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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人天，本名黄伟，中国创新经济学家，50人独立经济学家论坛副秘书长，中国共生智库国际研究院副院长，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财富时间栏目副总编辑。2011年，黄人天出版专著《富国阳谋》，提出与西方经济学针锋相对的相对全面经济学理论框架，2013年发表论文《中国未来经济模式大论战（点击可读）》进一步完善，《相对全面经济学》专著即将出版。
中国网络上有一个著名的经济学问题：我们能否完全抛弃西方经济学而建立自己的经济学体系？
回答该问题的有些西方经济学（按学界习惯特指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系列经济学，不包括其他非主流学派）中国分支学者言之凿凿地认为:“事实是中国的成功根本没有任何特殊性——中国的成功完全可以由西方经济学解释，即城市化、人口红利、全球化下的专业分工带来的快速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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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还称：“大国其实比小国发展经济、工业和科技都拥有更大的优势，因为大国产业链齐全，规模报酬递增会带来的产业集聚，同时国内市场足够大到可以支撑起内循环。”这些观点获得高达1.9万个赞，显示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由于中国已经存在着多达30多届的 西方经济学海归留学生和本土毕业生，形成了极其庞大的学术利益集团，因此具有人多势众、众口铄金的影响力和误导性。
然而，这是一种双重标准逻辑错误。把“产业链齐全”当做“大国”的自然标配是不符合事实的，也不符合西方经济学的“全球化下的专业分工”理论，因为这种所谓“专业分工”的根据是收入水平所决定的片面比较优势，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中国分支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教条。
作为学者不能在自己需要否认中国经济学的时候就把“产业链齐全”当做“大国”的自然标配，而在自己需要独尊西方经济学的时候就把追求“产业链齐全”的“赶超战略”视为扭曲市场的错误政策。
现实情况是，除了中国外，其他人口大国的产业链齐全程度相比中国都差很多，例如美国、巴西、印尼、尼日利亚、埃及等高度依赖进口制成品，这正是因为这些人口大国在二战之后的不同时期接受西方经济学鼓吹的“全球化下的专业分工”，不追求“产业链齐全”。
其中，印度的产业链相对其他国家较为齐全恰恰是因为印度在1994年之前实行反对全球化专业分工的赶超战略，发展了大量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但印度1994年接受西方经济学片面自由市场全球化教条之后，也长期放弃了追求齐全产业链。
事实上，只有中国从1949年之后一直在追求齐全的产业链，1978年之后中国仅仅是部分参加了全球化的专业分工，即在低收入水平阶段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同时违背西方经济学比较优势教条发展了大量的赶超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包括1994年开始紧追美国发展互联网产业，否则怎么会有当今中国互联网产业杀到美国去导致最符合比较优势教条的美国互联网产业倍感压力的事实？此外，我们中国出口的“新三样”也是违背比较优势教条用产业政策扶持起来的。
对此，西方经济学中国分支学者装作没看见，强行把中国发展经验归结为只是遵从了片面比较优势国际产业分工，因此在中国收入水平提高的十多年前就按照比较优势国际产业分工教条宣扬中国要抛弃劳动密集型产业才能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
因此，中国应该也可以建设自己的经济学。不过“完全抛弃西方经济学”这种说法也不合理，因为西方经济学中也有很多值得保留的概念和理论，理性的做法应该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此基础上根据实践经验进行理论创新。
中国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分标准是根据谁提出底层因果逻辑，而不是某些人主观认定的狭隘民族主义。中国的西方经济学学者出版大量以《西方经济学》命名的教科书，在否认中国独特性时堂而皇之使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几十年中也没有被批判，而当采用同一分类标准的中国经济学出现时，他们就说经济学没有东西方差异了，这显然是一种双重标准。
事实上，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违背比较优势教条协同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真实经验，是中国发展速度长期高于其他人口大国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在中高收入阶段以相对全面比较优势理论取代片面比较优势理论，支持继续实行产业协同发展，则是中国人自己的经济学创新。
西方经济学及其中国分支的片面比较优势理论仅考察劳动、资本等易量化要素，因此产生两个主要观点，一是国家收入水平提高之后要抛弃劳动密集型产业才能实现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升级；二是国家在低收入阶段不能违背比较优势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只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中国相对全面经济学的相对全面比较优势理论将比较优势区分为片面比较优势和相对全面比较优势两个新经济学范畴，除了考察易量化要素，还增加考察 国家产业链配套能力、国家制度、政治稳定性、国民企业家精神、国家市场规模、国家内部发展水平梯度、政府产业政策合理性、劳动力素质、民族文化与工业化适配性、本币汇率稳定性、基础设施、社会治安、营商环境等 多种不易量化要素，认为 这些不易量化要素比较优势能够克服劳动、土地、关税等易量化要素价格上涨带来的片面比较劣势，从而保持相对全面比较优势。
因此产生两个与西方经济学针锋相对的观点：一是国家在收入水平提高之后可以利用相对全面比较优势留住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协同发展互补繁荣，从而为中高收入国家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理论基础；二是国家在低收入阶段可以违背片面比较优势教条，利用相对全面比较优势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实现经济赶超，从而为发展中国家实行“赶超战略”提供了理论基础。
2012年黄人天在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头版发表文章
相对全面比较优势理论已经被中国经济实践证实， 事实上中国的多种不易量化要素比较优势能够克服易量化要素带来的片面比较劣势，从而保持相对全面比较优势，也能够部分克服贸易战的影响，因此可以继续保留大多数劳动密集型产业。最近，苹果手机生产从印度回归中国就是一例。
尤其是在2012年，中国政、学界主流根据西方经济学片面比较优势理论形成中国失去“人口红利”不能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应集中力量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共识之后，黄人天通过一系列专著、论文、评论和2013、2024年两次直达决策层的政策建议，阻止了西方经济学中国分支鼓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的误导，促使国家采纳产业协同发展政策建议，形成了世界经济史上国家在中高收入阶段实行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协同发展的独特经验，这已经是十几年来有目共睹的长期客观事实。
黄人天2013年政策建议报告
黄人天2013年政策建议报告
2013年产业协同发展政策建议成功转化为政策 [backcolor=rgba(0, 0, 0, 0.55)]编辑
黄人天2024年政策建议报告截图 [backcolor=rgba(0, 0, 0, 0.55)]编辑
2024年产业协同发展政策建议成功转化为政策 [backcolor=rgba(0, 0, 0, 0.55)]编辑
综上所述，世界上确实已经存在着底层因果逻辑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归根结底这是因为西方人相对擅长用以线性思维方式考察事物，而中国人相对擅长以非线性思维方式考察事物，不同的思维方式产生不同的经济学是理所当然的。
实际上，中国除了相对全面经济学，还有其他创新经济学家的几十种原创经济学理论（本公众号将陆续介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见中国经济学已经开始崛起，无论是中国人和西方人都应该迎接这一新事物，正如19世纪中国人以翻译《国富论》的方式迎接了西方经济学的到来，任何拒斥中国经济学的偏狭心态都是不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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