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致性制度变革诱使民工返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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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晚上在浙江电视台看到,浙江余杭区组企业团去安徽黄山招缝纫工,义乌组企业团到山西等中西部招工,企业打着"月薪不低于900元,严格按<劳动法>发放福利,享受伤残保险,年底发奖金,春节等节日发节日费等.中国11年的劳动法一直以来没有惠及农民,现在总有点惠及了,劳动法做为强制性制度变革一直来并没有给中国民工带来有效的保障,现在一次民工荒用人企业也逐渐兑现了,这应该是诱致性制度变革造成的吧

东南部资本市场活跃，房地产虚高，城市建设良好，居民生活优异都是来源于民工的劳作，是民工的劳动造就东南的繁荣．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3-2 19:30:31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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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浙江电视台 中国民工 城市建设 居民生活 资本市场 制度 民工 诱致 返潮 诱使

诱使性制度变迁里面，也有强制性的因素存在阿

或许，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的名称 似乎不如内生外生的概念更妥贴

国际歌说世上没有救世主,只有自己才能拯救自己.

以下是引用亢龙有悔在2005-3-2 20:07:37的发言：

诱使性制度变迁里面，也有强制性的因素存在阿

或许，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的名称 似乎不如内生外生的概念更妥贴

关于分类意见，可参考周业安《关于制度变迁的演进论解释》，经济研究2000第1期。本版开贴讨论。

以下是引用neolemon在2005-3-2 19:25:33的发言：

中国11年的劳动法一直以来没有惠及农民,现在总有点惠及了,劳动法做为强制性制度变革一直来并没有给中国民工带来有效的保障,现在一次民工荒用人企业也逐渐兑现了,这应该是诱致性制度变革造成的吧

在制度的第三方执行中，制度对个人或团体的保护应该是双向行为，第三方监督和执行和需保护人主动提供足够且有用信息要求第三方保护，个人觉得应该并重。

有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改革初期知识分子收入低，他们自己为自己呐喊，结果知识分子收入提高了；私有经济业主没在一段时间内政治地位低，他们花钱买呐喊，结果16大把他们政治地位问题解决了；现在看来农民工正在试图通过“民工荒”以行动为自己呐喊，结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3-3 11:04:06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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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改革初期知识分子收入低，他们自己为自己呐喊，结果知识分子收入提高了；私有经济业主没在一段时间内政治地位低，他们花钱买呐喊，结果16大把他们政治地位问题解决了；现在看来农民工正在试图通过“民工荒”以行动为自己呐喊，结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

应该没这么简单吧？！

呵呵，任何一件事，事后用话概括都相当简单，比如持久站，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等等

叫喊也是一种力量吧，强点的可以是退出权，弱点的可以是威吓。是双方博弈的一种形式，有总比无强。

胡鞍钢:城乡两制才是三农问题的核心

一年一度的两会在即，“三农”问题再度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而国情专家胡鞍钢日前提出，中国其实存在着“四农”问题，除人们常常提到的“三农”问题外，还有一个农民工问题，这将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 　　 　　　　胡鞍钢表示，“四农”问题本质上是“一国两制”问题，即中国于1950年代建立的城乡两种不同身份居民的制度安排，让农民工处在一个“既不着(农)村，也不着城(市)”的环境里，使农民工个人收入转移支付、个人及家庭的公共服务形成一个巨大缺口。进入21世纪后，中国在第十个五年规划中首次明确要促进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并提出每年800万的目标。但政策上的“绿灯”尚未解决本质上的“一国两制”问题，农民工问题因此日益凸显。胡鞍钢认为，中国沿海地区也是农民工主要聚集区，应该率先完成“一省(市)两制”到“一省(市)一制”的转变，进而推动实现“一国一制”。他呼吁沿海地区要让农民工参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并分享成果。胡鞍钢表示，解决“四农”问题的最终目的就是使农民工成为市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它将成为继土地改革、“大包干”之后中国农民的“第三次解放”。(3月2日农业部网站) 　　 　　　　胡鞍钢强调农民工问题、强调城市化的重要性没有错，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三农”问题，既有城市化道路由于历史和现实政策的原因受阻的问题，也有农村资源单向度向城市流动造成农村大量“失血”的问题。农村的存款、农村的人才、农村的资金，几乎都是单向度地向城市流动，而城市只有极少量的财富通过购买农产品流向农村。但那少量的资金很快在巨大的人海里分散殆尽，平均每个农民真正到手的寥寥无几。稍微富裕起来的农民都逐渐、依次向小城镇、中等城市和大城市购房置业，却很少有大规模资金流回农村购房置业，因为相关政策禁止城市居民在农村购房，不仅阻断了千百年来“告老还乡”的中国文化传统，也阻断了大笔资金回流农村的道路。 　　 　　　　土地问题也类似。今天已经有很多人在关注农民的增产增收问题，但在七个农民为三个城市居民生产农副产品的条件下，不论是农副产品的价格提高，还是农副产品的增收，对农民实际收入的增加意义都不大。特别是还得时时警惕增产后导致价格下降“谷贱伤农”增产不增收的问题。 　　 　　　　所以，解决农民问题要有城乡一体化的大思路，任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都不可能解决问题，甚至适得其反。农民的富裕和解放，只有通过农业产业化、向城市转移大量农村人口来实现，增产问题、农业结构调整问题，乃至于农村民主制度建设和乡镇机构改革问题，都只是暂时性的、表面上的问题，不可能根本性地解决问题。 　　 　　　　笔者以为，不管是“三农”也好“四农”也罢，想根本性解决农民问题，是否应从两个大方面入手：一是“里应外合”解决农业产业化规模化问题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中的市民化问题。前者要求改革和完善土地制度，通过土地私有化或者“永租制”完善土地产权，以此促进土地自然流转，促进农民向市民转变，促进城市资本向农业投入，从而从根本上提高农业的效益。 　　 　　　　后者则要求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之间、城市之间的公民自由流动不应有户籍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障碍。 　　 　　　　二是建立无歧视、无障碍的城乡统一大市场，取消各种阻碍城乡自由交易的政策壁垒，不管其出于多么高尚的目的。以此理顺少量城市居民向乡村“回流”的道路，提升乡村的社会和财富品质，并最终达到缩小城乡差距的目的。

以下是引用warsky在2005-3-2 22:37:23的发言：

在制度的第三方执行中，制度对个人或团体的保护应该是双向行为，第三方监督和执行和需保护人主动提供足够且有用信息要求第三方保护，个人觉得应该并重。

有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改革初期知识分子收入低，他们自己为自己呐喊，结果知识分子收入提高了；私有经济业主没在一段时间内政治地位低，他们花钱买呐喊，结果16大把他们政治地位问题解决了；现在看来农民工正在试图通过“民工荒”以行动为自己呐喊，结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郝希曼的《呼吁、退出和忠诚》，谈到了不同利益阶层进行谈判的方式，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