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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原文：
写错字，不是奇怪的事情，王羲之也写错过，康熙皇帝也写错过字的，毛主席也写错过的，那都是笔误或者是流行的知识性谬误，而不是个人的不知道造成的。
写错了字，人家指出来，还死不承认，这就奇怪了。更为奇怪的是，明明错了，还要强词夺理，曲为辩解，指鹿为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甚至意图以讹传讹，化腐朽为神奇，这就更奇怪了。
还有一种奇怪的是，帮闲的人借助于自己的某一身份和伪装的知识结构，编造一些子虚乌有的所谓的“古代文法”云云，不仅“趾高气扬”，还要拉大旗作虎皮，言语之间，极尽取巧之能事，满口胡谈乱道，混淆视听，影响极坏。这种人大有“助纣为虐”的可恶和可杀。
当然，一个错别字，起初是反映一个人粗心，不谨慎，不细致。但是一旦固执己见到无以复加，那就是愚昧和无知，暴露了个人的知识短板，暴露出某种龌龊的心态。故宫的这次错别字，就是如此，越说越荒唐，越解释越说明当事者的愚蠢，不只是没有知识，不只是文盲，还流氓成性，不可理喻。
故宫有错别字，也不是今天才开始的。故宫的人也不是个个都有文化的，更不是个个文化水平都很高的，不说太监这些故宫的管理阶层，就是皇帝也难免写错别字啊。不仅如此，就是状元郎也难免。但是，历朝历代，却不曾见今日故宫对待错别字的那种野蛮**的行径的。
同治四年春三月，讲官编修蔡寿祺疏劾议政王（恭亲王）搅权纳贿，恭亲王欲逮问寿祺。两宫震怒，初五日召见大学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书朱凤标，户部侍郎吴廷栋，刑部侍郎王发桂，内阁学士桑春荣、殷兆镛，谕以王植党擅政，渐不能堪，欲重治王罪。诸臣莫敢对。太后屡谕诸臣，当念先帝，毋畏王，王罪不可逭，宜速议。
初七日，诸大臣复奏上。太后出朱谕示诸臣，且谕曰：“诏旨多有别字及词句不通者，汝等为润饰之。”
这段懿旨，《翁同龢日记》记载了，全文如下（见其初八日日记）：
谕内廷王大臣等同看：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似此重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事出有因，究属暧昧，难以悬揣。恭亲王议政之初尚属勤慎，迨後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视朕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巧妄陈奏。若不及早宣示，朕亲政之时何以用人行政？凡此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正是朕宽大之恩。恭亲王著无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以示朕曲为保全之至意。至军机处政务殷繁，著责成该大臣等共矢公忠，尽心筹办，其总理通商事务衙门各事宜责令文祥等和衷共济，妥协办理。以後召见引见等项著派惇亲王、醇郡王、锺郡王、孚郡王四人轮流带领。特谕！
目前见到的图片，文字有出入，也许只是原稿，翁所记当时最后的定稿。图片的原稿文字稚嫩，猜测应是十岁的同治皇帝记录慈禧太后的话，所以有十余个错别字，慈禧这才跟大臣们说“诏旨多有别字及词句不通者，汝等为润饰之。”请求大臣们润色修饰改正错别字和语句不通的地方。原稿比较最后定稿，少去最后一长句后事安排的话，我这里用方括号括注了，圆括符里的是正字。
慈禧这个人，在我们的印象中形象不是很好的一个，突出的印象是无知又专横，但是1864年春末这一节故事，却也看出慈禧不是那么死不要脸的人，也知道故宫禁地，皇家声望，知道错别字是要不得的，“此事体大”，苟且不得。不成想，新社会里的故宫主事者却让人大跌眼镜，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谕内廷王大臣等同看：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种种情形等弊，嗣（似）此重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是（事）出有因，究属暧昧知（之）事，难以悬揣。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多狂敖（傲），以（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视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谙（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口胡谈乱道。嗣（似）此情形，以后何以能办国事？若不即早宣示，朕归（亲）政之时何以用人行正（政）？嗣（似）此种种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方知朕宽大之恩。恭亲王著无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以示朕曲为保全之至意。[至军机处政务殷繁，著责成该大臣等共矢公忠，尽心筹办，其总理通商事务衙门各事宜责令文祥等和衷共济，妥协[办理]。以後召见引见等项著派惇亲王、醇郡王、锺郡王、孚郡王四人轮流带领。]特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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