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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十几年，内地的房价由每平米数百元升至每平米数千元，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则升至每平米数万元，似乎很高，但与这十几年城市地区人均收入的增长幅度相比，不高，甚至还很低。写这篇随笔，我的主要依据是这一基本事实：主要城市的房价，在过去两年，承受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的巨大压力而未有显著下跌。这一事实，若以房价指标做技术分析的描述，必定呈现为典型的第二浪或第四浪的调整过程。也就是说，在调整之后，一定有飙升。
就基本面的分析而言，我还可以引证经济数据。例如，劳动力流动目前仍是“农村→城市”，而不是相反。并且，虽然有中国人口的老龄化过程，流向城市的人口仍以年轻人为主。这些新增城市人口的收入增长率，与他们在农村时相比，或有数倍之差。事实上，他们的住房需求是推动城郊房租增长的主要需求。以北京四环至五环的房租为例，年增约两成，与中国沿海地区劳工收入的年增长率（高于25%）相应。不同于反映真实住房需求和难以分离的投资（投机）活动的新屋售价，房租的增长更大程度上是真实需求所致。中国城市地区的房价与房租年收益之比大约55倍，远高于美国的26倍和日本的32倍。这就意味着房价比租价更多地反映投资和投机活动，而较少反映真实的住房需求。再者，基于商业活动和商业人口的国际流动性，与亚洲的高人口密度大都市房价相比，北京、上海、广州的房价仍比东京、首尔、香港等地低了许多。比如，东京住房的租金约为北京同类住房租金的5倍。这一差异意味着中国都市的房价还有足够大的上升空间，只要经济增长及其预期能够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例如10年）。
于是，我们必须探讨中国经济的基本状况，并据此推测中国经济以何种速率可持续多少年增长。与我的经济学家同行相比，我素来悲观。折衷地看，中国经济GDP在未来十年仍可保持年均9%以上的增长率。这样的预测，当然已经很乐观，但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却仍是悲观的。故而，我认为它更“靠谱”。如果人均收入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相应，那么，年均9%或更高的增长率意味着现有城区的房价每7～8年就要翻一番。此处，我需要补充论证。
都市房价的增长率，根据常识，应当反比于都市面积的扩展速度。如果都市房价增长伴随着都市面积的扩张，那就意味着对都市住房的总需求有更大的增长。以往10年，对中国经济来说，这是事实。
住房需求，依不同的收入阶层而有较大差异。以往10年，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需求，很可能主导了都市住房的总需求。最近10年间，中等阶层的收入增长率显然低于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率。换句话说，以往10年，至少对中低收入阶层而言，中国经历了一个迅速的“经济民主化”过程。以北京普通家庭的保姆工资为例，从月薪数百元升至月薪2000元左右，大约是北京白领平均工资的1/4。香港普通家庭的“菲佣”，月薪大致5000至1万港元。大约是香港白领月薪的1/2。香港的现在昭显内地的未来，而欧美的现在昭显香港的未来。我们不难推测，20年后中国普通家庭将与欧美社会的普通家庭一样，不再有“保姆”。
经济民主化的特征，表现在住房需求上最为强烈。同一社区之内，与收入的隐秘性完全不同，邻居之间，人均住房面积及住房质量最常“攀比”。以杭州为例，年轻夫妇的预期，在2003年大约是人均50平米的住房面积，可是到2009年购房高潮时，预期已达人均100平米，更有高达人均150平米的。在成熟的市场社会，这一趋势是不能持续的。浙江大学迁往新校区，教授可买大房，例如，300平方米。我住的是浙大老社区，每套住房不过80平米。有一教授迁居新区不久即卖出新区的300平米住房，重回老社区居住。理由是，住房大而无温馨感。家而不“家”，这一趋势当然无法持续。
综述以上的分析和推测，在未来30年里，中国都市地区的住房价格可能经历一次飙升，然后经历一次因人口老龄化和普遍的“无家”感而回归到人均50平米住房需求的狂跌。技术分析表明，只要目前的宏观调控政策随着政府重大人事更迭而被彻底放弃或事实上失效，则房价立即会飙升。然后，大约在10年之后，经济增长不再被预期是可以持续的，那时，房价狂跌更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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