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在谈到这种情况时说:
且让我们比较中国和英国的历史。中国很早就已发展出非常高度的文明,两千年前,其文明程度遥遥领先于英国。但是,在十九世纪末,英国是富裕文明的国家,而中国则很贫穷。这时该国的文明,和它古时候便已经达到的发展阶段,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它成了一个发展受阻的文明。
中国一向比英国更努力地实现收入平等的原则。个人可保有的土地面积,被一再地分割和细分。无地贫农在中国不成为一个人数众多的阶级。但在十八世纪的英国,这个阶级人数非常多,且在好长一段时间内,传统意识型态所奉为神圣不可动摇的、对于非农业部门的一些限制性措施,延迟了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出现。但是,当自由放任哲学彻底摧毁了限制主义的种种谬见而为资本主义开辟出道路的时候,英国工业制度的演进就能够大幅加速,这是由于工业化所需的劳动力已经具备了。
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那些愿意在工厂工作的工人,但他们如果能够耕种自己的土地,就没有太多动力去这样做了。在中国,坚持平等主义导致了大量农民拥有小块土地。与中国相比,英国对平等的要求不那么迫切,许多无地劳动者觉得在工厂工作很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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