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成果丰富,如“承诺提高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对利率市场化改革予以稳步推进”,但不难发现,所有这些其实都与“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有关,都是围绕着这一点展开的。为什么这一点这么重要呢?因为它是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其范围不限于国内)的前提条件,而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又是一个国家,进而乃至全球经济能否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国内扭曲的市场环境国内学者看到了,美国人也看到了,我们这次承诺对市场环境做出改进,不能完全视为是对美方压力的屈从,而很大程度上也是国内学者和普通民众多年来努力的结果,只不过ZF这次借中美对话之机,顺水推舟,把改革的决心向社会表明。
一直来,国企都被赋予了某种特殊的使命,如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或在意识形态上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些“使命”使国企笼罩在一个光环中,使国企“正言顺地”在所谓的战略性产业中占据支配地位,成为“共和国的长子”。但是,这些使命,恰是使国企具有某种特权的借口,使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市场中不能一视同仁。
“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驱动力,而推动创新需要有一个健康的外部环境,在竞争的压力下,企业才会有动力去创新。而巨无霸的国企,凭借其垄断地位,创新的动力大大减弱,它们手中握有大量的资金,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冲动非常强烈,去年以来,不少地方ZF纷纷和央企合作,就是看中央企钱多,有投资的能力,央企的投资能拉动地方经济增长,但地方ZF没有看到,国企的大规模投资将使一个地区的经济结构更加扭曲,对国家来说,后果是使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扭曲,这是因为,国企的投资很大程度上是粗放的,粗放投资的直接结果是使流通中货币数量大大增加,也就是通货膨胀,这会进一步加大结构调整的难度。
粗放的投资只不过是消耗资源,而不能创造真正的市场价值,“价值”是人的才能的发挥带来的,有人会说国企不是也可以发挥人的才能吗?注意,在国企中,人的才能的发挥很大程度上是受抑制的,因为国企有ZF的保护,没有生存的危机,一个企业如没有生存危机的意识,在没有这种危机感的情况下,是不会把才能发挥到极致的,另外,特别重要一点,我们说的才能的发挥,是指向“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这个方向的,在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当中,所有的企业都只有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才能生存,在不迎合消费者需求的方向上发挥才能是没有价值的,而国企经营者发挥其才能,很大程度上却是满足ZF的要求,实现ZF确定的目标(如保增长和就业),因此其价值要大打折扣。正如美国财长盖特纳的呼吁“中国必须更多地依靠民营企业的创新,而不是国有企业的产能扩张”,依靠国企产能扩张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危险的。
最后补充一点,在这次的承诺中,中方承诺“鼓励包括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内的所有上市公司增加红利支付。此外,中方鼓励提高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平均分红水平,使其与国内其他上市公司的市场平均分红水平相一致”,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比例是国企性质的要求,其好处,除了大家都认识到的“可用于资助ZF的社保和养老开支,从而有可能降低中国人大量储蓄的必要性,让他们提高消费支出,从而达到刺激中国内需(对美方来说,这样可以减少中美之间的贸易赤字)”之外,还有容易被忽视的一点,那就是可以降低了国企的投资能力,抑制了国企的投资冲动,如上所述,这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也是很有好处的。
作者: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华人哈耶克学会会员 朱海就 来源: 凤凰财经 2012年05月0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