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底气》傅国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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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的底气》傅国涌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30.00元。

言说自由之路，实以鲜血铺就　（蔡朝阳） 尼采云:“一切文字，吾爱以血书者。”读傅国涌《文人的底气》，竟生出一种错觉，以为尼采此语，说的便是近代中国的言论史。从沈荩被清廷杖毙，到邵飘萍、林白水死于军阀之手，再到羊枣死于国民党狱中，在追求言论自由的道路上，献出自己青春和生命的，不可胜数。作者统计，仅仅从1912年4月到1916年6月，即袁世凯统治时代，“至少有71家报纸被封，49家被传讯，9家被捣毁，60名记者被捕，24人被杀”。这是何等的惨烈？路啊路，飘满了红罂粟，言说自由之路，实以鲜血铺就。 　　近百年来，洒在言论史上的斑斑血迹，已凝固成一个伟大的传统，就像一粒生长在知识分子心底的种子，不屈不挠，迎风而长。言论报国，从其小而言，乃是履践一个公民的天赋权利；从其大而言，乃是为了一个开放的、现代的中国。所谓现代，当指崔卫平所谓“文化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崔卫平《我们的尊严在于拥有价值理想》，见《南方周末》2007年1月11日)，现代社会应该有一套适应现代社会的价值理想，而言论自由，便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对于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身上拥有传统的贫贱不屈的文人气节，又经过了欧风美雨的栉沐，两者相互激荡，于是开出了鲜艳的奇葩，使得他们在求索的路上，拥有了超越恐惧的可能、藐视死亡的底气。 　　言论史，是傅国涌创造的一个词语，用来涵盖不同于思想史、比新闻史更广阔的一个概念。自由思考、自由表达，乃是天赋的、不可让度的权利，用傅国涌的说法就是“民以说为天”。他认为，言论是一个民族生命的根系所在，是世界的公法，是文明进步的主要尺度之一。考察百年中国言论史，正可照见百年来国人追求一个文明进步的国家的努力。大国崛起，究其实，乃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归根到底，就是要让全体公民享有更多的权益和福利。如陈独秀言，人民为什么要爱国？“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吾人幸福之团体也。”国家、民族；救亡、启蒙……只有将百年中国言论史，放在这样一个东西文化相互冲撞、停滞帝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背景下，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这条鲜血铺就的路上，知识分子凭自己的血性，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所谓“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是也。但最为关键的，我以为，还是这些知识分子的身上，破天荒拥有了近代意识，超越了书生清议的古代传统，在中国历史上，他们第一次自觉地认识到了近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这个命题。这是一道光亮，照破中世纪的暗夜。蒲柏说，自然法则隐藏在幽暗中，上帝说，要有牛顿，于是世界一片光明。而言论自由这个近代命题在中国知识者心中生根、发芽、传播，何尝不是一种光明？这些知识者在写文章、办报刊的时候，心中是清楚的，是有自觉的，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梁启超提出“新民说”，正是要以报纸杂志等传播媒介，来“新”一国之民。中国从专制皇权社会进入共和社会的进程中，梁启超的言论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文体被称为“新民体”。邹韬奋、王芸生等人都是读着梁启超，才获得了启蒙。 　　《新青年》时代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大旗，那是一个狂飙突进式的启蒙时代，从人们的思想到社会宽容度，都得到了空前的解放。陈独秀因此继梁启超之后，成为执思想言论界牛耳的人。 　　最值得一提的当为《大公报》。《大公报》首次明确提出了“四不”主张: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不党，便是不和任何党派发生关系；不卖，便是经济独立；不私，指报纸为天下公器；不盲，便是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这“四不”，从政治、经济等角度，全方位地阐述了《大公报》同仁独立办报的思想。这是中国媒体第一次提出自觉、明确的独立办报主张，是知识分子对近代以来言论自由这一命题的呼应。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等名字，因此而显得不同凡响。胡适评价《大公报》，之所以成为中国最好的报纸，乃在于登载确实的消息，以及发表负责任的言论。1941年5月《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国际新闻界大奖，颁奖词说:“该报自于1902年创办以来，始终能坚守自由进步之政策；在长期办报期间，始终能坚持其积极性新闻之传统；虽曾遇经济上之困难，机会上之不便以及外来之威胁，仍能增其威望。”从张季鸾的《无私与无我》，到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再到王芸生的《看重庆，念中原》，《大公报》始终坚守着“四不”的追求。多年以后读到《大公报》的政论，读到这些负责任的文字，仍不免叫人心生惆怅。故人已乘黄鹤去，欲采苹花不自由啊！ 　　书生论政，文章报国，在追求一个自由、开放的国家的进程中，知识者面对的是不可一世的强权，是枪杆子，是赢家通吃的逻辑。史量才与蒋介石的对话可以看做是一个报人的处境和其底气的隐喻。蒋介石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量才冷冷答道，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 　　吴宓诗云，终信文章胜甲兵。吴宓的诗句有一种确信，相信历史，相信社会的进步。我觉得，如果甲兵指代强权，那么吴宓的话说得还不完全准确，因为我们要胜过的，除了强权，还有强权逻辑，那种因为几千年皇权专制而深入人骨髓的唯权力是从的观念。告别中世纪，跳出历史周期律，以言论史观之，便是用观念战胜观念的过程。（源:南方都市报 ） 延伸阅读： 　　《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傅国涌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版，26.80元。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2-24 14:22:31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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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人的底气 傅国涌 广西师范大学 南方都市报 国际新闻界 傅国涌 文人的底气

文人需要有这样的底气，遗憾的是很多文人并没有或不可能有这种底气。

想到张季鸾从洁身自好到力避私见主持《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想到他所说，“作为一个报人，不仅不应该求权、求名，也不应该求财”，对其铮铮作响的文人的风骨，佩服之至。在张季鸾去世时，《大公报》同仁的挽联也许是对他恰如其分的评价：“千载事功，曰诚曰敬；一生心血，为国为民”。

周恩来先生为张季鸾先生所写的挽联是：忠于所事，不屈不挠，三十年笔墨生涯，树立起报人模范；病已及身，忽轻忽重，四五月杖鞋失次，消磨了国士精神。

想起林则徐一副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知识分子的底气来自“无欲”。

“无欲则刚”四字似乎很切合我看后的感受。

我读了这本书，很好。

从其小而言，乃是履践一个公民的天赋权利；从其大而言，乃是为了一个开放的、现代的中国。——的确如此。

知识分子（文人）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本就应该实事求是反映民声与民意，这是文人应该肩负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