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型项目，你应该知道什么，为什么：概述

赫希曼的文本包含了这一论点的经典表述，并广泛用作其理论依据，索耶（1952）也是如此，他直接启发和影响了赫希曼。7最近，格拉德威尔（2013）对赫希曼在这一点上的思想进行了庆祝。赫希曼（1967a:13-14）观察到，人类被自己的无知“诱骗”去做大项目。

他认为这是积极的，因为正如人类低估了大型项目中的困难一样，他们也低估了自己在处理困难时的创造力，“我们能够充分发挥创意资源的唯一方式是错误判断任务的性质，将其呈现给我们自己，使其成为比实际情况更常规、更简单、更不苛刻的真正创意。”赫希曼称之为“隐藏之手的原理”，它包括“某种无形或隐藏的手，有益于为我们隐藏困难”，其中低估困难的错误被低估我们克服困难的能力的“大致相似”错误所抵消，从而帮助我们克服困难“加快‘人类’成功解决问题的速度。”Sawyer（1952:199203）——在一项对早期工业基础设施项目的研究中，他称之为一部“赞美愚蠢”的作品——同样认为项目开发中的“创造性错误”，首先是对项目的真实成本和收益的“误判或完全无知”，其次是，这种误判“对企业的启动至关重要”索耶认为，这样的“创造性错误”是建造一系列大型历史性重要项目的关键，比如伊利湖和安大略湖之间的韦兰运河、巴拿马运河、米德尔塞克斯运河、特洛伊和格林菲尔德铁路，以及俄亥俄州早期公路。对于这些和其他项目，Sawyer发现“估算成本的误差至少被估算需求的相应误差所抵消”（第200页）。赫希曼（1967a:16）明确提到索耶是一个灵感来源，他的“创造性错误”是一个接近藏手原理的“近似”。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赫希曼和索耶的理论受到欢迎，尤其是那些从大型项目中受益的人。这些理论鼓励发起人和决策者，比如上面的威利·布朗，继续进行项目，不要太担心成本或其他问题，因为隐藏的手最终会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在任何情况下，谁想成为一个杀手，用过量的真相阻止大型项目的进行？从华盛顿的政策制定机构到联合国，再到世界银行，赫希曼（Hirschman，1967b）立即受到了从业者的欢迎。世行经济部门负责人告诉赫希曼，“你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消除了不安，因为我一直在思考，如果我们使用现代项目技术，世界上现有的许多开发项目将永远不会进行”（阿德尔曼，2013:405）。赫希曼的思想最终也渗透到了学术界。Teitz和Skaburskis（2003）在询问悉尼歌剧院的巨额成本超支时遵循了隐藏之手的逻辑，“人们真的认为悉尼歌剧院会按预算投入吗？还是我们都同意接受欺骗，一厢情愿地去做我们真正想做的事情？……澳大利亚人真的对海港里那些戏剧性的航行感到遗憾吗？还是他们会更后悔[不建造]这是基于对成本的合理预测。”这种逻辑是诱人的，但并不可靠。

回顾过去，澳大利亚人当然不会后悔悉尼歌剧院，考虑到它为澳大利亚所做的一切——虽然最初这座建筑不是被称为“海港里的戏剧性的帆”，而是由一位“品味低劣”的建筑师设计的“交配的白海龟”和“从海洋中爬出来的东西”，这是一个“没有什么好主意的东西”（Reichold and Graf，2004:168）。然而，非澳大利亚人可能会感到遗憾，例如歌剧院的建筑师，他叫什么名字？有人知道吗？只有少数人这么做，这似乎令人惊讶，因为我们谈论的是20世纪最具标志性建筑的建筑师。如果有人知道这位建筑师是丹麦的约恩·乌特松，为什么他们几乎不能提及他设计的另一栋建筑？因为歌剧院的泛滥和接下来的争议毁掉了乌特松的事业，阻止他创作更多的杰作。他成了建筑界最悲惨的人物，唯一的建筑设计师。这是悉尼歌剧院真正的遗憾——也是真正的代价。而不是总理乔·卡希尔（Joe Cahill）故意欺骗成本——获得议会批准——以及随之而来的巨额成本超支（Flyvbjerg，2005）。1966年3月，在悉尼市政厅举行的一次支持乌特松的会议上，维也纳塞伯恩澳大利亚建筑师哈里·塞德勒（Harry Seidler）说，这场争论使乌特松在施工过程中离开了澳大利亚和歌剧院，再也没有回来，“如果乌特松先生离开，将对未来几代澳大利亚人犯下罪行”（默里，2004:105）。赛德勒说得比他想象的更正确，除了犯罪不限于澳大利亚人，它成了针对各地伟大建筑爱好者的犯罪。

在2003年获得普利茨克奖（诺贝尔建筑奖）后，乌特松再次受到广泛赞誉，甚至在澳大利亚也是如此，多年来，悉尼歌剧院的导游甚至都被禁止提及他的名字。但为时已晚。乌特松现年85岁，几十年来他没有建造任何大型建筑。因此，我们没有像其他像他那样有才华的建筑师那样，享受一整套作品，我们只有一栋主楼。尤特松38岁时赢得了歌剧院的比赛——这位成熟大师的作品将如何丰富我们的生活？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作为一种思维实验，考虑建筑师弗兰克·盖里（FrankGehry）的作品集，他与乌特松（Utzon）处于同一级别；然后考虑一下你会选择哪栋建筑，你能不能只选择一栋，其余的就得搬走。因此，如果你选择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那么洛杉矶的迪士尼音乐厅、芝加哥的杰伊·普利茨克馆、布拉格的舞厅、西雅图的体验音乐项目博物馆等都将被淘汰。这说明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对悉尼歌剧院的规划管理不善，故意玩创意错误和藏手的游戏，给世界带来了高昂的代价。即使歌剧院可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悉尼也强调了一个重要的观点：通过创造性错误进行管理是有风险和破坏性的，有时会以激烈和意外的方式进行，而且隐藏的手不够大，无法隐藏所有甚至大部分错误。赫希曼和索耶的理论在更基本的层面上也存在缺陷，即有效性。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理论是基于小样本和有偏见的数据。赫希曼只研究了11个项目，如果我们算上子项目的话，还研究了几个，索耶10到15个。

在讨论隐藏手原理时，这一重要事实通常被忽略。赫希曼（Hirschman，1967a:7，14）似乎意识到这一原则的基础薄弱，适用范围有限，他称之为“推测性的”，只在“某种程度上”有用他在出版时向一位同事承认，他的书是“一次探索，一次实验他对另一个人说，他故意偏袒自己的分析，“以强调意外的成功”（阿德尔曼，2013:404-5）。即便如此，赫希曼仍将隐藏之手称为“行动的一般原则”，并公然使用了一个与亚当·斯密著名的“看不见的（隐藏的）手”有明确含义的名称。显然，制定“经济法”的诱惑太大了，尽管数据薄弱且有偏见。索耶（1952:204）预先警告读者，他的研究必须被视为“边缘和明显有限的注释”他承认，这项研究只考虑了一种“相当特殊的情况”，忽略了“失败”的项目，以便将重点放在“成功”的项目上，因为“最初对成本的严重误判……至少被相应的需求低估所抵消。”因此，Sawyer的结果并没有描述大型项目的一般特征，而是他有偏见的样本的一个特征，该样本只包括幸运的项目，这些项目对成本的巨大低估被类似的巨大或更大的需求低估所补偿。有人会把这称为数据钓鱼，唯一的补救因素是索耶非常诚实，而且开玩笑地幽默。他似乎没有料到会被完全认真对待，不幸的是，包括赫希曼在内的一些人对他非常认真。

今天，我们有比赫希曼和索耶时代更好的关于大型项目绩效的数据和理论。我们现在知道，虽然这些作者对于某些类型的项目和背景的理论中可能有真理的成分，但他们的样本和结论并不代表项目群体。特别是，卡尼曼和特沃斯基（1979a，b）以及基于他们的工作的行为经济学家，已经有力地驳斥了他们奇怪的不对称假设，即乐观主义适用于成本估算，而悲观主义适用于收益估算。他们发现乐观主义偏见适用于成本和收益的估计，两者都是如此。乐观的成本估算值较低，会导致成本超支，而乐观的收益估算值较高，会导致收益不足。因此，估计误差不会像赫希曼所说的那样相互抵消；恰恰相反，错误通常会相互强化。因此，大型项目的规划者和管理者不应该指望隐瞒事实、创造性错误或任何其他一般原则，根据这些原则，对成本的低估将被对收益的类似低估所抵消。我们现在也知道，假设下游人类的创造力通常可以用来解决规划人员和管理人员在决定进行项目时忽视或低估的问题，这同样是鲁莽的。数据显示，对于太多有前端问题的项目来说，这种创造力从未实现，项目最终严重受损或不可行。最初的问题，如果不提前处理，往往不会消失。如上所述，巨型项目的铁律在统计意义上超过了赫希曼的隐藏之手，我们知道原因。

隐藏之手本身就是一个乐观主义的例子，因此没有抓住大型项目管理的现实。为了获得这种捕捉和真正的解释力，我们必须求助于乐观主义偏见、计划谬误、战略误报和委托代理行为等理论。总的来说，如果一个人声称他们只能通过隐藏的手、创造性的错误或彻头彻尾的欺骗来完成，那么他就对大型项目——以及大型项目管理——造成了伤害。毫无疑问，项目推动者及其规划者和管理者普遍认为他们的项目将造福于社会，因此，他们有理由“烹饪”项目建设的成本和收益（Wachs，1990；Pickrell，1992）。然而，这种推理是错误的。低估给定项目的成本和高估收益——如上所述，这是常见的模式——会导致该项目的收益成本比过高，这反过来又会导致两个问题。首先，尽管该项目在财务和经济上都不可行，但它可能会启动。或者，第二，如果两个项目的实际成本和收益都已知的话，它可能会被启动，而不是另一个项目，该项目本可以证明自己比启动的项目产生更高的回报。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帕累托效率低下，即资源分配不当，对于公共项目来说，浪费纳税人的钱。因此，仅出于经济效率的原因，必须驳斥这样的论点，即成本低估和效益高估是启动项目的正当理由。但出于法律和道德原因，这一论点也必须遭到拒绝。

在大多数民主国家，项目推动者、规划者和管理者故意误导立法者、行政人员、银行家、公众和媒体有关成本和收益的信息，不仅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也是非法的，例如公务员故意误导内阁成员，或者内阁成员会故意误导议会。在私营企业中，类似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的立法同样在许多情况下将故意虚假陈述定为犯罪，而在美国，这种行为最高可被判处20年监禁。8在大多数民主宪法中，以及现在的公司治理立法中，都有一个正式的“真相义务”，作为实施问责制的手段。无论虚假陈述的原因是什么，故意虚假陈述成本和收益都会违反这一义务。不仅经济效率会受到影响，民主、善政和问责制也会受到影响。因此，对于怀疑论者提出的一个问题，即如果不涉及对成本和收益的某种形式的虚假陈述，是否会开展足够多的大型项目，第一个答案是，即使为了启动项目，有必要进行虚假陈述，出于经济、法律和道德原因，这种误传在自由民主国家通常是站不住脚的——尤其是在故意误传的情况下。第二个答案是，进行项目时不必进行虚假陈述，因为许多项目的存在都具有足够高的效益和足够低的成本，足以证明建设这些项目是合理的。

即使在创新和复杂的建筑领域（通常被认为特别困难），也有巴斯克-阿班多伊巴拉城市复兴项目，包括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它与任何标志性建筑一样复杂、创新和标志性，而且是按时间和预算建造的。巴黎-里昂高速铁路线和伦敦码头区轻轨延伸线等复杂的铁路项目也已按预算修建。问题不在于有价值的项目不存在，或者无法按照时间和预算建设。问题在于，许多大型项目的推动者、规划者和管理者在推广他们钟爱的项目时使用的低估成本、高估收益的可疑和普遍做法，造成了一个扭曲的镜像大厅，在这个大厅里，很难决定哪些项目值得进行，哪些项目不值得进行。事实上，情况甚至更糟。在估算成本和收益时，依靠隐藏的手或创造性错误的常见做法——从而正如受访者在之前的研究中所说的那样“展示项目的最佳状态”——导致了一种倒置的达尔文主义，即“不适合的生存”（Flyvbjerg，2009:352）。以这种方式实施的不是最好的项目，而是纸面上看起来最好的项目。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纸面上看起来最好的项目是成本低估和效益高估最大的项目。但纸面上低估的成本越大，实践中的成本超支就越大。对收益的高估越大，收益缺口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