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GDP高速增长与基尼系数的升高(贫富差距拉大)之间的矛盾是很突出的社会问题,而要追踪其原因,我们总结出了几点:一、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产业结构要面临着优化升级,但同时由于其长期的路径依赖(对低成本劳动力的依赖)促使其困难重重。产业结构现状能和著名的资源诅咒理论相吻合。因为日本、德国等资源紧缺、人口密度大的国家走上了一条科技创新、依赖科技道路最终也走上了发达国家的行列。而中国这样一劳动力、自然资源及其丰富的国家保持了几十年的高增长率,其自然资源、劳动力的贡献与科技要素的贡献的差额是多么明显。我们付出的自然资源的大量耗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以及对劳动力的剥削进而带来的贫富差距的增大,这都是代价。据报道,某一地方的一条高速路、一幢大楼,第一年修好,第二年拆迁,这种现象不甚枚举。为了缓解就业,为了增加GDP,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很沉重、惨痛的。
如果说,进步与代价之间用资源诅咒的理论来解释,或者说用发展中的倒U型曲线来解释,我们完成了经济学的任务,我们用统计、事实说明了现象存在、发展变化的规律,但远远没有完成我们要期望的目标。
还是社会成本问题。著名的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科斯1960发表了著名的《社会成本问题》。我们就可以用理论来清楚的发现,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社会的治理成本(或交易费用)的巨大差异。一个有着忠诚、尽职、社会责任感等民族信仰、民族核心价值体系的民族,其社会治理成本会大大降低,比如日本、德国。而一个缺乏这些信仰、核心价值体系的民族,宣扬个人主义,过分崇拜自由的民族或国家,很可能会面临很高的治理成本,需要很庞大、臃肿的治理机构,会产生很严重的征服寻租、腐败现象。当然,像美国这种宣扬自由、提倡民主的国家,其治理成本仍然很高,其犯罪现象随处可见、犯罪率仍居高不下。但是,美国的司法体系、经济体制、社会保障体系等极为全面,人民的整体素质高,对市场交易的尊重远远甚过对关系交易的尊重。当激起全民族对人格、生命的一种高度的尊重和爱护之时,这个民族就会强大起来。
其次是人力资本的投资。当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走向共同富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著名的言论时候,忽略了教育、忽略了人力资本投资的问题。无论哪一个发达国家,无论他宗教信仰怎么样、意识形态怎么样,但有一条是不变的,那就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国民素质,精神的、知识的、技能的、健康的,人力资本是第一生产力实际上比科学是第一生产力更为准确。我国在这一方面一直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而把过多的资源集中在短期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见效快、对GDP的作用明显,但从长期来看,终究不是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