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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上海市委书记、前建设部部长俞正声说：“我怀疑他（任志强）能否在政策研究中放下企业家的嗜好，正如他能否在企业中放下他的学者情结一样”
任志强是地产商人，也是网络红人。对他持批评意见的人喻之说话像“放炮”，诸如“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盖房”、“80后活该买不起房”等，这些语录大部分听来异常刺耳。
与任志强首次聚会前，凤凰卫视执行台长刘春在微博里写道：“明天我准备和任老板刺刀见红，给他普及一点中国贫民的知识。”
但另一方面，从2005年“全国人民最想揍的人之一”到2009年的“真男人”，越来越多的人视任志强为《皇帝的新衣》里那个说真话的小孩。财经作家吴晓波说：“任志强也许是地产界读书最多、最清醒的人，也是最具有思考能力的人之一，可他又是最被批判、最被妖魔化的人。”
他说话的情商不高
第一次采访任志强，用了一个半小时，他总共八次打断或反驳记者的问题：“你的概念是错的”、“你这个问题太无知了”、“你们将问题想偏了”……
59岁的任志强，自称是“血色浪漫的一代”。对于他让公众印象比较深刻的傲慢、生硬等特征，潘石屹给出了时代的答案：“因为他成长在那个革命、斗争的年代。这个年代让人变得粗糙，语言粗糙，行为粗糙，只有这样才能活下去。多少精致的人死在了那个年代，疯在了那个年代。”
“你让他客客气气地讲礼貌，他从来不会，他觉得这些东西无聊。”有一次任志强请潘石屹在高档餐厅吃鲍鱼，他没用勺子或叉子，直接端起盘子将鲍鱼倒进嘴里。潘石屹当时惊住了，觉得这真是一个革命战士。
记者问任志强，在批评潘石屹的时候是否会考虑对方的自尊？他有点愤怒：“你们这些社会上的人太浅薄了，朋友之间还会考虑这些吗？”
出生的优越感让他以傲慢强者的姿态示人；另一方面，任志强嗜好看武侠，“可能他内心里是有点大侠情结的。”前华远集团副总裁、与任志强共事二十年的齐跃说。
不过，齐跃认为任志强的傲慢只是表面现象，“其实他对人挺好的，第一，他不害人，第二，朋友有了难处，他能帮的一般都会帮。他是做事的情商高，说话的情商不高。”
大约四五年前，任志强与潘石屹见一位领导，领导想拿宏观调控收拾这些地产商，先批评潘石屹。任志强就跳出来一句句地把话顶回去了。“他这个人平时欺负我，可是别人要欺负我的时候他帮助我。”潘石屹说。
凤凰卫视执行台长刘春曾想和任志强“刺刀见红”，但2010年5月在潘石屹夫妇组织的聚会上，刘春第一次接触任志强，觉得对方其实人不错，“他像老顽童，我行我素，不会考虑外面的反应，有他自己的看法。”
聚会时，任志强在拼命地发微博，一直没抬头。潘石屹和张欣的孩子问：“妈妈，那个叫任志强的为什么这么傲慢？”
傲慢的任志强，出人意料地在互联网上极愿意跟网友沟通。他在新浪微博的粉丝人数已经接近80万，排在很多娱乐明星之前。他与网友的沟通，甚至到了有话必回的地步，以至于很多年轻人会问他跟房地产完全无关的考试、找工作等人生问题，还有人开玩笑说，任志强已经胜利取代李开复，成为新浪微博的头号知心大哥。
吴晓波在专栏里写道，任志强正反映出“当代社会精英在话语表达能力上的困境”，“从来没有接受过代议文明的教育，我们的公众人物一直没有学会用一种理性温和、具有建设性的话语来与大众沟通”。
抬杠长知识
任志强出生于一个典型的红色家庭。其父任泉生，1937年参加革命，解放后担任过商业部副部长；任志强的母亲在文革后期主管北京副食、烟酒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1968年末，任志强作为知青去了“革命圣地”延安。在同去的知青毕京京眼里，这些年任志强变化不大，他当年插队时就很直爽、很实在，干活从不投机取巧。割麦子的时候脚给镰刀划了，任志强拿起一把土就抹在伤口上。当地没有水，喝的是黄泥汤子，搁到缸里用白矾沉淀，“经常缸里出蛤蟆，很正常的。”任志强认为，吃苦理所当然。
1969年8月，任志强离开郭庄，成为“万岁军”38军的一名士兵。他当过工兵班长，经常钻地道搞爆破。某次挖坑道回来，大家聚在一起抽烟，找不着火柴。任志强直接用手从土炉子里拿出一块暗红色的炭，给大家点烟。一股子烧焦的肉皮味冒了出来，大家全愣了，任志强还特别得意地看了看大家。
他还对他姐姐讲，如果受伤了，能救就救，如果救出来没用了，干脆把他拧死算了。后来他哥哥出车祸，包机从海南送到北京，任志强在飞机上下了决心，如果哥哥不行了，就掐断氧气不让他受罪。
1985年，任志强曾入狱一年多。齐跃回忆说，主要是他得罪人了。“一天，华远请了很多建筑界的权威专家来开会，就在此时，西城区审计局局长来华远审计。任志强当时说，‘你没提前约，我今天不能接待你。’后来审计局就开始找茬。中秋节那天，检察院就把我们给带走了。”
就连在监狱里，任志强也处处争老大。监狱里不能抽烟，去了检察院办公室，他二话不说上来就抢人家烟抽，连法院、检察院的人都觉得他特别拧巴。
他的争强好胜，还特别表现在抬杠上。1993年，潘石屹是北京万通公司总经理，和任志强首次合作成立了一家子公司，潘石屹占95%。一天，潘石屹接到任志强的电话，要他火速过去。原来，潘石屹用子公司的名义买了一辆小车，再用子公司的名义把车租给母公司，并按市场价格付了租金。任志强非说他侵占了小股东权益，找来一大堆证件、发票，最后一算，潘石屹确实占了任志强两三毛钱的便宜。潘石屹急了：“任总，你打电话叫我来，折腾了一下午，我从东边跑过来，汽油费都不止两三毛钱呢。”
“北京人讲，抬杠长知识。”齐跃说，“今天如果没抬过你，他会马上回家找书，看一夜，第二天接着跟你抬，一定要把你抬服了为止。抬着抬着，他被逼成了专家。”
遇到抬杠输了，任志强不会直接称赞对方。他认输的方式，譬如就是从车的后备箱里拿出个挂历：“哎，这个挂历特好，送给你。”
但战友阎阳生说，任志强其实很聪明，会搞关系。当年他会打桥牌，因此和连长套近乎，连长被他忽悠得团团转。“现在别人只看到了他桀骜不驯的一面，他和北京市、住建部的领导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就顶撞。实际上他还是很有分寸的。争论的时候，他其实从纯技术的角度来谈的，对方即使生气了，事后也会琢磨他说的是不是对的。”
做“开启官智”的事
华远地产人力行政总监李春晖说，任志强要求华远高管看《新闻联播》。他未必认为国家说的百分之百都是对的，但他认为《新闻联播》一定是国家最重要的新闻导向，它传递的是政府政策导向，你要了解它，你要知道政府现在在支持什么。
任志强对政治、政策有着异常的热情。2003年，他牵头与几家企业联合成立了研究机构，专门研究房地产的数据。“从房地产行业来说，我敢说，中国最系统的房地产数据研究机构是我们的。”任志强表示。以前潘石屹与人PK，也会发短信求助于任志强，向他索要数据。曾多次和任志强一起参加论坛的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也说：“任志强确实比很多专家要强，那些专家没有数据支持，而任志强有。”任志强还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顾问，住建部、地方政府也时常到他这里索要数据，咨询意见。
任志强自称是在做“开启官智”的事，从对政府23号文件的质疑到参与18号文件的起草，他在中国房地产业的“国策顾问”这条路上越走越深。
这其中固然有“红色家庭”、“报效国家”的思想作用，也跟现实定位有关。任志强十年前曾在老华远创下辉煌，独占北京15%的市场。2001年，他以50岁高龄与华润分手，重新创业成立新华远，其风光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对好胜的任志强来说，他需要为自己的人生找一个定位，做中国房地产业的“国策顾问”，是另一种方式的呼风唤雨。
《21世纪经济报道》曾发表文章称“任志强的经济逻辑是断裂的”：“任志强对政府管制的批评具有深度和洞见，可一旦触及对高房价的异议，遇到房价下跌，他又大声疾呼政府救市；他尖锐批判政府控制土地是造成高房价的祸首，又同时主张‘所有土地必须要先国有化之后——被地方政府低价征收、然后拍卖——才是合法的住宅土地’。”
如果分析任志强的身份定位——既是“国策顾问”又是“商人”，可能就比较容易理解这种“断裂”。
黄怒波说：“他做学者，可能比做商人的角色更清晰一点儿。因为做商人，得把公司做大。在这个方面，他比不上万科，或者后来的好多公司。当然他又是国企，这个身份就更怪。纯做学者，也没什么意思。任志强也是非常有个性、值得让人尊敬的一个人。我也不希望他改变，改变就不是任志强了。”
现任上海市委书记、前建设部部长俞正声也说：“我怀疑他（任志强）能否在政策研究中放下企业家的嗜好，正如他能否在企业中放下他的学者情结一样。”
潘石屹说，从任志强的文章和观点看，他非常捍卫自由的市场经济。“可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他还是相信政府，相信政策。所以他把大量精力都放在研究政策，呼吁政府救市上面。这一点实际上他跟我完全相反。我更侧重于市场，发现市场的力量。”
财经作家苏小和认为，受时代的局限，任志强的思想是零碎的，“他将政治经济学一部分理解成官场上的。加上他又接触市场第一线，他还学过法学，思想很混乱，价值谱系不清晰。有些是相对冲突的。” 苏小和还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他代表了中国人的缺陷。当然他的改进意识是比较强的。好多中国人到了八十岁也是没改进，这就是中国人的人生。”
现在，任志强的微博上，出现比较多的是关于传统智慧的人生之道。其中一篇微博这样写道：我没有能力推动变革，只能管好自己的乌托邦。但我希望能影响更多的人推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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