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需要中国，但不要“模式”

如果按照塔哈塔维所主张的“非模式化”的道路走下去，阿拉伯世界是否能够获得复兴，重现辉煌？对于这个问题，萨米尔的回答是：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答案了。

因为从19世纪中期起，“欧洲国家从奥斯曼帝国的边缘开始，逐步蚕食阿拉伯国家，最终将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变成了欧洲的殖民地。“（P.9）萨米尔认为，这一现实导致阿拉伯人面临的问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阿拉伯人来说，最紧要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实现复兴，而是如何抵抗欧洲人的入侵和殖民扩张。”（P.13）

萨米尔指出，在这种新的形势下，阿拉伯人对欧洲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并由此产生了两种立场截然相反的主张：

一种人将整个欧洲视为敌人，并进而反对欧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反对现代化的人同时也是反抗欧洲殖民统治的人，他们所开出的药方是从穆斯林先辈的遗产中寻找答案”（P.14）。

另一种人则与前一种人相反。他们认为，阿拉伯文化是导致阿拉伯世界落后的根本原因，欧洲在探寻复兴道路这一问题上握有绝对真理，阿拉伯人应沿着欧洲的道路全盘照搬，不必也不能对其作任何根本上的变化和调整。与前一种人相比，这种人可以按照中国人熟悉的说法，被称为“全盘西化”派。

冷战结束后，由于美国被认为所冷战的胜利者，持西化主张的人更进一步坚定的认为，西化的方向，就是效仿美国。但现实是，这条路除了让阿拉伯国家变成西方的附属之外，别无所得。特别是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更是让这些人陷入了危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萨米尔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这两种思想虽然貌似对立，但它们其实是基于同一个基础，那就是：它们在本质上都不具有独立性，都是为了应对殖民扩张而产生的，只不过二者选择的具体方式不同：“要么倾向古代文化，要么倾向异族文化”。而以塔哈塔维为代表的近代早期阿拉伯思想家们的初衷——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复兴，被忽略了。套用一个中国人熟悉的句式来表达，就是“救亡压倒了复兴”。

在萨米尔看来，由于近代欧洲殖民者的入侵，使得近代阿拉伯世界“救亡压倒了复兴”，这是近代阿拉伯世界走上歧途的开始；而由此又产生了两个阿拉伯世界的“精神病灶”，就是“复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西化”。按照萨米尔的定义，这就是所谓的“模式化”——与塔哈塔维所主张的“非模式化”道路相比，“复古”和“西化”的最大特点就是预先设定了一种完美的“模式”，然后试图在现实中按图索骥将其构建起来。

萨米尔认为，这是企图逃避艰苦的文明成果学习和本土化过程，企图通过找到一个一次性的完美方案，一劳永逸的解决所有问题。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机会主义”。没有通过学习、创新，自主构建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模式，而企图以这种机会主义的态度来应对发展问题，是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至今复兴无望的根本原因。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已经在这两种机会主义之间来回震荡了两个世纪，虚掷了十代人的血泪精华

不要“模式”，但“追随”中国

　　二十多年下来，一场“复古”，一场“西化”，这两场“模式化”实验，都以失败而告终。按照萨米尔的观点，这意味着，“模式化”，在阿富汗已经走到了尽头。如果说塔利班的“复古”因为其“倒行逆施”而失败，那么以美国主导的“西化”为什么会失败呢？

　　2011年，也就是塔利班在阿富汗倒台10年之后，“阿拉伯之春”爆发。在短暂的“春天”之后，阿拉伯世界陷入了一场不见尽头的持续动荡，“阿拉伯之春”没有解决既有问题，却成为既有问题的总爆发。

对此，萨米尔在新作《东方的复兴》中的分析是：“这些问题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阿拉伯民族脱离于世界和落后于时代的诸多表现：当世界各国迈向未来的时候，阿拉伯人则将时针拨向过去；当世界各国将自然资源和国家财富用于实现复兴和满足人民需求时，阿拉伯人却大肆浪费其有限的资源与财富；当全世界都坚持着自由、平等的价值观时，阿拉伯人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忽视和践踏它；当世界各国都拒绝依赖外国力量、力图实现独立发展时，阿拉伯人却极力取悦于别国；当世界各国走向统一的时候，阿拉伯人却愈发分裂；当第三世界国家努力接受公民身份和公民社会的价值观时，阿拉伯人却在回味公民社会以前，部落时代中的落后要素；当各国着力改善自身处境以迎接未来的时候，阿拉伯人却宣称要追根溯源，回归历史。”

萨米尔认为，关键问题在于，“阿拉伯之春”企图通过直接移植西方政治体制的方法来解决阿拉伯国家的发展问题，但这种做法完全忽视了阿拉伯国家自身的国情。很多阿拉伯国家只是有着现代国家的外形，内部却仍然是阿拉伯传统的部落主义、宗派主义，统治者没能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转型或融合，疲于应付内外压力，无力进行社会整合，只能通过强化部落主义、宗派主义来保障执政地位和政权合法性。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没有共同议程，因此“阿拉伯之春”成为了“议程真空下的即兴革命”。

在萨米尔看来，今天的阿拉伯世界面临的问题就是：“复古”和“西化”这两条路线都以失败而告终，阿拉伯世界已经陷入了无路可走的绝境。出路在哪里？对此，萨米尔提出的方案是：以中国为对象，进行“文明的追随”。这也是萨米尔这本《文明的追随——中国的崛起与阿拉伯人的未来》的主旨所在。

根据萨米尔的定义，所谓“文明追随”，其要义是“落后民族……追随先进民族的复兴之路”（P.97）。具体地说，“追求复兴的落后民族”，应该选定一个在发展程度上高于自己的民族作为“追随”的对象，然后与作为其追随对象的先进民族，建立这样的关系：

　　1、先进民族应捍卫落后民族的利益并满足他们的迫切需求，特别是保护他们免受外界的压力和干涉，为落后民族实施民族复兴计划创造适宜的外部环境。

　　2、先进民族通过为落后民族提供他们自己不能探索、了解和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加快落后民族实施民族复兴计划的步伐。这既有助于先进民族从落后民族那里获得相应的利益，也有助于落后民族加速缩小与先进民族的发展鸿沟”（P.99）

　　从萨米尔的这段话可以看出，“安全”带来的“和平”与“发展”，是他最关心的。他希望，能找到一个“先进民族”，由这个“先进民族”充当“落后民族”的保护者，保护和引导作为“落后民族”的阿拉伯世界走上复兴之路。

　　萨米尔认为，在“复古”和“西化”这两个方向都已经走进死胡同的情况下，这是唯一的出路：“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与发达的文明国家建立‘利益共同体’的关系，从而实现互利合作而非单纯的索取利益：落后民族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汲取他们文明的诸多成果，同时落后民族也可以为先进国家的持续进步和长久发展提供相应的帮助。”（P.96）这个“发达的文明国家”，就是萨米尔为阿拉伯世界设计的“文明追随”的对象。

　　但是，萨米尔又认为，“利益共同体”这个概念，“只适合于实力相当的国家之间，否则就是空中楼阁。”因此，与先进国家建立起“利益共同体”的第一步，就是“首先追随先进民族的复兴之路”（P.97）。也就是说，阿拉伯世界所要“追随”的对象，应该是一个自身也处于复兴进程中的国家。在有着共同的复兴追求的基础上，借鉴对方“在实现成功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基本哲学，为阿拉伯人规划自身的复兴提供指引。”（P.2）这就是萨米尔所说的“文明追随”的具体内容。

　　那么，什么样的国家，可以充当阿拉伯世界的“文明追随”对象呢？萨米尔认为，这个国家应具备三个特征：

　　第一，它必须是一个与阿拉伯世界没有利益冲突的国家。此前西化派的失败已经证明，与阿拉伯世界有利益冲突的国家，是不可能成为阿拉伯世界复兴的学习榜样的。

　　第二，它自身必须是一个足够发达，并有强大实力的国家。

　　第三，这个国家应与阿拉伯世界有若干相似之处。这个国家自身也是处于复兴的过程中，而且取得了成功。特别是，这个国家在复兴过程中，也采用了与近代阿拉伯复兴思想鼻祖塔哈塔维所提出的“非模式化”类似的发展方式。

　　根据以上三条标准，萨米尔认为，世界上有且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充当阿拉伯世界“文明追随”的对象，这就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