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制萨赫勒空间图

2003年，萨拉菲斯特布道与战斗组织（后来更名为AQIM）在阿尔及利亚沙漠进行了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劫持人质事件，之后，《防扩散安全倡议》被转变为针对至少部分领土位于萨赫勒地区并受到撒哈拉运动威胁的国家的反恐计划。《跨撒哈拉反恐倡议》（TSCTI）取代了《防扩散安全倡议》，这是一项规模更大的计划，除此之外，还涉及马格里布国家以及布基纳法索、塞内加尔和尼日利亚，并纳入了2007年成立的美国非洲司令部（AFRICOM）（Francis 2010，Harmon 2014）。恐怖主义威胁的区域层面也是法国在“Serval行动”于2013年重新控制马里北部并为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马里稳定团）和欧洲联盟马里培训团（EUTM）铺平道路后制定的举措的核心。2014年8月，继Serval行动之后的Barkhane行动明确解决了萨赫勒撒哈拉地区恐怖主义活动的区域和跨境层面。正如其前指挥官让-皮埃尔·帕拉塞特将军所指出的那样，巴克汉不同于以往针对“一个国家、一个危机和一个行动区”的军事行动（德拉芬斯部长，2014年）。4000多人的法国军队分遣队依靠几内亚湾的三个港口（达喀尔、阿比让、杜阿拉）供应物资，萨赫勒的两个机场（恩贾梅纳和尼亚美）有战斗机和无人机驻扎，以及尼日尔、乍得和利比亚三国交界地区的几个撒哈拉前哨基地，如马达马，跨境贩运路线和恐怖网络可以从中被破坏（地图3）。

作为一次真正的区域性行动，巴尔汗仍面临着严重的后勤问题，这与该行动所覆盖的地区的广袤——比法国大都市大九倍——以及撒哈拉沙漠恶劣的气候条件有关，这对设备和部队造成了沉重的损失。16沃尔特与零售地图3。U、 1997-2015年美国和法国军事行动与暴力政治事件来源：美国国务院武装冲突地点和事件数据项目；法国国防部总参谋部。制图：作者。萨赫勒地区作为一个国家的集合体，从政策角度来看，安全局势的恶化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政府间组织认识到，只有通过区域办法才能理解和解决萨赫勒地区面临的问题。例如，欧盟（2011:1）辩称，“许多挑战影响到邻国，包括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摩洛哥甚至尼日利亚，这些国家的参与是帮助解决这些挑战所必需的”。同样，《联合国萨赫勒战略》（2013年：18）的战略目标之一是建立和支持“能够应对跨界威胁的国家和区域安全机制”。非洲联盟（2014年：13）指出，恐怖组织和跨国犯罪分子的成立“加剧了不安全的气氛，现在构成了该地区的主要威胁”。非洲联盟认为，这些威胁“具有区域和国际层面，萨赫勒-撒哈拉次区域各国边境管制薄弱，缺乏行动和战略能力，加剧了这种威胁”。17 Walther和Retaillé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该地区启动了若干“萨赫勒”战略。

其中包括联合作战陆军参谋部委员会（CEMOC），该委员会是阿尔及利亚于2010年成立的一项倡议，旨在协调打击恐怖主义和犯罪活动；2010年，八个北非和西非国家的军队成立了非洲联盟联合融合与联络股，以共享信息并协调打击恐怖主义、武器走私和毒品的活动，2013年启动的努瓦克肖特进程旨在加强更广泛地区的安全合作。欧洲联盟萨赫勒安全与发展战略（2011年）和联合国萨赫勒综合战略（2013年）是将区域一级的治理、安全和发展相结合的其他两个举措的例子。其他战略包括西非经共体、西非经货联盟和萨赫勒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制定的萨赫勒战略，2014年通过的非洲联盟萨赫勒地区战略和萨赫勒五国集团战略（地图4）。各国和ZF间组织对萨赫勒战略应针对哪个区域达成了一些共识（Helly等人，2015年）。从地理上看，它们唯一明显的共同点是，它们应该建立在已查明安全问题的一些国家的基础上。通过这样做，萨赫勒战略有助于挑战萨赫勒作为生物气候区和十字路口的定义。例如，非洲联盟（2014年：2）将重点放在“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北非之间的萨赫勒地带的所有国家”。它指出，在这一领域之外，还有一些国家“同样值得特别关注，包括科特迪瓦、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

欧洲联盟、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已经确定了一些“萨赫勒国家”，其中包括毛里塔尼亚、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和乍得。除布基纳法索外，所有国家都在撒哈拉拥有广阔的土地。18沃尔特和零售地图4。萨赫勒战略来源：经许可改编自OECD/SWAC（2014）。选择哪些国家应纳入萨赫勒战略，往往更多地反映了非洲内部以及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区域竞争和国家协议，而不是该区域内真正的职能相互依存。例如，摩洛哥尽管是北非的一个重要西方盟友，但由于与阿尔及利亚的竞争以及长期被排斥在非洲联盟之外，因此被排除在大多数萨赫勒战略之外。CEMOC总部位于塔曼拉塞特，是阿尔及利亚的一个创举，仅限于阿尔及利亚及其南部邻国，不包括利比亚。自2011年卡扎菲上校倒台以来，利比亚一直是地区政治不稳定的中心之一。塞内加尔是一个纯粹的萨赫勒国家，只是努瓦克肖特进程的一部分。19 Walther和Retaillé虽然军事和政策举措对萨赫勒的定义不同，但它们在如何构想该区域内发展的文化和社会关系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两者都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殖民科学所阐述的定居人口和游牧人口之间的经典区别，这有利于激进主义个人和社会其他部分之间的另一种二元划分。特别关注暴力极端主义的驱动因素（美国国际开发署，2011年），包括社会边缘化、政府镇压和侵犯人权、地方腐败和精英有罪不罚。

结论自19世纪末以来，地理学家将萨赫勒地区归于双重地理身份。根据年平均降雨量的变化，萨赫勒地区首先被定义为沙漠和稀树草原之间的中间地带，从大西洋延伸到红海。萨赫勒地区也被殖民地理学家定义为定居人口和游牧人口之间的前线。殖民科学和政策依靠这两个属性逐步绘制萨赫勒自然、法律和文化边界的位置图。国际组织支持的后殖民政策没有质疑对萨赫勒地区的这种解释，这些政策的重点是安置游牧民族，限制他们的牧场，提高有可能进行雨养和灌溉农业的地区的农业潜力。20世纪下半叶的灾难性干旱逐渐使萨赫勒地区是一个可以分割、占有和发展的领土的想法受到质疑。1980年代末对萨赫勒-撒哈拉人口的牧民、农业和贸易流动进行的研究表明，人道主义危机的紧迫性掩盖了一个事实，即当地人口不一定拥有久坐的空间代表，而且往往享有相对于领土固定的特权。对他们来说，真正重要的是能够在整个地区传播，并创建一个跨越国家和气候边界的灵活的社会网络。越来越清楚的是，萨赫勒地区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十字路口，在这里，由城市和市场组成的空间结构可以适应气候变化和政治危机。

恐怖主义和贩卖人口的发展使得寻找严格的边界变得更加难以捉摸，模糊了地方、国家和全球之间的区别。因此，该地区的暴力极端主义团体依赖某些泛伊斯兰思想，如圣战，并依靠沃尔特和雷特20他们与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联系来表达当地或国家的不满。他们的袭击似乎不可预测，因为他们是基于高度的机动性和对国家边界的机会主义利用。在整个地区走私移民、武器和毒品的贩运者还依赖于过境中心和撒哈拉以南公路，这些公路能够迅速适应各国的行动。这些网络都不是纯粹的萨赫勒网络。该地区安全环境的恶化以及专门解决政治不稳定问题的“萨赫勒”战略的扩散，引发了关于萨赫勒究竟是什么的进一步问题。自2000年代以来，美国和法国实施的军事战略似乎表明，萨赫勒地区是一个几乎没有边界的大型战区的震中。暴力极端主义组织可以扩张或迁移到军事能力或政治意愿较弱的邻国，这意味着20世纪大部分时间萨赫勒地区所处的生物气候区已经失去了其重要性。负责设计萨赫勒战略的决策者也基本上忽视了生物气候区，这有利于按国家划分新的区域。这些战略强调萨赫勒-撒哈拉的内部分裂，而不是其功能上的相互依赖，这种依赖跨越国家边界，从几内亚湾到地中海。几乎不可能纯粹以领土的方式定义萨赫勒地区，这对学者和决策者都有影响。

如果萨赫勒及其人民没有边界，可以相对自由地从阿比让迁往的黎波里，那么就应该开发新的地理工具来表示和模拟跨国模式，这些模式不像许多现有地图那样局限于固定点、直箭头和国家边界，但也可以包括动态特征，如社会联系、联盟和冲突，和空间表示。目前建立在相互排斥的国家基础上的萨赫勒战略也应超越区域安全的领土做法，更彻底地解决加强该区域政治暴力和贩运的社会和空间网络的根源、结构和复原力。参考书目Abitbol，Michel（1999）。《松海帝国的终结》，艾伦·奥戈特主编，《16世纪至18世纪非洲通史》。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300–326.21 Walther and RetailléAfrican Union（2014）。非洲联盟萨赫勒战略。亚的斯亚贝巴，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约翰·阿格纽（1994）。“领土陷阱：国际关系理论的地理假设”，《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1（1）：53–80。奥斯汀，拉尔夫（2010）。世界历史上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Barkindo，Bawuro（1999年）。“卡尼姆·博诺：其与地中海、巴吉尔米和乍得盆地其他国家的关系”，载于Allen Ogot主编的《16世纪至18世纪非洲通史》。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492-514。Benjaminsen、Tor和Gunvor Berge（2004a）。“廷巴克图的神话。从非洲黄金国到荒漠化”，《国际政治经济学杂志》34（1）：31–59。Benjaminsen、Tor和Gunvor Berge（2004b）。汤姆·布克图的历史。阿尔勒：南部Actes。Bensaad，Ali（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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