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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战略目标（上）
（摘要：在过去，战略目标这个词汇仅仅是人们对未来的希望或追求的别称而已，人们都严重忽略了战略目标的更多特征，如战略目标到底依据什么而形成，战略目标是单一的还是多元的，战略目标会不会变化和怎样变化，是什么引起战略目标或战略目标格局的变化等问题。战略目标是整个战略中一旦确定就不再发生变化或者变化相对较缓慢的战略要素。如果没有正确的目标概念，天大的错误就已经提前注定了。《思维方法高级教程》第2版 第十章从战略目标的预期性、概念性、变化性、全面性、层次性、可度量性这六个方面加深理解战略目标的含义和规则。本文摘编自中央政法委长安出版传媒有限公司2020年12月出版印刷的《思维方法高级教程》第2版，第十章。文章题目为摘编者所加，供博士研究生教学参考）
当人们对目前状态不满意，想要按照预期改变现状时，就涉及到了目标概念。大家过去注意到的现象是：当人们付出代价后达到了预期的理想状态，就会产生幸福的成就感；当人们付出代价后未能达到预期的理想状态，就会产生痛苦的失败感。但是，现代社会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了另一种现象：达到预期的理想状态所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达到预期的理想状态所带来的幸福感越来越少。这种新现象表明，人们的幸福不仅取决于为实现目标而做出的努力，人们的幸福还取决于是否有恰当的目标。这意味着确立目标本身也是有学问有规律的。
战略目标在过去不是一个能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话题。任何企业、国家等共同体似乎都有几个天然形成的目标被用来为人们的行为加油鼓劲和指引方向，这些目标都常常被堂而簧之地冠以战略目标的名称。在这里，战略目标这个词汇仅仅是人们对未来的希望或追求的别称而已，人们对所谓的战略目标的思考也大都到此为止。至于战略目标到底依据什么而形成，战略目标是单一的还是多元的，战略目标会不会变化和怎样变化，是什么引起战略目标或战略目标格局的变化，诸如此类的问题在人们的思维焦点中并不经常出现。
在《思维方法高级教程》第2版 第十章中，战略目标的定义是：它是人们在行动之前就已经确定的行动结束时的预期结果，代表这种预期结果的是相关战略要素的某种特定组合格局以及组合格局中的各个战略要素的特定数量程度，这种预期结果由隐含部分和显化部分共同构成，隐含部分是指预期一些战略要素的状态从目前到行动结束时没有变化，显化部分是指预期一些战略要素的状态从目前到行动结束时要有特定程度的变化。
按照这个定义，战略目标本身也属于战略要素，它当然也要满足战略要素的概念性、全面性、变化性、层次性、可度量性等一般性要求（参阅《思维方法高级教程》第2版 第十章第二节）。
按照这个定义，战略目标也是具有特殊性的战略要素，它也要满足一些特征性要求。这些特征性要求主要根源于它的内涵中涉及到的人们的预期。可以说，正是战略目标的预期性导致了战略目标在概念性、全面性、变化性、层次性、可度量性这几个个方面具有了区别于一般战略要素的特征性。
按照这个定义，战略目标是由隐含部分和显化部分共同构成的，人们一般给予较多关注的是战略目标的显化部分，这是同当前状态有明显差异的部分，是人们渴望得到的变化。人们一般给予较少关注的是战略目标的隐含部分，这是人们希望保持当前状态不变的部分。
战略目标是整个战略中一旦确定就不再发生变化或者变化相对较缓慢的战略要素。如果没有正确的目标概念或没有科学的目标形成过程，天大的错误就已经提前注定了。面对失败的结果，人们可能还不知道毛病出在了哪里。所有的战略假设以及战略要素的准备，特别是许多无形要素的准备都是围绕战略目标而进行的。战略目标不应该是随便形成的，战略目标也不应该是随便改变的。例如，公元530年，拜占庭统帅贝利撒留完成了迫使波斯人放弃入侵叙利亚的战略目标后，为满足其下属再来一个决定性胜利的愿望，穷追退敌，结果在苏尔城惨败一场。
战略目标重要，但很遗憾，过去关于战争成败和企业成败的不计其数的检讨中都鲜有战略目标的内容，尤其是鲜有检讨战略目标如何形成的内容（更多关于战略目标形成过程的描述参阅《思维方法高级教程》第2版 第十一章第七节）。
一、战略目标的预期性
预期性是战略目标的最重要特征，与确定其他战略要素相比，形成战略目标所依据的规律性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人们预期的规律性。我们从三个方面理解战略目标的预期性。
第一，一个人或一个共同体的预期往往是其基本需要与现实条件相对照的产物。
基本需要是产生预期的基础，但没有经过与现实条件相对照的基本需要仅仅是一种欲望，还不能算是能引导人们具体行为的预期。换句话说，每一个基本需要往往都有许多种满足它的途径，每一个基本需要往往都有许多延伸需要（参阅《思维方法高级教程》第2版 第八章第三节），其中有些途径或延伸需要在经过与现实条件相对照以后，可以被初步判定为有可能实现的，而另一些途径或延伸需要则在经过与现实条件相对照以后被判定为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前者就成为用来推演战略目标的合理预期，后者则仅仅是表达欲望的幻想。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条件的变化，许多以前被认为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也可能转化为现在的引导现实行动的预期，许多现在被认为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也可能成为将来的引导行动的预期。
第二，虽然基本需要不等于预期，但它是预期的基础。如果想要搞明白人们产生合理预期的规律性，当然先要搞明白人们的基本需要的规律性。
其实，任何由人类确定的战略目标都可以追溯出人类基本需要的根源。因此，我们今后确定战略目标可以不再是心血来潮或突发奇想，而可以通过有条不紊地梳理我们的五种基本需要以及每个基本需要的延伸需要来获得（参阅《思维方法高级教程》第2版 第八章第三节）。
例如，在2003年的美英对伊拉克战争中，影响美英战略的目标之一是不能伤及伊拉克平民。表面看来这是因为一些国际公约在制约着美英军队，实质上则是美英两国国民对于人类基本生存权的平等性的内在需要在起根本作用。在目前条件下，虽然美英两国国民没有希望伊拉克国民拥有和自己一样的生活质量的平等性需要，但是的确有希望伊拉克国民和自己一样有人类基本生存权的平等性需要。平等性需要不仅是希望自己和别人在某方面平等，也包括希望别人和自己在某方面平等。关于美英两国国民的这种基本需要的具体状况，笔者没有确切的统计资料，主要是根据美英两国国内媒体的大量信息所做的推测。美英两国国民的这种基本需要通过政治代理机制成了军事战略的一个目标，成了军事战略目标格局的一个单元。假想一下，如果在2003年的美英对伊拉克战争中，美英战略目标格局中如同恐怖主义者一样没有了不能伤及平民这一条，战争的具体部署就会完全不同，战争就可能会演化成为一场机器对人的屠杀。
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作为战略目标之基础的预期未能真正体现战略主体的基本需要，那么，今后在建立在这个预期之上的战略目标就不能产生有效的激励作用和引导作用，即使目标达成也不能给战略主体带来应该有的幸福感、快感、成就感。
例如，一种让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的现象是，一些被众人追捧和羡慕的当红明星自杀的事件居然时有发生。在别人看来他们属于最应该有幸福感、快感、成就感的人群，为什么会选择自杀？原因之一恰恰就是他们的目标并没有真正建立在自己的内在需要之上。被人羡慕这一类自尊需要如同吃饭这一类生理需要一样，都有过饱的时候，到那时，对自尊的继续满足已经带不来更多的幸福感、快感、成就感，而习惯性地和未加思考地将满足自尊继续作为目标所要付出的代价和成本却不会因此而减少，这就导致巨大代价与代价带来的幸福感长期不匹配，它是引起精神抑郁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这些人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并及时调整人生目标，比如把目标建立在自我实现的基本需要上，如同里根、施瓦辛格那样展现一种全新的生活追求，其付出就有可能继续带来幸福感、快感、成就感。
再例如，在一些非民主法治的国家，国民基本需要格局与国家战略目标之间的传导机制存在严重的制度性障碍，形成国家战略目标所依据的仅仅是少数统治者的需要。这样的战略目标不仅在实施过程中严重缺少对全体国民的激励作用和引导作用，而且即使实现了战略目标，也未能带来全体国民的幸福感，也未能避免怨声载道。
我们在前面已经探讨过关于基本需要的若干规律（参阅《思维方法高级教程》第2版 第八章第三节）。它们包括从微观的个体的角度出发时，人们的基本需要所遵循的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规律，它可以作为个人规划人生战略目标的依据。它们还包括从宏观的共同体的角度出发时，人们的基本需要所遵循的需要交替规律，它可以作为国家、企业等社会共同体规划战略目标的依据。
第三，必须避免形成共同体的需要时的两种偏差。
共同体的需要格局是共同体制定战略目标的基础，那么共同体的需要格局又是如何形成的？现实中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有多种答案，答案产生之前也有各种各样明确的或隐含的假设前提。比如什么人的预期能代表社会共同体的预期，什么样的需要能代表社会共同体的需要，等等（参阅《思维方法高级教程》第2版 第八章第二节）。社会共同体作为一个组织、作为一个虚拟人比现实的单个人回答这些问题更困难。经常出现的偏差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极端抽象思维方法的“理性”，二是极端抽象思维方法的简单多数。
有些精英主义者习惯于把自己当作高高在上的研究主体和管理主体，而把公众当作被考察、被研究、被管理、缺乏能动性的客体，经常以为他们的意志、他们的判断就代表了社会共同体的意志。精英主义者在这样做的时候，是以只有他们的理性才能推演出来的“客观规律”为话语权的依据的。当然，也有另一种形式的精英主义，认为共同体的需要和目标不是单靠理性就能回答的问题，这牵涉到人们的伦理判断，不存在百分之百合理的答案（请参阅《伦理学与经济学》，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但是，这种“伦理说”与“客观规律说”一样，都把共同体成员自己表述自己需要的可能性排除了。伦理作为一种内在制度与外在强制性制度一样，都是人们需要的影响力量，可以看作是人们过去的需要累积的结果。它作为存量当然会影响人们现在时点的需要、追求、战略目标，但是战略思维方法如同我们在科学具象思维方法中讲到的那样，不用抽象思维的主体观察客体的方法去描述它如何影响人们现在时点的需要、追求、战略目标。战略思维方法直接以每个人类客体的自主表达的需要程度的加总数、平均数、概率分布等来度量共同体的需要和确定共同体的战略目标。
每个人类客体的自主表达的需求程度已经包含了制度、生产能力、技术水平等影响力量对个体需求的影响结果，我们假设，对千千万万共同体成员所表达的需求的科学统计对共同体意愿的代表性，要远远优于少数精英推演或观察出的“客观规律”、伦理等对共同体意愿的代表性。
其实，我们的关于共同体意愿的判断，例如战略目标，也是战略要素，只不过是相对稳定一些的战略要素；战略目标也应该采用数量关系格局的形式；社会共同体全体成员的真实选择和有效表达，应是确定共同体战略目标格局的基础，等等，也被我们称作理性，它是战略思维方法下的理性，而不是单纯抽象思维方法下的理性。
单个客体的自主选择不需要对他的各种不同的基本需要作大小程度的比较，也不需要把各种不同的基本需要简单加在一起。他只需分别表达每一种需要的强烈程度是大、是中、是小，就得出了单个客体在某时点的需要格局。把共同体的每个成员的某一种基本需要的量值（可以是粗略的）直接相加，就得出了共同体的同一种基本需要的总体量值。因为同一种需要是用同一个概念代表，具有相同的度量单位，这种直接加总是被容许的。以此类推，我们就能得出共同体的各种基本需要的总体量值，把它们并列在一起就得出了共同体在某一时点的需要格局或战略目标格局。这样得出的结果虽然也不是“百分之百合理”，但比抽象理性或“抽象理性”+“伦理”的方法离现实和合理近了一大步。
在确定共同体的需要格局时，另一种经常出现的差错根源于极端抽象思维方法的简单多数。这种简单多数制度表现在一个直接表决的共同体中时，５１％的多数就是共同体的一切决策的唯一理由，任何更细致的思维，不管是抽象思维的理性还是战略思维的理性都被完全排斥。
共同体的需要格局应该是尽可能多的人的真实选择，这当然不错。但要做到这一点，并非仅仅依赖简单多数的原则就足够的，简单多数是必要条件，但决不是充分条件。把尽可能多的人的真实选择仅仅理解为５１％的成员选择往往产生可怕的结果。这时问题经常出在供大家选择投票的方案本身。简单多数制度只有与建立在科学统计基础上的需要格局的形成过程结合在一起，才能更接近人们的真实选择。我们要认真再检讨提供给大家选择的数量格局是不是包括了全部较好的目标的格局？格局的时点间隔是不是合适？需要格局中“无效表达”（参阅《思维方法高级教程》第2版 第八章第一节）的程度是不是还很高？我们归纳出的人类五种基本需要交替假说，可能有助于人们在确定共同体需要格局时，尽快抓住重要环节（请读者参阅《思维方法高级教程》第2版 第八章第三节）。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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