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大培 ：“学浙江”的恶果（2005年2月28日）

在vagabond看来，农民要么以命换钱，要么坐以待毙，没有其他出路了。但是真的没有吗？

“血泪工厂”似乎是任何国家和地区发展过程都难以逾越的一个阶段。恐怕喊口号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3-20 15:25:48编辑过]

以下是引用张三李四在2005-3-20 15:24:05的发言： “血泪工厂”似乎是任何国家和地区发展过程都难以逾越的一个阶段。恐怕喊口号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如果这也可以成为理由，那么革命就不难理解了。对了，经济学不研究革命。

以下是引用hupichi在2005-3-20 15:40:49的发言：

如果这也可以成为理由，那么革命就不难理解了。对了，经济学不研究革命。

你说错了，经济学是“研究”革命的。经济学理论和已经发生过的事实告诉我们，“革命“带给最底层民众的结果通常是：连进“血泪工厂”受“剥削”的机会也被剥夺。

六七十年代在中国农村，有机会进矿当工，是备受羡慕的。而那时矿工的生活条件和安全条件，你可以去看看当时“铁人王进喜”的宣传资料，决不会比“血泪工厂”强到哪儿去的。

要指出现实生活中的不足很容易，问题在于，有没有更好的改进方案？

你应当知道中国所谓的“革命”和民主革命是有本质不同的，推翻一个王朝取而代之一个皇帝不过是政权的更迭罢了，和革命毫不相关。民主革命的目标在于建立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公民的生存权、劳动权、休息权、收益权受到这个政府公平的保护，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经济领域竞争和缔约的平等。这是市场经济的前提，脱离了对市场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无论你数学功底如何高深、建模如何完备，都不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这在吴敬涟老先生的悔悟之语是里得到了印证的。

现实的确是硬梆梆，没有人想要主动革命，毕竟那血淋淋的代价对于每个人来说都过于残酷，用经济学的话说是社会成本太高。但如果将农民逼进除了到“血泪工厂”心甘情愿受剥削之外只有坐以待毙的路上，那么这个成本你不愿意付也会有人强迫你付的。这不是你讲不讲得清理论的问题，而是自然正义法则起不起作用的问题，凭什么经济发展的成本必须由一部分人承担，另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却心安理得的以为事实就该如此，一提起革命就觉得大谬不然？况且为什么经济发展就得有“血泪工厂”这样不拿人命当回事的成本，你又能论证得出来么？

你问我有没有更好改进办法，其实这个问题在中国已经问了一百多年，前人不是没有开过药方，从胡适陈独秀，到杨小凯茅于轼许许多多优秀的中国人一生都在研究，从五四到6-四，许许多多普通民众也在一直探索，时至今日，至少民主和自由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石这样的结论是勿庸质疑了。我们所做的只是一边思考一边说出自己的理解和感受，希望唤起更多的人关注民生关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用民主和法制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做人的尊严。要知道，批判现实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责，公共知识分子也不会仅仅停留于批判现实的。

在vagabond看来，农民要么以命换钱，要么坐以待毙，没有其他出路了。但是真的没有吗？

起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确实不会有。即便你是总理，提高扶贫力度，但那显然不可能达到他们有工作做时的水平。别说你给东北和山西各煤矿现在在职的工人每人每月1000元（假设数）的补贴没有资金来源，即便你解决了这批人的基本福利，你会发现除非你也给其他人同样的待遇，否则黑心的矿主绝对不会缺少矿工，你补贴约多则小煤矿越多。

我们一年的财政收入还不到3万亿（26355.88亿元），按5亿人计算，你只能发6个月的工资！

美国有个专家写了一篇论发展中国家的童工问题的文章，乍读上去，你会认为她在支持使用童工，其实不然，她在责难发达国家的政府。她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在使用童工的地区，儿童的福利状况更好。可惜我不知道这篇文章被我存放到哪张光盘上去了。

至于你谈到的革命，1911年和1949年分别发生了一次，每次革命当然有其进步意义，不过，在分配上做足文章的后果我们也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看到了。你以为现在的生活水平更高还是1976年的生活水平更高呢？如果你以为现在的生活水平更高，穷人得到的帮助更多，那么你或许会承认贫富差距的大小只是社会公平的一个参照指标。

兄弟，你心目中的“好人”也有，卫生部在河南艾滋病问题爆发后就下决心要禁止有偿献血。结果呢？别说它其实靠强制公务员、军人、大学生献血才勉强保证血源，就说它要做到的事吧，各地不照样发现有人为钱而献血吗？直接卖血的收入还要高一些呢（毕竟你不需要找“血头”和制作假身份证或借身份证）。假设某甲的孩子考上了县高中，靠家庭收入支持他读书还缺那么三千元，又假设每次买血可得五百元，那么他的父母和他每年买血两次（按卫生部的说法根本不影响身体健康，反而有益；上海就允许并鼓励一次性献血四百而不是二百毫升）就可以解决问题，你是否认为他被迫放弃学业就更人道呢？估计你没结婚。我可以告诉你，我在那种地方也会为了孩子下煤矿，信不信由你。如果你认为我只是说说而已，那么我告诉你实际发生过的真事（以下内容删除）。你能揣摩到我的动机吗？我想你能。

打那么多字好累，我特地计算了一下，将近一千个字（我搞翻译至少要收九十元）。

希望你多少能相信他人不是冷血动物，对你的帮助就是例证，而热情和好心发展到极端对你和社会都没有好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3-25 19:11:55编辑过]

写这么多字来帮助我，让我觉得甚是荣幸：）

但恐怕vagabond会错了我的意思。如果你觉得扶贫或者帮助弱势群体就是每年拨给他们多少补助、禁止某些影响重大的做法，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本是个系统工程，并不是某个部门或某个领导关怀一下就可以立竿见影的。社会的弱势群体需要的并不是其他阶层的怜悯和施舍，而是一个相对公正和公平的环境。比如拖欠工资的民工可以不需要通过总理关怀就能拿到他应得那份报酬，下井作业的矿工可以通过举报违反安全条例的矿主保护自己的生命，因卖血而遭受HIV感染者可以起诉那些黑心的血头而获得相对的赔偿。。。

我知道你反感所谓的道德说教，主张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和经济现象，这点我并不反对。我反对的是在实证分析的幌子下为社会种种丑恶现象寻找借口，正如你所举的童工的例子，如果社会物质果真匮乏得必须由少年儿童参与劳动才能维持基本的生存状态，那自然是迫不得已。然而在一方面官员大肆贪污浪费，巨额资金外逃，一方面未成年儿童不得不通过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维持温饱，那么这个社会必定是出了问题。所谓的有童工的地区儿童境遇比没有童工的地区要好，因此童工存在是合理的，就是个不动脑筋的论证（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论证），因为社会还存在更优的选择----遏制腐败、减少浪费，用经济学的话说就是减少社会交易成本，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从更高层次上说，没有实现平等交易，交易一方的利益得不到保护的经济不是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甚至不能称之为“市场经济”，因为平等自愿本就是市场交易的起点。

谈到革命，这个令人心悸的词语，并不是某些人偏爱革命，而是因为不动脑筋的分析人士们缺少了对底层人们生存智慧的足够估计。他们会追问为什么我只能在缀学和卖血之间来选择呢？为什么不能走第三条道路呢？这恐怕是社会精英们不得不正视和面对的事实。在我看来，道德是降低社会成本的有效手段，在法制极不健全的时候，道德就成为保证这个社会正常运转的底线。这就是说，避开道德而谈经济不是不可以，但首先你要保证这个经济分析符合经济理论必要的前提，如果连基本的按劳取酬都做不到却谈什么边际效用、计算什么成本收益，那不是空中楼阁是什么？这种庸俗的经济分析方法又何尝不是替各种利益集团为虎作伥，将社会阶层进一步推向对立呢。

历史上的革命有两种，一种是资产阶级革命，这是一种主动的革命，是推翻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伟大革命。但是，这种革命并没有消灭地主，只有让地主阶级放弃对政权的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展，资产阶级为了保证自己的食物更安全，生存环境更优美，自然资源得到更有效的保护，从国家财政中拿出大笔钱支持农业和农民（实际上是地主阶级）。另一种是农民革命，通常是农民到达被统治阶级逼迫到无法生存的地步才会发生，当然其破坏作用也可想而知了，消灭一切统治阶级，然后自己取而代之。中国的二十四史正是这样反复循环的。

左大培是一个典型的受马克思理论影响的中国人。西方社会在马克思理论影响下，最终成立了代表工人利益的政党即民主党。中国人读了马克思理论后得到的结论是“造反有理”，一切有剥削性质的社会都是不公正的，都不能存在。

实际上，左大培把两个本来不相关的问题放到了一起，其目的是为了论证中国现在不能走私有化。当然，我本人是反对私有化的，至少不能象目前这样走下去，否则将有可能再一次爆发农民革命、出现社会动乱，重返过去二千多年的历史。

学习浙江本身没有错，就象我们现在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一样。学习浙江，应该学习的是浙江人的精明、勤奋和勇于冒险的精神，就象我们学习西方经济学应该学会象美国人那样进行理性思考一样。但问题是，中国各级政府官员急功近利，不安于职守，内心思变，总想着换个更好、更高的位子（当然，这种浮噪与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学界的表现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学习主流经济学，同样也存在滥用经济学揭示的一些原理一样。正是这种滥用和不具备美国人所有的现实理性思考，导致了新制度经济学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所造成的危害。

矿难完全是更一个本质不同的问题，是一个矿井安全管理不当的问题。在中国虽然有一个统领八方的国家安全生产管理局，但那纯粹是一个形式主义的摆样子。安全生产管理特别是矿井安全管理，是一个日常的管理事务，那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工作。这种工作需要有大批高素质的人才参与其中。但是，在中国现有的收入分配格局下，没有几个有才华的人会愿意从事这种工作。“学而优则仕”，能人全都当官、争权力去了（可想而知，二千多年来孔子的遗言给中国人带来了多大的灾难）。

事实上，中国的矿难与学浙江本来没有任何关系。历史上，中国的矿难比现在还多，只是新闻不报道，我们不知道，以为天下太平。现在的问题是每一起矿难都会在媒体上反映出来，搞得人心慌慌。然后，引起了一些充满良心的学者的各种联想。如果这种联想受到了一些不正确理论引导，事实上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危害。

然而在一方面官员大肆贪污浪费，巨额资金外逃，一方面未成年儿童不得不通过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维持温饱，那么这个社会必定是出了问题。

你的语气平和多了，很好，这对你来说是个进步，当然，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讨论任何问题。

诚如你所说的，扶贫是个系统工程，但这个工程与我所援引的这段文字关系不大。贪污浪费的钱财未必会用在扶贫上。巨额资金外逃的原因更复杂，其中有一点肯定是你难以接受的：不和谐的社会导致富人对国家和未来丧失信心，而这种不和谐除了政治因素外，恐怕与相对贫困人口的恶劣心态不无关系（请看时事版那个博士求助帖的跟帖吧）。

进一步探讨扶贫问题，我们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授予鱼和授予渔。就前者而言，对实在无法自立的人来说，政府和社会有责任提供免费的救助，不过，这里也有适度的问题。事实上许多贫困问题是个恶性循环，例如越穷孩子越多，而且有一部分穷人的确要为他们的贫困负责（朱总理在云南关心过一个贫困家庭，省府因此把他家列为重点帮困对象，但他拿了救助去买VCD机等相对奢华的用品，并没有抓住机遇去发展，而是躺在了政府援助上）。授予渔当然是根本之道，不过，这个过程就复杂多了，譬如教育就可能要两代人才可能发挥作用，而在教育中显然需要加入自我适度评估和和谐社会的教育，否则培养出来的可能就是马加爵。

社会公平的理想也可能庸俗化，例如公务员公开招聘不限身份，听上去是不是很好听？倘若你是农民而考上了上海的公务员，那你的月收入至少在五千元，在上海能拿到这个数字的打工者也不多。可是你最好别结婚，因为你买不起像样的房子（至少是每平方米一万元），而你找乡下妹子，她可以不考虑日常生活问题了，你的生活水平可是与同事相比差几个台阶了。请问，有多少人在这种情况下会保留学生时代的理想，保持平和的心态？腐败的虽然是少数，但捞点好处的恐怕就不是少数了，而且多数人一定会拼命向上爬，他们可不会同情弱者，不会为其他人着想。

我们单位要发住房补贴了，内部政策规定拆迁过的要扣除（算是享受过国家福利了），问题是拆迁的地方没有一处的口号不是“支援国家建设”。难道这些处级和科级公务员不知道在中国拆迁引发了多少矛盾？他们很清楚拆迁中的问题。他们在表面上可是为国家（单位）着想。在他们的领导下，我再遇到拆迁，即便没好处也要拖下去，我怎么相信党和政府，我甚至很难相信我的同胞。请记住他们都是上海人，大多是党员，他们就是这种黑暗心态。在这种社会中培养出来的人怎么会有同情心和正义感？

18楼写得不错，至少在大方向上，或许对你也有借鉴意义

i very ＡＧＲＥＥ

it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