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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服务业发展的问题思考
2021.1.11
第一，服务业可能整体超前发展的问题。
根据钱纳里80年代标准，最发达国家的三产业占GDP也平均约45%；而我国服务业整体比例是超标的；而且新世纪初以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力推进再工业化，德国日本一直以制造业称雄；历史上英国因为过于金融化导致本国民族工业受损。这些情况说明，我国对三产业服务业的重视有一些过头。其实，无论城市化还是服务业的发展都是工业化的结果。切记不能本末倒置。
第二，公共服务存在过度与短缺并存的结构性不平衡问题。
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即：公共服务必须加强、私人产品提供当尽量市场化。但是，我们在通路通水通电通气通讯通航等基础设施瓶颈基本克服之后，政府在投资领域就应该转向教育、质检、信用、社保、生态保护等软性公共服务。然而，很多地方政府的经济工作重点更多放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上，在营商环境建设、消费者权益保护、人力资本投入等方面着力不够。
第三，城镇化中旧区太弱新城太空的服务空心化问题。
很多城郊新开发区，人气不旺，住房空置率高，有的甚至是烂尾楼或“鬼城”；有些旧城区，人口密度依然很大，但是水电设施破旧落后、尤其是道路狭窄、停车场紧缺；富人贵人几乎全部流失，物业管理老的办法不胜任、新的做法成本高，治安严峻、社会问题突出（如黄赌毒））。究其原因，新开发区的商贸、教育等服务滞后，而老旧区域因为原来的国企事业单位大多破产或迁移，导致原来单位为基础的公共服务脆弱甚至荒废，而新的市场化供给居民无力承受。
第四，对人口数量质量服务业重视不足。
如，应对“二胎”“三胎”的服务准备不足，很多地方的远景规划和工作报告上没有明确将“二胎”“三胎”等人口政策纳入远景规划、甚至也查不到“人口数量”“人口质量”这样的关键词。应该在服务业发展政策上，专门安排有关人口生育的公共服务政策以及鼓励相关市场服务业的发展。
第五，三线城市金融服务项目“虹吸效应”大于“滴灌效应”。
三线城市很多的情况是信贷比中本地存款远大于本地贷款，而在保险等领域也存在本地理赔占比与本地保险收入占比也很不对称的问题。这种情况固然有其合理性，因为三线城市一般属于劳务出口城市、居民是服务收入进出净盈余，从而储蓄比例较大。但是，也说明金融机构在本地的金融服务对当地的经济建设支持力度不够。
第六，对非盈利机构的消费性服务关注不足、发展乏力。
比如，澳大利亚的养老服务，无论是村护理（对能自理老人的服务）还是低护理（对半自理老人的服务）、高护理（对不能自理老人的服务），尽管资金主要是政府安排但事情65%以上是由包括宗教组织、慈善机构、社区组织等非盈利性机构具体实施的。而我们很多地方对非营利性机构在养老、残疾帮扶等工作上的重视还是不够的。我们对民非机构的管理与支持，目前更多的是对行会、商会、学会等生产性服务机构与组织。
第七，服务业中的支柱产业与主导产业缺乏明晰认知，服务业结构合理化不足。
服务业的结构是随着制造业的发展与经济的进步而演变的，有其规律性的特征。例如，工业化初期，生产性服务业一般不会涉及到制造业的价值链环节，主要以运输、一般的信贷金融、仓储等为主；而工业化中期阶段，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开始发展，因为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生产的中间环节对生产性服务业提出了更高需求---例如、广告、律师中介、信息咨询、营销调研、人才猎头等等开始嵌入制造业内部。到了制造业发展后期，科研服务、设计服务、知识服务等知识密集型服务开始成为生产性服务的主流。但是，我们发现各地的服务业规划都会强调现代生产服务业的大力发展，而不是根据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第八，服务业国际贸易逆差一直难以改观。
这个问题在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上一直存在，但是，分析原因的多解决问题的少。
第九，其他。
例如，服务业内部两极分化问题，有的服务业高端现代---如信息化标准化达到国际领先，但是，有些服务业则仍然散小乱差、竞争激烈、劳动生产率极其低下---如餐饮、乡村身心健康服务等。
再例如，有的服务业供应严重不足，例如现代电器维修、信息软件维护、电器电池回收、信用体系建设及其服务、要素市场流动服务（如农村财产流转服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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