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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哲学家休谟的话说：“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所以，发展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人民的幸福。
幸福需要物质作保证，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但不是物质发达了，人就会幸福。幸福还与其他非物质因素有关系，比如：家庭生活质量、健康水平、基本人权、失业与通货膨胀等，会显著地影响个人幸福水平，这些因素不满足同样没有幸福感。由此可以看出幸福是物质因素和非物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二者缺一不可，服从乘法关系。即：
此数学表述可以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田国强的《幸福经济学与相对收入理论：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种解释》中的论证得到印证。现在摘录如下（注：在经济学中，幸福(Happiness)被定义为效用(Utility)）：
假定有两个消费者和两种商品。商品m表示能用来购买物质产品的收入，商品n表示所有的非收入商品，比如健康、心理状态、婚姻、家庭生活、就业状态等等。消费者i对两种商品的消费量由向量( )表示，i=1，2。为了体现相对收入理论的基本思想，我们假设收入商品的消费呈现负的外部性，即消费者i的消费 会对消费者j的效用产生负面影响。消费者i的效用函数表示为 ，假设效用函数是连续可微的，我们有 ， ， ， 。注意，我们假定消费者在消费收入物品时有负外部性，但在消费非收入物品时没有外部性。因为根据攀比理论，消费的负外部性是社会比较的结果，并且社会比较并非对所有领域都是同等的。特别地，当考虑收入物品时，比较起来相对容易。然而，健康、家庭生活等这样的非收入因素则不容易进行社会比较（Easterlin，2003）。所以我们假定一种极端情形，即假定在非收入物品上不存在社会比较。进一步，假设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1)
参数满足 。
(1)式包含 这一基本表达式。
田国强同志由（1）式构建的经济学模型，利用经济学中最为基本的帕雷托最优的概念解释了幸福收入之谜：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当基本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未被满足时，提高收入水平对提高幸福水平有重要作用，当收入水平达到一个临界值后，进一步增加收入对提高幸福水平无效、效果很小或有反作用。
幸福是相对的，是相对于个人的需求。个人需求低，而实现的程度高，就觉得幸福。所以：
对于一个社会群体，幸福是所有成员幸福指数的算术平均值。
去掉人的内心对幸福的需求，我们可以得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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