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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19世纪50年代末的上海是个孕育着希望的地方。这不仅因为它将在以后的几十年奇迹般地生长为当时东方最繁华的城市，它也开始为除中国之外的两个亚洲大国的兴起供应机会。
两个20岁上下的外国人先后来到这座城市。不到20岁的苏格兰人托马斯·格罗弗（Thomas Blake Glover）在1857年到达，两年后又来了一个刚刚20岁的印度人。
他们不过是到这里寻找机会的海外人群中的两个。那时距离上海的外国侨民成立管理“租界”的自治机构——工部局——已经有三四年的时间。国际人员的往来和国际贸易的程度也许不比今日的上海逊色。这一切最直接的原因是，清政府在十几年前败给了远道而来的英国舰队，被迫答应开放几个沿海城市为通商口岸，上海是其中之一。
上海的贡献
在这些人中，可能没有人会像这两个年轻人那样影响世界历史。当他们从上海启航继续下一步的人生时，两个亚洲大国的命运都将因他们的参与发生波澜壮阔的改变。
格罗弗在1859年的夏天抵达长崎。这座与上海隔海相望的日本城市刚成为开放港口，原因跟上海的如出一辙：同样锁国的日本军阀德川幕府政权在美国远征舰队的威胁下签订开放条约。
与此同时，来到上海的那个印度青年开始了他在中国大陆的事业——为他父亲的贸易公司设立分支机构。几个月前，他在香港开设了一家分部。他在1863年离开上海，回到印度后继续帮助父亲经营公司。不仅如此，他将要超越父亲。他在1868年建立的公司将为整个印度奠定现代工业的基础。他名叫贾姆希德吉·塔塔（Jamsetji Tata）。
也是在1863年，格罗弗做了一件对日本影响极其深远的事情。这年夏天，在日本做贸易的格罗弗帮助五个日本青年从横滨偷渡到英国。当时日本人私自出国要冒杀头的危险。而横滨还不过是个安静的渔村，就像当初的香港。它比长崎晚一年成为开放口岸。他们坐的船要先到上海，才能转另一条去英国。在后来的日本历史书上，这五个年轻人被称作“长州五杰”（Choshu Five）。长州是他们的家乡。他们当中最著名的人叫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在22年后的1885年成为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第一任首相。其他四位是：井上馨，明治时期的金融、外交大臣；山尾佣三，创建了帝国大学工学院、美术学院；远藤谨助，担任明治政府的造币局长；井上胜，日本铁路之父。
塔塔被称为印度工业之父。和这些日本人相比，塔塔的路途要漫长得多。如今，塔塔集团虽然已是印度商业文明在世界的象征，但印度本身在很多文明的标准上仍然大大落后于日本，塔塔本人当年振兴印度的理想并没有完全实现。
然而，从公司成长的角度，即使跟日本的那些更为著名的大公司相比，塔塔的历史是非同寻常的。在印度这样比日本复杂得多的社会，塔塔得以存活140多年到今天，这本身就算得上奇迹。
向英美学习
塔塔的父亲纳萨万吉·塔塔（Nusserwanji Tata）是拜火教祭司。生活在印度的拜火教徒是在1000多年前躲避穆斯林的扩张从伊朗迁居到印度的。纳萨万吉是拜火教祭司家庭中第一个当商人的。
拜火教徒（Parsi）在梵语里意为“救济者”。塔塔一生中并不把眼光局限在挣钱上，也许跟他从小受到的宗教影响有关。拜火教徒在印度的比例极小，到如今只有几万人，却是近代以来受教育水平最高的印度族群。他们长期在庞大的印度社会中微不足道。17世纪下半叶，英国人到印度建设孟买港时，他们纷纷从附近的农村去港口工作。他们的勤奋让英国人印象深刻，他们在英国人办的学校中接受教育，此前识字是祭司的特权。
塔塔就读的学校是英国驻当地的总督参与建立的，后归入孟买大学，那是印度最早的现代高等学府之一。读书是塔塔上学时养成的兴趣。他喜欢狄更斯、萨克雷和马克·吐温。马克·吐温在1896年访问孟买时是塔塔家的座上宾。此后，塔塔一生的事业都跟英国人和美国人相关。
他在1863年从上海返回印度后，接着又去英国试图开设银行。但由于印度的经济危机，这个尝试失败了。那一年，也是“长州五杰”抵达英国的时候，世界上第一个地下交通——伦敦地铁——已经开始运营。
印度的经济危机部分由美国内战的结束引起。战争期间，美国南方的棉花生产锐减，对印度的棉产品需求大增。但随着美国恢复和平，印度作为棉花出口国的重要性就降低了。塔塔家族的生意也受了很大影响，直到埃塞俄比亚战争爆发导致对棉产品需求的增加，塔塔家才得以复苏。
塔塔于1872年再次去英国学习那里的棉纺织工业，他想把兰开夏郡的纺织厂搬到印度。那时，位于英国西北的兰开夏郡加工着全世界80%的棉纺织品。
两年后，他从朋友那里筹资在印度中部的纳格普（Nagpur）建立棉纺织厂，这是印度人第一座现代棉纺厂。他还在孟买附近收购了一家濒临破产的棉纺厂，命名为斯瓦黛西（Swadeshi），意为“自己的国家”。这取自一场呼吁使用国货的民族运动，而这家新棉纺厂的成立使国货运动再次高涨，得到了工厂印度股东的支持，产品开始销往中国、朝鲜、日本和中东。
不一样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可能是每个国家的企业家都要面对的问题。而在近代以来的非西方世界，这个问题常常决定着国家的发展方向。以爱国为名盛行的狭隘民族主义已经使得很多国家品尝自大的苦果。
在传记作家的眼里，塔塔的民族主义是宽广的。拉拉（R.M.Lala）在有关塔塔公司历史的《创造财富》（The Creation of Wealth）一书中认为，这位印度工业之父的民族主义跟诗人泰戈尔的相似，都是根植于他们“对人类的博爱”。这使塔塔的眼界要比世界各国的那些所谓民族企业家们开阔得多，他也因此获得很多来自国际上的支持。
他继续到西方工厂考察学习，参加博览会，为印度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并意识到要用先进的知识和思想培养年轻一代的印度人。“使一个国家或社会前进的，如果说是帮助那里最软弱最无助的人，不如说是提升那里最好的最有才能的人，让他们为国家的服务达到最大。”塔塔的这个观念产生了印度科学学院（Indian Institute of Science）。
他甚至邀请后来在1904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英国化学家威廉·拉姆齐（William Ramsay）帮助推动学院的建立。拉姆齐选中了学校的校址——印度西南部的班加罗尔（Bangalore）。这所学校迄今仍是整个南亚地区最有研究实力的大学。而班加罗尔如今是信息产业的中心，被誉为“印度的硅谷”。
不过，印度科学学院直到1911年的夏天才招收第一批学生，这距离塔塔在1893年跟一位印度哲学家在太平洋的船上说起建校已经相隔了18年。那时，这两个印度人从日本坐船去美国参加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400周年的芝加哥世界博览会。
塔塔在1904年去世，并没有亲眼目睹学校的建成。他离世前唯一完成的大项目是泰姬陵酒店——印度人的第一家现代酒店。
塔塔生前一直在联系各种力量促成这个教育机构的实现。他说服了当时英国驻印度的总督，还有印度本土的政治势力，最后是一个印度大公国的王公捐出1.5平方公里土地作为校舍，塔塔本人提供校舍和设备，学校的宪章在1909年获得英国总督的批准。
幸运的是，在塔塔离世后，塔塔公司的国际视野得以延续至今。他的后继者从先进国家引进的观念和技术创造了许多印度乃至亚洲的第一，包括钢铁厂（1907年）、发电厂（1910年）、8小时工作制（1912年，甚至早于许多欧美企业）、民用航空（1932年）、软件服务业（1968年）、自己设计生产的轿车（1998年）以及号称世界上最便宜的轿车“Nano”（2008年）。
印度的醒悟
这一切跟印度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印度国内的混乱常常阻碍着文明秩序的形成。“被动、无知、缺乏理性、外在顺服内里叵测”，曾经是海外观察者对很多印度人的印象。在过去的100多年，塔塔那样的人在印度人中的比例十分稀少。塔塔集团也没有在它成立100年后成为具有世界品质的商业组织。
印度在1947年赢得了独立，但摆脱英国人的殖民统治并不意味着印度人知道自己究竟该往哪里走。这跟同时期的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亚非拉国家有着惊人的相似。
印度人又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摸索，终于开始把国门和社会放开。如今的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被认为是1991年经济改革政策的关键人物。这位走到哪儿都包着头巾的锡克教徒曾是印度的财政部长，他在剑桥和牛津都读过书。
和上世纪初众多中国民族资本建立的企业相比，塔塔集团的存活本身就是奇迹。印度独立前向英国人学习到的自由社会的生活方式，仍在它独立后发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也是在1991年，贾姆希德吉·塔塔的曾孙拉坦·塔塔（Ratan Tata）接任董事长。摆在拉坦面前的是如何让这家存活下来的家族企业在印度重新开放的时代成为世界品牌。
那时的塔塔公司主要盈利的产业大多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独享市场的结果。拉坦首先将旗下的300多家公司精简，把卖掉企业的钱用来安置大量年老员工的退休费用，以减少人们对他的攻击。这也为塔塔在后来向海外的拓展打下了基础，包括在2008年初以23亿美元从福特汽车收购路虎（Land Rover）和捷豹（Jaguar）。
目前，在塔塔将近800亿美元的年收入中，有70％来自印度本土之外。在英国，塔塔已经成为最大的制造业公司。
塔塔目前面临的问题是，至今未婚的拉坦将在2012年退休。到时，拉坦75岁。今年8月，塔塔成立了专门委员会，从包括塔塔家族在内的候选人中挑选拉坦的继任者。虽然塔塔已经在这个星球上存活了142年，它仍继续面临怎样活下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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