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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的“反对派联盟”
中国媒体人 张立伟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世界银行近期发布关于中国改革的报告时，遭到了两种势力的反对。一种是部门既得利益集团（如国资委）；另外一种是“左派”分子，他们与既得利益者相反，大部分是在改革中利益受到损害的穷人，将自己的失败或社会的不公归罪于改革。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反对派组合，穷人阶层与权贵集团站在同一阵线。他们的唯一共同点是用同一种意识形态做武器。如，国资委认为报告有“颠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嫌疑”，一些左派人士则指责私有化是毒药。
很早以前，经济学家吴敬琏就发出过警告，中国既得利益集团与贫困群体可能在反市场体制上结成联盟。因为收入不平等有两个可能的来源，一个是机会的不平等，一个是结果的不平等。穷人在意的是结果不平等，将责任归咎于市场，而非改革过程中的缺陷。既得利益集团为了固化特权，也会躲在穷人背后反对改革，甚至可能动用势力，利用大众对权贵腐败的不满推销“极左”路线。
中国不彻底的市场经济改革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力量。一种力量要求市场进一步自由释放，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增长。既得利益集团试图狙击这种努力。另外一种底层力量寻求公平正义。改革让社会保障水平实际出现倒退，市场中的公权腐败加剧了贫富差距，ZF缺乏对这种正义诉求的回应，催生了越来越强大的反市场群体。
在市场主导力量方面，资本主义长期存在着ZF干预（凯恩斯）与自由市场（哈耶克）两种对立的观点。但正如卡尔•波兰尼所描述的，在市场社会的长程运动当中，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驱动力：市场自由与社会公平。当市场寻求更多放纵自由时，会遭遇抵制经济脱嵌于社会的反向运动，两者总是交替共生于资本主义世界。从意识形态上将某一种力量极端化，只是一种信仰而非现实。
放纵市场的力量曾制造了“大萧条”，随后支持社会保障的努力催生了罗斯福新政、社会主义运动以及法西斯主义。但战后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苏联的计划经济不约而同地在1980年代遇到经济危机，里根以新自由主义化解，而苏联最终崩溃。199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也是以新自由主义为号角，改革开放的中国参与了这一市场释放运动。但全球化又强化了各国内部的贫富差距，经济危机最终召回了追求社会公正的运动，比如“占领华尔街运动”及“阿拉伯之春”。
与这种周期性钟摆运动不同，中国在计划经济平台上启动的市场化改革是半拉子工程。在市场方面，ZF仍然控制着要素资源，通过货币政策与地方激励主导投资，国企垄断与产业管制共存，阻碍了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在社会保障方面，ZF和民营企业几乎都丢弃了为劳动者提供社会保障的责任，医疗、教育等产业化改革加重了国民负担，但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仍然享有更高福利。
这种混乱的局面，既要求中国实施“里根革命”，减少ZF规制、给市场更多自由，又需要“罗斯福新政”，加强社会保障，缩小贫富差距，提供机会公平。如果仔细研究世界银行的报告，就会发现，他们的建议回应了这两种不同的诉求。市场内部矛盾力量在中国不是交替出现，而是同时共存。改革长期停滞让两种力量冲突激化，让既得利益集团联手穷人占据上风，转型改革迟迟无法启动。如果改革继续空转下去，市场效率降低，拖累经济，甚至导致增长停滞，这会让向左转的社会力量急剧膨胀，那将是一场大灾难。
效率与公平无疑是矛盾的，但中国仍有巨大空间降低结构性冲突。比如，强调效率意味着降低企业税率，而公平诉求，则要求ZF与企业承担更多社会保障义务。事实上，中国糟糕的税制既不高效也不公正，间接税制让企业负担很重，又缺乏可以改善贫富差距的直接税，比如财产税、并非只针对工资的个人所得税等。从间接税向直接税转换，可以减缓效率与公正的冲突。
中国ZF还存在一种顽固的错误信念，那就是为稳定与提高就业率，往往动用大量财政资金支持和保护落后的企业部门，并增加ZF低效率的投资。如果用这些成本高昂的资金建立一个庞大的社会失业救助保障基金，并增加对失业群体的技能培训，既可以提供失业保障、提高劳动力水平、确保社会稳定，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增进市场竞争效率、提高经济质量。
中国的改革早就走到了十字路口，改革的方向与方案也早有设计，停滞不前是因为缺乏执行意志。中国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强大。夸大他们的阻力，只是为改革停滞寻找的理由，毕竟大部分国民都在呼唤改革。真正让改革停滞的原因，是执政党决策层的权力结构与内在冲突，造成改革难以形成共识。为了国家与自身的未来，他们有必要团结起来推进改革，因为中国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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