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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外国公司来说，2011年过得一点儿都不乏味。在过去12个月中，大量的新法规让他们忙个不停。有些法规被真心诚意地接受了，有些则不然，还有些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比如，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出台的要求所有外国员工都参加全国社会保险计划的新法规。
现在，包括在这个国家的大约23万外国员工在内，外国人及其雇主需要按照中国城市工人在过去20年所做的那样，将其部分工资缴纳给覆盖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基本退休金的社保系统。这个法规会影响到在本土和外国公司工作的所有非中国员工，根据外国员工所在地区以及居留状态的不同，强制性缴纳的费用最高可能相当于个人工资收入的近50%。
人们对这项法规的反应不一。“我们的大部分外国员工看不到向中国社保系统缴纳费用的好处。” CCP公司的首席运营官乔恩·乔纳森（Jon Jonasson）谈到，CCP公司是冰岛一家在线游戏开发商和出版商，在上海拥有111位员工。他说：“他们把这些费用视为额外的税收。”但是，其他公司想得则更为周到，他们认为，一个理由在于，在中国，法规的制订和实施往往是两回事。不过人力资源专家告诫说，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人都能自鸣得意。
为什么是现在？
本地公司和外国公司实施新法规的时间相同。在全球享有低成本世界工厂和理想外包基地的声誉数年之后，近来，全中国的公司都在努力应对工资的上涨。四月，《金融时报》网（FT.com）的一篇博客文章指出，虽然可靠的数据很难获取，不过美国劳动统计局（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报告显示，在2002年到2008年期间，中国制造业的小时工资翻了一番，而美国则只上涨了20%——部分原因在于，在按时获取劳动报酬以及社会保险等方面，新劳动法为工人赋予了更大的权利。然而，包括这个国家某些地区劳动力短缺、食品价格的上涨以及各种生活成本的上升等因素，依然引发了工人抗议的浪潮。《即将消失的廉价中国货》（The End of Cheap China）一书的作者雷小山（Shaun Rein）谈到，此间，在中国的31个省份中，今年有21个省份将其最低工资提高了22%。
在这样的背景下，某些公司可能很难接受新法规。但是，参与设计国家劳动政策的中国当局和专家指出，新法规符合国际惯例，而且有助于缩小本地员工和外国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我们认为，这是个国民待遇的问题。” 上海君合律师事务所（Jun He Law Offices）的律师杰弗里·威尔逊（Jeffrey Wilson）谈到，该律师事务所专注于劳动法律业务。“在中国工作的人，无论是中国国籍还是外国国籍，将适用于相同的法规。”
浙江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Social Security Research Center）教授何文炯补充谈到：“向员工（包括外籍员工）征收社会保障基金是为了员工的利益。某些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的外国人现在也可以享受国民待遇了，这对他们有好处，因为他们缴付的所有费用将来都可以返还给他们。如果中国ZF和中国的雇主不去保护本地员工的社会保障基金，谁去保护呢？”
具体实施
他还谈到， 雇主不应该对新的社会负担费用感到意外。“实际上，某些省份的政策已经要求雇主根据工资总额为员工缴付社会保障基金了。举例来说，在浙江省，很久以前，雇主就已开始根据工资总额为本地员工和外籍员工缴付社保基金了。”他指出。
但是，要想掌握新法规在实践中的实施却一点儿都不轻松，因为各省的情况，甚至各个城市之间的情况各不相同。韩国和德国等与中国签有双边协议的国家，其居民可以获得免除。
雇主分担的部分占工资的31%到37%，员工分担的部分占8%到11%。上海的雇主必须缴付员工工资的37%，个人承担11%。然而，这个城市为员工和雇主设定了11，688元（1，834美元）的缴费工资基数上限，当地ZF称，这个数额相当于该城市2010年平均月工资的三倍。相比之下，北京的缴费月工资基数上限为12，603元，杭州和广州的缴费月工资基数上限分别为11，392元和13，623元。
在CCP公司，111位员工中有31个外国人。“基本而言，只要执行上限，这些费用并不会造成我们成本的大幅上升。”乔纳森谈到。“但是，如果上限取消，情况就会变得很可怕，从而，我们会重新考虑将有些员工派回国内的问题。”
然而，即便有这样的上限，乔纳森依然感到担心。首先，根据对这一法规的解读，当外籍员工离开这个国家时，他们缴纳的费用可以以现金形式支取出来，但雇主承担的部分则会被没收。此外，乔纳森还对其他条款感到不满，其中包括失业救济金条款，失业保险占工资的3%。“如果你是个外国人，可如果你丢了工作、没了签证，那么，你就必须离开。”所以，你就无法得到失业救济了，他谈到。“第二，我们大部分外国员工自己都有医疗保险，另外，他们不想依靠那些他们认为达不到自己标准的医疗服务。”（基本医疗保险占工资的大约5%，另有2%的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养老保险以23%的比例占缴费费用的最大部分。）
君合律师事务所的威尔逊谈到，该计划的其他部分所受批评较少。“保险计划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这些保险不一定能满足每位员工的需求。”他谈到。“目前，很多外国员工不想到当地医院和诊所就医。（中国大陆）很多专业人士的情况也与此类似，他们更喜欢国有医疗系统以外的私人医疗计划和诊所。”此外，威尔逊还指出，其他国家，比如，美国和英国，都有要求外国员工缴付当地社会保险基金的法规，即使他们无法从中受益。
然而，不同保险制度的主要区别在于，中国的缴费比例过高。在美国，雇主和雇员为社会保障计划（Social Security）和医疗保险计划（Medicare）缴付的费用不到工资的15%，并有106，800美元的年度上限。在英国，员工和雇主为周薪500英镑的人缴付的社会保险（National Insurance）费用大约为93英镑，也就是说不到工资水平的20%。而在上海，为月薪为11，688元的员工缴费的全部费用则高达48%。
大挤压
陈曦（音）在上海经营一个小型英语学校，对陈曦这样的创业企业家来说，这项法规给他们制造了新麻烦。“我们给英语老师支付的报酬超过ZF设定的上限不很多。为此，我们的成本将上升40%，可我们能怎么办呢？我们不像其他公司，可以将员工本地化，并支付更低的工资。我们需要外国英语教师。”
有些雇主则在忙着研究如何“绕过”这个新法规。德勤会计事务所（Deloitte）12月的一篇业务通讯写到，当局誓言“强化”基金的管理，对违规行为给予制裁，并对“绕开”这项法规的雇主课以罚款，罚款可达实发工资与上报总报酬差额的100%到300%。
也就是说，“有很多工资被少报的情况。” 协力管理咨询有限公司（Dezan Shira & Associates）大连办公室的地区经理亚当·利弗莫尔（Adam Livermore）谈到，该办公室专为在中国运营的跨国公司提供工资支付服务。此外，有些公司还降低了基本月工资水平，同时，为让员工满意，公司会以现金或者退款方式补足他们的现收入与之前较高工资的差额。“对中国企业来说，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做法。然而，因为跨国公司必须遵守严格的审计法规，所以，这对它们而言并不是个可行的选择。”他谈到。
利弗莫尔现在面临着一项相当棘手的挑战。他的办公室及其很多客户所在的东北城市大连，是这个国家唯一一个本地企业和外国企业的缴费工资基数上限都突然取消的城市。“8月31日，ZF发布了取消缴费工资基数上限的通告，9月1日，我们被告知，所有人都必须遵从这个新规定。” 利弗莫尔谈到。这意味着，每月工资6万元的个人，缴付的费用会从大约3，000元增长到2万元以上。“在大连，无论是本地企业还是外国企业，都聘用了很多高层次的高收入员工，这个新规定是对雇主的压榨。”他谈到。“虽然他们的成本已大幅上升，但他们无法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现在，很多雇主都抱持等等看的态度，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无法承付这些费用，将来就不必缴付这些费用。”
截止到目前，就为什么选定大连的问题，还没有官方声明做出解释。有人想知道的是，这个举措是否是中央ZF进一步扩展范围之前的试点，“也可能是因为大连的社会保障系统资金不足。”利弗莫尔猜测说。
大连的某些公司一直在讨论，是继续招聘资深员工，还是索性全部撤离这个国家更为明智。“从全国范围来说，这个新法规不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外国员工的数量在中国很少，而且也设定了缴费工资基数上限。” 利弗莫尔谈到。“但是，如果全国范围取消缴费工资基数上限，那么，后果则会很严重。”
上海高管猎头和培训公司Accetis International的合伙人弗兰克·穆里根（Frank Mulligan）认为，这项新法规的出发点很好，即便实际执行状况可能不佳。“中央ZF做出了很好的决策。”他谈到。“政策方案是由技术专家和工程师制订的，但是，当（某项政策）下放到基层时，问题便会随之而来。中国正在成为很多国际性人才的大本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国际总部搬迁到了上海和北京。良好养老保险系统带来的好处和医疗福利有助于招募和留住人才。问题在于，技术专家的良好愿望还没有得到企业系统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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