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昆《经济学原理》的三大缺陷（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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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分册，在讨论家庭与企业的关系时，仍然延续微观经济学分册的观点，错误地认为“家庭是生产要素所有者” ，家庭向企业出售生产要素因而获得工资、利润、利息、租金等全部货币收入，等于GDP。企业向家庭购买生产要素、支付与工资、利润、利息、租金等价的成本，组织生产，然后把产品和服务卖给家庭，所得货币总量仍然等于GDP。
所以，“GDP是在某一既定时期内一个国家生产内生产的所有最终物品 与服务的市场价值。”（宏观经济学分册，P8）
曼昆断言，总收入一定等于总支出，“一个经济的收入和其支出相同的原因就是每一次交易都有两方：买者和卖者。”
“GDP衡量货币的流量。我们可以用以下两种方法中的一种来计算这个经济的GDP：加总家庭的总支出或加总企业支付的总收入（工资、租金和利润）。由于经济中所有的支出最终要成为某人的收入，所以无论我们如何计算，GDP都是相同的。”（宏观经济学分册P4）
然而，曼昆的这个论断是错误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产能过剩，卖不出去的过剩产品，怎么计入GDP？显然，循环流量图所示的总收入一定等于总支出，是个错误命题，它不能解释为什么会发生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经济危机或经济波动、经济衰退的商业周期？
曼昆在宏观分册第12篇，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引起了经济活动的短期波动呢？”然而他只阐述了政府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总供给曲线、总需求曲线变动的影响，并没有给出导致总供求失衡的原因（宏观经济学分册P237）。
其实，认为总支出与总收入一定相等，仍然是古典经济学思维——相信市场可以自动实现供求平衡。曼昆自己也对古典经济学有所质疑，他说：“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古典理论描述了长期中的世界，但并没有描述短期中的世界。”（宏观经济学分册，P241）。
曼昆还引述了凯恩斯的观点：“凯恩斯长期以来一直是古典经济理论——我们在本书前面所考察的理论——的一个批评者，因为古典经济理论只能解释政策的长期效应。” “长期是对当前事情的一个误导。在长期中，我们都死了。如果在暴风雨季节，经济学家只能告诉我们，暴风雨在长期中会过去，海洋必将平静，那么他们给自己的任务就太容易且无用了”。（宏观经济学分册，P266）
要害在于，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经济波动？囿于古典经济学思维，曼昆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但他继续引用了凯恩斯的一句话，把问题说清楚了：“凯恩斯的主要观点是，衰退和萧条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对物品与服务的总需求不足。”（宏观经济学分册，P266）。
导致经济衰退、萧条的原因，“是因为对物品与服务的总需求不足”，凯恩斯这个论断是正确的，但还可以进一步追问：引起“总需求不足”的原因又是什么？
笔者认为，“需求不足”与“生产过剩”，是同一问题的两面：从家庭视角看，是需求不足；从企业视角看，是生产过剩。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市场机制自发作用引起家庭与企业两种生产失衡，导致了“生产力超前、生命力滞后”危机。这一点，我们已经在第一部分做了阐述，不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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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ZF行为与公共产品供求的“非市场交易”

本文第一部分，分析了两种生产的辨证运动，得出三个重要结论：
第一，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基于五个原因，必然导致“生产力超前、生命力滞后”危机；
第二，企业技术进步引起就业市场供求变化，引起微观层面的家庭养育孩子模式变化，进而引起宏观层面总人口增长模式转型；
第三，家庭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消费不足、两种生产失衡，是市场经济的常态。
针对市场失灵，有两种解决问题的方案：一是“市场机制+经济危机”；一是“市场机制+政府干预”。
“市场机制+经济危机”，必然造成经济社会的巨大破坏和人口损失，不可取；“市场机制+政府干预”，才是值得探索的宏观经济发展模式。
下面，我们就进一步来讨论“市场机制+政府干预”的宏观经济发展模式。

1、ZF理性行为：QL最大化
本文所说的政府，是指广义政府。曼昆的《经济学原理》，没有专门讨论政府行为的篇章，把这项任务留给了政治学。但研究宏观经济学，不能不考察政府的组织属性、职能、目标、行为，因为政府行为是影响宏观经济的主要变量。
我们假设，ZF目标和理性行为，是追求QL最大化。
获得QL并组建政府，有多种方式和路径；但QL的巩固和长治久安的传承，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径，那就是基于税收和财政预算提供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满足社会需求。正因如此，ZF公信力与合法性，不仅取决于QL来源的正当性，更取决于生产和供给正效应公共产品的意志和能力。
ZF并非没有自己的利益。ZF首脑、各级官员及公务员个人利益加总，就是ZF利益；而QL最大化追求，符合ZF的最大利益。需要强调的是，权、责、利对称，ZF利益与其职责紧密联系。政府的基本职能是：有效生产和供给可以惠及全社会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也就是“为人民服务”。
ZF为人民服务，主要不是出于高尚道德的驱动，而是因为这关乎ZF能否实现权力最大化目标。无论以何种方式产生何种组织形态的ZF，也无论是“大政府”还是“小政府”，如果无法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也就丧失了合法性与公信力基础，迟早要受到各种政治力量和平或暴力的挑战，直至产生有权威的新政府，有意愿、有能力、可持续产出惠及全社会的公共产品，获得合法性和公信力。
所以，能否有效生产和供给正效应公共产品，是ZF追求权力最大化理性行为的必要前提与核心关键。
政府生产和供给公共产品，仰赖植根于家庭和企业的税源、税基，由此构建起了家庭人口生产、企业产品生产、政府公共产品生产“三种生产”的互动关系。
家庭追求基于工资收入的幸福最大化，企业追求基于资本投入的利润最大化，ZF追求基于税收的QL最大化；工资、利润、税收彼此消长，显然，三个最大化行为，相互矛盾、互为最大化边界。
与此同时，三者又相互依存、相辅相成。正如亚当·斯密所言：“每一个人......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能使他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形下更有效的促进社会的利益”。（微观经济学分册，P11）
亚当·斯密的名言，同样也适用于家庭、企业、ZF三者的博弈互动关系：三个行为主体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行为，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相互约束又相互激励，这种交互作用推动了经济发展，有效促进了社会整体利益。

Good very good

2、公共产品的产权问题：市场失灵与政府职能

曼昆在《经济学原理》第4篇“公共部门经济学”，用3章篇幅讨论了外部性、公共物品和公共资源、税制的设计。这个讨论是基于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一：“政府行为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微观经济学分册，P203）文中的措辞和表述，给人的感觉，政府只是市场机制的补充。
然而，政府职能及其主导的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远大于曼昆的想象。这里，曼昆遗漏了一个最基础也最重要的论题：公共产品的产权。
曼昆并非不关注产权，反而强调了产权的重要性。他说：“市场没能有效配置资源，是因为没有很好地确立产权”（微观经济学分册，P236）。他引证了科斯的产权理论：“根据科斯定理，如果私人各方可以无成本地就资源配置进行协商，那么私人市场就总能解决外部性问题，并有效地配置资源。”（微观经济学分册，P215）
显然，这里讲的产权是指私人产权。科斯定理未经说明的前提，是默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所谓产权明晰，就是产权明确归属于某个私人。只要产权明晰，那么，私人竞争市场就可以解决空气污染这一类负外部性问题，困难只在于私人是否愿意、能否承担得起交易费用。
实践表明，大多数情况下，私人既不愿意、也缺乏能力承担公共领域的交易费用。解决问题，要靠政府生产和供给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什么是公共产品？
根据曼昆给出的定义，所有物品分为三大类：一是私人物品，二是公共物品，三是公共资源。
“私人物品：既有排他性又有消费竞争性的物品。”
“公共物品：既无排他性又无消费竞争性的物品。”
“公共资源：有消费竞争性但无排他性的物品。”（微观经济学分册，P224）
从曼昆的论述可以看出：私人物品与公共物品、公共资源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由市场配置资源、确定价格、形成供求。
私人物品如苹果或私家车，由私人组建的企业来生产，在市场供求机制作用下形成价格、配置资源，这是有效率的。但公共产品如国防、安全、秩序，公共资源如阳光、空气，没有价格，由市场配置是无效率的。市场无法对公共产品进行定价，因而也就无法由价格来调节供求。
市场经济的产权基础，是基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产权明晰制度。再强调一遍，产权明晰，在科斯和曼昆的定义中，是指产权明确归属于某个私人所有，并受法律保护。
然而，如果用私有产权的定义来衡量，阳光、空气的所有权是不清晰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企业在生产中污染了清洁的空气，就没有私人去与企业交涉，因为负担不起交易费用；即使进行交涉，受益的是大家，付费的是私人。于是，就没有私人愿意做这件事，市场失灵了。
空气不属于私人所有，没有私人可以对呼吸空气的人收费。空气没有价格，因而所有人都可以免费、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但如果新鲜空气被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污染了，损害了公众利益，还能靠私人竞争的市场解决吗？
私人及由私人组建的家庭和企业，理性行为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缺少动力和能力去管制造成污染的企业，例如强制排污企业购买“排污权”。恰恰相反，所有由私人构建的家庭和企业，想要的只是免费搭便车、免费消费公共品，免费享受自然赋予的阳光、空气，因为这符合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
怎么办？曼昆说：“当产权缺失引起市场失灵时，政府可以潜在地解决这个问题。”（微观经济学分册，P237）
这就是说，市场失灵了，需要靠政府以“非市场交易”的方式解决。政府治理污染需要付出成本，于是就形成了政府通过征税筹集费用，来治理环境污染的模式。
但是问题来了：政府为什么会有动力去防治环境污染？答案是，政府控制着公共产权，并且具有追求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动机。
科斯并没有提出“公共产权”这个概念，曼昆也没有提出类似概念。然而这里确实存在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空气的所有权属于谁？维护公共利益、保护公共资源的控制权在谁的手里？
与私人、家庭、企业不同，政府是唯一有意愿、有能力、可以依托国家机器强制征税，去解决因私有产权不明晰导致环境污染问题的组织。这是为什么？
ZF的主观目标是追求QL最大化，但权力稳固的基础是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为此，政府必须提供惠及全社会的公共产品，如国防、法治、安全、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良好的营商环境，以便让人民安居乐业，家庭有活力、企业有创新力，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只有社会长治久安，ZF才能稳固，QL才能实现最大化。因此，有效生产和供给公共产品，是政府职责所在，也是政府之所以愿意为人民服务的内在逻辑。
一言以蔽之，政府之所以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是因为ZF的QL最大化目标，绑定在公共利益最大化标的之上。
对于家庭和企业来说，保护公共利益，是“成本内化而效益外化”的事情，不划算；但对于政府来说，保护公共利益，是成本与收益、投入与产出对等的事情，值得去做，也必须去做，否则就会失去权力。

3、公共产品的产权问题：“公有制”的新内涵与外延
在讨论了私人物品与公共物品的区别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来明确公共产品、公共产权、公有制这三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用“公共产品”取代“公共物品”的称谓，意在强调它主要是由政府基于税收生产或保护的公共产品和公共资源。
公共产品的内涵，是指政府基于税收而生产或保护的公共物品和公共资源，用来为民众、纳税人、家庭和企业服务，包括有形的物质“硬公共产品”，如道路、城市基础设施；无形的非物质“软公共产品”，如制度、法律、政策、文化；货币化的社会福利、非货币的义务教育；组织化的政府机构和国家机器，军队、警察、监狱、法庭，非组织的历史文化传统，等等。
界定公共产品的外延，是很困难的，因为任何公共品都有一个适用边界问题，而这个边界是动态的。比如一个城市的市政基础设施、营商环境，只供这个城市的居民消费；除了“纯公共产品”如国防、法治外，还有大量“准公共产品”，如教育、医疗。在我国，国企和国有经济，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公共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非排他性和消费共享性。
此外，许多物品处于“纯”私人物品与“纯”公共物品的过渡地带，姓公还是姓私？会因时空变化而变化。例如私人创造的科技成果、精神文化产品，过了专利保护期后，就成为了可供所有人免费使用的公共物品。
站在消费者立场，倾向于尽可能扩展免费公共品的适用空间和时间，就像享用自然公共品阳光空气一样。但从生产者供给侧看，受制于生产投入资源的稀缺性，必须考虑成本-收益比，否则再生产将无以为继。这就要求建立公、私产权明晰的产权制度，把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区分开来，旨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基于对公共产品内涵与外延的考察，可以给出公共产权和公有制的定义。
笔者这里提出一个“公共产品公有制”概念，与以往公有制概念有所不同。
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公有制，是指生产资料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形态。
“公共产品公有制”是指现代产权制度 下，以法治方式明确界定公共产品的所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的归属和权益边界。
公共产品所有权，权利的源头是纳税人，因而所有权和收益权，归属于纳税人，即归属于家庭、企业、民众。自然公共品如阳光、空气、自然环境、矿产资源，基于自然法，属于生活在其中的人民。如果因争夺资源引起冲突，历史上大多是通过战争暴力来解决，现代社会主要靠人为制定的法律来界定。
政府作为征税者，拥有对税收的使用权和以财政支出方式对公共产品的支配权。政府并非公共产品和公共资源的产权所有者，但控制着使用权和支配权，负有对公共产品和公共资源进行产权界定、法律保护、调整结构、优化配置的责任和义务。
所以，现代产权制度下的公有制，就是国家为保护和利用公共产品、公有资源、公共产权的一整套规则、法律、政策、制度。政府存在的唯一理由，就在于可以依托国家机器、以强制征税的方式生产、保护、供给惠及全社会的公共产品。
结论：政府征税的法理依据，就在于公共产品公有制。

4、负公共产品：ZF失灵与Q力的边界
公共产品有好也有坏。好的公共产品惠及全社会，坏的公共产品祸及全社会。人的理性有限，即使有良好愿望，有时也难免犯错。政府也是如此。
所谓负公共产品，是指具有负外部性、可能损害公共利益的物品。分为两类：一类是私人物品的负外部性，如环境污染、各种犯罪活动；一类是政府产生的负外部性，如错误政策、过度监管，伤及了家庭和企业的活力、创造力。
私人物品造成的负外部性，可以通过政府监管来解决。政府自身制造的负外部性，则需要建立纠错制度和纠错机制，约束权力过度膨胀。
人类历史上，建立了各种政治制度和机制，探索防止权力膨胀的方式。本文关注的重点，是家庭权利、企业权利、政府权力的合理配置，构建一个超越立法、行政、司法“小 三 权”分立与制衡的“大 三 权”分立与制衡，界定三方权利与权力边界、形成三方相互约束、相互激励、合作博弈的制度机制。
家庭、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存在于公共产品供求关系之中。
家庭和企业，是税源、税基；政府向家庭企业征税并提供公共产品。政府的权力边界，是在与家庭、企业的三方博弈中形成的。合理的权利与权力配置结构，旨在使三方履行各自职责，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家庭权利、企业权利、ZF权L构建的“大 三 权”分立与制衡制度机制，超越立法行政司法“小 三 权”分立与制衡制度机制，是一个宏大论题，笔者在拙文《“合三为一政治经济学”原理》中进行了讨论，感兴趣的朋友可在网上搜索阅读。

5、公共产品的“非商品交易”与“非市场均衡”

公共产品的供给与需求，是政府与家庭和企业之间的“非商品交易”。
政府作为生产者，居于供给侧，向家庭和企业征税，用以生产和供给公共产品；家庭和企业，居于需求侧，作为公共产品消费者，履行纳税人义务。政府与家庭企业，是非商品交易关系，交易标的物是公共产品，交易结果是“非市场供求均衡”。
公共产品供给，不是靠市场配置资源，而是由政府主导，或者由政府以招投标方式外包业务、向私人承包商购买。这取决于政府意志、治理能力和国家治理的需要，由政治规律和政治机制配置资源。
需求侧的家庭和企业，是被动接受者，即使不欢迎某些公共产品，短期内也难以拒绝，但总会以某种方式反馈，只是这种反馈链条长、速度慢，导致矛盾慢慢累积。一旦矛盾激化，就会给经济社会造成重大损失。这是政府失灵。
作为非商品交易，公共产品不是由市场定价。如果把税收看作是公共产品价格，那么，可以用货币来计量，计入GDP。
然而，税收并不能涵盖公共产品的外部性，即不能涵盖公共产品社会效应的价值。事实上，许多公共产品是无价的。例如，计划生育作为一项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政策和公共产品，其效果需要几代人才能显现出来，如何计算其价值？有没有价格？营商环境，包括硬件的基础设施和软件的法治、秩序、文化，是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典型公共产品，但怎样对营商环境进行估值、定价、计入GDP？
显然，许多公共产品的价值不可计量，无法计入GDP。
公共产品的供给与需求，虽然是非商品交易、虽然难以计入GDP，但仍然存在一个数量、质量、结构、时空分布的平衡问题。那么，在公共产品无价前提下，怎样才能判断并实现其供求平衡呢？
下面我们就来讨论这个问题。

（三）“三种生产”的宏观经济总量分析

曼昆对宏观经济学的定义是：“宏观经济学研究整个经济。宏观经济学的目标是解释同时影响许多家庭、企业和市场的经济变化。”（宏观经济学分册，P3）
笔者认为，宏观经济学研究整个经济，目的是解释家庭、企业、政府行为及“三种生产”交互作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机制。这里的关键，是把政府主导的公共产品生产作为影响宏观经济的主要变量，与市场机制下家庭与企业两种生产的辩证运动结合起来，探讨宏观经济怎样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

1、“三种生产”的宏观经济模型
本文第一部分讨论了市场经济下的两种生产辨证运动，现在我们把政府主导的公共产品生产加入进来，构建起了三种生产的宏观经济，这就是经济总量分析的对象和内容。
为了从总体上把握，笔者提出一个“三种生产与货币流通的宏观经济模型”：


图2-1  “三种生产”与货币流通的宏观经济模型

这个模型是在两种生产辩证循环经济模型基础上，又加入了第三种生产即公共产品生产，构建起包括家庭人口生产、企业产品生产、政府公共产品生产的三种生产交互运动的经济大模型。
三种生产经济模型与两种生产经济模型的区别，主要有三点：
一是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握在了一起。在家庭与企业基于市场交易的供求关系中，加入了公共产品的非市场交易。这样，市场机制与政治机制就交织在了一起，从而改变了宏观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机制的内在结构。
二是在两种生产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多了一个中间支点，就像天平的支点或钟摆的中轴，政府就是这个中间支点。于是，在家庭与企业的两种生产辩证运动中，就有了一个平衡供求关系的中位值抓手，这个抓手由政府来控制。
三是政府控制供求平衡的中位值抓手，包括两个政策工具：一是货币政策，一是财政政策。由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介入，货币发行量、货币流通量、货币流通速度，就不仅取决于市场商品流通的需要，还要受政府调控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特别是作为国债的“隐形之锚”——公共产品供求关系的影响。
于是，在家庭、企业、政府相互之间，就形成了以货币流通为介质的三种生产互动机制，营造了三维立体的生态空间和社会环境，使宏观经济得以在其中运行。

2、从“三种生产”看宏观实体经济与货币流通结构
宏观经济是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的统一。
用三种生产的观点看，宏观经济健康运行，要求货币供应量及流通速度与实体经济相互匹配，其内在结构，可分解为七大市场的供给与需求：
（1）生活要素市场，消费品的供求及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形成，关联家庭生活消费、家庭储蓄、人口繁衍、人口劳动力再生产的数量、素质、结构、分布。
（2）生产要素市场，资本品的供求及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形成，关联企业利润、企业储蓄、投资、扩大再生产和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
（3）就业市场，作为商品的劳动力人力资本的供求，关联就业、失业、工资，与企业利润分割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
（4）公共产品供求，不同于市场等价交换，这里是政府主导的“非市场供求、非商品交换”，对应税收财政和国民收入二次分配、转移支付，主要受政府行为控制，而不是市场机制调节。
（5）金融市场1：基于商业信用的银行信贷货币发行与流通，对应商品流通、物价和利率变动、流动性、通胀、通缩，依赖于市场机制和央行的货币流通管理。
（6）金融市场2：基于国家信用的国债货币发行，对应财政预算、税收、利率、物价变动、通胀、通缩，依赖于政府的财政政策及中长期货币流通预期管理。
（7）国际贸易进出口市场，对应外汇供给与需求、汇率变动。
以上七组供求关系，前4组反映实体经济运动，构成宏观实体经济的商品和劳动力总供求；第5、6组是以实体经济为锚的货币流通，构成宏观经济的货币总供求；第7组涉及跨国实体经济与外汇流通。
宏观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是七组供求关系的总和，每一对供求关系都因货币流通的联结而成为牵一发动全身的变量。因此，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政府管理宏观经济的有效抓手，但不能把货币经济与实体经济割裂开来。
不能过度关注货币经济而忽视实体经济；也不能孤立、片面地强调某个供给侧或需求侧，必须把它们作为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整体，既要进行解构分析，更要做好总体把握。
需要强调的是，公共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不能脱离市场而单独运行。恰恰相反，它是与市场上的商品供求、货币流通交织在一起的，这就形成了“商品+公共产品”的宏观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关系。
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宏观分册，重点关注货币运动相关变量对经济总供求的影响，但对实体经济相关变量、特别是对“商品+公共产品”的影响关注不足，这也是其缺陷之一。