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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世界的兴起》读书笔记
在本书出现之前，传统的观点认为，制度是一个外生变量，经济增长和国家发展主要得力于资本、劳动投入以及技术革新。但事实果真是这样吗？1970年和1971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和美国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托马斯合作在《经济史评论》上发表《西方世界成长的经济理论》和《庄园制度的兴衰：一个理论模式》两篇论文，指出制约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制度，从而对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这两篇论文的思想和内容就构成了本书的基础。
全书提出了一个重要论点，即“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不取决于“某一偶然的技术革新”。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充分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作者强调，制度变迁是由人口对稀缺的资源赋予的压力增加所引致的，因此，全文始终围绕土地和人口增长问题展开讨论。
第一篇 理论与概述
第一章 问题
开宗明义，提出全书的中心论点：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那么，什么是有效率的组织？或者，怎么来衡量组织是否有效率？作者认为，所谓“有效率的组织”，就是在制度上作出安排来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激励，使个人通过经济努力获得的私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只有个人受到刺激去从事那些能够引起经济增长的活动，才能使社会总收入比人口增长更快，从而实现真正的经济增长。相比于刺激，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等都只是经济增长的中间过程，而不是其初始原因。提供刺激的方法是设计某种机制使社会收益率和私人收益率近乎相等。相反，当所有权未予确定限制或没有付诸实施时，便会出现某个第三方不经他们同意而获得某些收益或付出某些成本的情况，从而使私人和社会的收益或成本之间出现不一致。当私人成本超过了私人收益时，个人通常就不会愿意去从事那些对社会有利的经济活动。
既然制定完善的所有权制度能够提供更为经常的刺激，为什么历史上的所有权制度不曾演进到使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等的地步。一种原因是，在技术上无法阻止“搭便车”行为的发生，或者强迫第三方承担其对交易成本的份额，即在技术上无法使外部效应内在化。另一种原因是，对任何团体和个人来说，创造和实施所有权的费用可能超过收益。一项关于所有权的制度安排既有制度收益，也有制度成本。作者用“交易费用”来表示制度创新所要支付的制度成本。只有当制度收益大于制度成本时，一项新的制度安排才会被创立。相比于自愿团体，ZF在确定和实施关于所有权的制度安排时，由于可以规避“搭便车”行为的发生，因而交易费用或制度成本更低，从而使确立ZF权威并向一切受益者征税成为了一种合理的选择，自愿团体有刺激用税金来交换ZF对所有权的严格规定和实施。但是，ZF的财政要求也可能导致对某些不是促进增长而是阻碍增长的所有权的保护，即不一定所有的制度安排都是生产性的，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没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前进方向。
第二章 概论
粗线条的描述了西欧从公元10世纪到18世纪的制度安排演进过程；而具体的历史细节，则在以后的各章中展开了详细的讨论。
第二篇 公元900至1500年
这一篇总体描述了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当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因为土地被越来越多地开发，直到肥沃的土地都已开垦殆尽，于是人们不得不转向劣等的土地，富余的劳动力的一个去向就是迁移到边疆去开垦荒芜的土地。不同地方的自然资源禀赋具有较大的差异，这导致不同地方的劳动产品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进而，基于比较优势的不同，使地区之间的产品交换具有盈利，贸易成为可能。于是乎，市场形成了。
第三章 土地和人的所有权
制度变迁的基本原理：只有当资源相对于社会需要变得日益短缺时，才会出现改变所有权的压力。在封建庄园经济的早期，土地是充裕的，而劳动力相对于土地却是稀缺的。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庄园人口开始稠密到报酬递减的地步，土地相对于劳动力的价值上升了。土地的日益匮乏和价值上涨，又使对一块土地的专有权更具吸引力，进而产生了对保护和公正等公共产品的需要。
第四章 中世纪初期结束时的经济形势
在中世纪盛世这一重要的历史时代（公元1000至1300年），西方社会发展中心一劳永逸地从古典的地中海地区转移到北欧平原。那么，为什么北欧在中世纪盛世能发展成具有持久的优势？作者的观点是，原因在对外部刺激的直接反应——即对因人口增长而变成可行的专业化和贸易所带来机会的直接反应。
第五章 中世纪盛世：边疆运动
随着人口的高速扩张，商业贸易与城市建设也同步发展了，结果使庄园制度和封建制度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革。人口的持续增长，使上等的土地变得稀缺，进而出现了开发劣等土地的边疆运动。尽管由于局部报酬递减，使得本地劳动的经济价值下降，但在边疆地区却仍是相对稀缺的，这在实际上限制了对边疆庄园农民的剥削。因此，边疆运动在整个西欧造成了不同的人口密度（人与土地之比），从而带来了基于比较优势的专业化和贸易的增益。
在此基础上，自给自足的庄园形式逐渐衰落了，其根本原因在于产品要素市场的出现。传统的庄园劳动契约尽管在当时是有效的合同形式，但是要承担高额监督和控制费用。假使其他情况相同，自由劳动（自愿提高的劳动）比不是自愿的农奴更有生产力。当产品要素市场出现，使货币或实物支付成为可能时，实施费用更低的其他契约形式就会更有效率。
尽管三圃制被证明具有多种优点，但对其的传播和采用却是缓慢的，其原因还是在于成本收益的考量，即建立三圃制的心理费用和交易费用抵消了它可能带来的可观收益。事实上，三圃制是经济上对土地与劳动比率变动的一种合理反应，只有当人口增长导致劳动报酬递减时，三圃制的净收益才可能超过二圃制的收益，从而使三圃制成为一种更好的组织形式。
同时，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环境，所以没有发明家或企业家能够确信从自己的发明成果中取得全部或大部分收益，保密成为了防范仿制的唯一选择，从而使推动生产率提高的技术进步也就减弱或延迟了。
第六章 13世纪的欧洲
13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大幅增长的时代，是相对价格和绝对价格都发生变动的时期，也是商业贸易扩张的时期。同时，人口也在增长，并且边缘地区可能更快。总之，各种层次的（地区的、区域的和国际的）商业活动在兴起，自给自足的经济在衰落，专业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进行，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在形成，尽管农业和初级产品贸易依然占主要地位。显然，人口相对于土地固定供给的迅速增加是解释上述变化的主要原因。
人口的持续增长，使边际劳动生产率进一步下降了，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也由此上升了。作为直接后果，人口的大部分在经济福利方面承受了急剧的下降。然而，人口增长在直接导致生活标准下降的同时，也在增加贸易的可能性。因为人口增长扩大了地区间的资源要素差异，为贸易的巨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即促进生产专业化、扩展商业基础、降低交易成本以及鼓励市场机制更广泛的作用于资源禀赋开发。
第七章 14和15世纪
对这段时期欧洲的描述，我们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多灾多难”。14、15世纪的欧洲地区发生了多次的饥荒、瘟疫和战争，它们单独或结合在一起，一次又一次地洗劫了欧洲。饥荒、瘟疫、战争等这些祸患的频繁发生，直接导致的后果，也是当时社会最主要的现象就是人口的锐减。虽然国际贸易的基本性质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是贸易数量却减少了。不断的大量的人口减少同时带来了三种相伴而来的变化：1、相对要素价格随着地租对劳动价值的下降而发生改变；2、ZF支出的最低需求水平相对提高了；3、利用市场组织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上升了。这些变化对中世纪后期制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求对庄园契约协定进行调整，并最终使庄园经济走向消亡；二是出现了同城市国家竞争并最终使之黯然失色的民族国家。15世纪末，民族国家取代了封建社会的制度结构，但与此同时，市场减少而垄断增加了。
第三篇 公元1500至1700年
第八章 财政政策和所有权
前面已经证实，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基本要求。理想状态中，当财产所有权明确并能执行时，每一项经济行为中的个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相等，这就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适当的刺激。但是建立这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成本是非常之大的，当财产所有权不能明确且实行时，个人和社会在某些活动中的收益就会有差异，因而也就在现实中无法实现上述那种理想状态。只有在经济领域的制度变革所增加的收益大于使外部经济内在化的费用时，制度变革才会发生。随着贸易的扩大，产生了在更大地区内由一个更大的政治单位确认、保护和实行财产所有权的要求。大量的地方庄园面临一种抉择，或者与其它庄园联合起来组成更大的行政单位，或者让出自己的某种特权。随着市场的扩张，越来越多的ZF功能开始由区域性和全国性的政治单位来承担，并最终导致了民族国家的产生。由此可见，ZF是一种制度性设施，它向选民出售保护和司法，而选民以税金形式支付给国家作为报酬。
第九章—第十二章 描述了16世纪至18世纪西欧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着重关注的是在不同的要素组合下所产生的不同类型的关于所有权的制度安排形式。作者认为，ZF并不必然会促进经济增长，也可能变成“经济衰退的根源”。ZF之所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原因在于ZF能够“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即ZF实施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产权制度，这种产权制度使得个人的产权得到了保护（即明确产权），从而调动了个人的积极性，带来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这也正是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源。那么，什么样的ZF能够保护个人的产权，促进经济增长呢？作者对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国进行了对比分析。
我们知道，西方世界的兴起是与产业革命（工业革命）分不开的，而产业革命则缘起于英国，英国之所以发生产业革命，是由于英国实施了对个人所有权的保护，并能从技术上规避“搭便车”行为的发生，也就是说建立了一套有助于调动个人积极性的产权制度，从而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必需的刺激，产业革命也只是这种经济增长的结果。事实上，英国也经历过皇权强大的时期，但与法国的三级会议不同，英国国会对税收的征集有很大发言权，国王被迫自己寻找收入养活自己，而仅靠微薄的王室庄园收入自然难敷所用，于是国王开始以转让特权换取岁入。随着国会将习惯逐渐变为法律固定下来，特权转让越来越受到限制，于是以专利权代之。专利权的出现保证了具体发明人预期收益的实现，从而进一步刺激了技术革新。荷兰的成功在于它是一个移民国家，并且平等地对待各地移民。多元结构使得各地的一些有效的管理模式和组织汇聚荷兰，比如起源于意大利诸城邦的汇票、银行等商业技术和手段。由于得益于此，荷兰迅速发展起来，成为西方第一个出现“经济增长”的国家。
相反，十六、十七世纪的西班牙和法国这两个专制君主国家，尽管当初比英国强大，但由于不能创建一套提高经济效率的所有权，使得它们的经济陷入了停顿。作者将西班牙和法国称为“竞争失败的国家”，这两个“竞争失败的国家”却在政治发展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即这两个国家的代议机构为了求得稳定和秩序，而放弃了对征税的有效控制，从而使得王权逐渐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垄断权力，能单方面改变税收结构和规定应缴税款。也就是说，在西班牙和法国这两个“专制君主国家”中，君主的权力非常大，王室享有规定税收的唯一权力，议会成了摆设。正是由于王权不受约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征税，使公民的产权得不到保护，才造成了这两个“专制君主国家”盛极而衰，成为了“竞争失败的国家”。
一个问题：全书贯穿了作者的主要观点，即“制度决定论”，对经济增长而言，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创新。同时，我们通过作者对10世纪到18世纪西欧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史的分析，可以得出，制度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其内在的激励在于制度变革的成本与收益考量，而成本与收益的变化也是基于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既然这样，得出“制度决定论”的经济理论对于指导我们的经济实践又有什么作用呢？换句话说，“制度决定论”的政策含义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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