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危机的实证特征：二元分析

分析的主要特征可以综合如下：o序列之间的一致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积极的；只有少数系数为负值，其中大多数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总体而言，我们看到，不同国家的银行业危机之间存在着高度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如果两个国家（例如a和B）之间的系数为正（且具有统计显著性），则a中的银行危机与B中的银行危机相关，反之亦然（例如，DZA和AUS的系数，或KOR和COL的系数）。o如图2所示，通过四弦相关测量的关系在很大一部分系数中是有意义的相关性的强度与所考虑的两个国家的地理位置无关。从矩阵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因为位于不同大陆的国家显示出高度和显著的相关性（例如，两个遥远的国家NIC和EGY之间的相关性高且显著，为1%），但我们通过卡方检验对这一假设进行了统计检验，按行考虑相关程度（中等或强），按列考虑所考虑的两个国家是否位于同一大陆。

由此得出的p值约为0.3，这意味着我们不能拒绝独立性假设。考虑更短的期限会适得其反：首先，因为对于推断来说，数据越多，估计就越好；其次，由于计算此类矩阵具有计算扩展性，因此我们选择最具代表性的矩阵；第三，由于银行业危机是“罕见”的事件，排除分析中的宝贵观察可能会影响系数的大小和重要性；最后，因为更多的矩阵会在论文中占用太多的空间，而不会添加不同的观点。中等相关系数假设值（绝对值）在[0,0.7]范围内[.这是一个可能的空间邻近性标准，考虑到同一地理区域内的国家往往表现出类似的金融和规范结构这一事实，这很简单但很有效。图1。整个时间段内二分时间序列之间成对四分相关系数的热图矩阵。来源：我们的阐述。图2。统计符号矩阵重要相关系数。*表示10%的显著性，**表示5%的显著性，***表示1%的显著性，n.s.表示“非显著性”。主对角线用红色表示，以便于可视化。资料来源：我们的阐述。最后，使用聚类程序，我们可以可视化哪些国家组具有共同事件的特征。图3显示了整个期间66个被分析国家的树状图，使用Jaccard指数作为相异标准，平均联系作为聚合方法。

从树状图中，我们可以做出有趣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匈牙利和希腊具有相同的事件路径，因为它们的差异为零；希腊与尼日利亚关系密切，而波罗尼亚和突尼斯、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韩国和马来西亚、哥伦比亚和菲律宾与希腊有着密切的相似性；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形成了一个孤立的集群，应该指出的是，它们是相邻的国家，而新加坡的银行业危机并没有汇集到任何其他系列中；除尼日利亚外，浅蓝色集群由通过政治或经济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发达国家组成，此外，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是欧洲国家；截止阈值非常高，因此几乎所有组对分析都有意义。如果我们考虑1929年和2008年的两次主要金融危机，看看会出现什么样的集群是很有趣的。为此，我们将样本分为两个子样本：第一个子样本涵盖1929年至2006年的银行业危机，并考虑了大萧条的影响；第二部分涵盖2006年至2014年的银行业危机，并考虑了大衰退的影响。图4显示了第一个子样本的树状图，而图5显示了第二个子样本的树状图。一些集群类似于整个时期的树状图所描述的情况（例如希腊-匈牙利、新加坡或多米尼加共和国-毛里求斯-缅甸），但仅考虑大萧条的影响的情况非常不同，主要特征可以合成如下。

首先，我们注意到奥地利、德国、葡萄牙和法国现在形成了一个由美国分隔的集群；第二，蓝色集群表明，位于同一地理区域的国家之间有很强的相似性。例如，挪威、丹麦、意大利、埃及或安哥拉、尼日利亚就是这样。这两个事实证明，在大衰退之前，银行业危机具有“传染性”，但主要是通过地理标准。大衰退之后（图5）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特征：银行业危机现在成为金融联系紧密的国家的特征。树状图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左侧）显示了无差异的大集群（序列很短，因此几个国家出现了相同的事件）；第二部分（右图）显示了与美国密切相关的欧洲国家组成的一个集团。本文研究的最后一个区别是金融自由化的程度。由于发展中国家在1990年代经历了一系列重要的金融自由化改革（世界银行，2005年），我们将这一系列分为两个子系列：一个考虑1800年至1990年的年份，另一个考虑1990年后的年份，以评估金融自由化的影响。图6显示了主要改革之前的树状图，图7显示了主要改革之后的树状图。通过对这两个树状图的分析，出现了几个重要的差异。有趣的是，在金融自由化之后，形成了两大集群（图7），而在20世纪90年代感兴趣的一系列改革之前，情况更为复杂（图6）。

金融自由化后（图7），有一个棕色集群，大约聚集了大部分发达国家（如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或意大利等），而大部分新兴/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台湾或墨西哥）则由灰色集群聚集。图3：。1800年至2016年66次银行危机系列的树状图。差异性度量：Jaccard指数。聚合方法：平均链接。虚线是截止阈值。资料来源：我们的阐述。图4：。1929年至2006年66次银行危机系列的树状图。差异性度量：Jaccard指数。聚合方法：平均链接。虚线是截止阈值。资料来源：我们的阐述。图5：。2007年至2014年66次银行危机系列的树状图。差异性度量：Jaccard指数。聚合方法：平均链接。虚线是截止阈值。资料来源：我们的阐述。图6：。1800年至1990年66次银行业危机系列的树状图。差异性度量：Jaccard指数。聚合方法：平均链接。虚线是截止阈值。资料来源：我们的阐述。图7 1991年至2014年66次银行业危机系列的树状图。差异性度量：Jaccard指数。聚合方法：平均链接。虚线是截止阈值。资料来源：我们的阐述。4、结论在本文中，我们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支持银行业危机之间的跨国相关性。首先，通过运行测试，我们发现银行危机的发生并不是随机的（危地马拉除外）。这一结果虽然显而易见，但对于排除因果关系在解释不同国家银行业危机之间的相关性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

其次，我们计算了66个国家的四环素相关性，表明不同国家的危机是相关的。这一结果尤其重要，因为它揭示了一个事实，即不同地区的银行业危机可能具有相同的决定因素，金融传染是全球经济中的一个具体危险。我们的分析似乎可靠，因为我们对这一现象进行了200多年的研究，我们正确地测试了系数的显著性，通过游程检验，我们排除了随机性在危机序列中的任何作用，通过卡方检验，我们发现相关性的强度并不依赖于两国位于同一地理区域（大陆）的事实。通过使用聚类分析，我们发现感兴趣的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的银行业危机往往密切相关，因为它们形成了一个明确的集群。这表明，至少在某些经济或政治领域，危机的原因可能是相同的。聚类分析还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大衰退之后，银行业危机以金融联系紧密的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为特征，而在金融自由化之后，则以发展标准为基础形成了集群。监管的作用对于这个问题至关重要。例如，Gluzmann和Guzman（2017）表明，新兴经济体的自由化改革（涉及资本账户、证券市场、利率、取消信贷控制、进入壁垒和减少银行部门的国有制）与银行危机的频率更高直接相关。Freixas、Laeven和Peydrò（2015）强调了宏观审慎政策在预防金融危机发生中的作用。

这些措施对于减少银行危机的可能性是不可或缺的，因为金融自由化增加了跨境银行活动，而金融全球化削弱了国内政策的有效性，尽管其他研究发现，更大程度的银行业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会降低银行业危机的可能性（Shehzad和Haan，2009；Ghosh，2016）。未来的研究应该加深我们对银行危机常见原因的认识，以及危机如何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一个国家。参考文献Bordo，M.和Murshid，A.P.（2001）。“金融危机是否正在变得更具传染性？”。摘自：Claessens、Stijn和Forbes，Kristin（编辑），《国际金融传染》，Kluwer学术出版社，367-403。Bradley，J.V.（1968年）。“免费分发统计测试”，美国空军，俄亥俄州。Calomiris，W.C.（2010）。“昨天和今天的银行业危机”，《金融史评论》，第17（1），3-12页。Caprio，G.和Klingebiel，D.（1996年）。“银行破产：跨国经验”，政策，研究工作文件，WPS 1620号。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Caprio，G.、Klingebiel，D.、Laeven，L.、Noguera，G.（2005）。“附录：银行危机数据库”，摘自：Honohan，P.，Laeven，L.（编辑），《系统性金融危机：遏制和解决》。剑桥大学出版社，剑桥。Chaudron，R.和de Haan，J.（2014）。“利用银行倒闭的发生率和规模确定银行危机的年代：重新考虑四次危机”，《金融稳定杂志》，15，63-75。Diamond，D.W.和Dybvig，P.H.（1983年）。“银行挤兑、存款保险和流动性”，《政治经济学杂志》，91（3），401-419。Evanoff，D.、Kaufman，G.G.和Malliaris，A.（2012）。

“资产价格泡沫：原因、后果和公共政策选择是什么？”，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信函，11月号，第304期。Freixas，X.、Laeven，L.和Peydrò，J.L.（2015）。“系统性风险、危机和宏观审慎监管”。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伦敦。Ghosh，A.（2016）。“银行业全球化如何影响银行业危机？”，《金融稳定杂志》，25，70-82。Gluzmann，P.和Guzman，M.（2017）。“评估金融改革与银行危机之间关系的稳健性”，《国际金融市场、机构与货币杂志》，49，32–47。Gorton，G.（1988年）。“银行恐慌和商业周期”，《牛津经济论文》，40751-81。Kalemli Ozcan，S.、Papaioannou，E.和Perri，F.（2013）。“全球银行与危机传播”，《国际经济学杂志》，89（2），495-510。Lagunoff，R.和Schreft，S.L.（2001年）。“金融脆弱性模型”，《经济理论杂志》，99（1-2），220-264。Laeven，L.和Valencia，F.（2008年）。“系统性银行危机：新数据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08/224号工作文件。Laeven，L.（2011年）。“银行危机：回顾”，《金融经济学年鉴》，第3期，第17-40页。Neal，L.和Weidenmier，M.（2003）。“从郁金香到今天的全球经济危机：传染和后果”。摘自：Bordo，M.D.、Taylor，A.M.和Williamson，J.G.（编辑），《历史视野中的全球化》，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芝加哥。Laeven，L.，巴伦西亚，F.，（2013年）。“系统性银行危机数据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评论》，61225-270。Reinhart C，Rogoff K.2009年。这次不同了：八个世纪的金融愚蠢。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Reinhart，M.R.和Rogoff，K.S.（2013）。

“银行危机：机会均等的威胁”，《银行与金融杂志》，374557-4573。Shehzad，C.T.，Haan，J.，2009年。金融自由化和银行危机。CESIFO工作文件。2870世界银行（2005年）。“1990年代的经济增长：从十年改革中学习”，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