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昆《经济学原理》的三大缺陷（中篇）

3、公共产品估值：国债与财政赤字的“隐形之锚” ？

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是对所有商品进行估值、计价的工具，并对所有商品都具有购买力。宏观经济有效需求不足，是因为基于货币支付能力的有效购买力不足。那么，通过信贷扩张或发行国债，增加货币供应量，就可以形成有效购买力、平衡供求关系。所以，货币的衍生功能之一，是撬动实体经济供给侧或需求侧、使之达到平衡的杠杆和工具。
货币供应是有边界约束的。货币发行量以实体经济的商品和服务的内在价值为锚，但又具有伸缩弹性，可以在一定时空范围内脱离实体经济，这就潜伏了价格波动、通胀、通缩、流动性、经济周期等一系列问题，使宏观经济运行变得有活力而又复杂。
需要强调的是，货币发行与流通有两支锚：一支锚勾挂着信贷货币发行和流通，锚定物是市场上的商品和服务；另一支锚勾挂着国债货币发行和流通，锚定物是公共产品、公共资源。
货币的本质是信用，分为商业信用和国家信用。银行信贷货币的发行基于商业信用；政府国债货币的发行基于国家信用。考察货币发行量与流通，需要厘清信贷货币与国债货币的联系与区别。
相同的是，信贷货币与国债货币都进入金融市场，两者交融在一起，成为货币总供应量的组成部分，共同影响利率的形成，并通过加息或减息调节货币的流动性；不同的是，两者的信用属性和功能有着重大区别。
信贷货币以商品总价值和商业信用为锚，发行规模受商品流通规模和速度以及家庭储蓄+企业储蓄+货币乘数的硬约束，量入为出，由市场机制调节，反映短期货币供求关系。
国债货币基于货币发行主权、以国家综合实力和国家信用为锚，具体内容是多元的，包括不可计价的公共产品、科技进步的潜在增量价值、待开发土地或资源的潜在增量价值，还有人口红利、失业者的“机会工资”，等等。
国家信用和国家实力，说到底，就是国家生产和供给公共产品的能力。为了理解这一点，需要对公共产品、公共资源作为国债货币发行和流通的“隐形之锚”，有一个清醒认识。
公共产品的供给与需求，属于非商品交易，难以精确计价，这就使以GDP为主要变量的AD-AS模型的总量分析存在巨大缺口，但这个缺口恰恰给政府发行国债货币创造了空间，使货币供应总量有了腾挪余地。
公共产品无法明码标价，不等于公共产品没有价值。
公共产品的价值，可以采取一定时期内“税收+财政赤字”的方式予以估值。赤字的核算，依据两个经验数据：一是失业率保持在合理区间，例如5%以内；一是通胀率保持在合理区间，例如2%以内；然后结合GDP、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生产者物价指数PPI等其它相关数据，就可以计算出合理的赤字规模及国债货币的发行规模了。
国债货币的投向，主要是用于公共产品再生产、公共资源再保护、宏观经济再平衡。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增发国债货币来扩大社保、社会福利，是解决供求失衡的有效手段。
考虑到国债货币与信贷货币的不同属性，对宏观经济总供求进行均衡管理，现代货币理论提出一系列尚不为主流经济学接受的颠覆性理念：财政是创造国债货币的工具；财政赤字货币化、支出先于收入；财政工作的目标不是收支平衡，而是充分就业，等等。这些观点的利弊得失值得研究，因为它事关政府能否充分发挥国债货币功能对宏观经济的未来均衡进行预期管理。
赤字货币化，并不适合所有经济环境。在物资匮乏、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中，会带来恶性通货膨胀；但在我国目前产能过剩、内需外需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无疑是一个有效金融工具。
财政赤字并非无源之水，在特定环境下有着特定锚定物。财政部门要做的工作，是找到这些锚定物并予以科学估值，据以发行国债。赤字是花未来的钱，需要立足现在着眼未来，寻求未来预期的平衡。
政府一定时期内的发债规模，需要与无法明码标价的公共产品的隐形价值相匹配，反映政府对未来宏观供求均衡的预期，是政府以出售债券发行货币的方式，对未来宏观经济供求均衡进行预期管理。

4、从“三种生产”视角看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

宏观经济，是三种生产以货币流通为介质的总量经济。
家庭劳动力和企业产品，作为商品进入市场，由市场定价，总价格成为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构成，计入GDP。公共产品没有价格，以国债、财政赤字的方式，参与总供给与总需求，从而使公共产品能够以货币形态计入GDP。
考察宏观经济，分两种生产视角、三种生产视角两个层面。
从两种生产视角看，宏观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微观基础是家庭与企业的对立统一，内核是劳动与资本、工资与利润的矛盾运动。工资与利润此消彼长，结果有三：或是“资强劳弱”，或是“劳强资弱”，或是“劳资平衡”。这决定了蛋糕分配的三种情况：“资本剥削劳动”，“工资侵蚀利润”，“工资与利润平衡”。
微观经济反应到宏观上，也是可能的三种状态：
一是总供给不足、总需求“过盛”，企业的产出不能满足家庭生活的需要。计划经济就是这样，被称为“短缺经济”。应对措施是“抓革命、促生产”，在供给侧发力，促进生产力发展。
二是总供给过剩、总需求不足，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服务超过家庭基于支付能力的购买力，导致产能过剩、生产过剩，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结果。
三是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但这需要从两种方式达成：市场机制+经济危机；市场机制+政府干预。
市场机制+政府干预，其实就是从三种生产视角看宏观经济，在家庭与企业之间，加入了一个由政府控制的中间支点，给了政府干预市场一个抓手。
政府干预市场，面对劳资矛盾，必须坚守中立、不偏不倚。因为政府追求权力最大化，依赖于税收，而家庭和企业是税源税基。无论是资本剥削劳动，还是劳动侵蚀利润，都会损及税源税基，从而损害政府目标。
所以，政府的职能与使命，微观上是调和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宏观上是寻求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路径是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给中间支点找到锚定物——支撑国债发行和财政赤字的公共产品，并予以科学估值，使之可以计入GDP。这里不仅涉及公共产品的界定、估值，而且涉及工资、利润、税收、利息、赤字、就业等一系列经济变量，归根结底是一个做蛋糕与分蛋糕、寻求生命力与生产力平衡发展的问题。

4、从“三种生产”视角看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

宏观经济，是三种生产以货币流通为介质的总量经济。
家庭劳动力和企业产品，作为商品进入市场，由市场定价，总价格成为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构成，计入GDP。公共产品没有价格，以国债、财政赤字的方式，参与总供给与总需求，从而使公共产品能够以货币形态计入GDP。
考察宏观经济，分两种生产视角、三种生产视角两个层面。
从两种生产视角看，宏观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微观基础是家庭与企业的对立统一，内核是劳动与资本、工资与利润的矛盾运动。工资与利润此消彼长，结果有三：或是“资强劳弱”，或是“劳强资弱”，或是“劳资平衡”。这决定了蛋糕分配的三种情况：“资本剥削劳动”，“工资侵蚀利润”，“工资与利润平衡”。
微观经济反应到宏观上，也是可能的三种状态：
一是总供给不足、总需求“过盛”，企业的产出不能满足家庭生活的需要。计划经济就是这样，被称为“短缺经济”。应对措施是“抓革命、促生产”，在供给侧发力，促进生产力发展。
二是总供给过剩、总需求不足，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服务超过家庭基于支付能力的购买力，导致产能过剩、生产过剩，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结果。
三是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但这需要从两种方式达成：市场机制+经济危机；市场机制+政府干预。
市场机制+政府干预，其实就是从三种生产视角看宏观经济，在家庭与企业之间，加入了一个由政府控制的中间支点，给了政府干预市场一个抓手。
政府干预市场，面对劳资矛盾，必须坚守中立、不偏不倚。因为政府追求权力最大化，依赖于税收，而家庭和企业是税源税基。无论是资本剥削劳动，还是劳动侵蚀利润，都会损及税源税基，从而损害政府目标。
所以，政府的职能与使命，微观上是调和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宏观上是寻求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路径是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给中间支点找到锚定物——支撑国债发行和财政赤字的公共产品，并予以科学估值，使之可以计入GDP。这里不仅涉及公共产品的界定、估值，而且涉及工资、利润、税收、利息、赤字、就业等一系列经济变量，归根结底是一个做蛋糕与分蛋糕、寻求生命力与生产力平衡发展的问题。

（四）我国经济内 需 不 足的宏观经济分析

中国经济经历了四十多年高速增长后，正面临巨大的增长下行压力。最直观的表现，是产 能过 剩、需求不足、预期减弱，通 缩阴影挥之不去。
相较于计划经济时期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今日中国进入了一个迥然不同的需求不足、供给过剩的结构性“剩 余经济”时期，背后的机制和深层逻辑，源于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重构了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使宏观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在数量、质量、结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1、我国宏观经济的两大 症 结
从三种生产的宏观经济全方位全视角看，目前我国经济存在两大 症 结：
一是在实体经济层面，政府和社会过分偏爱企业生产而忽视家庭消费，背离两种生产辩证运动的市场经济底层逻辑，造成了一段时期内结构性的“生产力超前、生命力滞后”危机。
二是在货币流通层面，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低利率环境营造了信贷繁荣，但投资过多流入房地产业，推高房地产价格造成资产泡沫，挤压了非住宅消费，导致生活消费的内在结构严重失衡，背离了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
第一个症结，从两种生产视角考察，可以发现，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高速增长过程中，企业生产力突飞猛进，成了世界工厂，生产和供给能力不仅满足了国内需求，而且超越国界达到世界各个角落。然而，家庭收入和生活消费并没有同比例增长，近年来更出现了终端需求不足和消费降级，陷入了生产力超前、生命力滞后危机。
反映在统计数据上，表现为人均GDP持续走高的同时，家庭消费占GDP比重长期偏低且未能同步提升。
以下这段内容由AI生成：

一、中国家庭消费长期滞后于人均GDP增长
1.人均GDP增长趋势（2000-2022年）
2000年人均GDP 959美元（世界银行数据）；
2010年人均GDP 4,550美元（突破中等收入门槛）；
2022年人均GDP 12,741美元（名义值，国家统计局）。
2.中国家庭消费占GDP比重（最终消费率）
| 年份     | 家庭消费占GDP比重  | 全球平均消费率   |  
|----------|---------------------|------------------|
| 2000     | 46.4%               | 60%-65%          |  
| 2010     | 34.9%               | 58%-63%          |  
| 2022     | 38.1%               | 55%-60%          |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国家统计局）
关键结论
2000-2010年，中国家庭消费率从46.4%降至34.9%，与人均GDP翻两番形成反差；2010年后消费率小幅回升至38.1%，仍显著低于全球平均水平（55%-60%）及同类经济体（印度2022年为59.3%）。
二、结构性原因分析
1.收入分配失衡抑制消费能力
劳动报酬占比低
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从2000年的53%降至2011年的47%，2022年回升至52%（OECD国家平均55%-60%）。
基尼系数高企
中国基尼系数长期高于0.46（2022年为0.467），前10%家庭收入占总收入41.4%（西南财经大学调查），高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低。
2.高储蓄率挤压消费空间
储蓄率畸高
居民储蓄率从2000年的37.5%升至2008年的51.8%，2022年仍达44.1%（IMF数据），远超全球均值（26%）。
预防性储蓄动机
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支出占家庭收入比例超20%（北京大学调查），迫使居民压缩消费。
3.房价上涨透支消费能力
房贷挤压可支配收入
2022年居民房贷余额38.8万亿元，房贷收入比达57%（易居研究院），一线城市家庭房贷占收入比超80%。
租金与消费替代效应
住房支出占消费比重从2000年的10%升至2022年的24%（国家统计局），直接抑制其他消费。
4.经济模式依赖投资与出
投资驱动型增长
资本形成率（投资占GDP）长期高于40%（2022年为43.2%），挤压消费占比；  
出口导向政策
净出口占GDP峰值达8.8%（2007年），企业利润向出口部门集中，居民收入增长滞后。
三、国际比较：消费率偏离发展规律
1.人均GDP与消费率的国际经验
一般规律：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后，消费率通常升至50%以上（如韩国2000年人均GDP 1.2万美元时消费率53%）；
中国异常：2022年人均GDP 1.27万美元，消费率仅38.1%，显著低于可比阶段国家。
2.消费率横向对比（2022年）
|   国家   |   人均GDP（美元） |家庭消费占GDP比重  |  
|----------|--------------------|--------------------|  
| 中国     | 12,741             | 38.1%              |  
| 美国     | 76,399             | 68.2%              |  
| 印度     | 2,389              | 59.3%              |  
| 越南     | 4,163              | 66.8%              |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四、政策效果与未来挑战
1.政策调整的有限性
“双循环”战略：2020年提出扩大内需，但2023年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仍仅52.4%（国家统计局），低于2019年的57.8%。
收入分配改革滞后：2022年城乡居民收入倍差2.45，较2012年（3.1）仅小幅改善，财产性收入占比不足10%（城镇家庭）。
2.长期风险
增长动力不可持续：投资边际效益递减（增量资本产出率从2000年的3.5升至2022年的7.2），消费若无法接棒将拖累经济增速；
人口老龄化加剧：2022年60岁以上人口占比19.8%，老年抚养比21.1%，储蓄率下降与医疗支出上升可能进一步抑制消费。
结论
中国人均GDP的增长与家庭消费率低迷并存，本质是“投资-出口”驱动模式、收入分配失衡与社会保障不足共同作用的结果。若不系统性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如提高劳动报酬占比、扩大财产税）、完善社会保障（医疗、养老全覆盖）及调控房地产泡沫，消费率难以实质性提升，经济转型目标亦将面临挑战。数据清晰表明，增长质量而非增速本身，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命题。

人均GDP增长但家庭消费占GDP比重未能同步增长，反映了中国经济结构中的深层次问题，如收入分 配不 均、社会保障不足、高 房价等，这些因素抑制了居民的消费意愿和能力。

经济结构中的深层次问题

企业投资过多导致产能 过 剩，家庭消费不足导致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突出表现，一是房地产泡沫，商品房大量剩余；二是失业，劳动适龄人口大量剩 余。“两个剩 余”背后，是社会福利、医疗、教育供给的结构性短缺和工作岗位供给的结构性不足。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严重脱节，在人口总量减少的同时，老年人口占比增加、劳动适龄人口占比下降、男女性别结构失调、年轻人婚育意愿减弱、出生率降低少年儿童数量减少。老龄化叠加少子化，人口发展在数量、质量、结构方面都出了问题。
人口总量减少而人口结构失衡，构成了对实体经济总需求的硬约束。应对之策，是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生活消费水平，在人口总量达峰不可逆条件下，追求提高人口质量、优化人口结构、改善人口分布。
然而现实是，对“物”的投资过剩，对“人”的投资严重不足；家庭劳动收入和资产性收入长期落后于企业利润和投资增长，“人”的价值估值长期落后于“物”的价值估值。由此导致生活消费和人口再生产滞后，破坏了两种生产良性循环，这已成为目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第二个症结，房地产泡沫与流动性危机，从信贷繁荣到信贷衰退。
生产力超前、生命力滞后的本质，是实体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反应到货币流通上，突出表现为信贷资金过多流入房地产行业：在供给侧，地方政府热衷于土地财政、开发商加杠杆大规模举债，形成房地产的资产泡沫；在需求侧，家庭在收入不足条件下，加杠杆撬动未来收入买房子，急剧扩大了家庭负债。
房地产泡沫下的住宅商品供过于求，不是没有需求，而是家庭缺少以货币收入为支撑的有效购买力。贷款买房的家庭把有限资金投入期房，挤压了衣、食、娱、游、用，科、教、文、卫、体等其它消费，导致人口再生产紊乱，干扰了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发展的自然规律。
全球化时代，大量出口消化了企业的部分过剩产能，生产力超前、生命力滞后的危机并不明显，很少引起注意；但在逆全球化潮流中，出口不畅，危机就日益凸显出来了。
按照经济周期理论，当产能过剩、需求不足时，合乎逻辑的对策，是减少货币发行量以降低流动性，提高利率以收缩信贷，目的是去产能。然而，这里的悖论是，降低流动性、紧缩信贷，同样会压低消费需求。
于是出现了一个诡异现象：政府为刺激消费实行宽松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总量，却被流动性减慢冲淡了效果。背后原因，是家庭对未来预期趋向悲观，不愿消费或降级消费，宁愿增加储蓄应对不时之需。企业对未来预期也趋向悲观，不愿投资，即使拿到贷款也“反存银行”吃利息，或在股市、债市、汇市及其它金融衍生品市场滚动，回避对实体经济的投资。
为什么人们对未来预期转向悲观？从货币流通层面看，是因为银行信贷从“信贷繁荣期”进入“信贷衰退期”，产生了流动性危机。举个例子：
2008年，感受了北京奥运会盛况后，老王贷款100万在京城北四环内某小区买了一套商品房。到2018年，同一套房的使用价值没变（如果计算折旧其实是贬值的），价格却涨到了900万。老王卖了房，不但还清贷款，还赚了一笔。无数个类似老王赚钱的财富效应，不断叠加扩散，让人们对未来预期充满乐观。开发商加杠杆大举借债造房，消费者或投资（机）客加杠杆借钱使劲买房，推动银行信贷高度繁荣，债务扩张与财富增长进入正反馈循环：借债越多，赚钱越多。
然而，房地产泡沫过大，总有破灭的一天。一旦房价由升转跌，债务与财富的互动，就进入了负反馈循环。债务违约的尽头是破产，破产效应不断叠加扩散，让人们对未来预期转弱，宁可增加储蓄而不愿借债，导致银行信贷紧缩、进入衰退期，陷入流动性危机。
流动性危机的本质，是货币杠杆对实体经济调控功能的削弱甚至丧失；突出表现，是信贷资金在金融机构空转，流动性较低的M2占比快速增加。虽然货币发行总量扩大，却未能遏止通货紧缩倾向，利率变动对资金供求的调节能力下降，低利率、零利率甚至负利率，都无法把资金“赶”出银行。这是市场失灵的典型表现，基于市场机制的货币政策也对此无能为力。如果政府财政再不出手，这种情况一旦形成趋势，将对经济社会造成长期损害。
一言以蔽之，实体经济生产力超前、生命力滞后，引发了货币流动性危机、通货紧缩，人们对未来预期变得悲观，家庭不愿或不敢花钱消费，企业不愿或不敢投资扩大生产，两种生产陷入负反馈不良循环，不仅严重影响了家庭人口再生产，也严重制约了企业系统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两大症结本质上是一个问题，即“人”的发展落后于“物”的发展，生活与生产的关系被颠倒了。这就是目前我国经济的病根所在。

2、我国经济扩大内需的六大举措

针对我国宏观经济的两大症结，须对症下药进行治理。
如果仍然秉持单向度片面思维，仅仅关注生产力、供给侧，那么，拿出的解决方案永远跳不出投资拉动的窠臼，“刺激”消费也仅仅是为了拉动生产，结果可能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为了避免这种恶性循环发生，需要从三种生产的全视角考察宏观经济总供求平衡，从以下六方面对症施药：
（1）跳出“重生产、轻生活”认识误区
在观念层面，我国社会长期遵循“重生产、轻生活”思维，颠倒了对人的生活与物质生产相互关系的认知。究其原因，与意识形态上坚持“物质生产方式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终极力量”旧唯物史观有关。
在“短缺经济”环境下，艰苦奋斗、节衣缩食有其道理；但在“过剩经济”环境下，“重生产、轻生活”就显露出忽视人、忽视人的生命力的错误思维本质，不仅遏制消费，也因消费不足导致需求不足又反过来制约生产。
旧唯物史观过分强调物质生产力的重要性，缺失了对三种生产辩证运动的考察。显然，旧唯物史观需要更新了。决定社会发展的内在力量，不是单一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而是“三种生产+时间”的矛盾统一运动，外部则受自然环境制约。从这个判断出发，可以发展出新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
（2）体制改革：优化家庭权利、企业权利、政府权力配置结构
改革大方向，是在现有制度基本框架稳定前提下，优化家庭权利、企业权利、政府权力的配置结构，提高家庭权利和企业权利权重，激发家庭和企业的更大活力和创造力。
这个论题，笔者在拙文《“合三为一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做了深入讨论。
（3）分配改革：兼顾增量财富分配与存量财富再分配
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是家庭工资收入和福利增长，长期落后于企业利润和资本积累扩张。从这一判断出发，就可以找到分配制度改革的理由和方向了。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提高劳动者集体议价能力，力求劳资双方力量平衡，使两种生产形成相互依存相互激励的正向循环。
国民收入二次分配，加杠杆增发国债，大幅增加对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的投入，旨在促进已经滞后的生命力发展，在人口数量达到峰值的历史性转折后，重点是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
住房分配改革。鉴于房地产泡沫已经形成且短期内无法恢复平衡，加速建设公租房是有效对策之一，但更公平且有效的举措，是给刚需购房者减免房贷或直接发放购房补贴，快速增加家庭存量财富、藏富于民。与此同时，开征房地产税、重塑税源税基结构。这样做有充分理由，当年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福利分房成为家庭的主要资产，极大提振了居民幸福感和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对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分配分为增量财富分配、存量财富再分配两个方面。前者是在做大蛋糕基础上的分配；后者是对现有蛋糕的再分配。
存量财富再分配改革，是极为重要且极为敏感的重大改革，不仅涉及现有利益调整，更涉及重塑国家税源税基结构。福利分房和购房补贴，本质上都是存量财富从国家控制到藏富于民的变革，一方面帮助家庭去杠杆减债务，另一方面通过开征房地产税，使地方政府摆脱土地财政无以为继但又缺失新税源的困境。
存量财富再分配，绝非打土豪分田地、劫富济贫，而是盘活国家控制但缺乏流动性的存量财富。从宏观视角看，是国家社会在“蛋糕”大小不变的前提下优化结构和分布、开拓新税源、增加政府收入、促进社会公平的过程；但从微观层面看，商品住宅是今日中国家庭最重要的存量财富，再分配必然引起人们实际利益和心理欲求的强烈波动。为避免利益冲突引发社会不稳，需要依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设计积极稳妥的改革方案，核心内容是“变国家控制为藏富于民、重塑税源税基结构”，找到既利国又利民的改革路径。

（4）产权制度改革：资本社会化与全民持股

分配改革的尽头是产权改革，理想目标是“资本社会化”和“全民持股”，让人民成为资本所有者，直接决定分配。
与三种生产相对应，产权包括家庭劳动力人力资本产权、企业要素资本产权、国有资本产权。产权制度改革，涉及三种产权及其各项权能的法律地位确认，以及它们的交易方式和结合方式，旨在形成三种产权相互约束相互激励机制，在产权保护的基础上不断激发产权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
我国的产权改革已取得长足进展，但还存在许多问题，其中关键之一，是推进家庭劳动力人力资本与企业要素资本的优化组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内容，是资本社会化，即把企业资本分割成等额股份向社会发行，使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资本所有者。上市公司特别是公众公司的产权结构，早已超越“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陈旧思维。通过资本社会化，逐步实现全民持股，让家庭同步分享企业生产力发展的红利，从而把企业生产力发展与家庭生命力发展直接联系起来。
我国现存大量国有企业，就其产权属性来看，本质上就是国家代表全民持股，是全民持股所采取的一种形式，但存在缺陷。这里要解决的问题，是多层级委托代理关系和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股东缺位、内部人控制”等公司治理难题，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5)重塑消费理念，培育“新质消费力”使之与新质生产力协调发展
一方面，我国还有大量低收入人群，在中低端消费方面还有巨大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高端消费同样有广阔空间，需要培育消费的梯次增长趋势，这对于两种生产螺旋式上升发展更具意义。
许多人曾经把游戏、动漫这类东西，与玩物丧志的颓废思想相联系。然而，AI的迅猛发展，恰恰在某种程度上与游戏产业、动漫产业的发展有关。
这就启发人们，必须更新传统的消费观念，促进消费升级。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旨在提高消费品级：一是从中低端的温饱型生存消费，向中高端的享受型和服务型消费升级；二是从相对有限的物质生活消费，向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消费升级，例如情绪价值消费、心理健康消费、知识消费，等等。
培育“新质消费力”，使之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匹配，需要破除陈旧消费观念，拥抱新型消费观念，发现新的消费品类、鼓励新的消费增长点，这方面的发展空间十分广阔。“谷子经济”的兴起，或许就是一个趋势性现象。
（6）重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机制
上述（3）（4）（5）项改革，需要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相互匹配，才能有效推进。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本质上是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在货币运动上的反映，展现了信贷货币与国债货币的分野与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
信贷货币的发行基于商业信用，遵循市场规律，资金流动以利息为导向，追逐机构或个人私利，哪里赚钱往哪里跑。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中，逐利的商业银行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不可避免会在信贷繁荣与信贷紧缩、降息与升息之间做长时段钟摆运动，与经济周期形成互为表里的共生关系。
国债货币的发行基于国家信用，由政府控制，追求社会公共利益，目标是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稳定。经济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而社会稳定与权力巩固息息相关，这正是政府最关心的问题。
信贷货币与国债货币的区别，还在于锚定物的不同因而发行规模不同。信贷货币发行规模受储蓄+货币乘数的硬约束，发行空间相对有限，过多会引起通胀，不足会引起通缩；国债货币的锚定物包括“机会工资”、不可精确计量的公共产品、人口红利、技术进步和待开发土地的潜在价值，等等，发行空间和弹性比信贷货币大得多，其规模以不引起恶性通胀、实现充分就业为标准。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信贷货币与国债货币，都要进入金融市场融合在一起，可以无差别通过加息或减息加以调节，而利率管理是央行的职能。此外，股票、证券及其它金融衍生产品，也受利率变动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央行与财政部门就有个分工合作问题。财政部门的职能，在于寻找国债的锚定物并进行估值，在此基础上确定发债和赤字规模，并以征税方式回收货币、干预货币发行量；央行购买国债使之转化成商业银行信贷货币投放市场，旨在增加国债货币流动性并通过利率管理来调控所有货币的流动性。
货币流动性与货币发行量是两个不同范畴。央行的职能在于通过利率变动调控流动性，但不能决定国债发行规模的货币供应量。
利率变动影响货币流动性。M0、M1、M2是流动性不同的货币，利率变动可以调节流动性不同的货币的占比结构。加息是为了减缓货币流动，使部分货币回流到商业银行，防止经济过热；减息是为了加速货币流动，释放流动性，防止经济衰退。
在当前流动性危机环境下，央行应通过减息增加流动性，改善人们对未来的心理预期，但更重要的是财政政策发力，关键在于国债货币的发行规模和用途。
国债发行规模，取决于财政部门对一定时空范围内“隐形锚定物”的确认及估值；国债创造的货币流向和用途，在“生产力超前、生命力滞后”经济环境下，应更多投向人口人力资源再生产所需的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社会保障领域，使相对滞后的人口再生产赶上生产力水平。这将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重拾对未来发展的信心，促使家庭乐于消费、企业敢于投资，推动生产力与生命力走向正反馈良性循环
从更长远的战略来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必须综合考虑家庭人口、企业产品、政府公共产品三种生产在数量、质量、结构、分布各方面的均衡发展，旨在全面实现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长治久安。

（五）AI时代的宏观经济管理猜想

AI革命将给人类带来巨大好处，同时也带来极大风险，它会不会使“生产力超前、生命力滞后”更趋恶化，颠覆企业与家庭两种生产的辩证运动并摆脱政府监管？一个恐怖的声音说：大自然既然可以创造人类，为什么不可以假人类之手创造更高级的生命和文明？
悲观者认为，AI革命超越工业革命，将取代人类大部分工作。多数人不工作就可以丰衣足食，给吃给喝就行了。如果人类进入一个没有充分就业的“充分福利”社会，生活还有什么意义？这个社会还能持续吗？
乐观者认为，AI只是人类创造发明的又一个工具。历史上早就有过“机器排斥工人”危机，但每次技术进步在淘汰旧工作岗位的同时又创造了大量新的工作岗位。人性决定了人类必然会发展出相应的制度、法治和道德规范来管控AI，确保AI始终由人所控制，为人类所服务。
在AI革命引领下，生产力高度发达，人类或将进入一个物质极大丰富时代，不仅基本的衣食住行用游娱可以得到满足，而且具备了全面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养老的条件，社会可能演化成一个“充分福利”的“懒人社会”了。
在物质财富极大充裕条件下，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生产力发展不再是问题，分配才是问题。但在分配问题上，人类仍将面临无解的两大难题：
一是人的物质需求有限但精神需求无限。人类需求从低层次物质需求逐级向高层次精神需求转变，或许有一天可以在物理空间向火星移民，但人的精神想象早已超越火星走向无垠宇宙。人类社会内部，攀比性、竞争性的心理需求尤其是对权力和影响力的追求，基于人性而永无尽头，导致彼此争斗甚至冲突和战争。AI能不能制止战争？抑或火上浇油？
二是公平与效率的悖论。效率产生于竞争，没有市场竞争就没有效率，但市场竞争一定带来分化和不平等。其原因，不是因为基于人为法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而是基于自然法的人力资本天然私有制。
生产资料私有制可以通过“资本社会化”来解决，例如全民持股；人力资本存在于人的个体生命之中，是大自然赋予个人的私有权利，除非消灭人的肉体，否则永远不可改变。每个人的先天禀赋和后天能力不同，只要有竞争，即使机会绝对平等，结果也绝对不平等。犹如百米赛跑，同一起跑线出发，到达终点总是有先有后。如果强制一起撞线，谁还奋力争先？
AI时代的财富分配，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大数据、算力、算法的认知和控制能力。这种能力是否会被极少数科技狂人或大公司垄断？财富分配只能寄希望于他们的道德认知或“涓滴效应”？
不平等带来社会分化和动荡，需要分配公平来维护社会正义。人们曾提出一个美好想象：按需分配，然而这只是乌托邦。如果“需”是个人无节制的欲望，而欲望在相互攀比中是永不满足的。所以，“需”是有边界的。
相对公平的分配，仍有赖于两个制度机制：一是市场经济的供求平衡机制；二是政府基于市场底层逻辑需要的公共产品供求机制；还要在社会文化和心理上找到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平衡。
基于此，可以想象：AI时代，货币仍是有效购买力和分配工具，尽管其形态可能发生变化；宏观经济均衡仍有必要，三种生产仍有一个协调发展问题；还要与自然环境友好相处。
处理AI时代的社会难题，需要更深刻的哲学思维和价值观，选项之一是和合主义。和合主义或能为解决AI时代的新问题开拓一条创新路径，相关思考，后文再做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