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泽众: 人都有一种“安命性”(就是一种思维惯性或是周围比较的自我安慰等特性),从而人们在现阶段有衣有食及普遍收入低的情况下,难以产生共同的抗争力,但随着东西收
在我的感觉中,中国人的来源和西方人的来源真的不同。西方人是上帝创造的,都是亚当的子孙,因此他们认为人都是平等的,起码男人之间是如此。因此西方人的“安命性”思考的范围则更大一些,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心理不平衡也许会象你说的那样,最终会导致社会运动的爆发。
而中国人则更像是从动物进化来的,在这个进化过程,在从猿到人的变化中,本身就带来动物时期的不平等,因此中国人的“安命性”本身就是分裂的。即包括了羊对狼的逆来顺受,也包括了猴王对猴群成员的欺小凌弱。因此中国人对不平等的认识是命中注定。即使引用女娲造人的传说,也包括了尽心塑造的部分和随意甩出的“泥点子”,实际上也隐含和认可了人类不平等的根源。因此中国人的“周围比较的自我安慰”是在一定的社会等级内进行的,这个“周围”很重要,一般是指近距离的、左邻右舍的;很少是跨区域、跨阶层的,很少会有跨等级的“自我安慰”。那些有“彼可取而代之”想法并付之于行动的只是极少数极少数,大多数还是燕雀,不知或佯装不知“鸿鹄之志”。
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对不平等的认识,对跨阶级的不平等是认可的,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而对同阶级内部的不平等往往则不认可。举个例子说,两个同学同时到一个单位,局不会在乎总经理工资和自己的差距,而更在意同学是否拿的把自己多。现实生活中,同阶层内部的争斗往往多于跨阶层的争斗。这就像李世民的最主要的敌人不是窦建德、王世充之类,而是自己的亲兄弟。
中国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重要的是比下有余。比下有余是社会和谐的关键,可有了比下有余一方面可以让上层阶级别太贪婪,一方面让中下层的也别有太多的抱怨。实际上在今天社会中,有很多的不公平和不合理,我们都能够容忍,也就是因为我们能够通过比下有余来安慰自己。在改革开放初期,很多单位都有正式工和临时工之分,正式工工资高,干活少,临时工工资低、干活多,临时工当时并没有抱怨,还是踏踏实实地干着临时工的工作。在央视内部也是如此,有正式职工,也有临时聘用人员,两者收入、福利差距极大,但并不影响临时聘用人员的工作热情和对中央电视台的忠诚。这种工作热情和忠诚就是中国人的安命性的最好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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