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以1998年-2015年公布的1957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为研究对象,分析我国高端学术人才的成长特点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我国长江学者性别比例悬殊、学科训练背景单一、工作变动较频繁、大部分人担任过行政职务。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平均成才时长为15年,自然科学领域长江学者的成才时长明显短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长江学者。大部分长江学者有国外留学背景,留学对其成长成才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以出生江、浙两地的长江学者为多,存在明显的地域文化影响现象。据此提出了文化激励的概念和相关教育建议。
国家竞争的核心是人才的竞争,我国为培养高端人才启动了一系列计划,1998年启动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是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加速高校创造型人才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
李峰等人以1322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为对象,分析了多样化教育背景因素对学者成才时间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等教育背景的多样性对学者整体成才速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存在较大学科差异。
黄海刚等人根据1999-2014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数据,分析高端人才在区域和组织间的流动路径和结构性失衡问题,研究认为,我国高端人才不存在过度流动问题,但流动方向的线性模式而非环流模式是造成人才无序流动的主要原因。
宋晓欣等人以22位教育学长江学者为例,对教育学科高层次人才成长规律进行探究,发现研究生阶段就读知名高校、获得名师指导对人才成长起着重要作用;将理论学习与工作实践相结合更利于教育学科人才的成长。
王帆等人以2004-2014年268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成长的基本特征。研究认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具有成才周期长、领先于同侪、分布不均衡、流动较频繁、行政任职和学术兼职普遍等特征。王帆还研究了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晋升与学术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在事业刚刚开始、激励很明显的时候,投入的努力最多,晋升后绩效则显著下降。
杨得前等人以1999-2016年1971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分布及成长路径,研究表明长江学者在学科分布上存在集中趋势;不同学科长江学者在年龄上存在较大差异。进一步实证分析发现拥有国际化教育背景、本硕博直读型培养方式、分学科分类别交叉型教育模式有利于加速拔尖人才的形成。
萧鸣政,唐秀锋对入选社会科学领域2011—2016年的146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履历信息进行量化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教育经历、工作经历、科研经历以及兼职经历是其成长的重要影响因素,而获奖项目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著。
上述研究获得了许多有意义的发现,一些研究成果对科学创新人才的培养很有启发性。但对一些重要变量,诸如工作流动性、地域文化、高校类型对科学创造性人才培养的影响没有涉猎、着墨不多或讨论分析不够深入,一些研究结果不一,特别是没有提出基于中国化的概念或可解释的理论。
本研究以1998年到2015年入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的1957人为样本,通过对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着重对上述几个方面存在的问题给予探讨,以进一步了解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成长特点及其影响因素,为高端学术人才的培养提供实证依据。
|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对象为1998年至2015年教育部公布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共1957人,通过各大门户网站、数据库、传记书籍、新闻报道、搜索引擎以及其他途径收集其资料信息,并对其中存在矛盾和有问题的数据信息进行比对和确认。收集的信息包括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基本情况、工作经历、成长成才的影响因素等。
采用内容分析法和履历分析法,对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资料信息进行变量化处理,这些变量包括性别、担任行政职务、工作变动、教育程度、留学状况、毕业院校、学科专业、出生地分布、专业训练背景、成才时长(即获得最后学历到获得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称号的时间间隔)等,可将其归为三类变量:基本变量(性别、出生地)、教育变量(毕业院校、专业、教育程度或学历、留学状况)和工作变量(行政职务、工作流动性、研究领域、成才时长)。将这些变量信息录入SPSS22.0进行统计分析。对上述各变量信息进行统计分析时所采用的统计人数,将根据该变量信息的可获得性和可确证性而有所变化。
|结果与分析
从性别分布来看,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男性1835名,占比94%;女性仅122名,占比6%。男女比例严重失衡。据统计,2015年我国高校女教师占比为48.62%,男女教师比例比较接近。2013年,正高职称的女性高校教师比例仅占28.92%。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绝大部分来自高校,是高校教授群体中的拔尖人才。这反映了在我国高校中,越是高层次人才,女性比例越低。女性学术成长受限一方面可能与女性要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照顾家庭和孩子身上有关,也可能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刻板印象有关。
我们对848名具有大陆有效出生地信息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进行了统计,以探讨地域文化或文化传统对拔尖人才成长的影响。
可以看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出生地分布在大陆地区的29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出生地为江苏和浙江的长江学者最多,两个省份比例占22.7%。江浙地区自古以来文教昌盛,文化世家密集,南宋以来,江浙人一直是科场主角,明清时期更为突出,据统计,明清两代状元共203名,其中,江苏浙江有105 名,占到全国状元总数的51.7%。近代江浙学人群体更是群星璀璨,人才辈出,无论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同样充当了开拓者、领头雁的角色,引领近代中国的文化学术转型。这和江浙地区自古博学崇文、开放进取、批判质疑的地域文化风气密不可分。
我国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第一学历几乎都在国内高校获得,在求学的最后阶段(基本是博士阶段),则有相当大比例(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将目光投向国外,通过接受西方国家发达的高等教育,来有效地扩展自身的学术视野和创新能力。同时,一般高校在对长江学者最后学历培养中的作用也有显著的降低。不过,我国高校仍然是培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等高层次人才的主要力量,这是和新中国成立前杰出人才绝大多数毕业于国外高校的最大不同之处。
对能获得准确的教育程度信息的1915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从本科至博士阶段的教育状况进行统计。
可以看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基本上都拥有博士学位,最终学历为学士和硕士的比例很低,两者合占1.3%。说明获得最高学位是杰出学术人才成长的重要条件,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我们将在国外获得文凭,或者在职业生涯期间有去国外做访问学者的,界定为有留学经历;而把既没有在国外获得文凭,也没有去国外访学的,界定为无留学经历。根据上述界定,我们对能收集到准确信息的1748名长江学者的留学状况进行统计,结果表明,有留学经历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106人,占总数的63.3%;无留学经历的642人,占总数的36.7%。说明大多数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都有留学经历,留学经历在学术高端人才的成长中起着重要作用,它有助于研究方向和学术思想的确立、学术人脉的建立、新的学术领域的拓展以及对世界学术前沿的了解、追踪和突破,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改革开放对我国杰出学术人才成长的影响。
这里所统计的学科训练背景分为单一学科训练背景和多学科训练背景。单一学科训练背景是指从本科、硕士、博士阶段所接受的学科训练都在同一个一级学科内完成;多学科训练背景是指从本科、硕士、博士阶段在两个及以上一级学科领域学习。根据上述界定,在可获得准确信息的1518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有1209人属于单一学科训练背景,占79.6%;309人有多学科训练背景,占20.4%。大多数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从本科、硕士到博士阶段接受单一学科训练,这可能与我们的研究生选拔制度有关,即主要采用笔试成绩的录取方式,对于进一步攻读同一学科的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成功率会比跨学科攻读更高一些,此外,有研究发现,本、硕、博毕业于同一机构的长江学者在科研训练阶段平均花费时间最短。在同一机构完成所有阶段的训练大都属于同一学科专业的训练,导师也比较熟悉。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选取教育变量中的教育程度和留学两个变量,采用方差分析,以探讨这两个变量对长江学者成才时长的影响,结果见表2。

留学经历对长江学者的成才时长有显著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本科毕业后去国外留学上,本科毕业后留学会显著缩短长江学者的成才时间。这可能与我国的研究生学制有关,国内的硕士学制长,本科毕业到获得博士学位要六、七年时间,而在国外,由于硕士学制短,本科毕业到获得博士学位的时长最快可缩短到四、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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