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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科学的经济学而言，其并没有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分野，也没有产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等分支学科，它就是一个整体。只是在当前作为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下，经济学才被人为地割裂成“微观”、“宏观”两部分，而这二者之间，即使说有关联，关联既不大也欠缺真实。所谓“微观经济学”，主要探讨消费者与生产者行为，在满足其所设定的严苛的假设前提下，消费者效用达到最大，生产者利润达到最大，社会达到一般均衡并实现帕累托最优。这个被后人称之为的“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最早可追溯至瓦尔拉斯与帕累托。瓦尔拉斯深受法国物理学家路易·布安索作品的影响。年轻的瓦尔拉斯在读完布安索的著作后，便对作者在书中描述的物理学系统中相互联系的不同部分在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下保持着均衡一见倾心。据瓦尔拉斯自己说，他在几天内读完布安索的书，并决心把它作为自己研究计划的样板。从那时起，瓦尔拉斯的目标就是为经济学做布安索已经为物理学和力学所做的事。然而，直至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家们也只是把均衡模型当作一种辅助的智力工具，用于发展解释真实市场过程的理论。也即是说，一般均衡既不是经济理论的核心，也不是现实中所要达到的目标。这一点上，即使是帕累托，也至少承认均衡模型的纯辅助性质。但在30年代之后，大多数经济学家已不再把均衡视为是一种纯粹的辅助工具，而是逐渐视其为唯一重要的研究对象。也正是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努力下，把对“虚幻”的一般均衡的研究推向了经济学研究的焦点。但一般均衡存在性的成功证明，实际上并未让很多人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更为信服和认同，相反，其让人们对自由市场经济更加地怀疑。毕竟，既然自由市场经济要达到一般均衡必须依赖那些现实中根本不成立的假设前提，那么，一般均衡乃至自由市场就不会是现实可行的，“市场失灵”的存在是显然的。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似乎也从经验上佐证了自由市场经济的“不切实际”。如果自由市场经济能够实现一般均衡，又如何会发生危机呢？这时，凯恩斯的所谓“宏观经济学”横空出世了，萨缪尔森热情地称其为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凯恩斯的基本想法是，由于人们具有“动物精神”，即经济个体会出现非理性行为。在这种纯粹心理因素的影响下，消费者和企业突然悲观起来，对未来失去信心，消费和投资意愿下降，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因而陷入衰退。既然私人部门不愿花钱，那么，花钱的“重任”就责无旁贷的落到了政府头上，政府要适时增加支出，以弥补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出现之后，也曾遇到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挑战，进而产生出新凯恩斯主义，虽然二者发展至今有融合之势，毕竟，它们同属新古典范式，同多于异。纵观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虽然试图加入经济学“微观基础”，提出更多看似新颖的概念、论据，但凯恩斯主义的核心理念并未改变：市场经济结合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适时调节，才是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路径。不幸的是，纵使各国普遍采行凯恩斯主义干预政策，这一经济稳定增长的目标，却在现实经济中也从来没有实现过。典型地，经济危机依然如影随形、挥之不去。行为经济学等异端经济学的兴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也侧面反映出他们对现代主流的宏观经济学的失望。简言之，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分野、迷局与乱象，问题根子出在摇摇欲坠的新古典范式上。而要展现经济学的本来面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也显然不是解决之道。出路在于真正延续了古典经济学思想传统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范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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