业两方面将“世界城市”描述为在世界商务活动中具有最重要地位的城市。① 20世纪60年代以后，对世界城市的研究开始进入比较深入系统的阶段。1966年，英国著名地理与规划专家霍尔（Peter Hall）在其《世界城市》（The World Cities）一书中将“世界城市”解释为对世界或大多数国家产生全球性经济、政治、文化控制的大都市，并从政治、贸易、通讯、金融、文化、技术与高等教育等方面，对七个世界城市进行了具体分析，从而真正开启了对现代世界城市的研究。② 但霍尔的“世界城市”概念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行的世界／全球城市概念仍有许多不同之处。
20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影响力的扩大，学者弗里德曼（J. Friedmann）和沃尔夫（G. Wolff）（1982）尝试将世界体系理论、国际劳动分工理论以及都市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加以联结，并提出“世界城市”的假设（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③ 弗里德曼是第一个对“世界城市”这一命题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他总结出世界城市的五个主要特征：（1）世界城市将区域、国家和国际经济融入全球经济，它们是全球经济体系的节点；（2）世界城市是全球资本的汇聚地；（3）世界城市包括经济和社会高度交融的范围广阔的城市化空间；（4）根据世界城市经济控制能力可对世界城市进行等级划分，世界城市控制全球资本的能力最终决定其等级；（5）世界城市构成了一个被称为“跨国资本主义”的社会阶层，它的利益在于全球资本积累的体系得以正常运转，它的文化是国际包容性的，而它的意识形态则是消费主义的，它的存在使其与关注地方利益的其他城市阶层的矛盾增强，并使这些城市进军跨国资本主义阶层的努力受阻。1995年，弗里德曼又增加了“人口迁移目的地”这一指标，并进一步提出了十八个核心和十二个半外围的世界城市等级结构和布局。
与“世界城市”相近的概念是“全球城市”（Global City），这一概念最初由美国经济学家科恩（R. Cohen）于1981年提出。他基于早期对跨国公司的研究及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理论，指出全球城市是作为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协调和控制中心而出现的，更具体地说是公司组织及高级服务变化而导致的跨国公司企业决策及公司战略形成的国际中心。④
1991年美国经济学者萨森（Saskia Sassen）正式提出了“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的概念，其后这一概念得到了较广泛的认同，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全球城市研究的新热潮。萨森（1994、1995、2001）认为，早期的“世界城市”（World City）的定义与其所定义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y）之间的差异在于全球城市是经济全球化驱动下生产空间分散式集中和全球管理与控制功能重整的结合，代表了一种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空间。她指出，全球城市不仅是全球性协调的节点，更重要的是全球性生产控制中心，因此应当更加重视全球城市的生产者服务（producer service）功能。萨森认为全球城市形成的重要基础是投资全球化和金融证券化；全球城市是专业化服务的供给基地和金融创新产品和市场的生产基地，其主要特点就在于它是创造这些高水平商务服务的最高级生产场所。她通过对比纽约、伦敦、东京与世界其他主要城市在国际资本与跨国公司方面的情况，进一步论证了关于信息时代全球城市控制功能趋于集中的理论假设。⑤
卡斯特尔斯（Manuel Castells）根据对世界经济基本框架形成力量基础的分析，构建了城市“发展的信息模式”（information mode of development），并据此提出了“信息城市”（Information Cities）的概念，为世界城市的认识提供了新的内涵。卡斯特尔斯将城市网络置于流动空间之中，他认为信息经济的核心是“流的空间”（space of flows），而“世界城市就是信息城市”，拥有新技术则成为世界城市的主要特征。他认为世界城市并不局限于萨森的世界顶级全球城市，每个世界城市因其信息交换与处理的能力而成为全球信息网络中的一个结点，世界城市凭借其突出的创新能力在全球经济活动中具有垄断地位。在信息时代，世界城市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这种情形充分表现在以通信联络为基础的世界资本市场与金融交易之中。⑥
21世纪以来，以拉夫堡大学泰勒（P. J. Taylor）教授和毕沃斯托克教授（J. V. Beaverstock）为首的“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小组与网络”（GaWc Study Group and Network）团队异军突起，他们以“关系特质”取代“静态特质”，同时强调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脉络，把全球城市的研究推向深入。这一团队（2000、2001）利用网络分析技术，根据美国律师事务所等全球性服务公司的办事处网络系统，提出了多个具有一定全球性或区域性服务功能的城市，并将其定义为世界城市。⑦ 同时，泰勒的团队在世界城市与全球城市静态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讨论了城市之间的关系和网络特征，提出“世界城市网络”（World City Network）的概念，即一个由枢纽层、节点层、次节点层城市相互联结的城市网络结构，而世界城市则作为这一网络体系中的“全球服务中心”。另外，泰勒还从世界城市区位转移的规律出发，研究世界城市的发展路径与历史轨迹，他指出：（1）不同的世界经济体系会产生不同的世界城市；（2）世界城市在不同历史阶段所起的作用是不断变化的；（3）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世界城市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会不断增强；（4）世界城市在未来的发展活力有赖于它在全球舞台上的表现及其联络全球与地方的能力。随后，泰勒在《世界城市网络：全球城市分析》（World City Network A Global Urban Analysis）一书中（2003），对全球城市的发展和结构进行了分析，进一步深化了世界城市网络的研究。⑧ 泰勒在2005年的一项总结性研究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发现，即世界城市网络存在区域性，世界城市同所在区域内的其他世界城市的联系强度要明显高于其同区域外的其他世界城市的联系强度。这一发现在一定意义上，印证了关于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既相合又相异的关系。
总体上看，国外学者对全球城市的研究路径主要包括以下五种：（1）以跨国公司的集聚程度为主要标准判定全球城市；（2）以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探讨全球城市的功能、作用与层次；（3）以国际分工与信息化为依据，研究全球城市的形成机制；（4）以生产者服务业的集聚和发展状况为标准，探讨全球城市的功能与作用；（5）全球性服务公司或服务部门的综合性指标，研究世界城市网络的等级与体系。
中国经济崛起以及中国城市日益成为全球城市网络中重要角色的趋势，为国内对世界城市的研究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与生动的样本。目前，中国全球城市的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香港等地的学者之中。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在国际学界研究的基础上，对世界／全球城市这一领域的诸多方向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全球城市的概念与特征。20世纪90年代，诸多学者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对世界城市的概念与内涵进行了分析与研究。汤正刚（1993）、宁越敏（1994）、陈先枢（1996）、徐巨洲（1993、1995）、邓卫（1994）、李立勋（1994）、褚劲风（1996）、汤大杰（1996）等都对世界城市的概念和特征等作出不同的解释。
在研究中，对于这一概念的提法和解释十分多样，其名称由“国际化都市”、“国际化大都市”、“国际性城市”、“世界城市”、“现代化世界城市”、“国际性中心城市”等诸多提法。而从目前的趋势来看，“世界城市”与“全球城市”逐渐成为国内学界较为一致的概念称谓。而在内涵特征上，国内学者的判断也有不同。在研究初期，有些学者将之判定为经济、政治与文化交流的中心点，有些则认为其为核心国际性大都市与经济区域共同构成的复合城市群。而随着探讨的进一步深入，目前我国学界的判定标准与国际研究的主流逐渐一致，高级服务业水平、跨国公司总部等因素已成为全球城市较为公认的判定标准。
2.全球城市与区域的互动。中国全球城市的建设以及全球城市与区域的互动研究是学术界研究的另一热点。其中较为典型的如周一星（2000）对中国世界城市发展的探讨；叶舜赞（1994）基于世界城市集聚于扩散空间机制，对香港与珠江三角洲之间经济互动控制的研究；吴缚龙（2000）、吴维平（2004）对上海的研究；魏也华等（2002、2002、2003、2006）对长江三角洲及京津的研究等。
此外，还有诸多上海、北京等城市建设国际化及世界城市发展的经验分析、实证探讨及政策研究（蔡来兴，1995；蔡建明、薛凤旋，2002；沈金箴、周一星，2000；周振华等，2004）。同时，关于全球城市－区域的研究目前也得到了学界的重视，余丹林、魏也华（2003）、黄建富（2003）、周振华（2006、2007）、石崧（2007）等学者均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3.全球城市发展机制以及全球城市网络模式。宁越敏（1991）是国内最早将国际劳动空间分工引入世界城市研究的学者；杨开忠（1996）则提出了“等级—空间分工”的理念；阎小培（1995，1999）研究了信息产业对全球城市体系形成的控制；姚为群（2003）的著作对全球城市的经济成因进行了探讨；陈存友等（2003）对世界城市网络的作用力问题进行了分析；屠启宇、金芳（2007）则对主要世界城市的等级分类和数据进行了综合梳理与研究。
二、对世界城市的完整认识
目前，学界在世界城市的标准特征问题上基本形成了共识，归纳起来就是认为：世界城市是全球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的控制节点；世界城市共同构成全球交流网络联系；世界城市网络内部存在等级体系。但目前在全球城市的研究基本建立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世界城市的基础上，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尤其是东亚的世界城市的发展规律和主要特征与前者有着较大的差异。这就需要研究者在思考非西方世界城市这一命题之时，采取有所增益的方法与视角。
当前，在世界城市的等级和类型的划分原则上基本贯串了世界体系和依附论的相同思想根源，即将世界城市根据中心—边缘关系划分为位于世界经济社会核心地带的世界城市和位于全球经济社会半边缘地带的世界城市，后者在等级上逊于前者、在功能上依附于前者。
综合学界的观点，在世界城市建设模式上，主要可以归纳为两种模式。美国学者希尔和金俊宇（Richard Child Hill & June Woo Kim, 2000）的观点较有代表性，他们将这两种模式称为：市场模式和规划模式。市场模式强调了市场力量引导下自然发育的世界城市成长模式，而规划模式强调了新兴世界城市在建设中的国家**力量的推动作用。⑨
希尔和金俊宇认为，无论是市场模式还是规划模式，在世界城市的建设条件上存在一定的共识，其中最重要的共识在于强调了世界城市的国家腹地发展背景的后工业化发展阶段，目前还没有成功的先例证明一个城市可以超越其腹地的发展阶段而单体独进获得领先于整体发展水平的目标成果。另一项共识是强调了世界城市塑造中的完整功能和综合实力，在世界城市的崛起中，多数城市都以某项或几项指标的突出表现来推动城市总体评价的提升，从而基于某项功能获得世界声誉。
但是这并不表示城市可以通过显著的倾斜式发展获得世界城市的成功塑造。美国学者西蒙指出（David Simon, 1995）：“单纯靠发展某一个单项的全球功能，并不是成为世界城市的充分条件。”大量的实践支持着这样的共识，即只有通过城市各方面的完整功能的设计和综合实力的培育，才能给与世界城市地位可靠的支撑。⑩
在后发地区建设世界城市的问题上，两蒙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启发性的思路。1995年，他在弗里德曼早期世界城市假说的基础上，归纳考虑了后发的和处于边缘地区的低等级世界城市的建设经验，提出了关于世界城市规律性认识的新方案。
他认为，建设世界城市必须有三个前提条件：前提一，所在国家实现工业化，世界城市只诞生在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和半边缘国家；前提二，弗里德曼的早期的认识中提出世界城市应该是重要的制造业中心，事实上城市本身不依托重工业基础或经历重工业阶段，也可以发育出世界城市所具备的第三、第四产业；前提三，弗里德曼的早期的认识提出对于塑造世界城市人口规模是重要的，现在认为城市规模（空间和人口）并不是世界城市的充分条件，但人口规模扩张是世界城市都有的特点。
而判断世界城市的建成标准则包括：（1）存在一个经验丰富的金融和服务中心（集群），服务于国际机构、跨国公司、各国**、国家企业和非**组织等全球客户；（2）发育出一个国际金融、信息、通讯流网络的枢纽，该网络联结着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和非**组织；（3）生活质量有助于吸引和挽留技能型国际移民（专业人员、经理人、官僚和外交家），生活质量不仅指物质的和审美的环境，还包括更广的方面，如在经济和政治稳定、大都会气氛和文化生活方面的感受（事关城市形象和生活质量）。
对于世界城市的发展前景，西蒙认为，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网络还在扩张，世界城市的数量还在增长，这就意味着仍将有后发城市进入世界城市行列，而单纯靠发展某一个单项的全球功能，并不是成为世界城市的充分条件，塑造世界必须要强调其完整的功能和综合实力。
在世界城市建设的认识上，的确存在后发城市同先发城市在认识深度上的差距。尤其是后发城市往往只注意到世界城市的积极意义而尚未充分注意到世界城市塑造所引致的经济、社会和空间的极化与隔离问题。这一问题恰恰是相当一批国际重要学者（如萨森、霍尔等）所关注的。其中，世界城市的社会分化，甚至极化是目前国际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学者们的研究表明，高等级的世界城市往往是贫富悬殊最大的区域，全球化使富裕与权力集聚于这些节点，也带来了下层低技术、低收入移民的数量不断增加。同时，就业结构、福利体制的变化，以及世界城市独特的全球财富分配系统也加剧了这一问题。而这一状况的发展事实上将在远期对世界城市的健康发展带来极大的不安定因素。
除了上述问题之外，学者们还指出，亚洲**在构建世界城市方面的热情，同西方学者在研究世界城市方面所呈现出图景，存在着明显的反差。在构建世界城市的过程中，所导致的显著的宗教、种族和其他社会分化，目前已成为一些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挑战。尽管世界城市是一个强有力的集聚全球要素与能量的节点，它也可能是一个加剧社会和政治危机的所在。在亚太地区国家的大都市区里，与构建世界城市要求相生的负面效应屡见不鲜。其中包括，拆除贫民区、驱逐穷人、摧毁小本经营邻里商业、将农田转为城市用地、丧失公共空间、低收入家庭和加长低薪工人通勤距离等问题。同时，世界城市中的巨量空间流动也给城市的环境与安全带来极大的压力，城市的可持续性受到很大制约。
三、全球城市－区域理论的形成
全球城市的形成与周边区域的发展密切相关。近期学者们开始将关注点从城市这一点状空间向外放大，逐渐扩展为全球城市－区域。这一概念的提出源于人们对以全球城市为节点的全球生产体系的整体思考。美国学者斯科特（Allen Scott, 2001）认为，全球城市区域既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城市范畴，也不同于仅有地域联系形成的城市连绵区，而是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前提下，以经济联系为基础，由全球城市及其腹地内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的二级大中城市扩展联合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空间现象。(11)
霍尔将这一新城市空间体形容为“一种新的城市组织尺度”，是通过整合城市化区域内部结构而形成的多中心空间结构。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经济全球化对全球城市区域的出现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区域内多城市个体的扩展与联合是经济全球化的直接后果；其二，全球城市－区域的扩展在空间联系上超越了城市本体，区域内以世界城市为核心的城市节点相互之间的经济、文化、政治联系较与其他地区的联系更为紧密，与过去的世界／全球城市概念比较，其不仅强调外部的多要素交流，也关注内部的各种联系；其三，全球城市区域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同时也是全球经济的驱动力之一。在这种有着高度经济联系的全球城市区域中，集聚了大量人力资源、资本动力、基础设施以及相关服务行业，进行着具备全球化标准的生产。如同斯科特形容的那样：“全球城市－区域已成为世界经济的区域引擎。”
由于全球城市区域的概念将全球化与全球城市、全球城市网络以及城市群等理论要素置于一个更具完整性的研究语境下进行探讨，因此，除斯科特以外，霍尔、弗里德曼、索雅（Soja）、萨森、斯托普（Storpe）等国际城市知名学者纷纷加入研究行列，从不同角度对这一全球经济地理现象进行了分析。
全球城市区域是对全球城市概念在理论及实践上的延伸，并越来越明显地成为国际政治与经济舞台上一个独特空间。事实上，城市区域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主要空间舞台，而全球化是使得这一现象得以出现的主要推动力。在全球化的大前提下，城市内的各行各业以前所未有的联系程度发展，无论是制造业或服务业，高技术产业或低技术产业，而联系程度的强弱有时甚至可能决定一个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因此，仅从城市自身角度已经无法充分解释全球化时代下的产业竞争与发展现象，而城市区域不仅是城市在空间上的扩展，也是城市功能升级、产业扩散、经济空间联系日趋紧密的过程中形成的地域现象，从而为全球化时代的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合适的空间解释。
四、关于世界城市理论的争议
纵观目前全球城市的研究现状，学界尽管在一些问题上形成了共识，但仍存在诸多争议的方面。
1.世界城市的内涵。如何界定“全球城市”的概念，是学界争论的重要话题。对于这一概念的判定，本身就经历了较长的发展过程。但对于世界城市的标准、规模、等级、核心要素，学者们一直众说纷纭。事实上，这种争论源于学者们各自的关注重点不同，同时对于全球城市界定的指标化意味过强。应当看到，全球城市的内涵仍在发展当中，这也决定了在未来这一问题的争论仍将继续。
2.世界城市的西方中心倾向，对于东亚以及其他发展中城市等级结构和网络层次的研究不足。如前所述，国际学术界对发展中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一些在全球化过程中起到重要节点作用的区域性全球城市的关注相对较少，对于全球城市体系中的等级较低的城市的研究较为分散。全球城市研究常常忽略一个城市成为全球城市的路径问题，这一情况使人们忽视了对一些正在成为全球城市的区域中心的关注。同时，西方学者对东西方世界城市的发展模式差异也缺乏全面的研究，这种情况控制了对发展中的世界城市的深度认识。在近期，以西蒙为代表的一些欧美及亚洲学者反复提出这一问题，并得到了积极的响应，但国际学界的总体研究视角仍需进一步多样化。
3.发展模式之争。对于全球城市的发展模式，学术界存在着诸多看法。从总体上看可分为两个流派，其中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一派学者强调不连续城市发展模式，即将世界城市与新的国际分工直接联系起来，认为这一主体的发展显示出世界经济全新发展的突变性特征；而以泰勒、金、斯科特为代表的一派学者则主张以动态的视角看待全球城市的成因和发展过程，强调全球城市的区域联系及时间演变意义。
4.世界城市的主要问题。全球城市集聚了大量的财富，但也导致了巨大的城市社会分化、城市社会问题需求及可持续发展压力。此外，全球城市的共性与个性、城市与国家**的关系，也是在研究不断深化之后学者们所关注的焦点。有些学者认为，这些问题是全球城市形成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代价，而近期一些研究则表明，对这些问题的忽视将导致未来的不确定因素。
5.世界城市的发展依托问题。以伦敦的发展研究为代表，曾经有一些学者认为突出国际化，甚至强化全球性联系，可以使城市超越所在区域和国家的发展状态，进而从全球化中汲取活力，以达到更好的发展表现，所谓“即使英国经济沉默，但伦敦依旧浮着”（UK sinking, but London floating）的俚语就是这一思维的反映。但是，有关全球城市－区域的研究，实质上重新提出了世界城市的发展依托在于当地，甚至只有将投入国际竞争的空间主体从单个城市放大到城市—区域，才能够呼应新的全球趋势，获得国际地位。
五、借鉴与问题
从总体上看，国内外学界对世界城市的诸多主要方面已经进行了十分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在世界城市的判断标准、主要内涵、形成机制、具体特点等方面，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研究对于指导我国建设世界城市而言，无疑提供了较为体系化的理论背景。
但是，从学术回顾与梳理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世界城市的研究仍存在许多不足。其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就是对东亚城市发展特性的认识仍有待深化。即便是国内学界对我国一些国际城市的研究当中，仍习惯于以欧美学者的主要衡量标准作为标杆，来设定中国城市的未来发展方向。而事实上，以东京、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城市为代表的东亚世界城市已经显示出与欧美同类城市较大的差异。因此，对非西方世界城市的特性与建设路径的探讨，应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西方学者的固有看法，形成根据本区域城市特性的创新。
同时，在学界对世界城市的研究当中，一项重要的研究缺失，这就是关于世界城市建设路径的问题。目前绝大部分的研究，都将视角置于静态的世界城市个体或群体网络之上，直接研究概念的判定、等级划分或作用力的释放等既有因素，而对于后发城市构建世界城市的发展路径则缺乏研究，即缺乏对世界城市变化的动态分析。
收稿日期：2010-3-6
注释：
① Geddes, Patrick. Cities in Evolution, Williams & Norgate, 1915.
② Hall, Peter. The World Cities, London: World University Library, Weidenfeld & Nicolson, 1984.
③ Friedmann, J. and Wolff, G."World city formation: and agenda for research and a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 1982.
④ Cohen, R. J."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urban hierarchy", in M. Dear and A. J. Scott ed. Urbanization and urban planning in capitalist society, London: Methuen, p. 287-318.
⑤ Sassen S.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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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Taylor, P. J. World City Network: A Global Urban Analysis. Routledge, 2003.
⑨ Hill, Richard Child and June Woo Kim. 2000. "Global Cities and Developmental States; New York, Tokyo and Seoul." Urban Studies 37(2000. 12) 2167-2195.
⑩ Simon, David."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 reflections from the periphery", in Knox, Paul L. and Taylor, Peter J. eds. World Cities in a World-Syst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1) Scott, Allen J. ed. Global City Regions: Trends, Theory, Policy, New York: Oxford Press, 2001.
【责任编辑】于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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